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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如同万花筒一般的世界。“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陆续展开。毛泽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对共产主义道路所进行的探索，穷思竭虑。毛泽东在此间的思想，既反映了要反帝、防修，同资产阶级做斗争，又要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独树一帜，引导这个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进入“理想王国”。
毛泽东对“理想王国”的不断探索
力推《张鲁传》的背后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让与会者认真学习。他还在1958年12月7日和10日写下长段文字，对区区几百字的《张鲁传》进行了两次倾情的批注。
第一个批语铅印件，毛泽东用笔画去没有用。深思后，他另写了一个，连同会议文件一同印发给与会人员。从中共历史看，在高规格的中央全会上把古代的个人传记作为会议材料下发的，唯有《张鲁传》。
从1955年下半年起至1956年，全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又经过“百家争鸣”的运动，在反右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两个月，也就是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出“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并在1958年发起了“大跃进”运动。
1958年是毛泽东最为忙碌的一年，他不是在列车上度过不眠之夜，就是在会场上吹响“跃进”的号角，或是深入田间地头视察人民公社生产情况，在北京停留也就是两个月左右。
当时，广大农民刚刚脱离封建桎梏和战乱之苦，政治上得翻身，生活上得安定。随着三年恢复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农民群众特别是原先比较穷困的大多数群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有着加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实现理想共产主义的强烈愿望。
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农民的关注，他要为农村选择一个途径，让农民由合作社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由此，他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寻找遗迹，证明中国农民历来就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梦想。
毛泽东发现，《三国志·张鲁传》恰好就有他所需要的记载。张鲁政权的道德治国、平均主义深深打动了他的心，这成了他推进人民公社的思想源泉和原始教材之一。
1958年7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应运而生。据当时的数据统计，全社9369户，合计43263人。大社建成后分八部、一办，即农业部、工业部、交通部、财经部、水利部、林业部、畜牧部、文教卫生部和联合办公室。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本身就有些“国中之国”的意味。
许多文章还记录着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赶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盒子（高音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
除了美好前景，還有运行方式。那即是听号上工、以队编组、劳动计分，吃饭食堂、福利共享、教育免费，收成归公、集体所有、年底分红。优越性在于“一大二公”。
河南省一个嵖岈山还不够，很快便有了七里营人民公社。接着，山西、河北、安徽等乃至全中国，很快有了一大批人民公社。从巴黎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再到后来“文革”中的上海人民公社，人民群众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纠缠了相当一个时期。这不是中国人的想象贫乏，而是“好大”与“必公”，成为中国人共同接受的价值和梦幻般的畅想！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这样走进了领袖的视野。
毛泽东很尊重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他在中国农村的最基层寻找到了与《张鲁传》记载类似的现实答案，便对人民公社这种社会形式极为欣赏，因为这与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完全一致。
毛泽东立即修改批示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并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
1958年8月，毛泽东冒着酷暑视察河北、河南等地的人民公社。他要看看当时的人民公社与《张鲁传》中记载的吃肉不收钱、“民夷为乐”的情况有何共同点。
当毛泽东来到新乡县七里营看到农民干劲十足时，便兴奋地下车到庄稼地里察看，一不小心踩到大粪。工作人员要帮他擦拭时，他说：粪是好东西，不用擦……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当看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时，毛泽东说出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的最高评价。
与此同时，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把各地成立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大规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从8月到10月，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8年11月，毛澤东参加郑州会议时，直接表达了对张鲁政权的观点：“汉中有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30年，人们都很高兴那个制度，这有种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然而，就在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事了。一些地方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关心，农民在大食堂吃得不好也不饱，身体抵抗力下降，疾病蔓延很快，有些地方出现浮夸风、“共产风”和饿死人现象。
这时，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国际上也有议论。但毛泽东看到的主流还是人民公社的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全面表述了自己的思考：“人民公社的出现，中国出了这么一件事，3月成都会议没有料到，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其实，4月间这件事已在河南出现，我们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做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口头的说教显然平息不了一些人对人民公社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这时再把《张鲁传》作为武器拿将出来。这是他用借古论今的做法，说服党内同志认同这种模式，大刀阔斧地把公社化运动引向深入。
