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报告具体提出全面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行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和驾驭风险本领等八个方面的执政本领，其中居于首位的是学习本领。全面增强学习本领，乐学是前提，苦学是基础，会学是关键。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往往能事半功倍，提升学习效率。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演讲时说：没有理论是不行的，不学马列主义理论是不行的，而“要学得一点东西，必须靠自己努力，方法也要弄对”，“只努力而方法不对，也学不到什么，自认为学到了，也是假的，靠不住的”。作为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刘少奇不仅主张要勤于学习，更强调善于学习。他提出的许多科学的学习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读书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在陕北的时候，为鼓励身边工作人员多学习文化知识，刘少奇曾语重心长地对中央警卫团的一名班長徐志望讲：“当然了，学文化有困难，困难可以克服嘛。每一个人的文化知识都是通过艰苦努力得来的，要有点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他还鼓励说：“一天学两个字，明白这两个字的意思，那么一个月就是六十个，几年过后你就是个‘秀才’。这种日积月累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就看你有没有毅力了。”刘少奇不仅勉励别人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读书，他自己更是坚持这种“攻书”精神的典范。锲而不舍地“啃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来到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爱萍回忆说：“很久以来，我们时常被一个问题苦恼着，就是感到敌后的环境紧张，战斗频繁，工作杂乱，抽不出时间学习。”但有一天他发现这样的想法错了。“事情是这样的：反顽战斗后不久，少奇同志就亲自到苏皖纵队视察工作去了。一天晚上，我们部队到达离苏皖纵队比较近的地方宿营。深夜，我独自一人骑着马到了少奇同志住的村子。我一面转弯抹角向前走，一面看看表，已是深夜下一点多钟了，心里想：少奇同志已经早休息了，此刻去，会不会耽误他的休息呢？正在进退两难、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看见村中间的一个大院落里，有隐约的灯光，我本能地朝着灯光走去。在大门口询问值班的警卫员，知道少奇同志正在这里。灯光在漆黑的深夜里，显得分外明亮。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轻轻推开了房门。”少奇同志坐在桌旁，正对着那闪闪跳动的烛光，聚精会神地读书，顺眼看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刘少奇深夜“啃书”的情景深深感动了张爱萍，他由衷地讲：“我们经常强调客观原因抓不紧学习的论调不驳自倒了，难道少奇同志工作不比我们更忙些更紧张些吗？环境不是也一样吗？”我们没有理由不刻苦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工作繁忙，但仍然一如既往坚持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读书学习。因长期伏案工作，刘少奇患了严重的肩周炎，病情发作时，胳膊抬不起来、伸不直，十分痛苦。经中央同意，1959年11月刘少奇到海南去休假疗养。这时，“大跃进”运动已经搞了一年多，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应该如何认识和应对，是刘少奇苦苦思索的问题。早在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关于读书的建议》的党内通信中，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决定利用这次难得的休假机会，集中精力“啃啃”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

