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很少和邻居打交道，更讨厌对旁人说三道四，有的在一起住了几十年，最多也只知道对方姓什名谁。如果彼此间的孩子有来往，关系能近一些。因此，曾有几个劫持案件在调查时，邻居都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
　　在搬到郊区前，我们住在汉堡市哥德大街。虽然好几年过去了，可那时候的事和人常在我的脑际闪现。想来即觉得很有趣，又有些毛骨悚然。
　　记得自搬过去，几乎见不到邻居的影子，好长时间不知楼上几家都住了些什么人，偶尔看到一个蹦蹦跳跳的孩子，也不知出自谁家。仅知道对面住着一个单身教授，50岁上下，脸色苍白，出门总穿风衣，立起领子，步子很慢。和他第一次说话纯属意外。我往墙上装书架时不小心跌倒，丈夫在我们的电话尚未接通的情况下，敲开了教授的门，给医生打电话。我追到教授家，坚持说没有问题，不必兴师动众。我的出现，使教授开口了，他说：“快回去躺下，一定要多加小心。”就那么一瞬间，我看到了铺满波斯地毯的房子和像图书馆一样的书斋。
　　从此，每有邮递员来，我们会同时打开自己的房门，礼貌地说：您好！然后关门，无话。
　　虽然和教授没有交情，但总在楼道里碰上教授家的客人，因为他家总有人客居，并且不是小住，是阶段性长住。居住者是几个来自说不出什么国家的小伙子，很腼腆，很礼貌的样子。有时候，我猜测教授是一个同性恋，因为从没有女人去找他，偶尔有女性来访，都是学生，三五成群的，而且大都在期考前，看得出是来讨教的。
　　不过，也有活跃的邻居。像住在我们头顶上的摄影师，他一反德国人关门闭户的习惯，没搬来就首先敲开了我们的门：“可不可以看看你们房子的结构?因为它和我要住的是一样的。”
　　他搬来以后，就以我们为朋友。他外出拍摄，把房门钥匙放在我们家，并请求我们为他的花草浇水。这事做多了，他就不好意思了，于是，买一盆好看的植物送来道谢。
　　忽然有一天，他从俄罗斯回来，请我们到他的工作间看他拍的照片。那些反转片就摆在工作台上，我们在他的指点下，看那些角度和风景都极棒的摄影作品。他一个接一个地讲照片上的故事，有快乐的，那是和俄国朋友一起喝沃特伽酒，也有悲惨的，那是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火车站外倒地而睡的穷人。
　　摄影师是个离过婚的人，每当从外地回来，必到前妻那里把儿子接过来住几天。他的七八岁的叫尼库拉斯的儿子就疯了似的在木地板上跑来跑去，没有片刻的安静。所以，只要一听见小脚丫“吧唧吧唧”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摄影师肯定从外地回来了。当然，这也意味着安静的日子暂时没有了。夏日里，我们都坐在通往草坪的阳台上，头顶上常常会飘来大麻的味道。那时，我就摆出满脸阶级斗争的样子，因为几分钟后，他就该敲他新买来的架子鼓了。于是，楼上就好像摇滚乐队在演奏，一直持续到深夜。
　　有一次，他就这么敲着，重复来，重复去，好像有什么心事。果真，第二天他告诉我们，他刚从美国回来，爱上了一个姑娘，差点儿不想回来了。
　　和摄影师截然不同的，是与我们同楼但不同大门的另一位邻居。其实，不该叫邻居，因为那是4个人的公司，他们等于在我们的地下室工作。
　　说他们不同，是因为这4个人整天都是安静的。他们是姐姐姐夫与妹妹妹夫组合的家庭公司，至于做什么，谁都不知道。有一次，我丈夫与那个缄默不语的姐夫无意撞到了一起，就客气地聊了几句，丈夫只听说，这个姊妹公司是搞贸易的。难怪常有邮局的大车停在大门口，而且大车一来，60岁上下的姐姐，那个染着金黄头发、涂着红趾甲的老妇人，颠着她硕大的乳房跑出来，甭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她一律凉鞋的干活。跟在她身后、和她长得极像的妹妹拉着两个男人出来，扛一只只看起来并不重的纸箱子。
　　看他们公司的牌子，知道这是以两姐妹的名字命名的，而且从口气也能听出，两个姐妹比她们的男人更有发言权。
　　因为常常有人来找这家公司而错按我们家的门铃，所以，我们总有看见公司客户的可能。让我们和摄影师都疑惑的是，那些客户都不像是绅士淑女，或者说，比一般的人还有些俗气。究竟这个公司在做什么生意呢?摄影师总这样自言自语。其实，谁也猜不出，况且，谁都没有兴趣去打听。
　　有一次，我们家被盗后，我们告诉邻居要小心时，也通知了姐妹公司。于是，那几个晚上，公司的灯总是亮的，那两个男人不断地在门外走动，以观察他们公司是否有被盗的危险。
　　不久，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们搬走了。但是，对于哥德大街的日子我们依然有很多的怀念。不想，有人也同我们一样，那就是摄影师，他在举行生日Party的时候，向我们发了请柬。
　　于是，我们知道了那个楼的变化：姊妹公司在我们之后也搬走了，因为公司面临破产，已无力交房租。
　　“猜猜看，那公司是做什么的?”摄影师神秘地问我们。
　　“不知道，反正来公司的访问者都很奇怪，有的像吸毒者。”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样的人我也看见过好几次。”摄影师说，“而且，有时候他们堵在我们大门口，让人挺不舒服的。”摄影师终于抖“包袱”了，“直到他们搬走了，我才彻底清楚，这个公司专门定制性虐待的人穿的皮革衣服!而且，大多数购买者都来自‘桑跑利’——汉堡最著名的红灯区！”
　　我和丈夫以及其他听者都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那两个姐妹，两个看起来很良家妇女的人，那两个默默无语、老实巴交的男人，竟然是做这种生意的?
　　“为什么不可能，如果这能赚钱的话。”摄影师说。但我分明从他的眼里看出了他对这件事情感到的不可思议。
　　我听得有些毛骨悚然。想想那些人，那些我见过的等在姊妹公司大门口的衣衫不整脸色苍白的男男女女们，竟然是那样的一群人，这不能不让人后怕。
　　这情景似乎在和这个大街高贵的、有文化的名字开玩笑：哥德大街!
　　天，搬走真是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