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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于2006年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旨在促进小麦增产，保障农民利益。为探究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增产效应，在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产量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14个小麦主产省1994—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实施能够实现小麦增产1 080.56万t。
关键词：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小麦;增产
中图分类号：F323.7
作者简介：王舒娟，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粮食安全。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其市场稳定对我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必须保障小麦市场绝对安全[1]。2006年，在农户种植小麦积极性不高，小麦产量逐年下降的背景下，国家颁布了《关于印发200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正式将小麦纳入最低收购价格政策范围，目的在于提高小麦产量，保障小麦种植户的种植收入。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是托市收购政策的一部分。
学者普遍认为，有必要对粮食市场实行政策干预，以稳定粮食市场，避免因粮食市场动荡而对社会造成影响[2-3]。关于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实施效果，现有研究基本都肯定了其对粮食增产的积极作用。朱喜安等[4]的研究发现粮食托市政策能够稳定粮食价格，保障农民收入。王士海等[5]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托市政策能够提升粮食价格，托市政策对不同粮食品种价格托升效应不同。彭婵娟[6]、吴海霞等[7]认为托市政策对不同粮食品种有不同的政策效应。曹慧等[8]模拟取消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发现取消政策后会减少粮食产量，对农民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秦炳涛等[9]认为托市政策能够促进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供给。黄青青[10]指出实施粮食托市政策能够提高我国的粮食安全。然而，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加工业等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钟钰等的[11]研究表明，继续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于农民的收入提升起到的作用不明显，反而会加重财政资金压力。陈锡文[12]认为托市政策会导致粮食进口量激增、高库存、粮食市场失灵等问题。另有学者提出要对粮食托市政策实行市场化改革，提高政策效率[13]。
鉴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的目标在于促进小麦增产，本文拟将关注政策实施的增产效应。从统计数据来看，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后，小麦产量由2006年的10 846.6万t上涨到2017年的13 433万t，增产幅度达24.85%。但是，在政策实施期间，我国同时还实行了其他多项支持政策，因而24.85%的增产幅度并非皆由小麦最低收购价带来。那么，作为促进小麦生产的最重要的支持政策之一，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其增产作用有多大？为探讨此问题，本文将采用14个小麦主产省1994—2017年的数据，定量测度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1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与小麦生产变化趋势
1.1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政策内容与作用机制
我国于2006年决定对小麦主产省份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政策的基本内容为，在小麦播种之前，对外公布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预案，并公布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秋收时节，当小麦市场价格低于政策公布价格时，在政策实施地区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预案，政策收购主体入市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稳定小麦市场;当小麦市场价格高于政策公布价格时，不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预案，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小麦流通。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影响农户种植小麦的机制为，在小麦播种之前公布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一方面会对农户形成强烈的托底信号，农户无需再考虑“售粮难”的风险，并且出售价格是有最低保障的;另一方面，当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高于农户的预期成本，农户便会增加小麦种植，相反，当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低于农户的预期成本，农户将可能减少小麦种植。换言之，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会影响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此外，如果在播种前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高于农户的预期成本，农户可能会在小麦种植过程中实行更精细化的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获取更高利润，亦即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综上，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可能会通过作用于农户的小麦种植面积决策与生产要素投入决策，由此来影响播种面积与单产，从而最终影响到小麦产量。
1.2 小麦生产变化趋势
如上文对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作用机制分析，本文将从小麦单产、播种面积以及总产3个维度来总结小麦生产变化趋势。同时，为区分小麦生产的地区特征，本文依据是否实施了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将小麦主产省份划分为政策实施地区和非政策实施地区（政策实施地区：河北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山东省、湖北省;非政策实施地区：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小麦单产变化趋势。1994—2017年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单产变化见图1。由图1可知，总体而言，政策实施地区小麦单产高于非政策实施地区;从时间上看，2003年之前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单产差距较小，2003年之后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小麦单产差距变大。政策实施期间，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单产由344.9kg上涨到434.15kg，单产增加了89.26kg;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单产由279.58kg上涨到338.02kg，单产增加了58.44kg。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小麦单产增长幅度的差异，可能因為政策实施地区小麦补贴金额增加，小麦种植户收入提高，使得小麦种植户更重视对小麦的种植与管理，使得小麦每公顷产量显著提高。
