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