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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数据源，分析了基于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 CE）的海洋资源价值评估的145篇国际期刊论文，以期为CE在海洋资源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珊瑚礁、海滩、海洋生物等海洋资源的保护（或恢复）价值评估方面，特别是这些海洋资源保护（或恢复）与海洋旅游发展相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对CE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是目前及未来研究的热点和核心方向。从加强CE有效性和可靠性研究、多学科多方法结合等方面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选择实验法;海洋资源;海洋旅游;非市场价值;价值评估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037（2021）03-0001-08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可持续发展目标14即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1];中国在“中方落实举措”中提出“加强海洋及其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2]。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岸线32 000千米、海岛11 000余个），海洋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3]，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对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对海洋资源进行价值评估，是对其进行保护（或恢复）的前提和基础。基于陈述性偏好的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 CE）是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估的重要方法，CE的优势是具有较高的信息负荷，能够评估资源的多个属性，获得公众对研究对象各个属性的偏好，从而减少评估偏差[4]。近年来，CE在海洋资源价值评估领域逐渐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本文对这一领域的期刊文献进行了分析，以期为CE在海洋资源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文献基本特征
1.1 数据来源
文献数据源自“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以“choice experiment” & “ocean/island/sea/marine/coastal/beach/coral reef”为主题进行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Article”，语种限定为“English”，检索年度跨度为所有年份（截至2020年6月28日）。在剔除部分条件不符的文献后，共收集到相关期刊论文145篇。
1.2 发文量和期刊来源
在2007-2019年间，发文量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特别是2015年后，发文量有了明显的增加。
发表文献数量较多的期刊有Ecological Economics、Marine Resource Economics、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等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类期刊，是CE在海洋资源价值评估领域应用的重要来源期刊。
1.3 不同案例地的研究侧重点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发文量排名前三的案例地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总发文量超过了30%，是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者，以英国、挪威、爱尔兰、中国和日本为案例地的研究也相对较多。其中对美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对濒危物种保护的偏好，以及海滩质量改善的经济价值和海滩的休闲娱乐价值评估;对澳大利亚的主要关注点在大堡礁质量改进的价值评估，以及公众对沿海管理的偏好;对西班牙的研究集中在气候变化、水母泛滥等自然灾害对公众偏好的影响。通过对不同国家研究侧重点的梳理及对文献的研读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珊瑚礁、海滩、海洋生物等海洋资源的保护（或恢复）价值评估方面，特别是海洋资源保护（或恢复）与海洋旅游发展相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对CE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
1.4 主要计量模型
在海洋资源领域CE常用的计量模型有多项Logit模型、条件Logit模型、混合Logit模型等。假设受访者i选择方案j的总效用为
式（5）为条件Logit模型。
2 CE在海洋资源价值评估的应用
2.1 CE在珊瑚礁领域的应用
珊瑚礁分为热带珊瑚和冷水珊瑚两类，其中热带珊瑚的案例地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和加勒比海等地区，冷水珊瑚的案例地主要集中在挪威和爱尔兰。
