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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少儿出版”，存在着一种失衡的状态，就是重“儿”轻“少”——以儿童（尤其是幼儿）为目标读者的出版热闹可观，而以少年读者为对象的出版却显得“灯火阑珊”。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失衡的出版业态，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新近推出了“零时差·YA书系”，该书系的读者对象定位于13岁至17岁。其中有一本书——《托德日记》，给人一种别样的阅读快感。
这本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佳青少年图书奖的《托德日记》，如其书名，是本日记体小说，即通过中学生托德·芒恩的日记，来描述围绕着几个校园“混混”所发生的有趣故事。不过，写日记却并非是托德乐意为之，而是出于一种“惩罚”——至少开始是这样。事情的缘由是：有一天托德和他的同伙，在校园内无视警示牌，闯入“禁地”，破坏公物，并想要拿走摄像机（未遂），当场给抓了个“现行”，差一点就被校方开除，甚至送进少年管教所。但结果却得到意外的宽大处理：三个犯事者被罚在校园内捡垃圾，而托德则每天在课后留校写“禁闭日记”。
这看起来似乎很不公平，为什么三个“同犯”给罚在寒风中做苦力，而托德却待在有暖气的自习室里写什么“日记”（其同伙说是“在舒适窝里享受”）？托德除了这回犯禁的“现行”，他还掰断过同学的眼镜，见谁不顺眼就“暴打一顿”——因此得了个“暴君”的绰号。他可不是区区“从犯”，如其所自诩的，对于那些闹事的孩子，他有着某种“影响力”。这么个“劣迹斑斑”的托德，却独得写“日记”的待遇，凭什么呢？
原来这是拜伍德罗夫人所赐。伍夫人是学校的指导老师。所谓“指导老师”，或许就是校园内的“学监”吧。说到“学监”，给世人既定的形象是：威严冷酷，令人生畏，谁被她瞄上了，必是凶多吉少。可伍夫人不是那样的。她开明、宽厚，而且富有幽默感。在学校纪律委员会决定惩处托德一伙时，她之所以出面提出且放一马的处置方案，是因为她责问犯事者，为何无视告示牌而那么干。当时托德竟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那告示牌写着“禁止非法入侵者依法惩办”，这意思不就是“禁止我们（非法入侵者）被依法惩办”吗？这显然是玩字眼强词夺理。据说伍夫人就是被这狡辩逗乐，而做出了从轻发落的方案。当然没这么简单。事实上在此之前，伍夫人就看了托德的档案，对其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个聪明好学的“坏小子”。她只选择托德写“禁闭日记”，而没有让另外三个也来参与，当是不想为难后者——对他们而言，拿笔杆恐怕远不如捡垃圾轻松。孔子“因材施教”，这位伍夫人是“因材施罚”。
伍夫人确实没看错。托德不承认自己是“小混混”，而只是学校里的“异类”，他也没有说错。来自底层家庭的托德，可不是只知瞎混的主儿，他转学到这个学校的第一天，就先拜访了校图书馆，他说：“我喜欢看书，看书就像自由旅行一样。”课堂上回答关于奥威尔《动物庄园》的问题，他讲得头头是道；他写“关于爱尔兰土豆荒”的论文作业，引经据典，有模有样；他参加拼字比赛，让老师们大跌眼镜。至于在家里，他简直就是个懂事的孩子，妈妈靠缝纫挣钱养家，他居然也学会了“娘们”的针线活，以至于被同学取笑为“芒恩夫人”。有点玩世不恭的托德，在老师和同学眼里确是个“异类”。