（2）小麦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小麦播种面积是反映小麦种植户种植积极性的良好指标，小麦播种面积增长，说明小麦种植户种植积极性增加。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播种面积在2003年之前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此后则表现出稳中有升的特征;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播种面积则呈现出下降趋势，见图2。数据表明，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种植积极性要高于非政策实施地区，但是否由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实施引起，仍需进一步研究。 （3）小麦产量变化趋势。历年小麦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总产量变化见图3。由图3可知，2004年后，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总产量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由7 274万t增长至11 071.3万t，产量增长了3 797.3万t;而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总产量自1998年大幅下降后，始终较为平稳，在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期间，小麦产量由2 115.8万t下降到2 111.4万t，产量下降了4.4万t。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产量变化，主要是政策地区的小麦单产和小麦播种面积的变化所促成的。政策实施期间，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单产和播种面积均有明显增长，而非政策实施地区小麦单产则增长有限，且播种面积减少。
2 变量选取、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为了能定量测度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对小麦产量的影响，本文采用14个小麦主产省的相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依据是否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将14个小麦主产省划分为政策实施地区和非政策实施地区，以2006年为界限，划分为实验前和实验后，对比两区域小麦产量的变化，实证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增产效应。
2.1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如前文关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机制分析所述，小麦最低收购价格通过作用于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与生产要素投入决策，影响到小麦的播种面积与单产，从而最终影响小麦产量。因此，本文将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作为核心变量，并控制影响小麦播种面积与单产的其他因素，参考星焱[14]、唐轲[15]、伍骏骞[16]、李天祥等[17]的相关研究，选择了小麦价格、小麦生产成本、化肥使用量、机械化水平、财政支农、粮食受灾率、城镇化水平、地区和时间变量等。具体变量选取与指标见表1。
2.2 模型构建
双重差分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政策效应评估，基本思路为：将实验样本分为两组，一组为政策作用对象（实验组），一组为非政策作用对象（对照组），分别计算两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后将两组政策前后变化对比，便能得到政策的净效应。考虑到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地区在2006年之前未实施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为了避免模型包含两种政策效应，本文借鉴胡迪等[18]研究大豆目标价格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影响的做法，选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面板数据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i为省份;t为时间;Yit为第i省份t时期的小麦产量;T为时间虚拟变量;D为地区的虚拟变量;交互项TD为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相应的控制变量解释见表1;fi表示固定或者随机的截面效应;σt表示固定或随机的时间效应;uit为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满足E（uit）=0。
2.3 数据来源
中国幅员辽阔，各省份间的资源禀赋差距较大，小麦生产经营情况也各不相同。本文在选择小麦主产省数据时，按照小麦播种面积大于1 000hm2的标准，在小麦生产省份中选择了14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见表2。本文相关的影响因素数据来自1994—2017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中涉及价格的变量，均根据相应的价格指數进行平减。
3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检验了1994—2017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然后对比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前后各省小麦产量的变化，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选用随机效应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
为检验政策对小麦产量影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产量效应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全样本时期（1994—2017年），以及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期内，政策均对小麦产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期间，政策实施地区的回归结果为1 080.5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能够促进政策实施地区小麦增产1 080.56万t。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中，时间与地区的交互项为378.133，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影响的稳健性。实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相符，达到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的“保供给”目标。
控制变量中，粮食受灾率、城镇化水平和财政支农均对小麦产量产生了显著性影响。财政支农对小麦产量具有正向影响，财政支农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农户的种粮条件，从而提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回归结果显示，粮食受灾率对小麦产量也具有正向影响，原因可能是本文采用的粮食受灾率是滞后一期数据，因此当上一期粮食受灾，小麦供给减少，价格上涨，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当期会增加小麦种植，从而促进小麦增产;城镇化水平提高，会正向促进小麦增产，原因可能是城镇化水平越高，表明当地经济越发达，拥有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越完善，从而带来小麦产量的提高。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分析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作用机制，总结了历年来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生产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14个小麦主产省份1994—2017年的相关数据，借助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能够显著影响小麦产量，在控制影响小麦产量的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能够提高小麦产量1 080.56万t。
据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第一，应继续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发挥政策对小麦种植的调节作用，促进小麦增产;第二，应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农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幅减少，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应增加财政支农水平，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种粮条件，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 参考文献：
[1]程国强.我国粮价政策改革的逻辑与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2）：4-9.
