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有积极向好变化，人群心理状况也随之变化。小区封闭管理纷纷解除，居家隔离的人群纷纷返岗复工，但针对重点人群，如患者及其家属、一线医护工作者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工作才迎来重头内容。为此，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于3月18日制定并印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
　　疫情后期的心理援助工作如何展开？有哪些值得警惕的地方？《南风窗》记者专访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江光荣。

避免对受助者二次伤害

　　南风窗：心理创伤的高危群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哪几类人？
　　江光荣：第一类是曾经患病的人，尤其是在武漢，疫情初期的时候医疗资源不足产生挤兑，有一些人受到了惊吓，看到每天都有人去世，天天处在惊恐的情况下，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会不会突然恶化，又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这种情景会造成心理上的创伤。
　　第二类是一线的医护人员。外地援鄂的医护人员准备比较充足，防护得比较好，而且在一种全民支援、英雄主义的氛围下，工作状态是比较昂扬的，回到各自单位后也有相应的荣誉和补贴，所以这批人的心理损伤可能没那么严重。本地的医护人员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因为前期防护不足，导致大量医务人员感染，前期还存在对医护人员保护不够，长时间工作，身心处于严重应激状态，还有因为初期治疗手段和技术的局限，危重病人死亡率高，自己的病人没救回来，等等，这些都可能导致较严重的心理创伤。
　　第三类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基层的政府官员，包括一些志愿者，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很辛苦，做出了很大牺牲。原本社区的力量是不足的，加上平时也不是待遇很高，一下子承担这么繁重的防控任务，各种措施最后都要落实到社区，他们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委屈，风险又高，身心俱疲。当然基层社区里也有一些人崩溃了，态度不好，工作不到位，但大多数都是在默默无闻地为疫情防控付出，他们的工作也需要被关注、被肯定。
　　第四类就是丧亲的家庭，亲人去世的打击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能理解。要说的是，因为传染病的缘故，他们没能跟亲人正常告别，亲人离家的时候可能症状都不太严重，可几天后，人就没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地没了。这在心理创伤的角度看，是严重的情况。
　　南风窗：经过了汶川地震后，我国的灾后心理援助有哪些经验教训？此次援助工作如何展开？
　　江光荣：第一条我觉得应该是统筹。为什么要统筹？实际上我们要吸取汶川地震的教训，当时的心理援助就缺乏自上而下的统筹，使得各路人马一拥而上，而宏观统筹正是我们国家的体制优势。但统筹也不是说统统得由政府管起来。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出现过非常大规模的心理救援活动，持续了好几年。但也要要一分为二来看，反思出现了哪些问题。真正受灾的人，比如说家里有亲人去世，失去家园的很多都是山民。一下拥入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者，一个人可能有十个人去帮他，其中不乏国外的专业人士，但受制于文化和语言隔阂，不得不依赖中介。最后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些灾民“被迫”接受心理援助。创伤心理援助，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一个专业的人员一对一地长期跟踪。但有的援助项目是短期的，在当地就几天，然后再换一批人搞一次，灾民每一次都要讲，重现痛苦记忆，实际上就造成二次伤害。当年汶川地震后甚至有个调侃，老百姓说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
　　第二是要分门别类，对人群进行分类，对心理援助的需求进行专业评估，这要依赖统筹才做得到。根据援助对象的需求去做心理援助，而不是从援助者的角度出发：我能提供什么样的援助，我就做什么样的援助。心理援助要跟着需求走，而不是跟着供给走，最终目的是帮到那些有心理创伤者，而不是为了政绩而做。
　　政府前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武汉地区还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2008年汶川地震的那样混乱的情况。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立刻就出现心理援助的各路人马奔赴武汉。我们国家有很多专业性不足的心理援助工作者，他们受的训练不是很足，但是人都有一个公益的爱心，想在抗疫过程中尽一份力。动机是好的，但是如果专业性不足，很可能干得不恰当或者带来不好的效果。
　　举个例子，二月初的时候，湖北省妇联、武汉市妇联就做了个不专业的事情：面向社会征招心理咨询师来搞心理咨询的援助，一下子招到几百个心理咨询师，他们就登记每个心理咨询师的姓名、手机号，然后直接面向社会公示。我敢说这些主动请缨的心理咨询师本人都是专业性不足的，如果受过足够的训练的人，这样号召都不会参加，因为这种援助做法明显是不妥的。我们当时着急了，赶紧通过有关的渠道跟指挥部反映，及时叫停了。不专业的人一腔热血冲上去，结果有的助人者自己还受伤了，这叫替代性创伤。但是更大的问题最终还是造成了受助者的伤害。

