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喧嚣迷茫时代，在一个颠倒是非的时代里生活，个体性的痛楚可想而知。可是即使是在外部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人依然可以选择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可以选择不只做个“好人”，还可以做个“好公民”。
　　大约是18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坐在返校途中的332路公交车上，后座两个中学生唧唧喳喳地在聊天，男生说：“我最喜欢郭峰了！”女生兴奋地答：“就是就是，我也特别喜欢他，每一首歌都唱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这个星球上居然有人认为郭峰——而不是张楚——能够直指他的灵魂？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身边原来潜伏着如此众多的陌生人，他们貌似与我同在一片蓝天下，实则却像来自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此后的18年里，让人抓狂的事件反复上演。比方说，一个在杭州当音乐教师的高中同学，从来没有听说过马拉多纳；上海某高校教师，杰出青年，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竟然不知道王小波是何许人。
　　类似的经历多了，我那颗曾经想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心自然就凉了。事实上，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并且，如果我胆敢对郭峰、赵峰、钱峰还有汪峰说三道四，那就连少数派都做不了，而只能去做“一小撮”。说到“一小撮”，所有两岁开始看《新闻联播》、七岁开始读《人民日报》的中文读者都了解，这个说法的完整版本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分子”，而与它相对的则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
　　不过奇怪的是，自从明确地把自己归类为一小撮之后，再遭遇“郭峰唱到我心坎里”之类的对话，我反而变得越发淡定起来。显然，我既没有勇气自绝于人民，也没有天真到拿“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陈词滥调来搪塞自己。我之所以安于成为一小撮，只是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小撮！
　　前不久我在网上分享柬埔寨版的MTV《不想长大》，引来争议一片，起因是我的一个评价：“柬埔寨人莫非都对‘门’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吗？”整首歌充斥着前门午门朝阳门总而言之与各种“门”死磕到底的发音。
　　真正要命的是有学生变本加厉地追了一句：“中南半岛的那些语言听起来是世界上最搞笑的。”这个略带歧视性的说法立即招致一个留学英国的孩子反对：“不要这样说。如果大家听到西方人怎么议论中文，恐怕就笑不起来。有些人觉得中文就是kingkongdingdong之类的古怪音调。”
　　這位留学生的意思是，面对柬埔寨人时我们觉得对方是那一小撮，但在英美人眼里，我们又成了那一小撮，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最好的做法就是悬隔一切判断，如此才有可能避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以及“不自知的恶与暴力”。
　　我在相当程度上接受这个留学生的观点：要做淡定的一小撮，而不是狂热的大多数。
　　我所不同意的是就此放弃“指手画脚”和“说三道四”的权利。只要不试图代表别人去宣判，不抱着唯我独尊的心态去睥睨，在善意批评他人的时候也能够接受他人善意的批评，这个世界就不只是“政治正确”意义上的多元，而是富有差异性乃至趣味性的多元。
　　在一个充满着差异性和趣味性的多元主义社会里，我们应该把“大众”放进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把“审判我就是在丑化大众”以及“代表大众审判你”这样的说法放到微博笑话语录里。
　　由于某种幸运的巧合，我们碰巧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小撮。只有成为世界的一小撮，才能真实地看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