CE在热带珊瑚礁领域的应用始于潜水员对珊瑚礁属性偏好的研究，由于潜水产业依赖于健康的珊瑚礁，因此量化潜水员对珊瑚礁生态和管理属性的偏好，可以为管理人员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提供建议。如今CE已被广泛应用于评估珊瑚礁的非市场价值，研究者通常采用珊瑚礁的覆盖率[5-6]、鱼类的多样性[7-8]、水质[5-6]等属性反映珊瑚礁的健康状态，来评估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5， 9-10]、海洋保护区的管理[11]、环境质量改善的经济价值[10]以及水肺潜水者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属性的偏好、支付意愿及其决定因素[8， 11]。在这些研究中，受访者普遍对珊瑚礁的生态保护持有积极的态度。近几年学者开始研究CE方法的改进，如Rolfe等[10]将选择方案的确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属性，研究其对澳大利亚大堡礁环境改善的价值评估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受访者会将结果确定性纳入他们的决策，但他们所采用的预期效用公式（以环境保护和选择方案可能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示）却低估了环境价值。Grafeld等[8]同时使用了CE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两种方法研究了心理变量对潜水员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环境价值观的个体具有较强的生态偏好，更愿意为珊瑚礁的保护和管理买单。同样McClenachan等[11]研究了利益相关者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变化的感知如何影响他们对建立海洋保護区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如果人们意识到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衰退，就更愿意为保护环境买单。 Glenn等[12]在2010年首次运用CE评估了爱尔兰冷水珊瑚的非市场价值，研究发现尽管受访者愿意保护冷水珊瑚，但是由于公众对冷水珊瑚的了解程度较低（该研究发现只有20%的受访者听说过冷水珊瑚，而近70%的调查对象不知道爱尔兰冷水珊瑚的存在），该研究的成本属性的参数不显著，因此没有估计受访者的支付意愿。为了克服人们对冷水珊瑚不了解的问题，Aanesen等[13]在2015年使用评估研讨会的方法向受访者提供有关冷水珊瑚的信息，结果表明受访者不仅对冷水珊瑚的保护具有强烈的偏好，而且也有很高的支付意愿，这一结果不仅说明了信息提供的重要性，而且突出了选择调查方法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对冷水珊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估公众保护冷水珊瑚的经济价值[14-15]、对保护冷水珊瑚的支付意愿[13， 16]及其偏好[17]，以及对保护冷水珊瑚与诸如渔业和石油开采等经济活动之间的权衡[18]。其中采用最多的属性包括海洋保护区面积[13， 15， 16， 18]、海洋保护区内允许的捕捞活动类型[12， 14]、海洋保护区对石油/天然气和渔业活动的吸引力[15-18]、保护区作为鱼类的重要栖息地[15-18]等。由于公众对环境信息不熟悉以及信息的忽略可能会导致假设偏差，削弱CE偏好估计的有效性。因此从2016年开始学者对冷水珊瑚的关注重点转向了调查方法如何影响CE的调查结果，以及对如何提供适当信息的探讨。Sandorf等[16]采取了邮件调查和研讨会两种方法评估了公众对挪威冷水珊瑚保护的支付意愿，并对两种调查方法的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虽然两种调查方法在抽样方面表现得同样好，但是通过邮件调查的受访者的支付意愿显著低于评估研讨会的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尽管Armstrong等[18]也发现了通过邮件调查和评估研讨会这两种方法得到的公众支付意愿存在差异，但是两种调查方法的主要发现都是稳健且一致的，这说明了两种方法都具有可靠性。Sandorf[17]强调适当的信息提供是至关重要的，采用互联网调查了挪威人对增加冷水珊瑚保护的偏好，研究发现注意力不集中的受访者会因为没有认真观看作者所提供的的信息导致部分信息的遗漏，从而忽略部分属性，并且他们更有可能注意成本属性，对成本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导致支付意愿大幅降低。由此，本文发现尽管可以使用互联网调查来评估冷水珊瑚这种复杂且陌生的公共资源，但是在调查时需要密切关注信息的提供，尤其要努力确保受访者接收了提供的信息以及理解如何回答选择任务。
2.2 CE在海滩（含水质）领域的应用
海滩是重要的海洋资源，其中海滩的休闲娱乐价值一直是学者的研究对象，研究集中在评估改善海滩质量的非市场价值、对海滩设施的偏好、改善海洋灾害（如海岸侵蚀、水母爆发等）带来影响的效益、公众对改善沿海水质的支付意愿以及对海滩垃圾的偏好等方面，其中研究重点关注的海滩属性有海滩垃圾[19-21]、海滩的清洁程度[22]、水质[22-23]、海滩拥挤度[22-23]、设施[22]、海岸商业的发展水平[24-26]、沙质[23-27]、珊瑚礁覆盖率[24， 26， 28]、海滩宽度[19， 29-30]等。海滩垃圾和拥挤是影响公众去海滩的重要因素。Schuhmann等[19]在评估游客对巴巴多斯沿海属性的偏好和支付意愿时发现游客对海滩垃圾有强烈的厌恶感，且愿意花更多的钱在没有垃圾的海滩旁边住宿;Aanesen等[21]发现居民对防止更多的海洋碎片有明显的偏好;而Brouwer等[20]研究发现，尽管海滩游客对清理海滩垃圾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但是大约有一半的受访者拒绝参与自愿的海滩清理行动，且受访者去海滩的时间越长，对海滩越熟悉，就越不愿意为清理海滩买单。很多研究都表明公众对避免过度拥挤具有强烈的偏好[25， 27]，但Loomis等[31]却发现无论采用何种估值方法拥挤度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还有部分学者对游客和居民偏好进行了对比研究，如在Oh等[25]对居民和游客的比较中，发现游客对避免中度或高度拥挤的海滩有更高的支付意愿;Penn等[27]却发现夏威夷居民对于避免过度拥堵和达到较小拥堵的支付意愿大于游客。虽然游客和居民对某些属性的偏好存在异质性，但对海滩环境和休闲属性的看法大致相同。如游客和居民都更喜欢增设海滩入口，愿意支付更高的停车费，同时都不喜欢拥挤和噪音水平更高的海滩[25]。他们均对强化水质管理策略持积极态度，并且对其的支付意愿几乎没有差异[32]。大多数情况下，CE的相关研究中提供的信息的程度和准确性可能对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以及提高环境管理战略的可接受性有显著影响[33-35]。在海滩应用中，Latinopoulos等[35]在2018年研究了公众宣传运动对个体减少塑料垃圾污染偏好的影响，指出公众宣传运动确实提高了參与者的支付意愿，但是该运动并没有显著提高个人采取缓解行动的意愿。
