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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曾祺在张家口的文章不多，除汪先生自己的几篇：《葡萄月令》、《随遇而安》、《坝上》、《寂寞与温暖》、《沽源》外，几乎没有汪曾祺在张家口四年生活的研究资料。
前不久看到重庆的陈光愣写的一篇短文《昨天的故事》，虽不长，却让我大为惊奇，简直为我们复原了一段那时的生活，一个活生生的汪曾祺立于眼前。
文中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一九五九年，在农科所一次学习大会上，领导传达中央文件，提到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传达完毕，汪忽然语出惊人，怀疑地说：“毛主席是不是犯了错误？”弄得四座为之失色，不知如何往下接话。幸亏在边远的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人还比较纯朴，没人出来发难。所领导愣了一会儿，岔开话题说：“大家的思路统一到党的指示的思路上来。”敷衍了过去。
真不知道汪老头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也可能人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反而会说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话。几天前，我见到汪朗，把上面的这个细节说给他听。汪朗笑说，老头儿政治上比较幼稚。这个细节真好，确实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汪的单纯。
写这个故事的陈光愣老人，一九五八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到沙岭子农科所之后，与汪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后期又与汪同宿舍，这个回忆是可靠的。这个细节也绝非空穴来风。看看汪被打成右派的依据便可知道，这句话和他早期鸣放时的话语何其相似。一九五七年鸣放时，汪在单位的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
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
他还给人事部门提意见，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一九五八年鸣放，他写了小字报《惶惑》，说：“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又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看看，这些诗意的话，都挺飘逸呢。也只有“全是诗”（黄裳语）的汪曾祺能说得出来。
打成右派后，他回家同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党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他凄切地向妻子转说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忍不住哭了起来。
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汪最初的劳动是淘大粪、起猪圈粪。陈光愣回忆：上面派他跟一个又高又瘦胡子拉碴的老头一起赶大粪车。每天往返于沙岭子和张家口之间，在城里大街小巷招摇过市，骡子拉着大粪车在公路上地走，汪总是坐在车架上，头戴着护耳的深色绒帽，双手插在棉衣袖筒里，一面听着骡蹄的叩击声，一面默默地眯起眼在想，一副老实巴交的农人的样子。
最锻炼人的当然是在寒冬刨冻粪了。室外零下几十度，人畜粪冻得硬如石头，得用钢钎、铁锹才能把粪弄进粪车。这样的劳动，汪也卖力干。汪自己在《随遇而安》中说：“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陈光愣在《昨天的故事》中关于汪的描述是这样的：每每干得满头大汗、浑身蒸汽笼罩，背心汗渍了也不敢脱去棉袄，进入了中医所谓的“内热外寒”的状态。
在劳动之余的政治学习会上，汪畅谈劳动心得体会，说：“古人为了治病，臭粪尚可嘴尝。现在改造思想，闻一闻臭粪又何妨？”（这是陈光愣的记述）汪自己后来则平静地说：“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
在劳动锻炼的后期，汪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转到果园上班，活则相对比较轻松了。他的《果园杂记》、《关于葡萄》和《葡萄月令》就是在果园劳动的产物。他是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自己说：“这是一个细活。要喷得很均匀，不多，也不少。喷多了，药水的水珠糊成一片，挂不住，流了；喷少了，不管用。树叶的正面、反面都要喷到。”说：“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最后汪说：“我觉得这活比较有诗意。”
还是归到诗上去。
在果园劳动之余，汪读了很多书。汪自己说：“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陈光愣回忆说：“他的床头小桌上，堆满书籍，古籍为多。晚上，汪多数时间是坐在小桌前读书，读的多是《诗经》。汪有时说，如果能有那么一天的话，就去专门研究《诗经》。”汪先生在《随遇而安》中说：“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在《七里茶坊》中说：“带了两本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汪晚年写随笔，时有提到以上的书，我想多是在张家口读书时留下的印象。人在艰苦环境下读的书，更容易记住。
