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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刚过，银行业拨备监管政策即发生重大变化。
2月28日，中国银监会印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下称“《通知》”），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要求，旨在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采取一行一策的原则，并进行差异化监管。
之前，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统一要求为：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50%，贷款拨备率比不低于2.5%，此次调整则给出了一个放松的区间，其中，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拨备覆盖率的下限值调整到12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贷款拨备率的下限值调整到1.5%。而且，各类机构实施细则及对单家银行的监管要求不能低于上述《通知》的要求。
事实上，早在2016年年初，工商銀行的拨备覆盖率就曾低于150%的监管标准，当时市场传闻监管层会适当调低拨备覆盖率至120%，此次《通知》的发布相当于是对上述传闻迟到的确认。
根据《通知》中对贷款损失准备监管的4档调整来看，拨备覆盖率与拨贷比背后隐含的不良率要求实际上是一个下降的态势，这也侧面印证了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状况在逐步转好。因为如果银行业实际不良率仍处于上升通道，那么监管层是不可能存在放松贷款损失准备的腾挪空间的。
从政策效果来看，放松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对银行整体业绩增速的表现较为明显，但对资本补充的作用并不大。根据银监会2017年四季度的数据，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为3.09万亿元，拨贷比为3.16%，如果调整后拨贷比降至2.7%，静态测算商业银行净利润可以增厚19.33%，但核心一级资本只能上浮27BP。不过，对于中小型银行而言，由于资产规模体量较小，释放的拨备对资本补充的作用可能更大些。
虽然2018年以来银行股受挫下调幅度较大，但从基本面来看，银行业好转的态势仍在持续，并且此轮下调有利于银行股估值回归合理水平。叠加年报披露，估值或将进一步回落至更具吸引力的水平。此外，监管层有意对银行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在严监管的大趋势下，这种政策导向无疑有利于优质银行在相关业务发展上获得先发优势。
从历史上看，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双指标”监管的由来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时基于“已发生损失模型”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的顺周期性监管导向备受业界指摘，并引发了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广泛争议。争议最后达成的共识是，有必要建立具有前瞻性和动态性的拨备计提方法，以平滑经济周期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银监会也开始采取审慎监管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双指标”约束。
2011年，银监会正式颁布《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建立拨贷比和拨备覆盖率“双指标”监管标准。其中，“贷款拨备率基本标准为2.5%，拨备覆盖率基本标准为150%，上述两项标准中的较高者为商业银行贷款损失拨备监管标准”。
实际上，2.5%的拨贷比设置标准与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历史平均损失率大致相当；150%的拨备覆盖率中的100%应对不良贷款，50%应对非不良贷款，有1/3的拨备用于应对非不良贷款相对是比较科学审慎的，也为未来拨备监管标准的下调提供了一定的腾挪空间。
具体来看，拨备监管标准的动态性主要体现在“双指标”孰高的设计上。根据“拨贷比=拨备覆盖率×不良”的等式关系，当同时满足2.5%的拨贷比和150%的拨备覆盖率指标时，不良率是1.67%这个固定值。当不良率低于该临界值时，只要拨贷比达标，拨备覆盖率必定达标，只需提足2.5%的拨贷比就行；当不良率高于该临界值时，只要拨备覆盖率达标，拨贷比肯定达标，只要提足150%的拨备覆盖率就行。
如上所述，理论上可以实现对不同银行在不同时点、不同不良率水平灵活动态的监管拨备计提。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为1.74%，高于1.67%，因此，当前银行业实际上主要受“拨备覆盖率”单一指标的约束。
当然，与原有拨备监管政策相比，《通知》中的内容既有一定的变化，也有对原有政策的延续。
从内容上来看，《通知》的核心要点就是下调《管理办法》中对 “双指标”的监管标准，分别是拨备覆盖率从150%下调到120%、拨贷比从2.5%下调到1.5%，这是其最主要的变化之处。此外的变化还在于原有《管理办法》对每家银行的最低拨备要求是统一的，而《通知》则是根据三个参考指标，按照区间确定了120%（1.5%）、130%（1.8%）、140%（2.1%）和 150%（2.5%）四类最低拨备要求。
除了上述变化之外，《通知》的内容更多的是对原有《管理办法》的继承和延续，早在前几年，市场对调整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的监管要求已经有所预期，《管理办法》第八条提到“银行业监管机构依据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商业银行整体贷款分类偏离度、贷款损失变化趋势等因素，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标准进行动态调整”，这就是此次《通知》出台的法律依据。
此外，《通知》“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的原则，明确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要求”，这一点在《管理办法》中也早有依据，第九条“银行业监管机构依据业务特点、贷款质量、信用风险管理水平、贷款分类偏离度、呆账核销等因素对单家商业银行应达到的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标准进行差异化调整”。