张鲁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不是他的功绩有多高，地位有多重，也不是他有什么雄才大略，更不是欣赏他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具体说来，毛泽东看重的是张鲁实行的道德治国、诚信守规、人人平等、平均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则，他要将这一点发扬光大，充分运用到正在推进的公社化运动中。
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认识张鲁和他所实行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深思熟虑，二易其稿，精心为《张鲁传》做了批注：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況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中下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太尉（原著作‘洪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往，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张鲁传》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无法考究，但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运用了一个措辞优美的开头：“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不仅是注意，而且是人民公社一经成立，就运行了20多年。这20多年实践与探索，在中国改革大潮前夕才尘埃落定。
不管后來怎么评说，至少这个“一大二公”的美好体制的弊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已被毛泽东认识。否则，就难于产生“五七指示”，也不可能另辟蹊径出现“五七道路”！
进而关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2015年5月，《百年潮》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原主任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的一篇文章，题为《汪东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前后》。文中透露一个重要细节，就是“根据毛泽东指示，结合江西的实际，决定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
江西共大与人民公社有异，也与“军队农副业生产”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只要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毛泽东为何对创办这样的特殊大学感兴趣，并又在林彪转呈的军队报告上重点落笔。
1958年初，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第九局（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按照毛泽东“下去多接触农业、做些调查研究”的要求，到江西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
汪东兴从1947年3月撤离延安的当天，从中央社会调查部二室主任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安排形影不离的汪东兴到江西任职，说法多种多样，但让其锻炼、调查研究和完成一些专项工作，这肯定是主要因素。
从后来的结果看，汪东兴此行与其说是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倒不如说是去实现毛泽东的一个夙愿。
什么夙愿？肯定不是人民公社。因为从汪东兴任职的时间看，他到江西是1958年初，当时还没有人民公社的苗头。那到底是什么夙愿呢？
汪东兴到任后第四年，也就是1961年7月，毛泽东高兴地说：“我30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江西实现了！”
毛泽东的这个夙愿，产生于“30年前”。如果从1960年左右向前推算，这个30年前应当在1930年以前。1930年，毛泽东在湘赣闽领兵打仗，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在那个战争年代，毛泽东有什么夙愿呢？
这里不妨把“30年前”投射到更远，也就是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世界的认识和追求说起。
众所周知，毛泽东受过许多思想的影响。在毛泽东接触共产主义之前，康有为和他的名著《大同书》对其影响最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告知他早年读过的两本书：“当时我正在读表兄给我的两本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维新运动……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康有为、梁启超有“小康”“大同”之说。
毛泽东则在1921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上指出，“合若干家庭，即可创造一个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起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场、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毛泽东还认为，“岳麓山一带，湘城附近最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传承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的同时，肯定还受到西方新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既有远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又同时糅合着康有为、梁启超和张鲁等人的思想。所以，先是探索了合作化的道路，后来认为人民公社是通往理想社会的最好途径，于是才有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起他30年前想办的事，应当是他在战争间隙开展调查研究的思考。
此事，如果慢慢剖析，还是要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江西苏区的问题说起。
有学者对当时苏区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江西苏区搞苏维埃化，模仿苏联正规化政府，生搬苏联经济体系等，大大增加当地农业区的困难和老百姓负担。到了反“围剿”后期，江西苏区和中央财政已严重困难。当时，贫困的苏区难以承受战争消耗，这是其一。其二是大量扩红，男女老少去当兵，全家闹革命，土地谁来种？
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在战争间隙也思考了这一问题。
1930年5月，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调查活动，即从城镇商业了解社会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即毛泽东“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的“兴国调查”；1930年11月简短的“木口村调查”；1931年再到兴国深入调研的“东塘等处调查”。除此之外，还有1926年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准备教材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及1933年毛泽东所做的“才溪乡调查”等。
