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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左，同情在右，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得穿花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挥，不觉悲凉！
——冰心
这是一个发生在偏远农村与繁华都市之间的故事，这是一群肝病患者与一位九三学社成员之间的亲密互动。当一群患有严重肝病的农村人走进雷成多医生的视野，他们那颗冰冷的心脏第一次感受到温暖和抚慰。在这里，他们枯寂的生命发出了第一叶新绿，他们暗淡的生活透出了第一缕光明。
上世纪90年代，是我国西部農村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怀揣脱贫致富梦想的农民，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营造着他们梦想中的幸福生活。然而，农民走出贫困的道路毕竟是艰辛的，尤其是对于甘肃定西这个以“苦瘠甲于天下”著称地方的农民来说，更是布满荆棘和坎坷。
那时，定西地区被认为是甘肃最大的“血库”，而大碱沟村，又是定西卖血人员最集中的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采血机制有许多漏洞，一些贫困农民依靠卖血以维持艰难的生活，长年往来于“跑站”的路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丙肝，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疾病，一种与死神关系亲密的疾病，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这些淳朴善良的乡民！有些人未富先病，有些人因病而贫，许多人因病失去了生活的希望，甚至失去了珍贵的生命！
我是一名医生，
能说与我无关吗
雷成多，当年他是定西市安定区人民医院肝病防治所的负责人。他在接诊过程中发现许多丙肝患者都来自这个村子，甚至来自同一个家庭。作为一个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传染科医生，他明白这种疾病对于一个农民、一个农民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焦虑，他的作为医生的责任感，促使他走进了这个村子。在走访中发现，一个不大的村子里竟然有200多人患有丙肝，而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感染。
进一步走访调查，雷成多发现，这个村子许多人都有“跑站”的经历。所谓“跑站”，就是往来于当地和周边的采血站卖血。由于当时采血站制度的不完善和采血过程违规，引起了大面积的交叉感染。而“毒血”通过医院输血，导致许多无辜的患者感染了丙肝病毒，甚至一位副县长出车祸后因用了当地提供的一袋血，也染上了丙肝。
村民焦虑的目光和痛苦的呻吟刺激着雷成多医生的神经，他的心情变得悲凉和沉重，从大碱沟出来，他感到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丙肝是丙型病毒性肝炎的简称，是由丙肝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疾病，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危害极大。雷成多医生深知，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史上发现时间不长的新型病毒，医学界对于丙肝的治疗和研究尚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满足患者的要求的。于是他以一个传染科医生和九三学社社员的名义，向国内外专家发出求助。
雷成多的这些调查和求助行动，并未得到医院方面的支持，甚至招来了一次次颇具威胁力的“谈话”：“这件事情由你雷成多捅出去，给我们当地采血站的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地区的卫生管理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因此影响了我们的招商环境，你雷成多能负起这个责任吗？”社会上种种非议也是接踵而来：“农民卖血卖出了肝炎，和你雷成多有什么关系？”“雷成多他为什么要出这个头？雷成多要拿这个要挟政府，他有个人目的！”……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雷成多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他扪心自问：一个人感染，引起一大片感染，给无数的人和家庭造成悲剧，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我是一名医生，能说这与我没有关系吗？如果我就此害怕了，退缩了，任由这种病毒无休止的蔓延，我能对得起白衣天使的称号吗？能对得起一个医生的良知吗？……他最终想明白了：自己的力量的确微弱，但科学的力量无比强大，科学不会在权力和流言面前退缩，科学会证明一切！