在涉及沿海水质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直接使用水质或用水的垂直能见度[24， 26]、在水中游泳或洗澡时耳朵被感染的风险[24， 26]、水的清澈度[28-31]等属性来反映沿海水质的质量。Eggert等[36]对沿海水质的研究中发现与沿海的鳕鱼数量和生物多样性相比，受访者对水质的边际支付意愿最小。但是随后的大量研究都得出了相反的结论，Beharry-Borg等[26]评估了浮潜者和非浮潜者对加勒比沿海水质的支付意愿，受访者对水质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且避免耳部感染率上升的支付意愿大于减少耳部感染率的支付意愿。Loomis等[31]发现消除垃圾和提高水质清晰度是影响波多黎各海滩旅游价值的重要因素。Penn等[27]调查了游客和居民对夏威夷胡岛海滩相关娱乐属性的偏好，发现对于参与调查的居民和游客，水质是海滩娱乐最重要的特征，并且对避免差水质的支付意愿最大，其次是对优良水质的支付意愿。Talpur等[22]发现如果水质和海滩质量得到改善，海滩游客在参观海滩时，除了旅游费用外，还愿意支付入场费。由此可见，水质是海滩的重要属性，且对于所有属性，避免差条件的支付意愿要大于获得优条件的支付意愿。 海滩容易受到侵蚀、洪水、水母繁殖以及气候变化等海洋灾害的影响，近几年对此的研究开始增多，其中使用CE对海岸侵蚀的研究相对较多。Matthews等[37-38]为海岸侵蚀管理的CE开发了虚拟环境，并将其作为视频呈现给受访者，来研究游客对科罗曼德尔半岛（新西兰）的偏好及其对海岸侵蚀管理的支付意愿。研究表明，用户强烈倾向于改变现状，采取措施保护海滩不受侵蚀，并且与静态图像相比，虚拟环境处理减少了选择错误和左右偏差，提高了应答者的参与和保留。这一发现与Ardeshiri等[30]的研究相反，他们研究了新南威尔士州居民在面对澳大利亚2 200公里海岸线的海岸侵蚀时，愿意花钱保持沙滩宽度和长度的意愿，结果表明，不论海岸侵蚀可能导致的沙粒流失有多严重，同意缴付管理征款的受访者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大部分的研究都发现尽管海滩用户愿意支持海岸侵蚀的控制方案，同时海滩养护也为游客带来了较高的娱乐效益，但受访者却对海堤等沿海设施持负面看法。如Beharry-Borg等[24]研究表明个人重视海滩保护，但不喜欢侵蚀控制项目对海滩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Matthews等[37-38]发现海滩使用者不喜欢海堤等障碍物所造成的视觉冲击。还有少量关于水母和其它气候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都表明受访者愿意为减少自然灾害对海滩造成的影响买单。
2.3 CE在海洋生物领域的应用
CE在海洋生物领域的应用，重点关注特定区域（如珊瑚礁生态系统、海洋保护区）的海洋濒危物种、有魅力物种（海龟、海鸟等）、鱼类等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偏好、支付意愿及其养护和管理问题。运用CE对海洋生物的研究中大部分通过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和数量来反映珊瑚礁生态系统等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并且近几年相关属性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对CE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中。大量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目前的下降趋势，人们更倾向于停止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或增加海洋生物多样性[36， 39-40]，以及提供其他环境服务，但是公众似乎不关心达到这些结果所需的活动限制程度[39]。这一结果与近期Guimaraes等[40]的研究结果相反，研究发现与受访者对自然景观的恢复和滨海水质改善的重视相比，海洋生物多样性并不影响受访者的效用，这可能是因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不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人们并不关心海洋生物多样性。涉及魅力物种时，大部分的研究都表明魅力物种的保护价值高于一般海洋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价值[8， 41-42]，如对江豚、海豹和海鸟的保护价值分别高于限制入侵物种传播和一般物种多样性价值[42]。研究珊瑚礁生态系统时，潜水员更喜欢健康的珊瑚礁[8， 43-44]，且愿意為此支付的费用远远高于潜水的费用[43]。研究普遍发现属性等级间的边际效用递减，如Schuhmann等[43]发现属性等级间的边际效用递减明显;Brger等[41]发现支付意愿没有随着属性的等级呈线性增加，表明物种多样性的边际效用在下降。Cazabon-Mannette等[44]发现有多年潜水经验的潜水员不太可能选择旅行偶遇海龟的最高等级，表明多次偶遇海龟可能导致海龟偶遇属性的边际效用递减。Jobstvogt等[45]可能是唯一一项运用CE评估深海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他们调查了苏格兰家庭对苏格兰深海增加海洋保护区的支付意愿，关注了生物多样性的两类价值：深海物种的存在价值和深海生物作为未来医药产品来源的选择价值，结果表明，尽管公众对深海的了解有限，仍然对保护深海生物多样性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
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公众对濒危（受威胁）物种保护的偏好，且该方面研究的主要案例地为美国。在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中的物种濒危等级分为濒危和受威胁两大类，因此CE设计时一般以此为依据，将濒危物种在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中的等级作为属性。早期学者主要关注公众对濒危（受威胁）物种保护的偏好研究，大多数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了公众很重视濒危动物的保护，对不同的濒危物种有不同的偏好[46-47]，且支付意愿值可能与物种数量成正比[48]，支付意愿估计值的差异取决于物种在濒危物种法案中的等级或改善程度[47]。人们愿意为渐进式的改善（从小型到中等规模的加强物种保护计划）买单，而对大规模改善的支付意愿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公众会考虑到这种大规模的改善能否切实实施的不确定性[49]。