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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慈禧,人们总会想到近代史上的屈辱,想到腐败与“卖国”,想到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实际上慈禧在说这句话之前,还曾向列强下过“宣战诏书”。19世纪末,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并迅速发展。团民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列强多次敦促清政府予以镇压,但清政府一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一向老谋深算的慈禧为什么对义和团会如此忍让呢?
北京城涌入十万团民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恭亲王奕诉去世后,慈禧对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更加依赖。
戊戌变法失败后,各国同情维新派,便协助康有为逃离中国。而慈禧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想废黜光绪帝,但因遭各国反对而不敢付诸行动,令她怀恨在心。加上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也增长了慈禧的仇外情绪。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慈禧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为由,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为皇子(大阿哥),并照会各国在京使臣,但各国使臣并不理睬,慈禧和载漪都非常恼火。慈禧在对洋人的不满情绪中。开始观望义和团的发展。打算用义和团的力量报复洋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各国公使感受到威胁,纷纷照会清政府。要求剿除义和团。但事态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也参加了义和团。
五月,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告急。各国公使认为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便决定直接出兵平乱。清政府被迫允许,英、俄、法、美、意、日、德、奥八国派水兵及陆战队约400人从天津乘火车先后抵达北京,进驻东交民巷。
原本,慈禧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前往保定、涿州一带解散义和团,但刚毅回来后向慈禧奏称义和团刀枪不入。经载漪怂恿,慈禧欲借义和团排外,随后,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进入北京城内,很快超过10万人。
连文冲拟寫开战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1900年6月10日),慈禧命载漪掌管总理衙门。同日,因义和团团民破坏北京城内的电线杆,致使城内与外界的电报通讯中断。自二十日(6月16日)起,慈禧一连几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讨论载漪等人要围攻各国使馆的提议。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力劝慈禧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光绪帝也一再坚决反对开战,却遭到载漪等人的反对。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从东交民巷前往东单牌楼北大街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交涉,行至西总布胡同西口(今外交部街)时,被神机营军官恩海打死。本来这一天慈禧准备发出解散义和团的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慈禧先召满族大臣到仪鸾殿商议。据说,慈禧当时接到载漪所递的外国公使要求她归政于光绪帝、废大阿哥,并允许洋兵入京的照会。慈禧看后极为愤怒,发誓要报复洋人,荣禄力劝不可围攻使馆。她则称此时已不能控制义和团,并让荣禄退下。随后,慈禧在勤政殿再次进行商议,光绪帝与汉族大臣也一同参与。光绪帝仍然反对开战。太常寺卿袁昶则列举了开战的诸多弊端,并说自己在总理衙门当差两年,见外国人皆和平讲礼,不相信会有让慈禧归政的照会。载漪听后极其愤怒,斥责袁昶为汉奸,慈禧责怪载漪言语暴躁,同时命袁昶退下。自此无人敢进一言。
随即慈禧决定发布开战上谕(即“宣战诏书”),并向各省传达。据说,载漪所递的假照会和“宣战诏书”都是军机章京连文冲所作。连文冲是杭州才子,进士出身,因文笔绝佳很受重用。当时,荣禄将“诏令批折,一切委连文冲”。这份“宣战诏书”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历数列强“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诏书中并未列出针对哪些国家,而是笼统称之为“彼等”,也就是指所有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北京设立使馆的11个国家。
西太后发布反省上谕
实际上慈禧早就有过与洋人开战的想法,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1899年11月21日),慈禧曾发出过上谕:“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
“宣战诏书”发布后。东南各省重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就表示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慈禧下的“矫诏”“乱命”,绝不奉诏,并开始策划“东南互保”。在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中,一再提醒慈禧:中外强弱悬殊,不可轻于开衅,不可相信邪术可以保国。慈禧在回电中说,“尔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但“团民在辇毂之下,仇教焚杀”“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而洋人强攻大沽口,“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迫。遂成不能不战之势”。
此时。清政府已经和洋人进入到战争状态,对于臣民来讲,这就是宣战。多省发生的大肆捕杀洋人、教民的事件,都是在“宣战诏书”发布以后。但是慈禧毕竟不能像载漪那样图私利、泄私愤,也不能像义和团团民那般狂热而不计后果。最终,她没有将“宣战诏书”交给各国公使。
仅仅一周后,慈禧就下令清军停止进攻各国使馆。六月初三日(6月29日),她又致电中国各驻外使臣,“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联军进攻大沽口,“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但为时已晚。
七月十九日(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次日,北京失陷。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慈禧携光绪帝仓皇逃往山西。西逃途中,慈禧下令镇压义和团,并请李鸿章北上与洋人谈判。一时间,李鸿章又成了清廷的“救星”。他抵达北京后,与各国联军展开谈判。沙俄图谋独占中国东北,德、法、日、意、奥也有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而英、美却更看重商业贸易,反对他国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李鸿章则指出所谓的“宣战诏书”是慈禧被义和团挟持之下发出的,他不认为是中国与11国交战,而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因此中国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而各国无割地的理据,最终签订《辛丑条约》。