雷成多表面上沉静了，但是他的调查和研究行动并未停止。过了一个月，他的求助得到了回应。1997年5月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他的诊室。交谈中了解到，眼前这位叫任进余的年轻人，本是甘肃静宁人，来自上海曙光医院，同时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攻读博士。任进余告诉雷成多，他的导师正在作有关肝病学的课题研究，这次派他来，意图是取得雷大夫的配合，共同完成有关课题研究。”任进余补充说：“这是一个国家‘九五’攻关课题。”
仿佛在黑暗中透过一丝光明，雷成多喜出望外，紧紧抓住了年轻人的手。
于是，雷成多与任进余开始了农村丙肝流行病学的调查，虽然起初这个调查尚处在“地下”状态。他和任进余再次深入大碱沟村，“悄悄地进村，悄悄地回来”，开展对关注群体的筛查活动。他们共调查了245名献血人员，发现其中240人是丙肝病毒感染者，感染率高达98.12%。在他们进行调查时，其中多数丙肝感染者仍在献血。经过细致调查和梳理归纳，形成了长达16万言的《甘肃省定西地区既往献血员丙型肝炎流行病学调查》。这份调查报告直指当地采血站，指出其运用“单采浆法”的不规范行为（消毒不彻底、一针多用等），导致输血人员大规模丙肝病毒交叉感染。1999年，这个调查报告通过了省级鉴定。
然而，这项科研成果拿到定西地区申报“医药卫生科技进步奖”时，遇到了阻力。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不仅对报告反映的事实漠然置之，而且连论文答辩的机会都不给，评奖更是没门。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00年。这年10月26日，《南方周末》的记者以《被污染的血》为题，报道了甘肃定西地区职业“献血”者感染丙肝病毒的情况。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当地官员和卫生管理部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直面严重的现实，一方面默认和“容忍”了雷成多的调查行为，另一方面派出工作人员深入乡村，采取了入户调查、新闻宣传、医疗救治等应急措施，对采血站的违规运作进行了相应的整治，阻遏了更大范围的感染。
障碍消除，雷成多的研究工作从“地下”回到“地上”。再没有人找他“谈话”，也没有人来刁难。许多人称赞他的行为是一种有担当的善举，既保护了献血群体，又保护了许多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功德无量。此时的雷成多，荣辱不惊，淡然处之。 面对患者，
更多的是同情，还有爱
失范的献血、采血虽然叫停了，但是献血者感染丙肝病毒已成事实。有些感染者的病情已经恶化，有些感染者已经死去。王祥和弟兄四人，都有卖血的经历，也都无一例外的感染了丙肝，四个家加起来，有8个不到10岁的孩子，生活极度贫困。陈希林早在1992年就检查出了丙肝，1999年死于急性重症肝硬化。死前，他瘦得剩一把骨头，脸色蜡黄，腹胀如鼓。在大碱沟村，陈希林不是死于肝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面对大碱沟村几百名面带忧伤和绝望的患者，雷成多又陷入深深的忧虑。他深恨过这些村民的愚昧，但是面对村民可怜的情形，更多的是同情，还有爱。在完成对既往献血者丙型肝炎感染情况的摸底调查后，他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对丙肝患者的康复治疗上。仍然是与任进余博士合作，在大碱沟村选定66名患者，开展定期观察、体检，并运用传统中药方剂进行免费干预治疗。经过一段时期治疗，效果良好，起码延缓了病情的发展和恶化。他们运用中药治疗丙肝的试验和研究成果，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推广。这项课题后来被纳入国家“九五”攻关项目，通过了专家鉴定。专家认为该项课题调查深入细致，统计方法科学准确，所得结果客观详实，其研究总体水平达到国内先进。
为了使农村丙肝患者的治疗得到进一步深入，雷成多在安定区人民医院组成了以九三学社社员为主体的研究团队。2004年，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共同承担了国家“十五”攻关项目“松栀丸治疗丙型肝炎”课题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2011年，又联合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肝病医学部，启动了“甘肃定西丙型肝炎感染人群临床特点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织122名丙型肝炎患者进行免费药品治疗和检测，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2012年6月，在雷成多的带领下，122名丙肝病毒感染者和11名亲属离开了他们长期生活的大山，乘坐火车前往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进行免费临床诊疗检查。路途中，患者受到了九三学社志愿者服务队的悉心照料，从购票上车到餐饮服务，从心理疏导到身体关护，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照。佑安医院的临床诊疗检查结束后，雷成多组织患者进行了观光旅游，参观了天安门、故宫博物院，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为了减轻农民患者负担，雷成多通过与北京佑安医院多次协商，除免费提供一路车费、住宿费、餐饮费外，还给每位患者每天发放200元误工补助和500元药品。患者们感动地说：“我们生了病，不但得到了免费治疗，还得到了补助，见了一回大世面。”