《通知》开篇提到下调拨备监管要求的目的是“为有效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督促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真实反映资产质量，腾出更多信贷资源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由此可见，此次拨备监管政策调整最重要、最直接的目的是“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
首先，降低拨备监管要求能够加快银行隐性不良的释放。之前拨备覆盖率监管指标高， 不良的拨备成本高，在不良的确认和暴露上，银行的态度相对谨慎。而今监管指标下调后，不良的拨备成本下降，银行有动力加快不良的释放。例如在拨备计提一定的情况下，银行可较多地确认不良。按150%的拨备覆盖率计算，如果有300亿元拨备，以前对应的不良贷款为200亿元，而如今按120%的比例计算，对应的不良贷款则为250亿元。在维持信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银行可多释放50亿元不良贷款。
其次，加快不良暴露与处置又有利于供给侧改革。当前，部分企业（尤其是国企）杠杆率过高，债务负担重，其中可能很多历史遗留贷款已经无法还清，在商业银行资产分类中列为不良资产或隐形的不良资产。因此，加快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暴露和处置，能够盘活存量，降低企业的杠杆率，自然有利于供给侧改革。
再次，加快不良暴露与处置还有利于商业银行服务于实体经济。银监会2017年四季度数据显示，银行业平均拨备覆盖率达到181.42%，拨贷比为3.16%，并且逐季回升。这意味着，每1元的不良贷款，银行都需要提取1.8元左右的现金，并且也没有考虑不良贷款可能的抵押物价值。与此同时，3.16%的拨贷比意味着，100元贷款中除了要为显性不良贷款计提 100% 拨备之外（不良率为1.74%，因此为显性不良计提的拨备为1.74元），还要为非不良资产（98.26元）中可能存在的隐性不良计提1.42元准备金。这种基于“预期损失模型”计提的额外拨备意味着银行可用于放贷的资金减少了。因此，降低拨备覆盖率能让银行用更多的资金去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截至2017年年底，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1.71万亿元，拨备余额为3.09万亿元，因此，若行业拨备覆盖率从181.42%下降到150%，大致能释放5300亿元资金。
从公式上来看，“拨备覆盖率=拨备余额/不良贷款余额”，“当期拨备余额=期初拨备余额 +本期新计提拨备-本期处置转出”。因此，在不良生成速度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拨备监管要求其实质就是降低“本期新计提拨备-本期处置转出”。
从政策意图上看，监管层更希望银行通过提高“本期处置转出”这一项来实现，尤其是对存在较多隐性或显性不良资产的银行更是如此。这也是《通知》中设置了“贷款分类准确性”、“处置不良贷款主动性”、“资本充足性”三个参考指标，引导商业银行对隐性不良进行暴露和处置的原因。
从实际操作来看，银行确实可以通过降低拨备计提力度释放利润，特别是对于隐性不良较少、贷款分类较准确的银行而言，由于需要处置的不良相对较少，这些银行完全可以降低“本期新计提拨备”项，但问题的关键是需要三个参考指标同时满足高标准的要求。中信建投基于最新数据测算了每家银行可能达到监管标准，发现按照三个参考因素“孰高”的原则，能够达到拨备覆盖率120%、拨贷比1.5%最低要求的银行仅有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吴江银行。
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的PB估值普遍低于1倍以下，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市场对其存在的隐性不良的担忧，因此，市场给银行估值时往往选择对其净资产进行“打折”。此次《通知》的核心逻辑是督促商业银行加快不良资产的暴露和处置，尤其是隐性不良资产，因此，此次监管新政若顺利执行，将有助于降低市场对银行隐性不良资产的担忧，从而根本上提升银行业的PB估值水平。
此外，对于新生成的不良资产而言，由于为其计提的拨备降低了，因此，每笔贷款的拨备成本率也相应降低，也就是说，银行发放每笔贷款的“净利率”实际上会因此而上升，这对提高银行业的ROE也是较大的利好，同样也会带来银行板块估值水平的上升。
根据《通知》的要求，银行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的达标标准由目前150%和2.5%的统一要求调整为拨备覆盖率120%-150%，拨贷比1.5%-2.5%的差异化分档管理，具体各家银行的达标要求参考包括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处置不良的主动性以及资本充足性来决定。由此来看，对于那些不良认定严格、处置不良积极的银行而言，拨备覆盖率及拨贷比的监管指标将获得正向激励，各家银行提升资产质量认定标准及处置速度的动力也将大幅提升。这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银行拨备监管新规的出台将进一步提升银行资产质量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除了正向激励银行化解存量风险，提升银行资产质量真實性之外，在国内经济没有大幅向下风险的情况下，拨备监管指标的下调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追溯历史，监管机构上一次上调银行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是在2008-2009年（从130%上调至150%），当时国内经济正处于下行初期，国内银行对资产质量的认定存在不够审慎的情况，因此，高拨备覆盖率有利于银行保持充分的风险抵御能力。
从目前来看，在国内经济企稳改善的背景下，银行的资产质量指标明显改善，对标海外，美国银行业2016年年末的拨备覆盖率水平为93%，这也为国内银行拨备覆盖率的下调提供了现实的支撑。
《通知》对银行拨备监管提出了差异化的监管要求，从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处置不良贷款的主动性以及资本充足性三个维度对银行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情况按4档划分各家银行新的拨备监管指标要求。体现了拨备监管的精细化，利好风控审慎的银行。其中，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参考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处置不良贷款的主动性参考处置不良贷款占新形成不良贷款的比例，资本充足性参考资本充足率指标，最后给予综合判定。 总体而言，此次拨备监管新规利好不良确定严格、处置及时以及资本水平充裕的银行。中银国际根据2017年的最新数据对上市银行的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大部分银行均能够获得拨备监管指标的调降，其中，下调幅度较大的可能包括四大行、股份制银行中的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及城商行中的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上海银行。