对于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被调查者认为物种地位的大幅改善将导致社会的额外成本[48]。Lew等[49]发现公众对恢复濒危物种的支付意愿明显高于将濒危物种降级的意愿，研究结果还指出当物种具有相同的初始濒危级别时，恢复海洋哺乳动物比恢复鱼类具有更大的效益。近几年对海洋濒危物种的研究更多的关注CE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及不同评估方法的结合。Cazabon-Mannette等[44]评估了多巴哥海龟的非市场价值，其中CE被用来评估海龟对休闲潜水者的价值，CVM被用来评估海龟对国际游客的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结果都显示了海龟具有很高的非市场价值。Lew等[50]对濒危物种保护的时间稳定性的测试表明，人们对所研究的所有濒危物种的偏好在17个月内都是稳定的，且两次调查的支付意愿估计值在统计学上没有差异。由于保护濒危物种的偏好和支付意愿可能会因地区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了解对濒危物种偏好的空间异质性很重要。Wallmo等[51]评估了美国9个地区的家庭对8个濒危物种恢复的支付意愿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物种价值的空间异质性相当有限，这与Lew[52]的结果类似，Lew研究了公众对保护库克湾白鲸的偏好，结果表明阿拉斯加农村和非农村家庭对保护库克湾白鲸的公众偏好差异很小。
2.4 CE在其他海洋资源领域的应用
CE在海洋资源领域的应用还涉及到了对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海岛旅游、湿地、渔业等的研究。其中对海洋公园的研究集中在研究游客对海洋公园娱乐和生态属性的偏好;对海洋保护区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海洋保护区保护效益的评估、公众对海洋保护区属性和管理策略的偏好以及支付意愿的研究;海岛旅游的相关研究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对公众旅游偏好的影响，以及对海岛旅游的休闲娱乐价值的评估;对湿地的主要关注点为对湿地恢复的研究;对渔业的研究涉及了对管理策略的偏好及对都不选择选项和起点偏差的研究。 近年来还有少量的研究将心理学变量纳入CE中。Hanley等[53]研究了情绪对环境物品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情绪的变化对估计的偏好参数和支付意愿等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其他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心理变量的加入可以提高模型的拟合度，如Wakita等[54]发现强烈的利他主义价值观、主观规范等对支付意愿有积极的影响;Brger等[55]的研究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的加入显著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且当同时包括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的要素时，模型拟合度的提高是最大的。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基于CE的海洋资源价值评估国际研究进展的分析可知，发文量呈波动上升态势，自2015年起发文量有了明显的增加，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类期刊上，其中Ecological Economics的发文量最多;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是该领域的主要贡献国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珊瑚礁、海滩、海洋生物等海洋自然资源保护（或恢复）的价值评估方面，特别是这些海洋自然资源保护（或恢复）与海洋旅游业发展相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对CE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研究的前期主要是对海洋资源的价值评估，近年来对CE方法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是目前及未来研究的热点和核心方向。
针对CE在海洋领域的研究进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对CE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CE的高信息负荷会产生一系列的偏差，而在海洋领域对减少这些偏差的研究相对较少，虽然现有的研究为减少偏差提供了一些建议，但是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因此还需要加强对CE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 （2）多学科多方法的结合。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进行对比和相互补充研究来提高海洋资源价值评估结果的准确性;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适当的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理论提高CE结果的准确性。（3）增加对海洋灾害的相关研究。目前对海洋灾害的研究多出现在海滩领域，在其他海洋资源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少，且较多的研究以海岸侵蚀为研究对象，像水母繁殖、绿潮、浒苔、洪水、气候变化等海洋灾害的研究很少。因此海洋灾害对公众的偏好或旅游行为等的影响仍值得进一步的探讨。（4）增加对深海资源的研究。目前鲜有文献对深海生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对深海中冷水珊瑚的研究也有限。由于深海蕴含丰富的海洋资源，未来可以加强对深海资源的研究，探讨对于复杂且陌生的深海资源，采用哪种调查方法以及如何提供相关信息才能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5）增加对海洋濒危物种的研究。目前对海洋濒危物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未来其他国家也可以增加对海洋濒危物种的研究。（6）增加对如海洋公园、海洋保护区、海岛旅游、渔业等其他海洋资源领域的研究。