起初得病的日子里，丙肝患者们没有少受人们的冷遇和歧视，而在获得救助治疗后，他们体味到了亲人般的关爱和温暖。雷成多每年少说也要来大碱沟村10多次，甚至村民们家里有红白喜事，他都要登门随份情。平常的日子里，他们会收到雷成多发来的短信，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农闲的时候，他们会被请到医院的会议室，听取专家的肝病知识讲座。每年春节，他们会收到雷成多率领的九三学社慰问团送来的大米、面粉和红包。这些润物细无声的关爱关护，深深地温暖着肝病患者那颗曾经遭受病痛煎熬的心灵。尤其令他们欣慰的是，在接受免费治疗后，他们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臉色逐渐红润起来，身体逐渐硬朗起来，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心，有些人还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2016年夏天，笔者随雷成多去大碱沟村。雷成多说：“我每次来这里，都要穿便装，不能穿白大褂，戴口罩和手套。因为你经常宣传说普通接触不传染，自己又戴手套戴口罩的，谁还信你？”一到了村民家里，雷大夫抢上前就抓住了村民的手，喝病人家的水，吃病人家的饭，坐在炕头和病人聊着家常，就跟和普通人相处一样没有距离。村民都愿意和雷大夫说道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就像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王祥和的弟弟拉着雷大夫的手说：“老雷真是好人呐！哪次来家里给我抽血化验都是老雷亲自动手。要是没有他，我早就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哪还能坐在这里说话！”
出了大碱沟，我问雷成多：“是什么力量促使你坚持了20年，对这些丙肝患者不离不弃？”
雷成多只用了简单的两个词：“同情，爱。”
人类战胜疾病的道路还很漫长，人类克服肝病的道路更是充满坎坷。而雷成多的肝病研究仍在向纵深领域开展，他与大碱沟村民的情感交往还在路上。
——冰心
这是一个发生在偏远农村与繁华都市之间的故事，这是一群肝病患者与一位九三学社成员之间的亲密互动。当一群患有严重肝病的农村人走进雷成多医生的视野，他们那颗冰冷的心脏第一次感受到温暖和抚慰。在这里，他们枯寂的生命发出了第一叶新绿，他们暗淡的生活透出了第一缕光明。
上世纪90年代，是我国西部農村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怀揣脱贫致富梦想的农民，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营造着他们梦想中的幸福生活。然而，农民走出贫困的道路毕竟是艰辛的，尤其是对于甘肃定西这个以“苦瘠甲于天下”著称地方的农民来说，更是布满荆棘和坎坷。
那时，定西地区被认为是甘肃最大的“血库”，而大碱沟村，又是定西卖血人员最集中的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采血机制有许多漏洞，一些贫困农民依靠卖血以维持艰难的生活，长年往来于“跑站”的路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丙肝，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疾病，一种与死神关系亲密的疾病，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这些淳朴善良的乡民！有些人未富先病，有些人因病而贫，许多人因病失去了生活的希望，甚至失去了珍贵的生命！
我是一名医生，
能说与我无关吗
雷成多，当年他是定西市安定区人民医院肝病防治所的负责人。他在接诊过程中发现许多丙肝患者都来自这个村子，甚至来自同一个家庭。作为一个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传染科医生，他明白这种疾病对于一个农民、一个农民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焦虑，他的作为医生的责任感，促使他走进了这个村子。在走访中发现，一个不大的村子里竟然有200多人患有丙肝，而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感染。
进一步走访调查，雷成多发现，这个村子许多人都有“跑站”的经历。所谓“跑站”，就是往来于当地和周边的采血站卖血。由于当时采血站制度的不完善和采血过程违规，引起了大面积的交叉感染。而“毒血”通过医院输血，导致许多无辜的患者感染了丙肝病毒，甚至一位副县长出车祸后因用了当地提供的一袋血，也染上了丙肝。