不过，尽管达标银行拨备可调节空间有所提升，但拨备覆盖率大幅下调的可能性不大。对于能够获得调降拨备监管要求的银行而言，存量拨备可调节余地变大，部分银行能够通过拨备覆盖率的下调灵活调整拨备计提压力，从而反哺利润。
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家银行对拨备的管理一直秉持逆周期调控的思路，在经济形势向好的背景下，拨备计提水平的提升为可能发生的损失提供缓冲，有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因此，监管要求差异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拨备的释放。《通知》中也明确提及“对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且实际拨备覆盖率低于150%或贷款拨备率低于2.5%的商业银行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不能将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而节约的支出用于降低信贷成本率”。
群益证券则认为，在银行业不良企稳、整体资产质量向好的背景下，监管层有引导银行加大不良认定及核销的倾向，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之前接近监管红线的银行拨备计提压力放缓，部分拨备水平高的银行不排除未来逐渐释放利润的可能性：由于拨备覆盖率及拨贷比的中枢下降，未来银行拨备计提的压力有所趋缓，拨备接近红线的银行受益更加明显。如工商银行，目前拨备覆盖率为150%左右，一直在监管红线附近，此次红线下移，预计最低达到130%，未来拨备计提方面的压力将有所减小。
而在利润方面，由于银行经营一直遵循审慎性原则，且拨备计提有逆周期的特点，大幅释放利润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由于最低拨备下移，部分拨备水平较高的银行未来逐步释放部分利润的可能性较大。
特别需要注意的变化是此次拨备监管要求的下调为“差别化监管”，在《通知》中，根据单家银行的具体情况，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的下降幅度各不相同，结合实际情况，监管层主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因素，分别是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处置不良资产的主动性以及资本充足性。
如在贷款分类准确性方面，以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来考量，确认标准非常严格，如果此比例达到100%，则此次对应最低拨备覆盖率为120%、最低拨贷比为1.5%；而如果此比例低于70%，那么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依旧和以前没有改变，依旧为150%和1.5%，其他考核指标也与此类似。因此，对本身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来说，差别化考核监管能使其获得更大的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下调空间，马太效应由此凸显，强者恒强的格局依旧。
此次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的下调为2017年以来金融强监管的延续，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有望在此政策下进一步增强实力。部分上市银行本身拨备水平很高，未来或逐渐释放利润，而本身拨备水平接近红线的上市银行未来拨备计提压力将减小。此外，在目前仍处于息差回升及不良下降的背景下，银行业有望继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步调，并带动ROE的进一步提升，从而提升估值水准。银行股在近期的调整中已经释放出部分风险，值得投资者积极关注。
总体来看，此次拨备监管新规的出台恰逢其时，它使得银行业2018年的业绩确定性更高，有利于行业估值的企稳回升。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调整，有利于减轻部分银行拨备计提的压力，从而使得银行业整体业绩增长的确定性更高。而且，2017年的数据显示，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逐渐向好，已出现边际改善的良好迹象。加上与海外银行相比，中国银行板块的估值依然较低，估值修复仍有较大的空间。
整体来看，此次拨备监管要求的调整将正面影响中国银行业。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达181.42%，大幅高于150%的最低要求。在国泰君安（香港）覆盖的9家中资银行中，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仅工商银行148.42%的拨备覆盖率低于150%。但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的拨备覆盖率都处于150%-165%之间，接近之前的150%的最低要求，按照之前的监管要求，它们仍有拨备计提的压力。随着此次拨备政策的调整，银行拨备计提压力将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预计将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根据计算，假如中国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降到120%，银行业的净利润预计增加1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将使银行业的净利润在2017年盈利水平的基础上增长57.1%左右。
此次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政策调整，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的原则实行，综合考虑贷款分类的准确性（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处置不良贷款的主动性和资本充足率水平三方面的因素，针对不同银行划定不同的监管红线。通过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旨在引导银行真实确认不良、加大不良的处置力度，从而增加报表的真实性。
在2017年，已有南京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超过营业收入的增速，从而实现拨备“反哺”利润。在新的监管要求落地后，由于部分银行拨备计提压力将进一步降低，银行业拨备“反哺”利润的空间更大。