[2]Segal S.A.，Hoffma A.C.Food Price Control-policy and Mechanics[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43，25（1）：19-33.
[3]Kim K，Chavas J P.A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a Price Support Program on Price Dynamics and Price Volatility[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2，27（2）：495-514.
[4]朱喜安，李良.粮食最低收购价格通知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基于事件分析法的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6（5）：60-64.
[5]王士海，李先德.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市效应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2（4）：105-111.
[6]彭婵娟，徐学荣.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9）：67-69.
[7]吴海霞，葛岩.粮食托市收购政策效应评估：以玉米临储政策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56-63+144.
[8]曹慧，张玉梅，孙昊.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思路与影响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7（11）：33-46.
[9]秦炳涛，陶玉.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果评价与合理定价[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7（3）：27-36.
[10]黄青青.中国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9.
[11]钟钰，洪菲.构建粮食主产区发展补偿机制的思考[J].中州学刊，2019（6）：30-36.
[12]陈锡文.如何看待粮食领域“三量齐增”现象[J].农村工作通讯，2016（10）：52.
[13]李光泗，郑毓盛.粮食价格调控?制度成本与社会福利變化：基于两种价格政策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8）：6-15+110.
[14]星焱，胡小平.中国新一轮粮食增产的影响因素分析：2004～2011年[J].中国农村经济，2013（6）：14-26.
[15]唐轲，王建英，陈志钢.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和生产成本的影响：基于跨时期和地区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7（5）：79-91.
[16]伍骏骞，方师乐，李谷成，等.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对粮食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跨区作业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7（6）：44-57.
[17]李天祥.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7.
[18]胡迪，杨向阳，王舒娟.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9（3）：16-24.
关键词：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小麦;增产
中图分类号：F323.7
作者简介：王舒娟，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粮食安全。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其市场稳定对我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必须保障小麦市场绝对安全[1]。2006年，在农户种植小麦积极性不高，小麦产量逐年下降的背景下，国家颁布了《关于印发200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正式将小麦纳入最低收购价格政策范围，目的在于提高小麦产量，保障小麦种植户的种植收入。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是托市收购政策的一部分。
学者普遍认为，有必要对粮食市场实行政策干预，以稳定粮食市场，避免因粮食市场动荡而对社会造成影响[2-3]。关于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实施效果，现有研究基本都肯定了其对粮食增产的积极作用。朱喜安等[4]的研究发现粮食托市政策能够稳定粮食价格，保障农民收入。王士海等[5]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托市政策能够提升粮食价格，托市政策对不同粮食品种价格托升效应不同。彭婵娟[6]、吴海霞等[7]认为托市政策对不同粮食品种有不同的政策效应。曹慧等[8]模拟取消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发现取消政策后会减少粮食产量，对农民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秦炳涛等[9]认为托市政策能够促进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供给。黄青青[10]指出实施粮食托市政策能够提高我国的粮食安全。然而，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加工业等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钟钰等的[11]研究表明，继续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于农民的收入提升起到的作用不明显，反而会加重财政资金压力。陈锡文[12]认为托市政策会导致粮食进口量激增、高库存、粮食市场失灵等问题。另有学者提出要对粮食托市政策实行市场化改革，提高政策效率[13]。
鉴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的目标在于促进小麦增产，本文拟将关注政策实施的增产效应。从统计数据来看，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后，小麦产量由2006年的10 846.6万t上涨到2017年的13 433万t，增产幅度达24.85%。但是，在政策实施期间，我国同时还实行了其他多项支持政策，因而24.85%的增产幅度并非皆由小麦最低收购价带来。那么，作为促进小麦生产的最重要的支持政策之一，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其增产作用有多大？为探讨此问题，本文将采用14个小麦主产省1994—2017年的数据，定量测度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1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与小麦生产变化趋势
1.1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政策内容与作用机制