毛泽东一生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曾有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1930年那些集中的调查研究中，毛泽东除了思考根据地的前途与政策，必然是在总结中国城乡特别是农村的情况，思考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王国”。后来到延安的情况充分说明这一点，那是在吸取苏区教训的情况下，开展的军民大生产，实现了丰衣足食。
毛泽东喜欢调查研究，让汪东兴也要加强调查研究。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指示，扎扎实实地踏遍了整个江西。
1958年，汪东兴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时，去看望毛泽东，汇报调研情况，并提出办农村技校的事。
毛泽东马上说：“这个办法好，许多农民不识字，要说的说不清楚，想写的写不出来，不学习文化，农业生产发展有困难。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不上学农民上学好不好呀？”
高成堂的文章没有具体展开毛泽东与汪东兴的谈话内容，但这一次谈话肯定与上次汪东兴任职的谈话不同，因为经过北戴河会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启动。汪东兴在这次谈话后，便建议省委把江西省劳动大学改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起来了！汪东兴没有去抓人民公社建社，也没有再办劳动大学，而是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从汪东兴与毛泽东关系和后来的结果，不难看出毛泽东似乎对人民公社并没有十分把握，他要汪东兴再探索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形同“新村”的模式。
1960年，汪东兴春节调离江西回北京任中办主任，但仍与江西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关注着江西共大的建设。
1961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汪东兴又向毛泽东提起了江西共大的情况。
这次，汪东兴主要汇报了江西共大的管理，学生培养目标和方向，特别是介绍了学生既学文化又学专业技术，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全省共大分校发展了100多所。
“办得好啊！看来，我30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办教育是事业，一件大事。”毛泽东听了汇报很高兴。
汪东兴见毛泽东兴致很高，便赶紧说：“今年8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3周年，请毛主席写几个字表扬鼓励好不好？”
“这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反复说，“我得写几个字庆贺他们。”
7月30日，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刚躺下，怎么也睡不着。他又起来说：“还有一件事没办完。”接着，毛泽东就吩咐贴身警卫战士张仙朋准备纸和墨。纸墨备好后，毛泽东坐在書桌前进行了沉思。他把一根烟抽完，然后拿起毛笔写下：
同志们，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的确是很好的。在校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
一气呵成，毛泽东写下500多字的信后，让张仙朋打电话叫来汪东兴后说：这信先不公开发表，先存你处！
汪东兴按毛泽东指示，把信印给中央政治局领导传阅。虽未公开发表，但汪东兴还是把毛泽东题写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封皮，复印给了江西省委，江西省委马上把毛泽东手迹挂在江西共大的校门上。一时间，江西共大的名声不胫而走，红遍全国。
毛泽东给江西共大的信，尽管不主张发表，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关注共大的发展。1963年10月，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八部委负责人会议时，正式宣读了毛澤东给江西共大的信，并取名为“七三○指示”，在全国公开。
国务院根据要求，形成了《关于解决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些问题的纪要》。不久，国家批准了江西共大发展计划。
20世纪60年代初，江西共大被拍成电影、编成书、写成歌，全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办起来。外交部把江西共大作为公开参观点，国外学者把江西共大作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广泛研究。
江西共大办起来了，落实了毛泽东的夙愿。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不是毛泽东的“理想王国”，这的确让人颇费思量。若是，毛泽东写的信他为何不让公开发表？若不是，为何毛泽东没有让汪东兴去探索人民公社？
有一个情况显而易见，这就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组织形式，与人民公社明显不同：公社是一个行政体制，共大是一个教育模式；一个是从横向建立的组织形式，一个是纵向探索的办学样式；还有一点就是所有制上存在着不同差别……所以，这被许多专家学者看成是带有“理想王国”色彩的教改探索，一个不成功的“理想王国”。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时并没有进军营，这也是让史学工作者颇费研究的事情。却不料，四年之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从军营开始受关注，以“军队是一所大学校”为发起点，又出现了一个升级版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毛泽东挥毫军队农副业生产报告 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将《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给中央军委常委等，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机要通信习惯，应在5月4日左右送抵在苏州养病的林彪，林彪阅后没有留下太多的表态，只批了“呈主席阅”。
多年后，笔者与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和警卫秘书李文普说起这个细节，两位老人的回忆如出一辙：林彪对涉及全军的重大问题，有的有明确的指示，有的直接呈主席。关于总后的这个报告，可能林彪并没有太在意，也可能涉及战备问题和军队生产的方向性问题，林彪签给了主席。按照林办的规矩，林彪的指示和批示，一般放一放，在不更改后，才呈给主席和送给军委及部队。那么，送给毛主席的时间应当是5月6日。
林办人员有这么一个印象，此件也是作为一般文电来处理的，无特殊之处。等到毛泽东批示，也就是毛泽东给林彪写了那封信以后，总后的这份报告才引起大家的重视。
综合情况来看，林办人员的回忆应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仅总后、林办人员，包括林彪也可能没有想到，此件到了毛泽东手中，引发了他深层的考虑。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66年5月7日，毛泽东“阅林彪五月六日报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
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在上海的日子，毛泽东似乎对此有一种等待。年前，毛泽东就前往南方巡视大江南北，1966年春节也没有回到北京。那一阵，毛泽东重读了1933年他写的《长冈乡调查》。毛泽东為什么旧作重读，是否又回到当年“新村”的追忆，这也不能妄估。这个旧作的确放置多年，现在重新拿起，其中自然有特殊的情结。