具体来看，部分银行由于拨备计提压力减轻，达标难度降低。根据2017年三季度的数据，浦发银行和工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34.58%和148.42%，低于原有监管红线；交通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51.06%、152.11%、153.57%，接近原有150%的监管红线。
根据太平洋证券的估算，从上述几家银行的情况来看，除平安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较低，浦发银行处置的不良贷款占新生成不良贷款的比率較低，新规实施后监管红线或将依然是150%，其他几家银行的监管要求都将有所降低。 尤其是浦发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在最近三年已经是连续下降，即使在拨备监管新规落地实施的情况下，其达标难度仍然较大。截至2017年三季度，工商银行和浦发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均低于150%，分别为148.42%和134.58%。值得注意的是，工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曾在2016年低至136.69%，不过在2017年开始逐步回升。与此同时，工商银行2016年的贷款拨备率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22%和1.62%。
工商银行行长谷澍曾表示，虽然监管对商业银行提出了不低于150%的拨备覆盖率要求，但商业银行也是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适当调整，工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是完全足够的。
而近三年来，浦发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持续下降，2015年年末时为211.4%，2016年年末时为169.13%，2017年第三季度则降到了134.58%，较2016年年末下降34.55个百分点，较2017年年中下降了19.63个百分点。
民生证券分析师李锋等曾在浦发银行2017年三季报业绩点评中指出，浦发银行三季度末的不良率为2.35%，环比提高26BP，同时关注类贷款率下降43BP，推测不良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存量风险的不良确认，因此，其单季不良生成率提高较为明显。不过，在不良率逐步确认的同时，浦发银行也加大了核销的力度。受此影响，浦发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下降了20%，降至134.58%，远低于监管红线，预计未来拨备计提压力仍将会提高。
无论何时，从定量参考指标来看银行，不良确认严格的银行都更为受益。此次监管指标的调整放宽了对不良确认严格、不良处置力度大、资本充足率水平高的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要求。《通知》中提到的三方面考核因素，也是我们观察上市银行不良确认严格程度、报表真实程度的很好途径。整体来看，大行中的建设银行、股份制银行中的招商银行及城商行、农商行中的张家港行，是上市银行中不良确认最为严格的，不良贷款剪刀差（逾期90天/不良贷款的比率）最低，而且上述三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也相对较高。
当然，银监会差别化调整银行拨备监管要求，目的在于形成正向反馈机制，引导银行加快不良的确认和处置，做实资产质量，同时此举有望强化符合规定的银行的资本内生增长能力，缓解资本补充的压力。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深化以及后续资管新规的落地，未来将对银行业资产扩张（特别是中小银行）构成较大的压力。鉴于银行板块2018年不良反弹延续趋缓的态势，部分银行息差有望改善，基本面企稳回升；当前板块估值处于合理偏低区间，配置价值提升。
形成正向反馈机制，除了鼓励银行做实资产质量以外，监管层还在探索差异化拨备监管政策，以缓解审慎性银行的拨备压力。
此次银监会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政策，重点向不良确认充分、不良处置积极、资本对风险抵补能力强的银行做了重点倾斜，意在鼓励和引导银行控制风险，做实资产质量，加快不良的确认和处置，并形成动态的正反馈机制，资产质量表现越好的银行越受监管政策的呵护。
广发证券根据2017年上半年和2017年三季度數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大部分银行拨备的最低监管要求均可下调，其中120%档的银行为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吴江银行；130%档的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常熟银行、无锡银行、江阴银行、张家港行；大部分股份制银行落在150%档，主要是受制于不良认定标准和不良处置的力度。
对于符合要求可以降低拨备最低监管要求的银行，一方面有助于缓解拨备计提的压力，增加拨备调节的空间；另一方面，有助于强化其资本内生增长能力，通过留存收益补充资本，最大限度缓解资本补充的压力。不过，严监管环境不会随着监管政策的放松而改变，监管新规执行时仍会实行有赏有罚、赏罚分明的原则。根据《通知》的要求，因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增加的利润不得用于发放奖金，不得增加分红，确保因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增加的利润留存在银行，从而保持银行损失吸收能力的基本稳定。
尽管拨备监管新规使得银行拨备的灵活度有所提升，但出于逆周期因素的考虑，大多数银行不大可能因此大幅调整审慎的拨备政策。
从理论上讲，对于符合此次监管新规、拨备最低监管要求可以下调的银行而言，存量拨备实际上赋予它们更大的拨备调节空间，可以适时通过下调拨备覆盖率灵活缓解拨备压力，释放利润空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优质银行资本内生增长能力，缓解资本补充压力。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银行出于审慎的拨备政策考虑不会很快减少拨备计提，大概率仍将延续逆周期拨备的特征去操作，为后续的稳健经营预留足够的安全垫。
与此同时，监管新规还要求对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且实际拨备覆盖率低于150%或贷款拨备率低于2.5%的银行，各级监管部门应督促商业银行积极利用贷款损失准备处置不良贷款，切实发挥贷款损失准备的风险缓冲功能，加大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且当年处置的不良贷款总额同比不得减少。