（7）增加对海洋资源非使用价值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研究海洋资源的使用价值，其中休闲价值的研究最多，未来可以增加CE对海洋资源非使用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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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选择实验法;海洋资源;海洋旅游;非市场价值;价值评估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037（2021）03-0001-08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可持续发展目标14即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1];中国在“中方落实举措”中提出“加强海洋及其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2]。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岸线32 000千米、海岛11 000余个），海洋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3]，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对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对海洋资源进行价值评估，是对其进行保护（或恢复）的前提和基础。基于陈述性偏好的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 CE）是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估的重要方法，CE的优势是具有较高的信息负荷，能够评估资源的多个属性，获得公众对研究对象各个属性的偏好，从而减少评估偏差[4]。近年来，CE在海洋资源价值评估领域逐渐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本文对这一领域的期刊文献进行了分析，以期为CE在海洋资源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文献基本特征
1.1 数据来源
文献数据源自“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以“choice experiment” & “ocean/island/sea/marine/coastal/beach/coral reef”为主题进行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Article”，语种限定为“English”，检索年度跨度为所有年份（截至2020年6月28日）。在剔除部分条件不符的文献后，共收集到相关期刊论文145篇。
1.2 发文量和期刊来源
在2007-2019年间，发文量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特别是2015年后，发文量有了明显的增加。
发表文献数量较多的期刊有Ecological Economics、Marine Resource Economics、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等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类期刊，是CE在海洋资源价值评估领域应用的重要来源期刊。
1.3 不同案例地的研究侧重点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发文量排名前三的案例地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总发文量超过了30%，是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者，以英国、挪威、爱尔兰、中国和日本为案例地的研究也相对较多。其中对美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对濒危物种保护的偏好，以及海滩质量改善的经济价值和海滩的休闲娱乐价值评估;对澳大利亚的主要关注点在大堡礁质量改进的价值评估，以及公众对沿海管理的偏好;对西班牙的研究集中在气候变化、水母泛滥等自然灾害对公众偏好的影响。通过对不同国家研究侧重点的梳理及对文献的研读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珊瑚礁、海滩、海洋生物等海洋资源的保护（或恢复）价值评估方面，特别是海洋资源保护（或恢复）与海洋旅游发展相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对CE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
1.4 主要计量模型
在海洋资源领域CE常用的计量模型有多项Logit模型、条件Logit模型、混合Logit模型等。假设受访者i选择方案j的总效用为
式（5）为条件Logit模型。
2 CE在海洋资源价值评估的应用
2.1 CE在珊瑚礁领域的应用
珊瑚礁分为热带珊瑚和冷水珊瑚两类，其中热带珊瑚的案例地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和加勒比海等地区，冷水珊瑚的案例地主要集中在挪威和爱尔兰。
CE在热带珊瑚礁领域的应用始于潜水员对珊瑚礁属性偏好的研究，由于潜水产业依赖于健康的珊瑚礁，因此量化潜水员对珊瑚礁生态和管理属性的偏好，可以为管理人员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提供建议。如今CE已被广泛应用于评估珊瑚礁的非市场价值，研究者通常采用珊瑚礁的覆盖率[5-6]、鱼类的多样性[7-8]、水质[5-6]等属性反映珊瑚礁的健康状态，来评估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5， 9-10]、海洋保护区的管理[11]、环境质量改善的经济价值[10]以及水肺潜水者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属性的偏好、支付意愿及其决定因素[8， 11]。在这些研究中，受访者普遍对珊瑚礁的生态保护持有积极的态度。