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的农历45岁生日。在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周恩来没有出席，而是简单地吃了一碗面条，就回到办公室，撰写《我的修养要则》。
　　《我的修养要则》是周恩来写给自己的生日箴言，更是写给党员干部的修养准则。
　　《我的修养要则》共217个字，分为七条。
　　学习是前提。《要则》的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后面六条谈了工作、生活、为人等方面，但“加紧学习”是诸方面的前提。
　　学习改变了周恩来的人生轨迹，是其人生“转变的关键”。1910年，周恩来离家到东北继而到天津接受新式教育，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正如周恩来在1946年所说：“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兄弟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1914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写了一篇作文《一生之计在于勤论》，其中提到：“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1924年，周恩来在26岁时就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也得益于1920年到1924年在欧洲的求学经历。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曾说：“一个人对于世界万事万物，对于人生各种问题，要想看得透，就得志于学、勤于问、敢于闯。”
　　学习的方法。《要则》第一条还指出：“宁精勿杂，宁专勿多。”四个月后，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又作了强调：“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
　　学习与工作的关系。《要则》第二条才谈工作，反映出的是：在工作与学习两者之间，学习在先，工作在后。1950年7月26日，周恩来曾为李银桥的妻子、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的韩桂馨题词：“努力学习，好做工作。”
　　两者结合。《要则》第三条强调：“习作合一。”学习与工作要相结合、相统一，要学以致用。“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创造”，促进工作实践的新发现、新创新、新创造。只有与学习相结合的工作，才能是有所發现的工作；只有与学习相结合的工作，才能是有所创造的工作。
　　向谁学。《要则》第六条提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
　　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机关干部作整风报告，写了《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更加细致地讲述了为何要向群众学习，如何向群众学习：“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学习的物质基础。《要则》第七条说学习的物质基础是“健全自己的身体”。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日理万机，但也没忘记锻炼身体。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隔壁就是乒乓球室。
　　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说：“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中国这句古话很有道理。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要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学然后知不足，越学就越感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活到老、学到老”就是所谓的“终身学习”。1972年尼克松访華，全世界人都看到了周恩来的风度和魅力。但很少人知道，周恩来为了中美首脑会谈的成功所付出的艰辛，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学习研究。74岁的周恩来对尼克松的个人性格、政治观点、家庭生活习惯等都做了深入研究，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还仔细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
　　《要则》第四条：“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做原则上坚决的斗争。”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则》第五条：“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周恩来在“发扬自己的长处”前加了个状语“适当的”，意思是：发扬长处一定要适当、适合、适可。一个人，没有长处，是庸才；不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是蠢才；只有适当地发扬长处，才是英才。
　　周恩来撰写的这份《我的修养要则》，到今天，党员干部仍可以之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一面镜子、衡量自己的一把尺子。
　　（邱宝珊荐自《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