有意思的是，汪在张家口时，还到一个叫沽源的县画了一段时间马铃薯。汪说：“去时大约是深秋，待了一两个月，天冷了，才离开。”在沽源，他每天一早起来，就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到马铃薯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他在《随遇而安》中骄傲地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而且他能分出土豆的品种名称：“男爵”最大，“紫土豆”味道最好，还有一种类似鸡蛋大小的，很甜，可当水果吃。（这个老汪，真是个好吃精！）—最近有人到沽源考察，还有一种叫“黑美人”，是黑瓤的（土豆多为黄瓤白瓤）！这一款，汪先生并没提到！
关于汪画马铃薯图谱，黄永玉后来在回忆中这样说：他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来一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他在那里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汪自己在《随遇而安》里也说：“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这个朋友大约是黄永玉了。
那一册《中国马铃薯图谱》丢失了太可惜。汪后来提到过多次，可他毫无惋惜之意。倒是他自得地说：“薯块更好画了，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
近些年，有人到张家口寻访汪曾祺的足迹。多数人不记得当年那个黑瘦的中年人了。去到旧地，见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已物是人非，倒是有几排旧房子，门前一棵大榆树，屋后一块空地，说曾是储藏马铃薯的大窖。有一个叫赵喜珍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人瘦瘦的，性格温和。只待了几个月。冬天没有得画了，就走了。
汪先生在张家口待了四年，但这四年对汪意义非凡。他自己说，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是的，汪小时候虽在高邮县城，可家里富裕，他没有真正接触农民、了解农民，在昆明、上海、北京，则更不可能。其实张家口是给汪补上了这一课，虽然是不得已的。
关于张家口，汪后来写了九个短篇小说，十三篇散文，有十多万文字，可以出一本《汪曾祺文学地理之张家口》，这也是汪的收获。汪后来写文章和接受采访时说：“我三生有幸，当了一回右派，否则我这一生更平淡了。”虽是自嘲，但也是实情。
汪在生活中总是能看到美，不管在何种境遇下。他自己说，我认为生活是美的，生活中是有诗的。我愿意把它写下来，让我的读者，感到美，感到生活中的诗意。关于张家口，也是一样的。他写了《萝卜》（其中一节专门写张家口的心里美萝卜）、《坝上》、《果园杂记》、《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等名篇，都写得很美。比如在《坝上》，他写到口蘑，写了多种口蘑的品种，并说他曾采到一个口蘑，晾干带回北京，做了一碗汤，一家人喝了，“都说鲜极了！”写到关外的百灵鸟，到北京得经过一段训练，否则有关外口音：“咦，鸟还有乡音呀！”—这就是汪曾祺。当然，他的《葡萄月令》，更是文学名篇了。看来，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热爱文学的人，到哪里都能发现生活之中的美，生活之中的诗意。
前不久看到重庆的陈光愣写的一篇短文《昨天的故事》，虽不长，却让我大为惊奇，简直为我们复原了一段那时的生活，一个活生生的汪曾祺立于眼前。
文中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一九五九年，在农科所一次学习大会上，领导传达中央文件，提到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传达完毕，汪忽然语出惊人，怀疑地说：“毛主席是不是犯了错误？”弄得四座为之失色，不知如何往下接话。幸亏在边远的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人还比较纯朴，没人出来发难。所领导愣了一会儿，岔开话题说：“大家的思路统一到党的指示的思路上来。”敷衍了过去。
真不知道汪老头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也可能人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反而会说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话。几天前，我见到汪朗，把上面的这个细节说给他听。汪朗笑说，老头儿政治上比较幼稚。这个细节真好，确实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汪的单纯。
写这个故事的陈光愣老人，一九五八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到沙岭子农科所之后，与汪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后期又与汪同宿舍，这个回忆是可靠的。这个细节也绝非空穴来风。看看汪被打成右派的依据便可知道，这句话和他早期鸣放时的话语何其相似。一九五七年鸣放时，汪在单位的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
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
他还给人事部门提意见，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一九五八年鸣放，他写了小字报《惶惑》，说：“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又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看看，这些诗意的话，都挺飘逸呢。也只有“全是诗”（黄裳语）的汪曾祺能说得出来。
打成右派后，他回家同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党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他凄切地向妻子转说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忍不住哭了起来。
