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
　　
　　最近，“山寨”成了一个流行的词汇，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风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山寨”的说法有许多不完全相同的解释，但它其实已经约定俗成，其所指大体清楚。它一开始指的是模仿品牌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产品，它们以其外形和功能的类似与价格低廉而大行其道，“山寨”产品并不是盗版和抄袭，反而在模仿和照搬中刻意凸显它与所模仿对象的差异性。
　　一般来说，“山寨”产品并不是对品牌的盗版，也不是试图鱼目混珠，造成如假包换的气氛，而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模仿，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趣味。“山寨”产品是一种对于品牌的刻意“戏仿”：既有对于原产品牌的强烈兴趣，又是对于它的反叛；既是一种对于品牌的迷恋，又有某种戏谑和幽默的情致。“山寨”产品一面制造混淆和相似，一面却又表现差异和区别。而“山寨”这个词本身也具有某种刻意彰显和展示的趣味，它在显示自己的民间性和草根性。
　　这一概念已经由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领域进入了相当广阔的文化领域，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风潮。现在“山寨”文化从各个方面都展现了自己的活力。如“山寨”明星，就是长得和明星相似却并不是明星的人，现在也获得了某种商业的价值。而“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春晚等等都大行其道，变成了新的文化潮流。“山寨”在文化领域中一方面是和原有的文化品牌有对应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受到了刻意的张扬；另一方面却和网络文化有互相依存的关系，是依赖网络广泛传播和流行的。它“戏仿”著名的品牌，却自成一格，另辟蹊径，在互联网中获得自己的追捧者。
　　“山寨”将原来在网络文化中已经具有影响的事物加以收编。如“山寨”文化其实有网络“恶搞”的历史渊源，但却将“恶搞”尖酸刻薄的一面温和化了；“山寨”也有模仿秀的影子，但它并不期望变成被模仿的对象，而是一种刻意的“像但不完全是”的风格。
　　“山寨”的说法其实有一种“你占朝廷我占山”的自信，也有一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自嘲和幽默。它不是过去的平民化的通俗文化，而是和网络文化紧密结合的“草根”文化。“山寨”文化承认自己的衍生性，但也表明自己的独特性。它依赖主流的消费文化，寄生于它所创造的形态之上，却自有其创造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对于国际品牌和文化时尚，它刻意地本土化，对于本地的品牌和文化时尚，它刻意地草根化。“山寨”的模仿里有自己的创造，照搬中有新的元素和想象的延伸。
　　究其根源，“山寨”文化其实是一部分以年轻人为主的社会公众对于消费潮流和时尚的矛盾心态的体现。这些年轻人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平民百姓，而是在网络上发挥影响力的中等收入者阶层。他们对于主流商业性的消费文化其实很迷恋，但又对这种文化过度膨胀而产生的品牌霸权和高高在上的价格产生不满，从而造成年轻“草根”的消费能力和这种消费文化所彰显的消费形态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一面是廣告无所不在的传播和明星效应产生的影响力随处可见，另一面却是难以承受这样的消费。一面是主流消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的高度集中，一面却是许多年轻人的文化和社会表达被忽视。于是，他们就以“山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这种复杂感情和情绪。而“恶搞”文化也为山寨文化的出现提供了资源，使得年轻人可以迅速地找到一种“戏仿”的策略，互联网传播的非正式的多样化的特点为“山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载体。而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主流媒体主要的素材来源地。
　　当然，“山寨”文化的流行也和当下的经济状况有相当的联系。当下经济所面临的严重冲击，使得产能过剩而消费不足，人们对于大品牌产品的消费锐减。而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在“山寨”风气的流行上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制造业的企业不得不依赖“山寨”尝试在市场上分得一杯羹。
　　总之，“山寨”现象凸显了当下文化的活力，通过“山寨”文化的展开，一种新的文化潮流已经成形，它会改变我们文化的形态。但“山寨”文化毕竟是一种衍生的文化，它自有其限度和不足，它对于正统消费文化的依赖和衍生的关系使得它难以走得更远。但研究“山寨”文化的形态，探讨它的转型和发展的可能性，应该是社会关切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