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人，他如荷，出淤泥而不染；如兰，独立而孤傲；如竹，挺立而不屈。他难容于俗世，金玉美质被世所弃，蒙不白之冤，遭放逐之苦，伤痕累累却依然故我，高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终在国亡之时，投江而逝。他，就是屈原，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极具悲剧内涵的伟大诗人。
　　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经历过众多文人都曾经历过的普遍悲剧：怀才不遇、离乡去国、知音难觅。后世文人重复着屈原式的悲剧人生，他们以多种途径排遣着这种种不幸却没有选择自沉。屈原必死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个体的悲剧命运无法脱离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特殊的文化决定了他的性格，最后“性格决定命运”，屈原最终也无法逃脱命运的牢笼。
　　先说说屈原所处的大环境：战国。在屈原生活的时代，中央集权制度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旧贵族则逐渐走向腐朽。传统的宗法制使得贵族们拥有了无比的优越性，他们凭借血缘而非个人努力就能在统治阶级身居要职。而这，使得在统治阶级内部很难产生有抱负有理想的才学人士，从而使得屈原难以寻觅到志同道合之人。此时的楚国，旧贵族凭借着宗族血缘关系顽固地聚合在一起，千方百计去摧毁一切损害自己利益的进步改革。屈原没有并肩作战的知己，单凭一己之力无法推行适应时代要求的政治改革，反而被小人所诬陷，遭颠沛流离之苦。楚国的腐朽的政治制度正是屈原知音難觅、离乡去国、怀才不遇的客观原因。
　　再来说说屈原受到熏陶的文化。屈原生于楚、长于楚，血液里流淌着楚文化的纯真与浪漫，但他同时积极接受着中原儒家文化的精华，而他的悲剧正冥冥之中隐于这两种文化的熏陶之中。屈原以义立身，但是屈原之义却不同于儒家之义。儒家的仁义是伦理义务，是家族义务与国家义务的统一，是血缘性与政治性的统一。当儒家之士“事君”的政治追求受阻时，他们可以回家尽其孝亲之责。但是屈原则不然。屈原他是“楚之同姓”，国家的存亡便是他家族兴盛的标志，对他来讲义是纯粹的政治义务，他只能成为义无反顾地把全部的生命都赋予社会政治责任的极端者。
　　义的极端不仅仅在于政治义务，同时也在于他受楚文化熏染后的性格。楚文化赋予了屈原九死不悔的纯真和执着，在他这里，义就是生命，生与义绝对统一，舍义之外别无生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就是生与义绝对统一的表白。楚国长期遭受北方强大民族的压抑，为了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甚至在必要时牺牲个体以保全集体。这样的集体主义和屈原对义的理解，使得他将义与不义、有意义的人生和无意义的人生绝对对立起来。一旦选择了义，那么一切对义的放弃都是向不义的投降和向无意义人生的沉沦。所以对于屈原他自身来说，在楚国亡国之时，他只能选择死，他只能“宁溘死以流亡兮”。
　　我想，是因为我们总是受到辩证思维的影响，所以我们无法接受屈原极端的、静止的思维方式。屈原对于现实世界的矛盾有太多的想不通，他“正道直行”，将全部生命都奉献给楚国，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行道而不通、行义而不能的荒谬现实，“宁赴湘流”。所以在我看来，屈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用着我们不能理解的方式去维护他热爱的祖国、去坚守他心中的义、去追寻生命的意义，留给后人一代代的缅怀和探寻。
　　[作者通联：北京育英学校高二（2）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