　　1959年11月1日，刘少奇到达海南。刚休息了不到两天，便召集身边的随行人员，同他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他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我们大家都参加，共同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为了帮助辅导学习，刘少奇还特地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我们拟在此读完政治经济学第二册”，“但在这里还没有熟悉政治经济古典著作的人”，“了解当前经济理论性问题的人也没有”。因此，请物色两位在相关领域有建树的学者，即日来到这里。杨尚昆等经研究，决定派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王学文参加刘少奇的读书小组。此外，主持广东工作的陶铸、林李明及海南地方和驻军的部分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读书活动。在第一次学习会上，刘少奇谈了要求：“今天，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了，我先谈几点建议：第一，学习讨论会采取座谈方式，大家要踊跃发言，有话就说，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也可以开展辩论。第二，在学习会上，不分上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怕说错话。第三，既要学习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第四，苏联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他们根据自己经验总结的，不是普遍真理。我们只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来学习。有些内容比较难，有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随时向两位老师请教。第五，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不要到处讲。如果要讲，只能当作个人的意见，错了自己负责。因为我们是研究问题，不是作出的决议，更不是下定论。”刘少奇的这番讲话，消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活跃了学习的气氛，从而使读书学习活动进行得异常顺利。
　　从11月2日到22日，刘少奇与学习小组成员一起，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最初以阅读为主。刘少奇逐字逐句地“啃”，并不断地圈圈点点，遇到疑点难点问题，就查阅资料，或向薛暮桥、王学文两位专家请教。11月10日至20日，召开了9次讨论会，逐章逐节进行讨论。讨论时，刘少奇总是带头发言，结合中国实际，讲了很多新见解。 　　11月10日，刘少奇在发言中提出：“不论做什么工作，总离不开吃饭穿衣。一个经济学，一个哲学，不论做什么，总离不开。”因此，要辩证看待该书中的一些观点。如书中說：“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里只讲一致，不讲矛盾。”显然不科学全面。在11日的发言中，刘少奇重点谈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要注意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从重工业开始，对农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提出农、轻、重，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免得发生长期性的工农比例、轻重比例失调。”在13日的发言中，刘少奇提出，“要研究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要正确认识国民经济发展中“有计划”和“按比例”的关系。在17日和18日的讨论中，刘少奇着重谈了商品问题。他说，“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就要有商品的存在”，要“对商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哪些不同”进行全面的研究。在19日和21日的讨论中，刘少奇突出强调要重视经济核算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讲：“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更需要“全面的经济分析”。“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账那是错误的”，搞经济工作“既要有政治挂帅，又要有经济核算”，“大账小账都要算”。在11月22日第9次讨论时，刘少奇谈了要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不同社会性质的矛盾，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性质是非对抗性质的”，“不可把非对抗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
　　刘少奇经过20多天“啃书”得出的认识和思考，尽管有历史局限，但很多见解极有价值，为全党认真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树立了标杆，也充分体现了他学思结合的学习特点。

缺少了一个方面就不是真理

　　1948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为了改进和加强新闻工作，在西柏坡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进行学习。10月2日，刘少奇在这次学习的集会上发表了谈话，即“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刘少奇说：“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向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新闻工作者要把工作做好，就要具备正确的态度、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等条件。关于要具备正确的态度，刘少奇解释说：“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了解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动态、趋向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映”，“要善于具体分析情况”，“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彩地反映出来”，“要做到真实，就要全面，缺一面就不是真理”。
　　正确处理理论学习和具体实践的关系，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问题。1941年7月13日，华中局党校教育科科长、教员宋亮（即孙冶方）在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方法”与“理论”两章时，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写信给刘少奇请求解答。当天，刘少奇就复了信。他在信中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学习方面的状况，指出轻视理论或轻视实践“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在辩证分析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后，刘少奇在信中着重批评了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他说：“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是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
　　刘少奇善于辩证学习和思考的特点，在如何对待孔孟传统文化方面表现得也很突出。1942年，刘少奇前往山东分局指导工作。山东是孔子故里，孔孟思想在当地群众中很有影响，而其中一些封建思想对抗战民主建政和开展群众运动构成了一种阻力。因而，山东分局的一部分干部认为，应该对孔子加以批判，砸烂孔子的牌位，彻底消除孔子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干部认为，不能对孔子进行批判，否则会伤害群众的感情。刘少奇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经过慎重的考虑，否定了山东分局干部的两种意见。他认为：“孔子的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到今天还有合理因素，但不能否认，它也有阻碍社会前进的有害东西。”“孔子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光是个历史传统问题，还存在着一定的社会依据。因此，要群众把这长期以来的传统思想改变，要完全消除孔子对群众的消极影响，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抗战”，所以“根本解决问题，须待抗战胜利之后”。现在，一方面要“对有害的思想作斗争”，一方面要“看到孔子思想的合理因素”，比如“孔子曾经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就是主张民族自卫、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有用，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它，不应该把孔子一笔抹杀”。
　　实业救国是近代以来涌动的一股爱国思潮，刘少奇在青少年时代就曾立志“从工业入手改造中国”。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华北财经委员会上响亮提出，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任务”。然而，要把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破坏的、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改变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这是一个十分困难和艰巨的历史任务。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刘少奇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设想了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具体道路，而且还远见卓识地提出了民主化和工业化齐头并进的战略性思想。1951年2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决策10天之后，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不能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是由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决定的。“反过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为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把民主化与工业化作为党和人民努力奋斗的双重目标提出来，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证明这一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关于推进工业化的思想，在当时即是全党的普遍共识，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就一直大力倡导的基本口号。然而，把民主化与工业化并提并加以详细论述，这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 　　1937年3月4日，刘少奇致信张闻天，谈过去对白区工作的看法。他说，“‘左’倾错误是八七会议以来就有的”。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个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他在这里不仅较早地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科学概念，而且还把它提到哲学思维方法的高度加以概括。刘少奇给很多人的印象是看问题比较“透”，凡事能够举一反三，这要归结于他善于通过学习将具体问题提高到哲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实事求是分析和概括，从而能够做到全面、辩证、历史地看问题。