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汪最初的劳动是淘大粪、起猪圈粪。陈光愣回忆：上面派他跟一个又高又瘦胡子拉碴的老头一起赶大粪车。每天往返于沙岭子和张家口之间，在城里大街小巷招摇过市，骡子拉着大粪车在公路上地走，汪总是坐在车架上，头戴着护耳的深色绒帽，双手插在棉衣袖筒里，一面听着骡蹄的叩击声，一面默默地眯起眼在想，一副老实巴交的农人的样子。
最锻炼人的当然是在寒冬刨冻粪了。室外零下几十度，人畜粪冻得硬如石头，得用钢钎、铁锹才能把粪弄进粪车。这样的劳动，汪也卖力干。汪自己在《随遇而安》中说：“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陈光愣在《昨天的故事》中关于汪的描述是这样的：每每干得满头大汗、浑身蒸汽笼罩，背心汗渍了也不敢脱去棉袄，进入了中医所谓的“内热外寒”的状态。
在劳动之余的政治学习会上，汪畅谈劳动心得体会，说：“古人为了治病，臭粪尚可嘴尝。现在改造思想，闻一闻臭粪又何妨？”（这是陈光愣的记述）汪自己后来则平静地说：“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
在劳动锻炼的后期，汪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转到果园上班，活则相对比较轻松了。他的《果园杂记》、《关于葡萄》和《葡萄月令》就是在果园劳动的产物。他是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自己说：“这是一个细活。要喷得很均匀，不多，也不少。喷多了，药水的水珠糊成一片，挂不住，流了；喷少了，不管用。树叶的正面、反面都要喷到。”说：“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最后汪说：“我觉得这活比较有诗意。”
还是归到诗上去。
在果园劳动之余，汪读了很多书。汪自己说：“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陈光愣回忆说：“他的床头小桌上，堆满书籍，古籍为多。晚上，汪多数时间是坐在小桌前读书，读的多是《诗经》。汪有时说，如果能有那么一天的话，就去专门研究《诗经》。”汪先生在《随遇而安》中说：“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在《七里茶坊》中说：“带了两本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汪晚年写随笔，时有提到以上的书，我想多是在张家口读书时留下的印象。人在艰苦环境下读的书，更容易记住。
有意思的是，汪在张家口时，还到一个叫沽源的县画了一段时间马铃薯。汪说：“去时大约是深秋，待了一两个月，天冷了，才离开。”在沽源，他每天一早起来，就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到马铃薯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他在《随遇而安》中骄傲地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而且他能分出土豆的品种名称：“男爵”最大，“紫土豆”味道最好，还有一种类似鸡蛋大小的，很甜，可当水果吃。（这个老汪，真是个好吃精！）—最近有人到沽源考察，还有一种叫“黑美人”，是黑瓤的（土豆多为黄瓤白瓤）！这一款，汪先生并没提到！
关于汪画马铃薯图谱，黄永玉后来在回忆中这样说：他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来一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他在那里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汪自己在《随遇而安》里也说：“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这个朋友大约是黄永玉了。
那一册《中国马铃薯图谱》丢失了太可惜。汪后来提到过多次，可他毫无惋惜之意。倒是他自得地说：“薯块更好画了，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
近些年，有人到张家口寻访汪曾祺的足迹。多数人不记得当年那个黑瘦的中年人了。去到旧地，见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已物是人非，倒是有几排旧房子，门前一棵大榆树，屋后一块空地，说曾是储藏马铃薯的大窖。有一个叫赵喜珍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人瘦瘦的，性格温和。只待了几个月。冬天没有得画了，就走了。
汪先生在张家口待了四年，但这四年对汪意义非凡。他自己说，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是的，汪小时候虽在高邮县城，可家里富裕，他没有真正接触农民、了解农民，在昆明、上海、北京，则更不可能。其实张家口是给汪补上了这一课，虽然是不得已的。
关于张家口，汪后来写了九个短篇小说，十三篇散文，有十多万文字，可以出一本《汪曾祺文学地理之张家口》，这也是汪的收获。汪后来写文章和接受采访时说：“我三生有幸，当了一回右派，否则我这一生更平淡了。”虽是自嘲，但也是实情。
汪在生活中总是能看到美，不管在何种境遇下。他自己说，我认为生活是美的，生活中是有诗的。我愿意把它写下来，让我的读者，感到美，感到生活中的诗意。关于张家口，也是一样的。他写了《萝卜》（其中一节专门写张家口的心里美萝卜）、《坝上》、《果园杂记》、《葡萄月令》、《寂寞与温暖》等名篇，都写得很美。比如在《坝上》，他写到口蘑，写了多种口蘑的品种，并说他曾采到一个口蘑，晾干带回北京，做了一碗汤，一家人喝了，“都说鲜极了！”写到关外的百灵鸟，到北京得经过一段训练，否则有关外口音：“咦，鸟还有乡音呀！”—这就是汪曾祺。当然，他的《葡萄月令》，更是文学名篇了。看来，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热爱文学的人，到哪里都能发现生活之中的美，生活之中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