毛泽东这次对《长冈乡调查》的批注，似乎表述了某些东西：“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笑话……”是旧事重提，还是借往说今？这当然要进行另一番研究。但毛泽东此时重读这个调查，本身就有深刻的含意。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特别检察厅最初的起诉书的起草中，曾经列入江青勾结林彪在上海起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经审判前调查取证，弄清这个《纪要》1966年3月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而且标题也是毛泽东所改，原题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中较早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十多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来专我们的政。”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这是较早“文化大革命”的提出，先是在文化领域，后来横扫党内、政府和军队，以及社会多阶层。当然，这只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谋划的一部分。同时，毛泽东一直关注的依然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发展。
大概就在《纪要》定稿后，毛泽东就“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问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笔者觉得非常重要。
此信先讲了湖北的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接着就讲了备战、备荒，还有为人民的问题。
“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远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
从孕育“文化大革命”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些学者认为其中经历较长的时间。但真正从文件准备、草草结束“四清”运动，批判《海瑞罢官》，到发出“五一六通知”，就在这半年之间……
5月6日，毛泽东接到林彪批转的《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一下子就把目光聚焦到这份报告上。
总后的这份报告毫无疑问在毛泽东“大破大立”的交汇点上到来。那一刻，革命的刀光剑影与田园诗式的“新村”景状全部跃入毛泽东的笔下。他抛开报告另备纸张致信林彪，第一句就是：“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接着，毛泽东把思考泼墨纸上：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打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配置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了！
毛泽东写到兴致之处，一幅共产主义“理想王国”的画面已出现在眼前，他继续挥毫：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在结尾特别写道：“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有所发展罢了。”
毫无疑问，总后这份经林彪转呈的报告，触动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毛泽东考虑的思路，完全没有限于军队生产范围。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办一种“大學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没有围墙，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又要批判资产阶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是当年毛泽东创办“新村”、“军民大生产”、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综合体。
这是毛泽东畅想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也是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更是人类发展的“理想王国”！（未完待续）
毛泽东对“理想王国”的不断探索
力推《张鲁传》的背后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让与会者认真学习。他还在1958年12月7日和10日写下长段文字，对区区几百字的《张鲁传》进行了两次倾情的批注。
第一个批语铅印件，毛泽东用笔画去没有用。深思后，他另写了一个，连同会议文件一同印发给与会人员。从中共历史看，在高规格的中央全会上把古代的个人传记作为会议材料下发的，唯有《张鲁传》。
从1955年下半年起至1956年，全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又经过“百家争鸣”的运动，在反右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两个月，也就是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出“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并在1958年发起了“大跃进”运动。
1958年是毛泽东最为忙碌的一年，他不是在列车上度过不眠之夜，就是在会场上吹响“跃进”的号角，或是深入田间地头视察人民公社生产情况，在北京停留也就是两个月左右。
当时，广大农民刚刚脱离封建桎梏和战乱之苦，政治上得翻身，生活上得安定。随着三年恢复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农民群众特别是原先比较穷困的大多数群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有着加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实现理想共产主义的强烈愿望。
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农民的关注，他要为农村选择一个途径，让农民由合作社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由此，他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寻找遗迹，证明中国农民历来就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梦想。
毛泽东发现，《三国志·张鲁传》恰好就有他所需要的记载。张鲁政权的道德治国、平均主义深深打动了他的心，这成了他推进人民公社的思想源泉和原始教材之一。
1958年7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应运而生。据当时的数据统计，全社9369户，合计43263人。大社建成后分八部、一办，即农业部、工业部、交通部、财经部、水利部、林业部、畜牧部、文教卫生部和联合办公室。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本身就有些“国中之国”的意味。
许多文章还记录着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赶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盒子（高音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
除了美好前景，還有运行方式。那即是听号上工、以队编组、劳动计分，吃饭食堂、福利共享、教育免费，收成归公、集体所有、年底分红。优越性在于“一大二公”。
河南省一个嵖岈山还不够，很快便有了七里营人民公社。接着，山西、河北、安徽等乃至全中国，很快有了一大批人民公社。从巴黎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再到后来“文革”中的上海人民公社，人民群众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纠缠了相当一个时期。这不是中国人的想象贫乏，而是“好大”与“必公”，成为中国人共同接受的价值和梦幻般的畅想！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这样走进了领袖的视野。