不专业的人一腔热血冲上去，结果有的助人者自己还受伤了，这叫替代性创伤。但是更大的问题最终还是造成了受助者的伤害。

　　心理援助要依靠专业力量。我国这方面的专业组织，一个是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一个是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中国临床心理学领域真正专业性强的人才基本都在这两个专业委员会，尤其是注册系统。因为我在第一线，我也是两个专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所以前期很快就把我们这几个系统整体协调起来，每个星期有例会，研判情况，部署工作。后期的工作我们希望还是依托现有的框架继续往前走。
　　南风窗：政府在决策和规划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在心理专业人才不足和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开展心理援助工作？
　　江光荣：我的建议大致框架是这样的，也是我准备给湖北省政府和国家卫健委提供政策建议的大致思路。第一是政府统筹。首先应该有一个心理援助的专家咨询机构，专家要对政策制定有较强的建议能力。专家讲的话政府会去把它落地，而不是说专家说了，官员想听就听，不想听还按自己的逻辑办。在此基础上做需求评估，比如说分人群、分问题，当需求评估有一个大致的摸底之后，再来设计整体的工作部署。比如说可能有重度的创伤，后期需要做比较长的援助，这些人现有多少，预测在三个月、六个月之后还有多少，大体上要有一个把握。 　　把性质分清楚了，问题分清楚了，人群分清楚了，根据实际的需求就可以推算大致人力资源和经费的投入。长中短期计划都要有，有的问题可能一个月之内就解决了，或一两次就解决了，有的可能就需要半年到一年，甚至还有更长的，可能也需要一至两年。当这个框架基本上定了以后，心理援助就可以不再依托政府自己一家来搞了。
　　考虑到中国的心理专业资源的分布，精神科医生是一部分，但仅靠精神科医生是不够的，一是他们人手不足且日常医务繁重，二是许多精神科医生不具备心理学专业训练，这些医生也做不好较为严重的心理创伤治疗。所以要大量依托心理学的人才，而心理学的人才有好多是民间社会上的。高校也有一部分，但是高校的心理学人才大多是搞基础研究的，临床方面的又非常少。所以大量的心理学的人才是在一些心理学的NGO组织、民非组织以及营利性的组织中的。

　　前期最重要的就是宏观统筹和需求摸底，心里有底，资源就可以放开，一部分政府购买服务，一部分将各种公益组织自发的力量组织起来，纳入整体框架里面来，这样就可以有条不紊地组织起专业的心理援助和重建。
　　过程中还要注意加强过程监管和效果评估。一个民间组织可以来承担项目，但是效果的评估应该由专业的第三方作出，而不是靠这个组织自己包装。政府把监管这个环节抓紧，就能够花最必要的钱干最好的事，又不至于造成负面的效果。
　　党中央非常重视此次疫情的心理疏导工作，省市党委主要的负责人都会把心理援助这个事情提到非常重的地位上去。湖北省的现在指挥部专家组里边有心理学背景的专家，很多建议基本上就被采纳了。

热线咨询是疫情暴发期间一个行之有效、非常管用的措施。这次疫情的大规模热线心理疏导的经验我们应该总结，与其他国家做交流，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时做参考。

灾后有些人需要深度干预

　　南风窗：从疫情暴发初期到逐渐得到控制，心理援助的工作重点有什么变化？此次疫情波及全国全世界，灾后的心理疏导是否会出现心理学人才的供需不足？
　　江光荣：在疫情前期，心理热线是个很好的方式。实在没招了，因为都居家隔离了无法与外界接触，更无法一对一。而且这么大量的需求面对面的方式也无法满足。只能采取网络或热线的方式，提供间接、远程的帮助。同时，热线也能满足基本需求，很多人是轻度的焦虑，有一次两次的陪伴会有明显改善。热线咨询是疫情暴发期间一个行之有效、非常管用的措施。这次疫情的大规模热线心理疏导的经验我们应该总结，与其他国家做交流，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时做参考。
　　虽然说14亿人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都受到了疫情灾情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物，人们自己修复和适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当正常的生活被扰乱后出现一些负面的心理反应是正常的，其实不做太多的干预，人自己也会好。
　　如果是从地域的角度来讲，真正重要的恐怕还是武汉市，武汉之外就是湖北有几个市，像孝感、黄冈、鄂州。更远的地方因为病例少，当地的医院基本上还能够消化的了。整体看起来就是疫情是分梯度的，最重的重灾区还是武汉。心理援助的需求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对于武汉严重的人群，缺口还是有。但是政府可以购买服务，找专业的组织来做，有那个金刚钻才能揽这个活。
　　后期的工作难点简单的说就是专业性要求高了，专业性要求高了以后，适用的人就很少。因为疫情期间的心理疏导大部分都是资质不需要太高的咨询师也能胜任的，接个热线，陪伴理解，求助者过一会情绪慢慢恢复就好了。但是灾后有些人是需要深度干预的，它对帮助者的资质和能力的要求就更高了。而国内能提供这样的服务的心理咨询师就急剧减少。我们国家早些年的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考试培养了100多万人，但是100多万人里边真正能拉出来干活兒的可能不到5%，并且未必能承担非常高要求的任务。
　　南风窗：缺少的专业性是什么呢？专业群体大概有多少人？
　　江光荣：真正的受过系统的训练，比如说针对心理创伤能做专业的评估，能对患者的需求设计出帮助的规划，然后去执行实施，把这些人给扳过来。从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真正地在心理专业上能够提供这一帮助的，几乎都在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这个群体目前还不到2000人。

