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描述一下你在乡村的生活？你如何平衡农业实践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2012年，我在老家建立“稻电影农场”，那一年有八个月时间待在乡下种田。一开始种的是洞庭红霑，现在种洞庭红霑、鱼刺米和贵州引进的土种高粱。种田这件事情一直都在持续，我在那建了一个四合院，房间外面就是稻田。每年酿酒时，我都会带着孩子回去，一年五六次，有时候更多一些。
　　现在很多家庭的教育目的，其实是让孩子脱离土地，脱离农村这样的空间。但对我来说，农业实践和艺术创作可以是并置的，农业生产本身也可以视作为一种语言的、社会媒介的共构产品。
　　种田的经验，给你带来什么改变？
　　在2013年之后，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如今乡村建设的主体性是缺失的。很多时候所谓的“乡建”其实是来自知识分子的符号性构建，它的物质性主体（即农民）是没有话语权的。乡村作为一种贡献式的经济，将自己提供给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跟自己无关联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在话语权上又从城市知识层面、而非本地性层面主导着“乡建”。
　　所以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如今“乡建”的对象，“乡”其实已经没了。现在的情景是，农村已经成为以城市为中心空间的边缘，是城市的附属、配套、供给源头。
　　通过这些年来的观察，你认为中国的農村发生了什么变化？
　　近年来中国农村发生变迁很快，也很多。现在的农民并不依靠“种田”来谋生，农业对于农民家庭支配这一块，已经不再构成一个主体。还有农村空间上的变化，住家屋顶的空间被光伏发电开发；而农村的金融信用系统（信用卡）建设——基建的本质，将农村资源、资产以及可支配的未来并购进资本系统。
　　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今年6月我会参加第二届银川双年展，作品名为“迴飙”，取自陶渊明“凯风因时来，迴飙开我襟”，个人如何在这个表象上令人眩晕、实质上是气候危机的人类纪的时刻，“藏身立命”的态度。“迴颷”是我意图采纳的心理的情势，当然不是回向晋人，只能重新来规划。它是一件综合媒材装置，由影像、雕塑、文献、绘画等共8组内容构成。展览结束后，我可能会回湖南调研一条河流生态系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