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

　　刘少奇对年轻人始終寄予厚望，对年轻人的学习始终十分关心。1957年5月17日，刘少奇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他首先勉励地院毕业生要争做“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开路先锋”，然后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大学毕业了，学了很多知识，但是你们到底有多少知识要有个正确的估计。”“其实你们在学校所学的东西是一知半解的，也就是说知识还不够完全。”“你们读了很多书”，“似乎知识很多”，“我看你们实际的知识、真正的知识还没有接触到”，“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同时毕业的同学，过若干年后，发展有快有慢，其中影响的关键是在工作中是否善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可能在政治上、业务上进步更快”，不善于学习的“到后来可能差别很大”。注重向实践学习，是刘少奇坚持一生的学习方法。
　　战争时期，刘少奇重视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他更加重视调查研究。据粗略统计：1955年12月至1956年7月，刘少奇在中央各部委调研时间长达8个月，听取了37个部委的工作汇报。1957年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南下调研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间近两个月，走访了河北等5个省。1958年2月19日至3月29日，刘少奇走了3个省，时间长达1个多月;7月1日至21日，刘少奇到了4个省市，仅石景山钢铁厂、发电厂就蹲点5天;9月1日至29日，刘少奇又去4个省视察;10月15日至11月6日，刘少奇又赴4个省市视察。1960年3月26日至28日、4月17日至5月28日，刘少奇赴13个省市视察。正是凭借着调查研究这一“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刘少奇了解了实情，及时完善政策，从而保证了党和国家决策的正确，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61年的湖南农村调查。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国民经济再次陷入了一味强调“大干快上”的误区，从中央到地方充斥的盲目乐观情绪，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持续的催化作用，“继续跃进”成为全党的口号。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使国民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初遭遇了重创，全国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严酷的现实，使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头脑开始冷静下来。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党同志“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对毛泽东提倡调查研究，内心里高度认同，行动上高度重视。3月19日，他在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专门就调查研究问题作了讲话，指出，“这几年调查研究工作弱了”，“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同时，他还提出“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研究，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4月1日，刘少奇来到长沙，开始了为期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
　　开展科学的调查研究，调查者要放下架子，深入群众，亲民但不扰民。在调研前，刘少奇即同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到了湖南后，刘少奇又向陪同的工作人员重申了这条纪律。4月1日，刘少奇到长沙，次日就到了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住在原生产队养猪场一间破旧的空房里。刘少奇在这间异常简陋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听取了先期到湖南调查的中央调查组和湖南省有关领导干部的汇报。
　　公共食堂问题是刘少奇此行调研的重点。在结束了王家湾生产队的调研后，刘少奇一行到了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天华大队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起的一面“红旗”，但刘少奇事前了解到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刘少奇一到天华大队，就对大队干部说：“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的方便。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打消了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大家开始纷纷讲掏心窝子的话，实情就浮出了水面。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一住就是18天。除了公共食堂问题，他还就粮食问题、社员住房问题、山林问题、民主和法治问题等作了细致调研。比如，刘少奇一贯重视民主法治建设，在天华大队调查期间，了解到该队饲养员冯国全父子，因喂养的一头耕牛于1957年2月死亡，解剖后在牛肺内发现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即被认为有意破坏而受到批斗和关押。刘少奇初步调查后，对此案表示怀疑，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复查。湖南省公安厅复查后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于6月30日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写了具体的调查报告。7月10日，刘少奇审阅了报告并致信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治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通过这件事，刘少奇深深感到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迫切性。经他推动，不久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了区人民法庭，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的法治建设。刘少奇这次调研的特点是，一边发现问题，一边解决问题。经过他艰苦细致的工作，初步摸清了各方面情况，解决了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许多问题。
　　在调研中间，4月30日下午，刘少奇在湖南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但要把事情搞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容易就是人的主观世界要反映客观世界不容易，要经过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可能短，到底多长，各有不同”。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刘少奇运用深入细致的调查方法和高明的调查策略，取得丰硕成果，成为党的历史上调查研究工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