毛泽东很尊重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他在中国农村的最基层寻找到了与《张鲁传》记载类似的现实答案，便对人民公社这种社会形式极为欣赏，因为这与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完全一致。
毛泽东立即修改批示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并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
1958年8月，毛泽东冒着酷暑视察河北、河南等地的人民公社。他要看看当时的人民公社与《张鲁传》中记载的吃肉不收钱、“民夷为乐”的情况有何共同点。
当毛泽东来到新乡县七里营看到农民干劲十足时，便兴奋地下车到庄稼地里察看，一不小心踩到大粪。工作人员要帮他擦拭时，他说：粪是好东西，不用擦……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当看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时，毛泽东说出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的最高评价。
与此同时，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把各地成立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大规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从8月到10月，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8年11月，毛澤东参加郑州会议时，直接表达了对张鲁政权的观点：“汉中有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30年，人们都很高兴那个制度，这有种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然而，就在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事了。一些地方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关心，农民在大食堂吃得不好也不饱，身体抵抗力下降，疾病蔓延很快，有些地方出现浮夸风、“共产风”和饿死人现象。
这时，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国际上也有议论。但毛泽东看到的主流还是人民公社的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全面表述了自己的思考：“人民公社的出现，中国出了这么一件事，3月成都会议没有料到，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其实，4月间这件事已在河南出现，我们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做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口头的说教显然平息不了一些人对人民公社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这时再把《张鲁传》作为武器拿将出来。这是他用借古论今的做法，说服党内同志认同这种模式，大刀阔斧地把公社化运动引向深入。
张鲁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不是他的功绩有多高，地位有多重，也不是他有什么雄才大略，更不是欣赏他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具体说来，毛泽东看重的是张鲁实行的道德治国、诚信守规、人人平等、平均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则，他要将这一点发扬光大，充分运用到正在推进的公社化运动中。
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认识张鲁和他所实行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深思熟虑，二易其稿，精心为《张鲁传》做了批注：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況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中下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太尉（原著作‘洪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往，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张鲁传》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无法考究，但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运用了一个措辞优美的开头：“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不仅是注意，而且是人民公社一经成立，就运行了20多年。这20多年实践与探索，在中国改革大潮前夕才尘埃落定。
不管后來怎么评说，至少这个“一大二公”的美好体制的弊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已被毛泽东认识。否则，就难于产生“五七指示”，也不可能另辟蹊径出现“五七道路”！
进而关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2015年5月，《百年潮》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原主任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的一篇文章，题为《汪东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前后》。文中透露一个重要细节，就是“根据毛泽东指示，结合江西的实际，决定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
江西共大与人民公社有异，也与“军队农副业生产”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只要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毛泽东为何对创办这样的特殊大学感兴趣，并又在林彪转呈的军队报告上重点落笔。
1958年初，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第九局（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按照毛泽东“下去多接触农业、做些调查研究”的要求，到江西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
汪东兴从1947年3月撤离延安的当天，从中央社会调查部二室主任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安排形影不离的汪东兴到江西任职，说法多种多样，但让其锻炼、调查研究和完成一些专项工作，这肯定是主要因素。
从后来的结果看，汪东兴此行与其说是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倒不如说是去实现毛泽东的一个夙愿。
什么夙愿？肯定不是人民公社。因为从汪东兴任职的时间看，他到江西是1958年初，当时还没有人民公社的苗头。那到底是什么夙愿呢？
汪东兴到任后第四年，也就是1961年7月，毛泽东高兴地说：“我30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江西实现了！”
毛泽东的这个夙愿，产生于“30年前”。如果从1960年左右向前推算，这个30年前应当在1930年以前。1930年，毛泽东在湘赣闽领兵打仗，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在那个战争年代，毛泽东有什么夙愿呢？