村民焦虑的目光和痛苦的呻吟刺激着雷成多医生的神经，他的心情变得悲凉和沉重，从大碱沟出来，他感到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丙肝是丙型病毒性肝炎的简称，是由丙肝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疾病，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危害极大。雷成多医生深知，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史上发现时间不长的新型病毒，医学界对于丙肝的治疗和研究尚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满足患者的要求的。于是他以一个传染科医生和九三学社社员的名义，向国内外专家发出求助。
雷成多的这些调查和求助行动，并未得到医院方面的支持，甚至招来了一次次颇具威胁力的“谈话”：“这件事情由你雷成多捅出去，给我们当地采血站的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地区的卫生管理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因此影响了我们的招商环境，你雷成多能负起这个责任吗？”社会上种种非议也是接踵而来：“农民卖血卖出了肝炎，和你雷成多有什么关系？”“雷成多他为什么要出这个头？雷成多要拿这个要挟政府，他有个人目的！”……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雷成多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他扪心自问：一个人感染，引起一大片感染，给无数的人和家庭造成悲剧，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我是一名医生，能说这与我没有关系吗？如果我就此害怕了，退缩了，任由这种病毒无休止的蔓延，我能对得起白衣天使的称号吗？能对得起一个医生的良知吗？……他最终想明白了：自己的力量的确微弱，但科学的力量无比强大，科学不会在权力和流言面前退缩，科学会证明一切！
雷成多表面上沉静了，但是他的调查和研究行动并未停止。过了一个月，他的求助得到了回应。1997年5月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他的诊室。交谈中了解到，眼前这位叫任进余的年轻人，本是甘肃静宁人，来自上海曙光医院，同时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攻读博士。任进余告诉雷成多，他的导师正在作有关肝病学的课题研究，这次派他来，意图是取得雷大夫的配合，共同完成有关课题研究。”任进余补充说：“这是一个国家‘九五’攻关课题。”
仿佛在黑暗中透过一丝光明，雷成多喜出望外，紧紧抓住了年轻人的手。
于是，雷成多与任进余开始了农村丙肝流行病学的调查，虽然起初这个调查尚处在“地下”状态。他和任进余再次深入大碱沟村，“悄悄地进村，悄悄地回来”，开展对关注群体的筛查活动。他们共调查了245名献血人员，发现其中240人是丙肝病毒感染者，感染率高达98.12%。在他们进行调查时，其中多数丙肝感染者仍在献血。经过细致调查和梳理归纳，形成了长达16万言的《甘肃省定西地区既往献血员丙型肝炎流行病学调查》。这份调查报告直指当地采血站，指出其运用“单采浆法”的不规范行为（消毒不彻底、一针多用等），导致输血人员大规模丙肝病毒交叉感染。1999年，这个调查报告通过了省级鉴定。
然而，这项科研成果拿到定西地区申报“医药卫生科技进步奖”时，遇到了阻力。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不仅对报告反映的事实漠然置之，而且连论文答辩的机会都不给，评奖更是没门。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00年。这年10月26日，《南方周末》的记者以《被污染的血》为题，报道了甘肃定西地区职业“献血”者感染丙肝病毒的情况。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当地官员和卫生管理部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直面严重的现实，一方面默认和“容忍”了雷成多的调查行为，另一方面派出工作人员深入乡村，采取了入户调查、新闻宣传、医疗救治等应急措施，对采血站的违规运作进行了相应的整治，阻遏了更大范围的感染。
障碍消除，雷成多的研究工作从“地下”回到“地上”。再没有人找他“谈话”，也没有人来刁难。许多人称赞他的行为是一种有担当的善举，既保护了献血群体，又保护了许多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功德无量。此时的雷成多，荣辱不惊，淡然处之。 面对患者，
更多的是同情，还有爱