我国于2006年决定对小麦主产省份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政策的基本内容为，在小麦播种之前，对外公布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预案，并公布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秋收时节，当小麦市场价格低于政策公布价格时，在政策实施地区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预案，政策收购主体入市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稳定小麦市场;当小麦市场价格高于政策公布价格时，不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预案，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小麦流通。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影响农户种植小麦的机制为，在小麦播种之前公布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一方面会对农户形成强烈的托底信号，农户无需再考虑“售粮难”的风险，并且出售价格是有最低保障的;另一方面，当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高于农户的预期成本，农户便会增加小麦种植，相反，当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低于农户的预期成本，农户将可能减少小麦种植。换言之，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会影响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此外，如果在播种前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高于农户的预期成本，农户可能会在小麦种植过程中实行更精细化的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获取更高利润，亦即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综上，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可能会通过作用于农户的小麦种植面积决策与生产要素投入决策，由此来影响播种面积与单产，从而最终影响到小麦产量。
1.2 小麦生产变化趋势
如上文对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作用机制分析，本文将从小麦单产、播种面积以及总产3个维度来总结小麦生产变化趋势。同时，为区分小麦生产的地区特征，本文依据是否实施了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将小麦主产省份划分为政策实施地区和非政策实施地区（政策实施地区：河北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山东省、湖北省;非政策实施地区：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小麦单产变化趋势。1994—2017年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单产变化见图1。由图1可知，总体而言，政策实施地区小麦单产高于非政策实施地区;从时间上看，2003年之前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单产差距较小，2003年之后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小麦单产差距变大。政策实施期间，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单产由344.9kg上涨到434.15kg，单产增加了89.26kg;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单产由279.58kg上涨到338.02kg，单产增加了58.44kg。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小麦单产增长幅度的差异，可能因為政策实施地区小麦补贴金额增加，小麦种植户收入提高，使得小麦种植户更重视对小麦的种植与管理，使得小麦每公顷产量显著提高。
（2）小麦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小麦播种面积是反映小麦种植户种植积极性的良好指标，小麦播种面积增长，说明小麦种植户种植积极性增加。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播种面积在2003年之前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此后则表现出稳中有升的特征;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播种面积则呈现出下降趋势，见图2。数据表明，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种植积极性要高于非政策实施地区，但是否由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实施引起，仍需进一步研究。 （3）小麦产量变化趋势。历年小麦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总产量变化见图3。由图3可知，2004年后，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总产量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由7 274万t增长至11 071.3万t，产量增长了3 797.3万t;而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总产量自1998年大幅下降后，始终较为平稳，在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期间，小麦产量由2 115.8万t下降到2 111.4万t，产量下降了4.4万t。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产量变化，主要是政策地区的小麦单产和小麦播种面积的变化所促成的。政策实施期间，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单产和播种面积均有明显增长，而非政策实施地区小麦单产则增长有限，且播种面积减少。
2 变量选取、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为了能定量测度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对小麦产量的影响，本文采用14个小麦主产省的相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依据是否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将14个小麦主产省划分为政策实施地区和非政策实施地区，以2006年为界限，划分为实验前和实验后，对比两区域小麦产量的变化，实证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增产效应。
2.1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如前文关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机制分析所述，小麦最低收购价格通过作用于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与生产要素投入决策，影响到小麦的播种面积与单产，从而最终影响小麦产量。因此，本文将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作为核心变量，并控制影响小麦播种面积与单产的其他因素，参考星焱[14]、唐轲[15]、伍骏骞[16]、李天祥等[17]的相关研究，选择了小麦价格、小麦生产成本、化肥使用量、机械化水平、财政支农、粮食受灾率、城镇化水平、地区和时间变量等。具体变量选取与指标见表1。
2.2 模型构建
双重差分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政策效应评估，基本思路为：将实验样本分为两组，一组为政策作用对象（实验组），一组为非政策作用对象（对照组），分别计算两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后将两组政策前后变化对比，便能得到政策的净效应。考虑到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地区在2006年之前未实施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为了避免模型包含两种政策效应，本文借鉴胡迪等[18]研究大豆目标价格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影响的做法，选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面板数据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i为省份;t为时间;Yit为第i省份t时期的小麦产量;T为时间虚拟变量;D为地区的虚拟变量;交互项TD为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相应的控制变量解释见表1;fi表示固定或者随机的截面效应;σt表示固定或随机的时间效应;uit为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满足E（uit）=0。
2.3 数据来源
中国幅员辽阔，各省份间的资源禀赋差距较大，小麦生产经营情况也各不相同。本文在选择小麦主产省数据时，按照小麦播种面积大于1 000hm2的标准，在小麦生产省份中选择了14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见表2。本文相关的影响因素数据来自1994—2017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中涉及价格的变量，均根据相应的价格指數进行平减。
