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前居住的这个城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那些衣衫破旧，操着各地方言的外地人突然多了起来。他们像有着诗意名字的楼盘一样，从这座飞速扩大的城市里一大群一大群地冒出来，并不断向这个庞大的城市边缘地区扩张，感觉和谐无比。
　　对于他们，我知之甚少。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从一些报纸的社会新闻版或者电视里得到的：他们爬上他们亲手建造的高楼，作出欲跳状，以此讨要自己的工钱，显得多么悲壮。结果大都未遂，跳楼未遂，讨要工钱未遂。但他们还是要爬，每年都爬，多么固执。他们在这个城市的范围内到处活动，回收旧电器，疏通下水道，搬家，帮人开锁，搞卫生，收废品，做假证……很多人都兼职做着很多工种，且不断变更，那些稀奇古怪的工作简直怎么干都干不完。
　　去年秋天，当楼下那个以收废纸为主业的老头大老徐郑重邀请我去他的老家金寨去摘猕猴桃时，我才突然发现，我和他们是邻居。我相信，这个城市的所谓原住、半原住或自感原住的人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和这些无孔不入的外地人发生关联的。我原来租住的小区大门两侧，有两排为拆迁而搭建的简易平房，其中一间就住着那个收废纸老头，隔壁住的是位操淮北口音的中年夫妻，他们以收废纸或建筑垃圾为主，兼做其他事，另外的几间平房里住有几个比较年轻的外地人，他们经常一起凑份子买最便宜的卤菜和简装白酒，喝完酒他们自己做饭或是煮面条。我不知道他们都是哪里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样的活儿。
　　白天，他们出去干活，房门紧闭，那两排平房看上去就像是两片某某星级酒店随便丢弃的抹桌布，废墟般寂静。晚上昏黄的灯光从那些房子里弹出，里面传出一些突兀但很有趣的方言，以及一些工具碰撞的声响，烧饭，修补器具；或者抽烟，吸吐痰块的声音大得惊人。他们的小孩，一个个脏兮兮地聚集在门口的马路上，互相追跑，笑或者哭，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时空的精灵。我每次上下班都要经过这两排平房，每次路过，都感觉置身于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地带，黑白电影般，既古典又科幻。
　　三个月前的一个阴天，因为工作的缘故和交通因素，我必须搬到离报社更近的地方去住，便叫了金寨大老徐和他的一位室友。因为要搬的东西并不多，把搬家的费用给他们，也算是对我们曾经邻居过一场有个交代，他们又叫上了另外一个助力三轮车司机，那些简易的家具，没搬前看不出什么，可一搬到车上却庞大得出奇，我把一些可要可不要的物件全都送给大老徐了，包括两箱可要可不要的杂志和报纸。即使这样，装完后的体积似乎比整条马路还要宽。
　　我朋友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在后面押阵，每到一个十字路口或交通堵塞时，我们都要停下来等待。在等待的时间里，我才发现车上的东西大得太离谱了，大老徐他们坐在车上弯腰驼背的样子像是搬运着一大块青菜帮子的蚂蚁那样渺小。在阴天里，这样的场景显得很悲壮。
　　回来的路上，我逐一给他们工钱。其中的大老徐坚决不要，晚上我又付了一次，还是不收。他说的某句话我没听懂，但是手势很固执：你已经给我那么多的报纸和物件了，哪能再收你这个钱！那些固执的手势，挥得我无地自容。
　　“她自动从自己那个阶级下降再下降，下降到跟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干重体力的劳动。在经过劳动的艰辛之后，她感觉到自己就是受苦人之中的一个，并以全部的生命去探寻十字架上的真理。”这是余杰《闸门在你的肩上》里的一段话，“她”是法国宗教思想家、实践者西蒙娜·薇伊，一个平凡的女性。我今天把它摘抄到这里，作用只有一个：解构标题。这是件很无奈的事情。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