这里不妨把“30年前”投射到更远，也就是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世界的认识和追求说起。
众所周知，毛泽东受过许多思想的影响。在毛泽东接触共产主义之前，康有为和他的名著《大同书》对其影响最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告知他早年读过的两本书：“当时我正在读表兄给我的两本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维新运动……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康有为、梁启超有“小康”“大同”之说。
毛泽东则在1921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上指出，“合若干家庭，即可创造一个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起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场、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毛泽东还认为，“岳麓山一带，湘城附近最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传承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的同时，肯定还受到西方新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既有远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又同时糅合着康有为、梁启超和张鲁等人的思想。所以，先是探索了合作化的道路，后来认为人民公社是通往理想社会的最好途径，于是才有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起他30年前想办的事，应当是他在战争间隙开展调查研究的思考。
此事，如果慢慢剖析，还是要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江西苏区的问题说起。
有学者对当时苏区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江西苏区搞苏维埃化，模仿苏联正规化政府，生搬苏联经济体系等，大大增加当地农业区的困难和老百姓负担。到了反“围剿”后期，江西苏区和中央财政已严重困难。当时，贫困的苏区难以承受战争消耗，这是其一。其二是大量扩红，男女老少去当兵，全家闹革命，土地谁来种？
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在战争间隙也思考了这一问题。
1930年5月，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调查活动，即从城镇商业了解社会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即毛泽东“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的“兴国调查”；1930年11月简短的“木口村调查”；1931年再到兴国深入调研的“东塘等处调查”。除此之外，还有1926年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准备教材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及1933年毛泽东所做的“才溪乡调查”等。
毛泽东一生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曾有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1930年那些集中的调查研究中，毛泽东除了思考根据地的前途与政策，必然是在总结中国城乡特别是农村的情况，思考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王国”。后来到延安的情况充分说明这一点，那是在吸取苏区教训的情况下，开展的军民大生产，实现了丰衣足食。
毛泽东喜欢调查研究，让汪东兴也要加强调查研究。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指示，扎扎实实地踏遍了整个江西。
1958年，汪东兴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时，去看望毛泽东，汇报调研情况，并提出办农村技校的事。
毛泽东马上说：“这个办法好，许多农民不识字，要说的说不清楚，想写的写不出来，不学习文化，农业生产发展有困难。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不上学农民上学好不好呀？”
高成堂的文章没有具体展开毛泽东与汪东兴的谈话内容，但这一次谈话肯定与上次汪东兴任职的谈话不同，因为经过北戴河会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启动。汪东兴在这次谈话后，便建议省委把江西省劳动大学改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起来了！汪东兴没有去抓人民公社建社，也没有再办劳动大学，而是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从汪东兴与毛泽东关系和后来的结果，不难看出毛泽东似乎对人民公社并没有十分把握，他要汪东兴再探索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形同“新村”的模式。
1960年，汪东兴春节调离江西回北京任中办主任，但仍与江西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关注着江西共大的建设。
1961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汪东兴又向毛泽东提起了江西共大的情况。
这次，汪东兴主要汇报了江西共大的管理，学生培养目标和方向，特别是介绍了学生既学文化又学专业技术，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全省共大分校发展了100多所。
“办得好啊！看来，我30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办教育是事业，一件大事。”毛泽东听了汇报很高兴。
汪东兴见毛泽东兴致很高，便赶紧说：“今年8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3周年，请毛主席写几个字表扬鼓励好不好？”
“这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反复说，“我得写几个字庆贺他们。”
7月30日，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刚躺下，怎么也睡不着。他又起来说：“还有一件事没办完。”接着，毛泽东就吩咐贴身警卫战士张仙朋准备纸和墨。纸墨备好后，毛泽东坐在書桌前进行了沉思。他把一根烟抽完，然后拿起毛笔写下：
同志们，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的确是很好的。在校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
一气呵成，毛泽东写下500多字的信后，让张仙朋打电话叫来汪东兴后说：这信先不公开发表，先存你处！
汪东兴按毛泽东指示，把信印给中央政治局领导传阅。虽未公开发表，但汪东兴还是把毛泽东题写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封皮，复印给了江西省委，江西省委马上把毛泽东手迹挂在江西共大的校门上。一时间，江西共大的名声不胫而走，红遍全国。
毛泽东给江西共大的信，尽管不主张发表，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关注共大的发展。1963年10月，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八部委负责人会议时，正式宣读了毛澤东给江西共大的信，并取名为“七三○指示”，在全国公开。
国务院根据要求，形成了《关于解决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些问题的纪要》。不久，国家批准了江西共大发展计划。
