我真正开始写小说是在1986年，之前几年我一直在写日记，写了几大本，论字数应该在几十万。总的说，我是个耽于内心的人，不爱热闹，不善言辞，写日记是我放松的一种方式，也是习惯。
　　我喜欢把自己交给自己，交给日记本。
　　在我对门的宿舍里，有一个福建人，姓杨，他也每天要在日记本上涂鸦一阵子。我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有一天他告诉我一个秘密，说他日记本里记的不是日记，而是小说。
　　他在写小说！这确实是个天大的秘密。
　　虽然校方没有明文规定，学员不能写小说，但我们还是不敢肯定，这会不会“惹是生非”。
　　作为军校学员，我们的举动似乎都是被明文规定了的，没有明文规定的事，我们吃不准对错，一般都以小心为妙，不做为好。
　　所以，小说最好是写在日记本上，暗度陈仓，以免犯了哪位教员内心私设的规矩。
　　他还告诉我，小说和日记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日记记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据可查，小说写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教专业课的黄老师写成一对秘密的恋人，这可能就是小说。
　　我的小说之门似乎就是这样洞开了。这一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当然是写在日记本上的。我写的是一位高度近视的老人走错厕所的故事，杨朋友看了，认为不错，建议我改一改投给南京的《青春》杂志。
　　我改了，投了，像投进了苍茫大海里，杳无回音。尽管如此，却并不气馁，依然“潜心创作”，大有点痴心不改、乐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学业。到了毕业前，我的专业课成绩在班上几乎落到了最后几名，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会写小说”。那段时间，写小说成了自我欣赏甚至鄙视专业的一面镜子，极大地满足了我青春的虚荣心、反叛心。
　　但其实那时写的所谓小说，都是一堆狗屁不通的垃圾。真正有点感觉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地写小说。
　　绕了一大圈，原来小说可以像日记一样地写！这个发现给了我热情和力量。
　　于是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一个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就这样折腾出了一个近两万字的东西，我给它命名为《私人笔记本》。先投给《福建文学》，退了，但编辑觉得是个好东西，退稿时专门附了信，鼓励了我，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家玩。
　　我也去了，还带去了又一篇小说，但编辑看了觉得还不如《私人笔记本》。
　　就在这时，军区文化部在上海办了个文学创作班，给我们单位一个名额，由宣传科来落实人头，前提是去的人必须要带一篇小说。当时我跟宣传科一名干事有些接触，他知道我在写小说，就安排我去了。
　　我带去的就是《私人笔记本》，当时负责办班的几位作家，像江奇涛、何晓鲁，看了非常振奋，把我隆重地推荐给了当时很走红的作家，也是《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海波看了，也觉得不错。小说最后更名为《变调》发在《昆仑》1988年第1期——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后来我的一个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发在《昆仑》上的，1988年第5期，还得了《昆仑》杂志当年的优秀作品奖。
　　就是凭着这个奖，第二年我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军艺当时很火，走出了莫言這样的大作家，以至于当时有人在会上戏言道：军艺是作家茁壮成长的沃土，到了这里，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会长成一棵竹子。激动得我好像看见自己已经立竿见影、苍翠欲滴了。但是两年后，当我离开军艺时，我觉得我还是一支筷子。换句话说，我在军艺没有打开门，但也没有关上门。
　　我的小说之门自打开之后，似乎就关不上了。既然关不上，就死命地打开它吧，打不开也要打。
　　这是多年来我听到自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告诉了我小说的秘密。
　　（离萧天摘自微信公众号“麦家陪你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