3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检验了1994—2017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然后对比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前后各省小麦产量的变化，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选用随机效应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
为检验政策对小麦产量影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产量效应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全样本时期（1994—2017年），以及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期内，政策均对小麦产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期间，政策实施地区的回归结果为1 080.5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能够促进政策实施地区小麦增产1 080.56万t。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中，时间与地区的交互项为378.133，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影响的稳健性。实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相符，达到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的“保供给”目标。
控制变量中，粮食受灾率、城镇化水平和财政支农均对小麦产量产生了显著性影响。财政支农对小麦产量具有正向影响，财政支农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农户的种粮条件，从而提高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回归结果显示，粮食受灾率对小麦产量也具有正向影响，原因可能是本文采用的粮食受灾率是滞后一期数据，因此当上一期粮食受灾，小麦供给减少，价格上涨，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当期会增加小麦种植，从而促进小麦增产;城镇化水平提高，会正向促进小麦增产，原因可能是城镇化水平越高，表明当地经济越发达，拥有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越完善，从而带来小麦产量的提高。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分析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产量的作用机制，总结了历年来政策实施地区与非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生产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14个小麦主产省份1994—2017年的相关数据，借助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对小麦产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能够显著影响小麦产量，在控制影响小麦产量的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能够提高小麦产量1 080.56万t。
据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第一，应继续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发挥政策对小麦种植的调节作用，促进小麦增产;第二，应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农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幅减少，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应增加财政支农水平，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种粮条件，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 参考文献：
[1]程国强.我国粮价政策改革的逻辑与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2）：4-9.
[2]Segal S.A.，Hoffma A.C.Food Price Control-policy and Mechanics[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43，25（1）：19-33.
[3]Kim K，Chavas J P.A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a Price Support Program on Price Dynamics and Price Volatility[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2，27（2）：495-514.
[4]朱喜安，李良.粮食最低收购价格通知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基于事件分析法的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6（5）：60-64.
[5]王士海，李先德.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市效应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2（4）：105-111.
[6]彭婵娟，徐学荣.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9）：67-69.
[7]吴海霞，葛岩.粮食托市收购政策效应评估：以玉米临储政策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56-63+144.
[8]曹慧，张玉梅，孙昊.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思路与影响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7（11）：33-46.
[9]秦炳涛，陶玉.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果评价与合理定价[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7（3）：27-36.
[10]黄青青.中国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9.
[11]钟钰，洪菲.构建粮食主产区发展补偿机制的思考[J].中州学刊，2019（6）：30-36.
[12]陈锡文.如何看待粮食领域“三量齐增”现象[J].农村工作通讯，2016（10）：52.
[13]李光泗，郑毓盛.粮食价格调控?制度成本与社会福利變化：基于两种价格政策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8）：6-15+110.
[14]星焱，胡小平.中国新一轮粮食增产的影响因素分析：2004～2011年[J].中国农村经济，2013（6）：14-26.
[15]唐轲，王建英，陈志钢.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和生产成本的影响：基于跨时期和地区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7（5）：79-91.
[16]伍骏骞，方师乐，李谷成，等.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对粮食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跨区作业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7（6）：44-57.
[17]李天祥.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7.
[18]胡迪，杨向阳，王舒娟.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9（3）：1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