近几年学者开始研究CE方法的改进，如Rolfe等[10]将选择方案的确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属性，研究其对澳大利亚大堡礁环境改善的价值评估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受访者会将结果确定性纳入他们的决策，但他们所采用的预期效用公式（以环境保护和选择方案可能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示）却低估了环境价值。Grafeld等[8]同时使用了CE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两种方法研究了心理变量对潜水员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环境价值观的个体具有较强的生态偏好，更愿意为珊瑚礁的保护和管理买单。同样McClenachan等[11]研究了利益相关者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变化的感知如何影响他们对建立海洋保護区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如果人们意识到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衰退，就更愿意为保护环境买单。 Glenn等[12]在2010年首次运用CE评估了爱尔兰冷水珊瑚的非市场价值，研究发现尽管受访者愿意保护冷水珊瑚，但是由于公众对冷水珊瑚的了解程度较低（该研究发现只有20%的受访者听说过冷水珊瑚，而近70%的调查对象不知道爱尔兰冷水珊瑚的存在），该研究的成本属性的参数不显著，因此没有估计受访者的支付意愿。为了克服人们对冷水珊瑚不了解的问题，Aanesen等[13]在2015年使用评估研讨会的方法向受访者提供有关冷水珊瑚的信息，结果表明受访者不仅对冷水珊瑚的保护具有强烈的偏好，而且也有很高的支付意愿，这一结果不仅说明了信息提供的重要性，而且突出了选择调查方法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对冷水珊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估公众保护冷水珊瑚的经济价值[14-15]、对保护冷水珊瑚的支付意愿[13， 16]及其偏好[17]，以及对保护冷水珊瑚与诸如渔业和石油开采等经济活动之间的权衡[18]。其中采用最多的属性包括海洋保护区面积[13， 15， 16， 18]、海洋保护区内允许的捕捞活动类型[12， 14]、海洋保护区对石油/天然气和渔业活动的吸引力[15-18]、保护区作为鱼类的重要栖息地[15-18]等。由于公众对环境信息不熟悉以及信息的忽略可能会导致假设偏差，削弱CE偏好估计的有效性。因此从2016年开始学者对冷水珊瑚的关注重点转向了调查方法如何影响CE的调查结果，以及对如何提供适当信息的探讨。Sandorf等[16]采取了邮件调查和研讨会两种方法评估了公众对挪威冷水珊瑚保护的支付意愿，并对两种调查方法的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虽然两种调查方法在抽样方面表现得同样好，但是通过邮件调查的受访者的支付意愿显著低于评估研讨会的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尽管Armstrong等[18]也发现了通过邮件调查和评估研讨会这两种方法得到的公众支付意愿存在差异，但是两种调查方法的主要发现都是稳健且一致的，这说明了两种方法都具有可靠性。Sandorf[17]强调适当的信息提供是至关重要的，采用互联网调查了挪威人对增加冷水珊瑚保护的偏好，研究发现注意力不集中的受访者会因为没有认真观看作者所提供的的信息导致部分信息的遗漏，从而忽略部分属性，并且他们更有可能注意成本属性，对成本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导致支付意愿大幅降低。由此，本文发现尽管可以使用互联网调查来评估冷水珊瑚这种复杂且陌生的公共资源，但是在调查时需要密切关注信息的提供，尤其要努力确保受访者接收了提供的信息以及理解如何回答选择任务。
2.2 CE在海滩（含水质）领域的应用
海滩是重要的海洋资源，其中海滩的休闲娱乐价值一直是学者的研究对象，研究集中在评估改善海滩质量的非市场价值、对海滩设施的偏好、改善海洋灾害（如海岸侵蚀、水母爆发等）带来影响的效益、公众对改善沿海水质的支付意愿以及对海滩垃圾的偏好等方面，其中研究重点关注的海滩属性有海滩垃圾[19-21]、海滩的清洁程度[22]、水质[22-23]、海滩拥挤度[22-23]、设施[22]、海岸商业的发展水平[24-26]、沙质[23-27]、珊瑚礁覆盖率[24， 26， 28]、海滩宽度[19， 29-30]等。海滩垃圾和拥挤是影响公众去海滩的重要因素。Schuhmann等[19]在评估游客对巴巴多斯沿海属性的偏好和支付意愿时发现游客对海滩垃圾有强烈的厌恶感，且愿意花更多的钱在没有垃圾的海滩旁边住宿;Aanesen等[21]发现居民对防止更多的海洋碎片有明显的偏好;而Brouwer等[20]研究发现，尽管海滩游客对清理海滩垃圾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但是大约有一半的受访者拒绝参与自愿的海滩清理行动，且受访者去海滩的时间越长，对海滩越熟悉，就越不愿意为清理海滩买单。很多研究都表明公众对避免过度拥挤具有强烈的偏好[25， 27]，但Loomis等[31]却发现无论采用何种估值方法拥挤度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还有部分学者对游客和居民偏好进行了对比研究，如在Oh等[25]对居民和游客的比较中，发现游客对避免中度或高度拥挤的海滩有更高的支付意愿;Penn等[27]却发现夏威夷居民对于避免过度拥堵和达到较小拥堵的支付意愿大于游客。虽然游客和居民对某些属性的偏好存在异质性，但对海滩环境和休闲属性的看法大致相同。如游客和居民都更喜欢增设海滩入口，愿意支付更高的停车费，同时都不喜欢拥挤和噪音水平更高的海滩[25]。他们均对强化水质管理策略持积极态度，并且对其的支付意愿几乎没有差异[32]。大多数情况下，CE的相关研究中提供的信息的程度和准确性可能对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以及提高环境管理战略的可接受性有显著影响[33-35]。在海滩应用中，Latinopoulos等[35]在2018年研究了公众宣传运动对个体减少塑料垃圾污染偏好的影响，指出公众宣传运动确实提高了參与者的支付意愿，但是该运动并没有显著提高个人采取缓解行动的意愿。