事后,慈禧对颁布“宣战诏书”之事尽力遮掩,命荣禄等拟写谕旨。这道谕旨洋洋洒洒1600字,既是对此事的总结,也是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罪己诏”。
慈禧及守旧大臣、地方官员。对于民间的灾荒不能及时赈济,对于民众的情绪不能加以引导。反而利用义和团来巩固权力,外敌洋人。最终“一朝骤发,不可遏抑”。
北京城涌入十万团民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恭亲王奕诉去世后,慈禧对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更加依赖。
戊戌变法失败后,各国同情维新派,便协助康有为逃离中国。而慈禧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想废黜光绪帝,但因遭各国反对而不敢付诸行动,令她怀恨在心。加上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也增长了慈禧的仇外情绪。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慈禧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为由,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为皇子(大阿哥),并照会各国在京使臣,但各国使臣并不理睬,慈禧和载漪都非常恼火。慈禧在对洋人的不满情绪中。开始观望义和团的发展。打算用义和团的力量报复洋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各国公使感受到威胁,纷纷照会清政府。要求剿除义和团。但事态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也参加了义和团。
五月,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告急。各国公使认为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便决定直接出兵平乱。清政府被迫允许,英、俄、法、美、意、日、德、奥八国派水兵及陆战队约400人从天津乘火车先后抵达北京,进驻东交民巷。
原本,慈禧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前往保定、涿州一带解散义和团,但刚毅回来后向慈禧奏称义和团刀枪不入。经载漪怂恿,慈禧欲借义和团排外,随后,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进入北京城内,很快超过10万人。
连文冲拟寫开战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1900年6月10日),慈禧命载漪掌管总理衙门。同日,因义和团团民破坏北京城内的电线杆,致使城内与外界的电报通讯中断。自二十日(6月16日)起,慈禧一连几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讨论载漪等人要围攻各国使馆的提议。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力劝慈禧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光绪帝也一再坚决反对开战,却遭到载漪等人的反对。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从东交民巷前往东单牌楼北大街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交涉,行至西总布胡同西口(今外交部街)时,被神机营军官恩海打死。本来这一天慈禧准备发出解散义和团的上谕。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慈禧先召满族大臣到仪鸾殿商议。据说,慈禧当时接到载漪所递的外国公使要求她归政于光绪帝、废大阿哥,并允许洋兵入京的照会。慈禧看后极为愤怒,发誓要报复洋人,荣禄力劝不可围攻使馆。她则称此时已不能控制义和团,并让荣禄退下。随后,慈禧在勤政殿再次进行商议,光绪帝与汉族大臣也一同参与。光绪帝仍然反对开战。太常寺卿袁昶则列举了开战的诸多弊端,并说自己在总理衙门当差两年,见外国人皆和平讲礼,不相信会有让慈禧归政的照会。载漪听后极其愤怒,斥责袁昶为汉奸,慈禧责怪载漪言语暴躁,同时命袁昶退下。自此无人敢进一言。
随即慈禧决定发布开战上谕(即“宣战诏书”),并向各省传达。据说,载漪所递的假照会和“宣战诏书”都是军机章京连文冲所作。连文冲是杭州才子,进士出身,因文笔绝佳很受重用。当时,荣禄将“诏令批折,一切委连文冲”。这份“宣战诏书”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历数列强“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诏书中并未列出针对哪些国家,而是笼统称之为“彼等”,也就是指所有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北京设立使馆的11个国家。
西太后发布反省上谕
实际上慈禧早就有过与洋人开战的想法,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1899年11月21日),慈禧曾发出过上谕:“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
“宣战诏书”发布后。东南各省重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就表示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慈禧下的“矫诏”“乱命”,绝不奉诏,并开始策划“东南互保”。在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中,一再提醒慈禧:中外强弱悬殊,不可轻于开衅,不可相信邪术可以保国。慈禧在回电中说,“尔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但“团民在辇毂之下,仇教焚杀”“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而洋人强攻大沽口,“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迫。遂成不能不战之势”。
此时。清政府已经和洋人进入到战争状态,对于臣民来讲,这就是宣战。多省发生的大肆捕杀洋人、教民的事件,都是在“宣战诏书”发布以后。但是慈禧毕竟不能像载漪那样图私利、泄私愤,也不能像义和团团民那般狂热而不计后果。最终,她没有将“宣战诏书”交给各国公使。
仅仅一周后,慈禧就下令清军停止进攻各国使馆。六月初三日(6月29日),她又致电中国各驻外使臣,“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联军进攻大沽口,“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但为时已晚。
七月十九日(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次日,北京失陷。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慈禧携光绪帝仓皇逃往山西。西逃途中,慈禧下令镇压义和团,并请李鸿章北上与洋人谈判。一时间,李鸿章又成了清廷的“救星”。他抵达北京后,与各国联军展开谈判。沙俄图谋独占中国东北,德、法、日、意、奥也有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而英、美却更看重商业贸易,反对他国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李鸿章则指出所谓的“宣战诏书”是慈禧被义和团挟持之下发出的,他不认为是中国与11国交战,而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因此中国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而各国无割地的理据,最终签订《辛丑条约》。
事后,慈禧对颁布“宣战诏书”之事尽力遮掩,命荣禄等拟写谕旨。这道谕旨洋洋洒洒1600字,既是对此事的总结,也是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罪己诏”。
慈禧及守旧大臣、地方官员。对于民间的灾荒不能及时赈济,对于民众的情绪不能加以引导。反而利用义和团来巩固权力,外敌洋人。最终“一朝骤发,不可遏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