2月28日，中国银监会印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下称“《通知》”），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要求，旨在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采取一行一策的原则，并进行差异化监管。
之前，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统一要求为：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50%，贷款拨备率比不低于2.5%，此次调整则给出了一个放松的区间，其中，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拨备覆盖率的下限值调整到12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贷款拨备率的下限值调整到1.5%。而且，各类机构实施细则及对单家银行的监管要求不能低于上述《通知》的要求。
事实上，早在2016年年初，工商銀行的拨备覆盖率就曾低于150%的监管标准，当时市场传闻监管层会适当调低拨备覆盖率至120%，此次《通知》的发布相当于是对上述传闻迟到的确认。
根据《通知》中对贷款损失准备监管的4档调整来看，拨备覆盖率与拨贷比背后隐含的不良率要求实际上是一个下降的态势，这也侧面印证了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状况在逐步转好。因为如果银行业实际不良率仍处于上升通道，那么监管层是不可能存在放松贷款损失准备的腾挪空间的。
从政策效果来看，放松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对银行整体业绩增速的表现较为明显，但对资本补充的作用并不大。根据银监会2017年四季度的数据，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为3.09万亿元，拨贷比为3.16%，如果调整后拨贷比降至2.7%，静态测算商业银行净利润可以增厚19.33%，但核心一级资本只能上浮27BP。不过，对于中小型银行而言，由于资产规模体量较小，释放的拨备对资本补充的作用可能更大些。
虽然2018年以来银行股受挫下调幅度较大，但从基本面来看，银行业好转的态势仍在持续，并且此轮下调有利于银行股估值回归合理水平。叠加年报披露，估值或将进一步回落至更具吸引力的水平。此外，监管层有意对银行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在严监管的大趋势下，这种政策导向无疑有利于优质银行在相关业务发展上获得先发优势。
“双指标”监管并非一成不变
从历史上看，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双指标”监管的由来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时基于“已发生损失模型”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的顺周期性监管导向备受业界指摘，并引发了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广泛争议。争议最后达成的共识是，有必要建立具有前瞻性和动态性的拨备计提方法，以平滑经济周期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银监会也开始采取审慎监管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双指标”约束。
2011年，银监会正式颁布《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建立拨贷比和拨备覆盖率“双指标”监管标准。其中，“贷款拨备率基本标准为2.5%，拨备覆盖率基本标准为150%，上述两项标准中的较高者为商业银行贷款损失拨备监管标准”。
实际上，2.5%的拨贷比设置标准与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历史平均损失率大致相当；150%的拨备覆盖率中的100%应对不良贷款，50%应对非不良贷款，有1/3的拨备用于应对非不良贷款相对是比较科学审慎的，也为未来拨备监管标准的下调提供了一定的腾挪空间。
具体来看，拨备监管标准的动态性主要体现在“双指标”孰高的设计上。根据“拨贷比=拨备覆盖率×不良”的等式关系，当同时满足2.5%的拨贷比和150%的拨备覆盖率指标时，不良率是1.67%这个固定值。当不良率低于该临界值时，只要拨贷比达标，拨备覆盖率必定达标，只需提足2.5%的拨贷比就行；当不良率高于该临界值时，只要拨备覆盖率达标，拨贷比肯定达标，只要提足150%的拨备覆盖率就行。
如上所述，理论上可以实现对不同银行在不同时点、不同不良率水平灵活动态的监管拨备计提。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为1.74%，高于1.67%，因此，当前银行业实际上主要受“拨备覆盖率”单一指标的约束。
当然，与原有拨备监管政策相比，《通知》中的内容既有一定的变化，也有对原有政策的延续。
从内容上来看，《通知》的核心要点就是下调《管理办法》中对 “双指标”的监管标准，分别是拨备覆盖率从150%下调到120%、拨贷比从2.5%下调到1.5%，这是其最主要的变化之处。此外的变化还在于原有《管理办法》对每家银行的最低拨备要求是统一的，而《通知》则是根据三个参考指标，按照区间确定了120%（1.5%）、130%（1.8%）、140%（2.1%）和 150%（2.5%）四类最低拨备要求。
除了上述变化之外，《通知》的内容更多的是对原有《管理办法》的继承和延续，早在前几年，市场对调整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的监管要求已经有所预期，《管理办法》第八条提到“银行业监管机构依据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商业银行整体贷款分类偏离度、贷款损失变化趋势等因素，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标准进行动态调整”，这就是此次《通知》出台的法律依据。
此外，《通知》“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的原则，明确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要求”，这一点在《管理办法》中也早有依据，第九条“银行业监管机构依据业务特点、贷款质量、信用风险管理水平、贷款分类偏离度、呆账核销等因素对单家商业银行应达到的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标准进行差异化调整”。
剑指隐性不良风险的处置
《通知》开篇提到下调拨备监管要求的目的是“为有效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督促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真实反映资产质量，腾出更多信贷资源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由此可见，此次拨备监管政策调整最重要、最直接的目的是“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