在涉及沿海水质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直接使用水质或用水的垂直能见度[24， 26]、在水中游泳或洗澡时耳朵被感染的风险[24， 26]、水的清澈度[28-31]等属性来反映沿海水质的质量。Eggert等[36]对沿海水质的研究中发现与沿海的鳕鱼数量和生物多样性相比，受访者对水质的边际支付意愿最小。但是随后的大量研究都得出了相反的结论，Beharry-Borg等[26]评估了浮潜者和非浮潜者对加勒比沿海水质的支付意愿，受访者对水质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且避免耳部感染率上升的支付意愿大于减少耳部感染率的支付意愿。Loomis等[31]发现消除垃圾和提高水质清晰度是影响波多黎各海滩旅游价值的重要因素。Penn等[27]调查了游客和居民对夏威夷胡岛海滩相关娱乐属性的偏好，发现对于参与调查的居民和游客，水质是海滩娱乐最重要的特征，并且对避免差水质的支付意愿最大，其次是对优良水质的支付意愿。Talpur等[22]发现如果水质和海滩质量得到改善，海滩游客在参观海滩时，除了旅游费用外，还愿意支付入场费。由此可见，水质是海滩的重要属性，且对于所有属性，避免差条件的支付意愿要大于获得优条件的支付意愿。 海滩容易受到侵蚀、洪水、水母繁殖以及气候变化等海洋灾害的影响，近几年对此的研究开始增多，其中使用CE对海岸侵蚀的研究相对较多。Matthews等[37-38]为海岸侵蚀管理的CE开发了虚拟环境，并将其作为视频呈现给受访者，来研究游客对科罗曼德尔半岛（新西兰）的偏好及其对海岸侵蚀管理的支付意愿。研究表明，用户强烈倾向于改变现状，采取措施保护海滩不受侵蚀，并且与静态图像相比，虚拟环境处理减少了选择错误和左右偏差，提高了应答者的参与和保留。这一发现与Ardeshiri等[30]的研究相反，他们研究了新南威尔士州居民在面对澳大利亚2 200公里海岸线的海岸侵蚀时，愿意花钱保持沙滩宽度和长度的意愿，结果表明，不论海岸侵蚀可能导致的沙粒流失有多严重，同意缴付管理征款的受访者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大部分的研究都发现尽管海滩用户愿意支持海岸侵蚀的控制方案，同时海滩养护也为游客带来了较高的娱乐效益，但受访者却对海堤等沿海设施持负面看法。如Beharry-Borg等[24]研究表明个人重视海滩保护，但不喜欢侵蚀控制项目对海滩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Matthews等[37-38]发现海滩使用者不喜欢海堤等障碍物所造成的视觉冲击。还有少量关于水母和其它气候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都表明受访者愿意为减少自然灾害对海滩造成的影响买单。
2.3 CE在海洋生物领域的应用
CE在海洋生物领域的应用，重点关注特定区域（如珊瑚礁生态系统、海洋保护区）的海洋濒危物种、有魅力物种（海龟、海鸟等）、鱼类等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偏好、支付意愿及其养护和管理问题。运用CE对海洋生物的研究中大部分通过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和数量来反映珊瑚礁生态系统等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并且近几年相关属性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对CE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中。大量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目前的下降趋势，人们更倾向于停止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或增加海洋生物多样性[36， 39-40]，以及提供其他环境服务，但是公众似乎不关心达到这些结果所需的活动限制程度[39]。这一结果与近期Guimaraes等[40]的研究结果相反，研究发现与受访者对自然景观的恢复和滨海水质改善的重视相比，海洋生物多样性并不影响受访者的效用，这可能是因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不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人们并不关心海洋生物多样性。涉及魅力物种时，大部分的研究都表明魅力物种的保护价值高于一般海洋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价值[8， 41-42]，如对江豚、海豹和海鸟的保护价值分别高于限制入侵物种传播和一般物种多样性价值[42]。研究珊瑚礁生态系统时，潜水员更喜欢健康的珊瑚礁[8， 43-44]，且愿意為此支付的费用远远高于潜水的费用[43]。研究普遍发现属性等级间的边际效用递减，如Schuhmann等[43]发现属性等级间的边际效用递减明显;Brger等[41]发现支付意愿没有随着属性的等级呈线性增加，表明物种多样性的边际效用在下降。Cazabon-Mannette等[44]发现有多年潜水经验的潜水员不太可能选择旅行偶遇海龟的最高等级，表明多次偶遇海龟可能导致海龟偶遇属性的边际效用递减。Jobstvogt等[45]可能是唯一一项运用CE评估深海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他们调查了苏格兰家庭对苏格兰深海增加海洋保护区的支付意愿，关注了生物多样性的两类价值：深海物种的存在价值和深海生物作为未来医药产品来源的选择价值，结果表明，尽管公众对深海的了解有限，仍然对保护深海生物多样性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
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公众对濒危（受威胁）物种保护的偏好，且该方面研究的主要案例地为美国。在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中的物种濒危等级分为濒危和受威胁两大类，因此CE设计时一般以此为依据，将濒危物种在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中的等级作为属性。早期学者主要关注公众对濒危（受威胁）物种保护的偏好研究，大多数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了公众很重视濒危动物的保护，对不同的濒危物种有不同的偏好[46-47]，且支付意愿值可能与物种数量成正比[48]，支付意愿估计值的差异取决于物种在濒危物种法案中的等级或改善程度[47]。人们愿意为渐进式的改善（从小型到中等规模的加强物种保护计划）买单，而对大规模改善的支付意愿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公众会考虑到这种大规模的改善能否切实实施的不确定性[49]。对于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被调查者认为物种地位的大幅改善将导致社会的额外成本[48]。Lew等[49]发现公众对恢复濒危物种的支付意愿明显高于将濒危物种降级的意愿，研究结果还指出当物种具有相同的初始濒危级别时，恢复海洋哺乳动物比恢复鱼类具有更大的效益。近几年对海洋濒危物种的研究更多的关注CE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及不同评估方法的结合。