20世纪60年代初，江西共大被拍成电影、编成书、写成歌，全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办起来。外交部把江西共大作为公开参观点，国外学者把江西共大作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广泛研究。
江西共大办起来了，落实了毛泽东的夙愿。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不是毛泽东的“理想王国”，这的确让人颇费思量。若是，毛泽东写的信他为何不让公开发表？若不是，为何毛泽东没有让汪东兴去探索人民公社？
有一个情况显而易见，这就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组织形式，与人民公社明显不同：公社是一个行政体制，共大是一个教育模式；一个是从横向建立的组织形式，一个是纵向探索的办学样式；还有一点就是所有制上存在着不同差别……所以，这被许多专家学者看成是带有“理想王国”色彩的教改探索，一个不成功的“理想王国”。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时并没有进军营，这也是让史学工作者颇费研究的事情。却不料，四年之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从军营开始受关注，以“军队是一所大学校”为发起点，又出现了一个升级版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毛泽东挥毫军队农副业生产报告 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将《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给中央军委常委等，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机要通信习惯，应在5月4日左右送抵在苏州养病的林彪，林彪阅后没有留下太多的表态，只批了“呈主席阅”。
多年后，笔者与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和警卫秘书李文普说起这个细节，两位老人的回忆如出一辙：林彪对涉及全军的重大问题，有的有明确的指示，有的直接呈主席。关于总后的这个报告，可能林彪并没有太在意，也可能涉及战备问题和军队生产的方向性问题，林彪签给了主席。按照林办的规矩，林彪的指示和批示，一般放一放，在不更改后，才呈给主席和送给军委及部队。那么，送给毛主席的时间应当是5月6日。
林办人员有这么一个印象，此件也是作为一般文电来处理的，无特殊之处。等到毛泽东批示，也就是毛泽东给林彪写了那封信以后，总后的这份报告才引起大家的重视。
综合情况来看，林办人员的回忆应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仅总后、林办人员，包括林彪也可能没有想到，此件到了毛泽东手中，引发了他深层的考虑。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66年5月7日，毛泽东“阅林彪五月六日报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
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在上海的日子，毛泽东似乎对此有一种等待。年前，毛泽东就前往南方巡视大江南北，1966年春节也没有回到北京。那一阵，毛泽东重读了1933年他写的《长冈乡调查》。毛泽东為什么旧作重读，是否又回到当年“新村”的追忆，这也不能妄估。这个旧作的确放置多年，现在重新拿起，其中自然有特殊的情结。
毛泽东这次对《长冈乡调查》的批注，似乎表述了某些东西：“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笑话……”是旧事重提，还是借往说今？这当然要进行另一番研究。但毛泽东此时重读这个调查，本身就有深刻的含意。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特别检察厅最初的起诉书的起草中，曾经列入江青勾结林彪在上海起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经审判前调查取证，弄清这个《纪要》1966年3月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而且标题也是毛泽东所改，原题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中较早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十多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来专我们的政。”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这是较早“文化大革命”的提出，先是在文化领域，后来横扫党内、政府和军队，以及社会多阶层。当然，这只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谋划的一部分。同时，毛泽东一直关注的依然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发展。
大概就在《纪要》定稿后，毛泽东就“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问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笔者觉得非常重要。
此信先讲了湖北的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接着就讲了备战、备荒，还有为人民的问题。
“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远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
从孕育“文化大革命”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些学者认为其中经历较长的时间。但真正从文件准备、草草结束“四清”运动，批判《海瑞罢官》，到发出“五一六通知”，就在这半年之间……
5月6日，毛泽东接到林彪批转的《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一下子就把目光聚焦到这份报告上。
总后的这份报告毫无疑问在毛泽东“大破大立”的交汇点上到来。那一刻，革命的刀光剑影与田园诗式的“新村”景状全部跃入毛泽东的笔下。他抛开报告另备纸张致信林彪，第一句就是：“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接着，毛泽东把思考泼墨纸上：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打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配置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了！
毛泽东写到兴致之处，一幅共产主义“理想王国”的画面已出现在眼前，他继续挥毫：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在结尾特别写道：“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有所发展罢了。”
毫无疑问，总后这份经林彪转呈的报告，触动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毛泽东考虑的思路，完全没有限于军队生产范围。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办一种“大學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没有围墙，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又要批判资产阶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是当年毛泽东创办“新村”、“军民大生产”、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综合体。
这是毛泽东畅想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也是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更是人类发展的“理想王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