首先，降低拨备监管要求能够加快银行隐性不良的释放。之前拨备覆盖率监管指标高， 不良的拨备成本高，在不良的确认和暴露上，银行的态度相对谨慎。而今监管指标下调后，不良的拨备成本下降，银行有动力加快不良的释放。例如在拨备计提一定的情况下，银行可较多地确认不良。按150%的拨备覆盖率计算，如果有300亿元拨备，以前对应的不良贷款为200亿元，而如今按120%的比例计算，对应的不良贷款则为250亿元。在维持信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银行可多释放50亿元不良贷款。
其次，加快不良暴露与处置又有利于供给侧改革。当前，部分企业（尤其是国企）杠杆率过高，债务负担重，其中可能很多历史遗留贷款已经无法还清，在商业银行资产分类中列为不良资产或隐形的不良资产。因此，加快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暴露和处置，能够盘活存量，降低企业的杠杆率，自然有利于供给侧改革。
再次，加快不良暴露与处置还有利于商业银行服务于实体经济。银监会2017年四季度数据显示，银行业平均拨备覆盖率达到181.42%，拨贷比为3.16%，并且逐季回升。这意味着，每1元的不良贷款，银行都需要提取1.8元左右的现金，并且也没有考虑不良贷款可能的抵押物价值。与此同时，3.16%的拨贷比意味着，100元贷款中除了要为显性不良贷款计提 100% 拨备之外（不良率为1.74%，因此为显性不良计提的拨备为1.74元），还要为非不良资产（98.26元）中可能存在的隐性不良计提1.42元准备金。这种基于“预期损失模型”计提的额外拨备意味着银行可用于放贷的资金减少了。因此，降低拨备覆盖率能让银行用更多的资金去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截至2017年年底，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1.71万亿元，拨备余额为3.09万亿元，因此，若行业拨备覆盖率从181.42%下降到150%，大致能释放5300亿元资金。
从公式上来看，“拨备覆盖率=拨备余额/不良贷款余额”，“当期拨备余额=期初拨备余额 +本期新计提拨备-本期处置转出”。因此，在不良生成速度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拨备监管要求其实质就是降低“本期新计提拨备-本期处置转出”。
从政策意图上看，监管层更希望银行通过提高“本期处置转出”这一项来实现，尤其是对存在较多隐性或显性不良资产的银行更是如此。这也是《通知》中设置了“贷款分类准确性”、“处置不良贷款主动性”、“资本充足性”三个参考指标，引导商业银行对隐性不良进行暴露和处置的原因。
从实际操作来看，银行确实可以通过降低拨备计提力度释放利润，特别是对于隐性不良较少、贷款分类较准确的银行而言，由于需要处置的不良相对较少，这些银行完全可以降低“本期新计提拨备”项，但问题的关键是需要三个参考指标同时满足高标准的要求。中信建投基于最新数据测算了每家银行可能达到监管标准，发现按照三个参考因素“孰高”的原则，能够达到拨备覆盖率120%、拨贷比1.5%最低要求的银行仅有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吴江银行。
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的PB估值普遍低于1倍以下，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市场对其存在的隐性不良的担忧，因此，市场给银行估值时往往选择对其净资产进行“打折”。此次《通知》的核心逻辑是督促商业银行加快不良资产的暴露和处置，尤其是隐性不良资产，因此，此次监管新政若顺利执行，将有助于降低市场对银行隐性不良资产的担忧，从而根本上提升银行业的PB估值水平。
此外，对于新生成的不良资产而言，由于为其计提的拨备降低了，因此，每笔贷款的拨备成本率也相应降低，也就是说，银行发放每笔贷款的“净利率”实际上会因此而上升，这对提高银行业的ROE也是较大的利好，同样也会带来银行板块估值水平的上升。
差别化监管用意深刻
根据《通知》的要求，银行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的达标标准由目前150%和2.5%的统一要求调整为拨备覆盖率120%-150%，拨贷比1.5%-2.5%的差异化分档管理，具体各家银行的达标要求参考包括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处置不良的主动性以及资本充足性来决定。由此来看，对于那些不良认定严格、处置不良积极的银行而言，拨备覆盖率及拨贷比的监管指标将获得正向激励，各家银行提升资产质量认定标准及处置速度的动力也将大幅提升。这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银行拨备监管新规的出台将进一步提升银行资产质量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除了正向激励银行化解存量风险，提升银行资产质量真實性之外，在国内经济没有大幅向下风险的情况下，拨备监管指标的下调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追溯历史，监管机构上一次上调银行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是在2008-2009年（从130%上调至150%），当时国内经济正处于下行初期，国内银行对资产质量的认定存在不够审慎的情况，因此，高拨备覆盖率有利于银行保持充分的风险抵御能力。
从目前来看，在国内经济企稳改善的背景下，银行的资产质量指标明显改善，对标海外，美国银行业2016年年末的拨备覆盖率水平为93%，这也为国内银行拨备覆盖率的下调提供了现实的支撑。
《通知》对银行拨备监管提出了差异化的监管要求，从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处置不良贷款的主动性以及资本充足性三个维度对银行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情况按4档划分各家银行新的拨备监管指标要求。体现了拨备监管的精细化，利好风控审慎的银行。其中，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参考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处置不良贷款的主动性参考处置不良贷款占新形成不良贷款的比例，资本充足性参考资本充足率指标，最后给予综合判定。 总体而言，此次拨备监管新规利好不良确定严格、处置及时以及资本水平充裕的银行。中银国际根据2017年的最新数据对上市银行的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大部分银行均能够获得拨备监管指标的调降，其中，下调幅度较大的可能包括四大行、股份制银行中的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及城商行中的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上海银行。