失范的献血、采血虽然叫停了，但是献血者感染丙肝病毒已成事实。有些感染者的病情已经恶化，有些感染者已经死去。王祥和弟兄四人，都有卖血的经历，也都无一例外的感染了丙肝，四个家加起来，有8个不到10岁的孩子，生活极度贫困。陈希林早在1992年就检查出了丙肝，1999年死于急性重症肝硬化。死前，他瘦得剩一把骨头，脸色蜡黄，腹胀如鼓。在大碱沟村，陈希林不是死于肝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面对大碱沟村几百名面带忧伤和绝望的患者，雷成多又陷入深深的忧虑。他深恨过这些村民的愚昧，但是面对村民可怜的情形，更多的是同情，还有爱。在完成对既往献血者丙型肝炎感染情况的摸底调查后，他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对丙肝患者的康复治疗上。仍然是与任进余博士合作，在大碱沟村选定66名患者，开展定期观察、体检，并运用传统中药方剂进行免费干预治疗。经过一段时期治疗，效果良好，起码延缓了病情的发展和恶化。他们运用中药治疗丙肝的试验和研究成果，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推广。这项课题后来被纳入国家“九五”攻关项目，通过了专家鉴定。专家认为该项课题调查深入细致，统计方法科学准确，所得结果客观详实，其研究总体水平达到国内先进。
为了使农村丙肝患者的治疗得到进一步深入，雷成多在安定区人民医院组成了以九三学社社员为主体的研究团队。2004年，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共同承担了国家“十五”攻关项目“松栀丸治疗丙型肝炎”课题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2011年，又联合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肝病医学部，启动了“甘肃定西丙型肝炎感染人群临床特点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织122名丙型肝炎患者进行免费药品治疗和检测，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2012年6月，在雷成多的带领下，122名丙肝病毒感染者和11名亲属离开了他们长期生活的大山，乘坐火车前往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进行免费临床诊疗检查。路途中，患者受到了九三学社志愿者服务队的悉心照料，从购票上车到餐饮服务，从心理疏导到身体关护，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照。佑安医院的临床诊疗检查结束后，雷成多组织患者进行了观光旅游，参观了天安门、故宫博物院，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为了减轻农民患者负担，雷成多通过与北京佑安医院多次协商，除免费提供一路车费、住宿费、餐饮费外，还给每位患者每天发放200元误工补助和500元药品。患者们感动地说：“我们生了病，不但得到了免费治疗，还得到了补助，见了一回大世面。”
起初得病的日子里，丙肝患者们没有少受人们的冷遇和歧视，而在获得救助治疗后，他们体味到了亲人般的关爱和温暖。雷成多每年少说也要来大碱沟村10多次，甚至村民们家里有红白喜事，他都要登门随份情。平常的日子里，他们会收到雷成多发来的短信，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农闲的时候，他们会被请到医院的会议室，听取专家的肝病知识讲座。每年春节，他们会收到雷成多率领的九三学社慰问团送来的大米、面粉和红包。这些润物细无声的关爱关护，深深地温暖着肝病患者那颗曾经遭受病痛煎熬的心灵。尤其令他们欣慰的是，在接受免费治疗后，他们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臉色逐渐红润起来，身体逐渐硬朗起来，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心，有些人还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2016年夏天，笔者随雷成多去大碱沟村。雷成多说：“我每次来这里，都要穿便装，不能穿白大褂，戴口罩和手套。因为你经常宣传说普通接触不传染，自己又戴手套戴口罩的，谁还信你？”一到了村民家里，雷大夫抢上前就抓住了村民的手，喝病人家的水，吃病人家的饭，坐在炕头和病人聊着家常，就跟和普通人相处一样没有距离。村民都愿意和雷大夫说道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就像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王祥和的弟弟拉着雷大夫的手说：“老雷真是好人呐！哪次来家里给我抽血化验都是老雷亲自动手。要是没有他，我早就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哪还能坐在这里说话！”
出了大碱沟，我问雷成多：“是什么力量促使你坚持了20年，对这些丙肝患者不离不弃？”
雷成多只用了简单的两个词：“同情，爱。”
人类战胜疾病的道路还很漫长，人类克服肝病的道路更是充满坎坷。而雷成多的肝病研究仍在向纵深领域开展，他与大碱沟村民的情感交往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