就这样，在空荡荡的自习室里，托德被逼着写“日记”。伍夫人没有要求他“端正态度”，写什么“深刻检讨”之类，只说“写什么都行”，但要如实地写，不可以瞎编；还承诺对日记里所写的一切“保守秘密”，而且“对于你的言行我不会评头论足，也不会因此惩罚你”。就是说，托德尽可以任性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而，托德起先并没有领情，他百无聊赖，嚼着口香糖，怨言夹着怪话，任性地写起来。在开头的日记里，他写一大堆同义词来凑数敷衍；甚至调侃陪着他的伍夫人：“你居然每天下午都要困在这个大老鼠洞里看着我，你是犯了什么事被逮住的？”伍夫人也没介意。她像检查作业，看他每天的日记，时而在里面加点批注或评语，如“描述很精彩”“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比喻很形象，但是请不要说粗话”。只是有一次托德因愤于拼字比赛不公平，自暴自弃地在日记里发泄一通，并且拒绝再写下去，伍夫人才在其日记里放出“最后通牒”似的严厉狠话；而当托德承认“你赢了”，重新按照约定继续时，伍夫人便欣然于“我们又回到正轨”，并称赞“上一篇日记写得不错”。到后来渐入佳境，托德任性不拘的日记越写越长，内容生动精彩，而且悬念迭出；有时他一天内写了一篇，接着又来个“外一篇”，甚至星期日在家也忍不住写起来，可见他的欲罢不能。顺便说一句，托德的任性日记，虽然出自一个成年人（美国作家马克·舒尔曼）的手笔，但作者以其高仿功力，从语言、口气到心理、情态，把一个叛逆、好胜、外冷内热的14岁少年，描摹得活灵活现，跃然于纸上，即便读的是译文，我们也能感觉出来。
托德和伍夫人，一个是日记书写者，一个是日记阅读者；但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倾诉者和倾听着。托德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如此倾诉过，当伍夫人在其日记中说“我很高兴你的作文（日记）非常吊我的胃口。请继续”时，他就更有“根本停不下来”的驱动力了，而作为倾听者的伍夫人，又何尝不也从中获得了出乎预期的喜悦？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尊重。当然，《托德日记》只是一部小说，里面的故事难以在现实中复制，而那位伍夫人恐怕更难效仿。不过其中有些理念和价值，如关于少年的叛逆期及其成长，关于惩罚和激励，关于人格的示范和感化，关于倾诉和倾听，关于平等和尊重等等，都值得人们（少年及成年的读者）去体味和深思，而这一切是在趣味盎然的阅读中获得的。
编辑/张怀宇
这本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佳青少年图书奖的《托德日记》，如其书名，是本日记体小说，即通过中学生托德·芒恩的日记，来描述围绕着几个校园“混混”所发生的有趣故事。不过，写日记却并非是托德乐意为之，而是出于一种“惩罚”——至少开始是这样。事情的缘由是：有一天托德和他的同伙，在校园内无视警示牌，闯入“禁地”，破坏公物，并想要拿走摄像机（未遂），当场给抓了个“现行”，差一点就被校方开除，甚至送进少年管教所。但结果却得到意外的宽大处理：三个犯事者被罚在校园内捡垃圾，而托德则每天在课后留校写“禁闭日记”。
这看起来似乎很不公平，为什么三个“同犯”给罚在寒风中做苦力，而托德却待在有暖气的自习室里写什么“日记”（其同伙说是“在舒适窝里享受”）？托德除了这回犯禁的“现行”，他还掰断过同学的眼镜，见谁不顺眼就“暴打一顿”——因此得了个“暴君”的绰号。他可不是区区“从犯”，如其所自诩的，对于那些闹事的孩子，他有着某种“影响力”。这么个“劣迹斑斑”的托德，却独得写“日记”的待遇，凭什么呢？