不过，尽管达标银行拨备可调节空间有所提升，但拨备覆盖率大幅下调的可能性不大。对于能够获得调降拨备监管要求的银行而言，存量拨备可调节余地变大，部分银行能够通过拨备覆盖率的下调灵活调整拨备计提压力，从而反哺利润。
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家银行对拨备的管理一直秉持逆周期调控的思路，在经济形势向好的背景下，拨备计提水平的提升为可能发生的损失提供缓冲，有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因此，监管要求差异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拨备的释放。《通知》中也明确提及“对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且实际拨备覆盖率低于150%或贷款拨备率低于2.5%的商业银行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不能将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而节约的支出用于降低信贷成本率”。
群益证券则认为，在银行业不良企稳、整体资产质量向好的背景下，监管层有引导银行加大不良认定及核销的倾向，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之前接近监管红线的银行拨备计提压力放缓，部分拨备水平高的银行不排除未来逐渐释放利润的可能性：由于拨备覆盖率及拨贷比的中枢下降，未来银行拨备计提的压力有所趋缓，拨备接近红线的银行受益更加明显。如工商银行，目前拨备覆盖率为150%左右，一直在监管红线附近，此次红线下移，预计最低达到130%，未来拨备计提方面的压力将有所减小。
而在利润方面，由于银行经营一直遵循审慎性原则，且拨备计提有逆周期的特点，大幅释放利润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由于最低拨备下移，部分拨备水平较高的银行未来逐步释放部分利润的可能性较大。
特别需要注意的变化是此次拨备监管要求的下调为“差别化监管”，在《通知》中，根据单家银行的具体情况，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的下降幅度各不相同，结合实际情况，监管层主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因素，分别是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处置不良资产的主动性以及资本充足性。
如在贷款分类准确性方面，以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来考量，确认标准非常严格，如果此比例达到100%，则此次对应最低拨备覆盖率为120%、最低拨贷比为1.5%；而如果此比例低于70%，那么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依旧和以前没有改变，依旧为150%和1.5%，其他考核指标也与此类似。因此，对本身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来说，差别化考核监管能使其获得更大的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下调空间，马太效应由此凸显，强者恒强的格局依旧。
此次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的下调为2017年以来金融强监管的延续，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有望在此政策下进一步增强实力。部分上市银行本身拨备水平很高，未来或逐渐释放利润，而本身拨备水平接近红线的上市银行未来拨备计提压力将减小。此外，在目前仍处于息差回升及不良下降的背景下，银行业有望继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步调，并带动ROE的进一步提升，从而提升估值水准。银行股在近期的调整中已经释放出部分风险，值得投资者积极关注。
总体来看，此次拨备监管新规的出台恰逢其时，它使得银行业2018年的业绩确定性更高，有利于行业估值的企稳回升。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调整，有利于减轻部分银行拨备计提的压力，从而使得银行业整体业绩增长的确定性更高。而且，2017年的数据显示，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逐渐向好，已出现边际改善的良好迹象。加上与海外银行相比，中国银行板块的估值依然较低，估值修复仍有较大的空间。
个别银行达标压力仍较大
整体来看，此次拨备监管要求的调整将正面影响中国银行业。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达181.42%，大幅高于150%的最低要求。在国泰君安（香港）覆盖的9家中资银行中，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仅工商银行148.42%的拨备覆盖率低于150%。但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的拨备覆盖率都处于150%-165%之间，接近之前的150%的最低要求，按照之前的监管要求，它们仍有拨备计提的压力。随着此次拨备政策的调整，银行拨备计提压力将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预计将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根据计算，假如中国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降到120%，银行业的净利润预计增加1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将使银行业的净利润在2017年盈利水平的基础上增长57.1%左右。
此次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政策调整，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的原则实行，综合考虑贷款分类的准确性（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处置不良贷款的主动性和资本充足率水平三方面的因素，针对不同银行划定不同的监管红线。通过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旨在引导银行真实确认不良、加大不良的处置力度，从而增加报表的真实性。
在2017年，已有南京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超过营业收入的增速，从而实现拨备“反哺”利润。在新的监管要求落地后，由于部分银行拨备计提压力将进一步降低，银行业拨备“反哺”利润的空间更大。