宽恕和原谅比清算更重要

　　南风窗：疫情期间是否会因为东亚文化心理或心理学常识普及不够而低估自身的心理问题？
　　江光荣：这个问题正好是我的研究领域，首先这不是中国人特有的问题，这个是人类普遍的问题。欧美人也跟我们一样，他们有问题也不是喜欢去看心理医生，心理问题不求助是普遍现象，但是东亚文化下这个问题稍微要更严重一点而已。
　　大众媒体和舆论很关键，要让心理疾病不再有耻感，看心理医生不是个别人的事，我遭遇了这么大的创伤，我也需要有人来帮我，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正常的需求，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的正常。如果有这么一种氛围，那就会帮不少忙。
　　南风窗：疫情已经慢慢平稳，很多地方复工，紧张感像潮水退去。但是对于那些真正有创伤的人，他们会不会觉得被忽视了，就感觉这个社会恢复正常了，他们自己好像被抛弃了一样，没有人再去记得他们的痛苦？

我们的团队上个星期做了一个疫情以来全国公众情绪变化调查分析，感觉到民众的一些心理性情绪是增加的。比如说焦虑、愤怒、抑郁这些情绪都上升了。

　　江光荣：会有的，他们会愤怒，他们会对社会、对他人甚至是亲人感到愤怒。甚至，有人没得到及时的救治而去世了，某人目睹了整个这个事件，然后就会一直觉得心里这个坎过不过去，他觉得有人要承担责任，其实是他心里愤怒的情绪没有得到释放。我们要释放自己心里的愤怒情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攻击别人，攻击别人在文明的社会体现为有人要受罚才行，这样攻击冲动的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湖北省的官员不是已经撤掉了一批嘛。其实基层的官员受惩罚的更多，埋怨更多。这种诉求在心理学上是情有可原的，人们觉得造成那么大的危害，需要有人来负责。民众的情绪需要释放。
　　从弥合心理创伤的角度讲，我觉得灾后最重要的工作是原谅，而不是算账。通过沟通交流来原谅，才能够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和解和安宁。当然也是要算账的，有一些渎职不给个说法真的不足以平民愤。很多疑问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如果他是因为人人都有可能犯的错误而犯了错，这个时候就可以原谅，而且要向社会传达这种宽恕的精神。这样就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去凝聚人心，指向未来，好好生活，也能够告慰逝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宽恕和原谅比清算更重要。清算也要做，但宽恕和原谅是更重要的东西。
　　南风窗：疫情期间你身在武汉，既是心理援助的专业工作者，也是武汉人特殊处境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你看来，武汉人的心态和情绪复杂在什么地方？
　　江光荣：我们的团队上个星期做了一个疫情以来全国公众情绪变化调查分析，感觉到民众的一些心理性情绪是增加的。比如说焦虑、愤怒、抑郁这些情绪都上升了。的确，武汉人的心态非常复杂。疫情最先在武汉暴发，有人说如果源头最后确认是武汉，武汉就该背锅，这个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即使是这个病毒在武汉，但我们是一个个的个体，难道是我干了什么坏事，使这个病毒发生的吗？但源头问题确实成了武汉老百姓的心结，有些人就是有内疚感，然而自己又是最大的受害者和最大的受助者，武汉人因此要感恩全国人民。这两天援鄂医疗队撤离，多少武汉人不敢看电视，泪眼婆娑。武汉人的这种社会心态很敏感，必须很小心地去呵护。武汉人不需要你把他打扮成一个英雄，或者无辜的弱者。武汉人真正需要的是把他该承担和不该承担的说清楚，一味地同情和鼓励只会激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