原来这是拜伍德罗夫人所赐。伍夫人是学校的指导老师。所谓“指导老师”，或许就是校园内的“学监”吧。说到“学监”，给世人既定的形象是：威严冷酷，令人生畏，谁被她瞄上了，必是凶多吉少。可伍夫人不是那样的。她开明、宽厚，而且富有幽默感。在学校纪律委员会决定惩处托德一伙时，她之所以出面提出且放一马的处置方案，是因为她责问犯事者，为何无视告示牌而那么干。当时托德竟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那告示牌写着“禁止非法入侵者依法惩办”，这意思不就是“禁止我们（非法入侵者）被依法惩办”吗？这显然是玩字眼强词夺理。据说伍夫人就是被这狡辩逗乐，而做出了从轻发落的方案。当然没这么简单。事实上在此之前，伍夫人就看了托德的档案，对其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个聪明好学的“坏小子”。她只选择托德写“禁闭日记”，而没有让另外三个也来参与，当是不想为难后者——对他们而言，拿笔杆恐怕远不如捡垃圾轻松。孔子“因材施教”，这位伍夫人是“因材施罚”。
伍夫人确实没看错。托德不承认自己是“小混混”，而只是学校里的“异类”，他也没有说错。来自底层家庭的托德，可不是只知瞎混的主儿，他转学到这个学校的第一天，就先拜访了校图书馆，他说：“我喜欢看书，看书就像自由旅行一样。”课堂上回答关于奥威尔《动物庄园》的问题，他讲得头头是道；他写“关于爱尔兰土豆荒”的论文作业，引经据典，有模有样；他参加拼字比赛，让老师们大跌眼镜。至于在家里，他简直就是个懂事的孩子，妈妈靠缝纫挣钱养家，他居然也学会了“娘们”的针线活，以至于被同学取笑为“芒恩夫人”。有点玩世不恭的托德，在老师和同学眼里确是个“异类”。
就这样，在空荡荡的自习室里，托德被逼着写“日记”。伍夫人没有要求他“端正态度”，写什么“深刻检讨”之类，只说“写什么都行”，但要如实地写，不可以瞎编；还承诺对日记里所写的一切“保守秘密”，而且“对于你的言行我不会评头论足，也不会因此惩罚你”。就是说，托德尽可以任性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而，托德起先并没有领情，他百无聊赖，嚼着口香糖，怨言夹着怪话，任性地写起来。在开头的日记里，他写一大堆同义词来凑数敷衍；甚至调侃陪着他的伍夫人：“你居然每天下午都要困在这个大老鼠洞里看着我，你是犯了什么事被逮住的？”伍夫人也没介意。她像检查作业，看他每天的日记，时而在里面加点批注或评语，如“描述很精彩”“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比喻很形象，但是请不要说粗话”。只是有一次托德因愤于拼字比赛不公平，自暴自弃地在日记里发泄一通，并且拒绝再写下去，伍夫人才在其日记里放出“最后通牒”似的严厉狠话；而当托德承认“你赢了”，重新按照约定继续时，伍夫人便欣然于“我们又回到正轨”，并称赞“上一篇日记写得不错”。到后来渐入佳境，托德任性不拘的日记越写越长，内容生动精彩，而且悬念迭出；有时他一天内写了一篇，接着又来个“外一篇”，甚至星期日在家也忍不住写起来，可见他的欲罢不能。顺便说一句，托德的任性日记，虽然出自一个成年人（美国作家马克·舒尔曼）的手笔，但作者以其高仿功力，从语言、口气到心理、情态，把一个叛逆、好胜、外冷内热的14岁少年，描摹得活灵活现，跃然于纸上，即便读的是译文，我们也能感觉出来。
托德和伍夫人，一个是日记书写者，一个是日记阅读者；但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倾诉者和倾听着。托德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如此倾诉过，当伍夫人在其日记中说“我很高兴你的作文（日记）非常吊我的胃口。请继续”时，他就更有“根本停不下来”的驱动力了，而作为倾听者的伍夫人，又何尝不也从中获得了出乎预期的喜悦？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尊重。当然，《托德日记》只是一部小说，里面的故事难以在现实中复制，而那位伍夫人恐怕更难效仿。不过其中有些理念和价值，如关于少年的叛逆期及其成长，关于惩罚和激励，关于人格的示范和感化，关于倾诉和倾听，关于平等和尊重等等，都值得人们（少年及成年的读者）去体味和深思，而这一切是在趣味盎然的阅读中获得的。
编辑/张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