具体来看，部分银行由于拨备计提压力减轻，达标难度降低。根据2017年三季度的数据，浦发银行和工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34.58%和148.42%，低于原有监管红线；交通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51.06%、152.11%、153.57%，接近原有150%的监管红线。
根据太平洋证券的估算，从上述几家银行的情况来看，除平安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较低，浦发银行处置的不良贷款占新生成不良贷款的比率較低，新规实施后监管红线或将依然是150%，其他几家银行的监管要求都将有所降低。 尤其是浦发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在最近三年已经是连续下降，即使在拨备监管新规落地实施的情况下，其达标难度仍然较大。截至2017年三季度，工商银行和浦发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均低于150%，分别为148.42%和134.58%。值得注意的是，工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曾在2016年低至136.69%，不过在2017年开始逐步回升。与此同时，工商银行2016年的贷款拨备率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22%和1.62%。
工商银行行长谷澍曾表示，虽然监管对商业银行提出了不低于150%的拨备覆盖率要求，但商业银行也是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适当调整，工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是完全足够的。
而近三年来，浦发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持续下降，2015年年末时为211.4%，2016年年末时为169.13%，2017年第三季度则降到了134.58%，较2016年年末下降34.55个百分点，较2017年年中下降了19.63个百分点。
民生证券分析师李锋等曾在浦发银行2017年三季报业绩点评中指出，浦发银行三季度末的不良率为2.35%，环比提高26BP，同时关注类贷款率下降43BP，推测不良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存量风险的不良确认，因此，其单季不良生成率提高较为明显。不过，在不良率逐步确认的同时，浦发银行也加大了核销的力度。受此影响，浦发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下降了20%，降至134.58%，远低于监管红线，预计未来拨备计提压力仍将会提高。
无论何时，从定量参考指标来看银行，不良确认严格的银行都更为受益。此次监管指标的调整放宽了对不良确认严格、不良处置力度大、资本充足率水平高的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要求。《通知》中提到的三方面考核因素，也是我们观察上市银行不良确认严格程度、报表真实程度的很好途径。整体来看，大行中的建设银行、股份制银行中的招商银行及城商行、农商行中的张家港行，是上市银行中不良确认最为严格的，不良贷款剪刀差（逾期90天/不良贷款的比率）最低，而且上述三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也相对较高。
当然，银监会差别化调整银行拨备监管要求，目的在于形成正向反馈机制，引导银行加快不良的确认和处置，做实资产质量，同时此举有望强化符合规定的银行的资本内生增长能力，缓解资本补充的压力。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深化以及后续资管新规的落地，未来将对银行业资产扩张（特别是中小银行）构成较大的压力。鉴于银行板块2018年不良反弹延续趋缓的态势，部分银行息差有望改善，基本面企稳回升；当前板块估值处于合理偏低区间，配置价值提升。
形成正向反馈机制，除了鼓励银行做实资产质量以外，监管层还在探索差异化拨备监管政策，以缓解审慎性银行的拨备压力。
此次银监会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政策，重点向不良确认充分、不良处置积极、资本对风险抵补能力强的银行做了重点倾斜，意在鼓励和引导银行控制风险，做实资产质量，加快不良的确认和处置，并形成动态的正反馈机制，资产质量表现越好的银行越受监管政策的呵护。
广发证券根据2017年上半年和2017年三季度數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大部分银行拨备的最低监管要求均可下调，其中120%档的银行为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吴江银行；130%档的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常熟银行、无锡银行、江阴银行、张家港行；大部分股份制银行落在150%档，主要是受制于不良认定标准和不良处置的力度。
对于符合要求可以降低拨备最低监管要求的银行，一方面有助于缓解拨备计提的压力，增加拨备调节的空间；另一方面，有助于强化其资本内生增长能力，通过留存收益补充资本，最大限度缓解资本补充的压力。不过，严监管环境不会随着监管政策的放松而改变，监管新规执行时仍会实行有赏有罚、赏罚分明的原则。根据《通知》的要求，因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增加的利润不得用于发放奖金，不得增加分红，确保因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增加的利润留存在银行，从而保持银行损失吸收能力的基本稳定。
尽管拨备监管新规使得银行拨备的灵活度有所提升，但出于逆周期因素的考虑，大多数银行不大可能因此大幅调整审慎的拨备政策。
从理论上讲，对于符合此次监管新规、拨备最低监管要求可以下调的银行而言，存量拨备实际上赋予它们更大的拨备调节空间，可以适时通过下调拨备覆盖率灵活缓解拨备压力，释放利润空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优质银行资本内生增长能力，缓解资本补充压力。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银行出于审慎的拨备政策考虑不会很快减少拨备计提，大概率仍将延续逆周期拨备的特征去操作，为后续的稳健经营预留足够的安全垫。
与此同时，监管新规还要求对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且实际拨备覆盖率低于150%或贷款拨备率低于2.5%的银行，各级监管部门应督促商业银行积极利用贷款损失准备处置不良贷款，切实发挥贷款损失准备的风险缓冲功能，加大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且当年处置的不良贷款总额同比不得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