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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从古至今各个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发展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为基本动力实现的,而官僚制也是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而不断演变发展的。官僚制作为一种行政组织形式,属于上层建筑,会随着它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发展,直至成为适合当时经济基础发展的官僚制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理论内涵
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做了最集中、最经典的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會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段经典阐述强调了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正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为基本动力实现的。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与西方官僚制演变历程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认为,从古至今各个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发展都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本动力实现的。同样,作为行政组织形式的官僚制也是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而不断演变发展的。官僚制作为一种行政组织形式,属于上层建筑,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一原理,官僚制会随着它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演变,直至演变成为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的官僚制形式。
从古至今,西方官僚制历经前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正在进行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社会环境都极为不同,官僚制也依据不同的经济基础不断演变为新的形式。第一,以人治为代表的前官僚制行政模式。前官僚制行政模式主要是以世袭制权力结构为权力基础,以农业经济为经济基础,以人治为主要治理形式。官职最初源自于王室事务管理的宫内职务,其行政活动在王室事务和公共事务之间并没有明确划分;第二,以法治为代表的理性官僚制行政模式。封建统治结构的解体提出了对官僚制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理性官僚制的确立,以中央集权为权力基础,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经济基础,以法治原则为规范行政行为的依据,理性官僚制在近代逐步确立起来。第三,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随着理性官僚制的确立和完善,官僚制也在不断扩张,导致官僚制行政陷入困境,为解决随之而来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新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并以“新公共管理”为理论原则来指导行政改革,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有效成果,但这场行政改革运动是否能真正解决官僚制的弊端,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对西方官僚制发展的启示
西方官僚制的演变历程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不仅体现在西方官僚制以往的发展历程中,对西方官僚制以后的发展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第一,要以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依据来完善官僚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是根源,上层建筑的一切都是为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也决定着上层建筑变化发展的方向。官僚制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自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完善官僚制体系的过程中,要以社会的经济基础为根据,以社会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采取措施建立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的官僚制体系,而不能不根据实际情况随意照抄照搬其他各国的官僚制模式。
第二,以官僚制对经济基础产生的反作用形式为标准来完善官僚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既可以起促进作用,也可以起阻碍作用。当上层建筑同自己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与自己的经济基础在同一方向上活动,能够满足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时,就起促进的作用;反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就会起某种阻碍作用。官僚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会有反作用,在完善发展官僚制体系时,要观察现有的官僚制体系是否能满足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状况,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以此为标准,来判断现有的官僚制体系是否可取,如果起促进作用,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发展,反之,就要改革现有的官僚制体系,以经济基础为根据来建立官僚制。
在西方官僚制的演变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深刻贯穿其中,同时也体现出了西方官僚制的演变历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这一事实。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社会形态的演进发展提供基本动力,对西方官僚制今后的演变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2] 黄小勇.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僚制[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 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 (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8.
[5] 黄小勇.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作者简介:周芳玉(1996-),女,山东日照人,江南大学2017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理论内涵
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做了最集中、最经典的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會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段经典阐述强调了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正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为基本动力实现的。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与西方官僚制演变历程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认为,从古至今各个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发展都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本动力实现的。同样,作为行政组织形式的官僚制也是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而不断演变发展的。官僚制作为一种行政组织形式,属于上层建筑,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一原理,官僚制会随着它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演变,直至演变成为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的官僚制形式。
从古至今,西方官僚制历经前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正在进行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社会环境都极为不同,官僚制也依据不同的经济基础不断演变为新的形式。第一,以人治为代表的前官僚制行政模式。前官僚制行政模式主要是以世袭制权力结构为权力基础,以农业经济为经济基础,以人治为主要治理形式。官职最初源自于王室事务管理的宫内职务,其行政活动在王室事务和公共事务之间并没有明确划分;第二,以法治为代表的理性官僚制行政模式。封建统治结构的解体提出了对官僚制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理性官僚制的确立,以中央集权为权力基础,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经济基础,以法治原则为规范行政行为的依据,理性官僚制在近代逐步确立起来。第三,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随着理性官僚制的确立和完善,官僚制也在不断扩张,导致官僚制行政陷入困境,为解决随之而来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新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并以“新公共管理”为理论原则来指导行政改革,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有效成果,但这场行政改革运动是否能真正解决官僚制的弊端,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对西方官僚制发展的启示
西方官僚制的演变历程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不仅体现在西方官僚制以往的发展历程中,对西方官僚制以后的发展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第一,要以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依据来完善官僚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是根源,上层建筑的一切都是为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也决定着上层建筑变化发展的方向。官僚制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自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完善官僚制体系的过程中,要以社会的经济基础为根据,以社会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采取措施建立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的官僚制体系,而不能不根据实际情况随意照抄照搬其他各国的官僚制模式。
第二,以官僚制对经济基础产生的反作用形式为标准来完善官僚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既可以起促进作用,也可以起阻碍作用。当上层建筑同自己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与自己的经济基础在同一方向上活动,能够满足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时,就起促进的作用;反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就会起某种阻碍作用。官僚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会有反作用,在完善发展官僚制体系时,要观察现有的官僚制体系是否能满足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状况,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以此为标准,来判断现有的官僚制体系是否可取,如果起促进作用,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发展,反之,就要改革现有的官僚制体系,以经济基础为根据来建立官僚制。
在西方官僚制的演变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深刻贯穿其中,同时也体现出了西方官僚制的演变历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这一事实。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社会形态的演进发展提供基本动力,对西方官僚制今后的演变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2] 黄小勇.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僚制[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 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 (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8.
[5] 黄小勇.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作者简介:周芳玉(1996-),女,山东日照人,江南大学2017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