Cazabon-Mannette等[44]评估了多巴哥海龟的非市场价值，其中CE被用来评估海龟对休闲潜水者的价值，CVM被用来评估海龟对国际游客的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结果都显示了海龟具有很高的非市场价值。Lew等[50]对濒危物种保护的时间稳定性的测试表明，人们对所研究的所有濒危物种的偏好在17个月内都是稳定的，且两次调查的支付意愿估计值在统计学上没有差异。由于保护濒危物种的偏好和支付意愿可能会因地区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了解对濒危物种偏好的空间异质性很重要。Wallmo等[51]评估了美国9个地区的家庭对8个濒危物种恢复的支付意愿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物种价值的空间异质性相当有限，这与Lew[52]的结果类似，Lew研究了公众对保护库克湾白鲸的偏好，结果表明阿拉斯加农村和非农村家庭对保护库克湾白鲸的公众偏好差异很小。
2.4 CE在其他海洋资源领域的应用
CE在海洋资源领域的应用还涉及到了对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海岛旅游、湿地、渔业等的研究。其中对海洋公园的研究集中在研究游客对海洋公园娱乐和生态属性的偏好;对海洋保护区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海洋保护区保护效益的评估、公众对海洋保护区属性和管理策略的偏好以及支付意愿的研究;海岛旅游的相关研究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对公众旅游偏好的影响，以及对海岛旅游的休闲娱乐价值的评估;对湿地的主要关注点为对湿地恢复的研究;对渔业的研究涉及了对管理策略的偏好及对都不选择选项和起点偏差的研究。 近年来还有少量的研究将心理学变量纳入CE中。Hanley等[53]研究了情绪对环境物品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情绪的变化对估计的偏好参数和支付意愿等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其他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心理变量的加入可以提高模型的拟合度，如Wakita等[54]发现强烈的利他主义价值观、主观规范等对支付意愿有积极的影响;Brger等[55]的研究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的加入显著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且当同时包括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的要素时，模型拟合度的提高是最大的。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基于CE的海洋资源价值评估国际研究进展的分析可知，发文量呈波动上升态势，自2015年起发文量有了明显的增加，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类期刊上，其中Ecological Economics的发文量最多;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是该领域的主要贡献国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珊瑚礁、海滩、海洋生物等海洋自然资源保护（或恢复）的价值评估方面，特别是这些海洋自然资源保护（或恢复）与海洋旅游业发展相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对CE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研究的前期主要是对海洋资源的价值评估，近年来对CE方法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是目前及未来研究的热点和核心方向。
针对CE在海洋领域的研究进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对CE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CE的高信息负荷会产生一系列的偏差，而在海洋领域对减少这些偏差的研究相对较少，虽然现有的研究为减少偏差提供了一些建议，但是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因此还需要加强对CE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 （2）多学科多方法的结合。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进行对比和相互补充研究来提高海洋资源价值评估结果的准确性;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适当的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理论提高CE结果的准确性。（3）增加对海洋灾害的相关研究。目前对海洋灾害的研究多出现在海滩领域，在其他海洋资源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少，且较多的研究以海岸侵蚀为研究对象，像水母繁殖、绿潮、浒苔、洪水、气候变化等海洋灾害的研究很少。因此海洋灾害对公众的偏好或旅游行为等的影响仍值得进一步的探讨。（4）增加对深海资源的研究。目前鲜有文献对深海生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对深海中冷水珊瑚的研究也有限。由于深海蕴含丰富的海洋资源，未来可以加强对深海资源的研究，探讨对于复杂且陌生的深海资源，采用哪种调查方法以及如何提供相关信息才能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5）增加对海洋濒危物种的研究。目前对海洋濒危物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未来其他国家也可以增加对海洋濒危物种的研究。（6）增加对如海洋公园、海洋保护区、海岛旅游、渔业等其他海洋资源领域的研究。（7）增加对海洋资源非使用价值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研究海洋资源的使用价值，其中休闲价值的研究最多，未来可以增加CE对海洋资源非使用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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