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朱熹对科举制发表过大量言论。朱熹前后,宋人对科举制的批评和建言集中在两个方面:否定科举制,要求恢复隋唐之前的推荐制,即所谓的“乡举里选”;要求变革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改诗赋为策论,为经义。朱熹首先从文人士大夫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和完善角度出发批评科举制,进而批评科场文章之刻意求新、胡乱拼凑、内容空洞,认为科举制对士人最大的毒害是“夺志”。朱熹本人是科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所以其又从谋生的角度肯定了科举制一定的合理性。朱熹认为士人和科举制必须有所调整或变革。其一,士人要更多读书;其二,士人要在科举制中保持独立思
【基金项目】
：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宋代文学演变与科举制度”(12XNL004)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朱熹对科举制发表过大量言论。朱熹前后,宋人对科举制的批评和建言集中在两个方面:否定科举制,要求恢复隋唐之前的推荐制,即所谓的“乡举里选”;要求变革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改诗赋为策论,为经义。朱熹首先从文人士大夫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和完善角度出发批评科举制,进而批评科场文章之刻意求新、胡乱拼凑、内容空洞,认为科举制对士人最大的毒害是“夺志”。朱熹本人是科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所以其又从谋生的角度肯定了科举制一定的合理性。朱熹认为士人和科举制必须有所调整或变革。其一,士人要更多读书;其二,士人要在科举制中保持独立思考;其三,科举制要有变革。《学校贡举私议》集中表达了朱熹对科举制的批评和建言。建言主要有三点:均解额,立德行之科,罢诗赋。朱熹对科举制所发表的大量批评,乃是宋人之共识;所提供的变革措施,既无新意也不可操作。
其他文献
受案范围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性范畴,关涉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应当接受司法监督的范围,进而影响公共利益的保障程度。在规范、实践及学说三重视角下所探索的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共同呈现出宽于现行法律明确列举类型的演进态势,且分别面临着法律依据有待增强,碎片化、共识尚待达成的现实挑战。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应加以拓宽,公共利益保障范围的动态与普遍、“等”字释义的开放性以及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广泛性为公益拓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未来拓展受案范围的活动,需遵循利益衡量、法定主义、司法统一的基本理念,从立法模式、受案
自进入工业社会后,传统手工艺遭遇了作为日用品的功能衰退与作为审美艺术品的发展乏力的"双重危机"。后工业社会盛行的空间性、消费性的文化形态,消解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性,使得传统手工艺成为文化消费的对象,得以进入当下文化语境并参与构建文化生态关系。在作为审美资本主义时期的后工业时代,传统手工艺不仅是一种文化资源,更是一种审美生产力,因此要以"审美"为中心重构手工艺文化,发展手工艺审美创意经济,打造体验型手工艺文化产业。同时,也要重构消费主体与生产主体,培育手工艺文化主体性,加强对民众的手工艺文化与非遗美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心在于“感受到程序正义”,其突显了人民的法治主体地位,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立场,体现了主客观统一的程序正义评价标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治实践、情理法深度融合的理论结晶。“感受到程序正义”的法理表达便是主观程序正义,其理论内核至少包含主体间性的本质属性与情感治理的价值追求两个方面。“感受到程序正义”的主张有助于阐释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程序机理,有助于揭示人们自愿服从法律权威的心理动力。
基于面板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和空间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了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并结合中国经济运行现实对两者之间的区制关联展开了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均存在显著的区域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尽管具有较强的惰性,但可以借助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2)金融结构在区制内变动以及跨区制变迁均会带动产业结构发生相似的变化,但当二者均处于低区制时,金融结构市场化难以通过区制关联效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3)各地区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均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性,本地区相
诗歌中的家具意象是一种士人心态下对家具的审美关照。在明代的家具意象中,“家”是一种被赋予了意义的人文空间,因而家具不仅参与了物理空间的构筑,也参与了文化秩序的建构。在士人心态中,社会身份、政治理想和人伦关系都是空间秩序的一部分,这种空间秩序是在身体与家具的互动之中构建出来的,家具成为了打通士人修身理想与空间秩序间的桥梁。明式家具作为在群体认同下构筑出来的士人家具,其设计美学的形成和士人心态深处的“身”“家”相连——家具的形式规定了主人的社会身份和环境的空间秩序。在家具形态与士人心态的互动过程中,诗歌还可能
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以大专戏剧节和校协戏剧社为主体的校园话剧,成为香港话剧发展的主流,这在世界各地戏剧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香港校园话剧传承中国现代戏剧和文学精神,创作反映香港现实的话剧,有力地促进了香港话剧的发展"其创作和演出“把现实搬上舞台”,以人作为话剧创作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探求人的价值和意义,并运用能够满足内容需要的形式和手法去表达创作者的观念而在话剧表现上“比较敢于创新”,把香港话剧艺术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历史与当下关系连续性的认识,这种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基于活的历史观,把历史从过去的生活经验遗存转化为当代人能够理解、感受、体验的审美意象嵌入当代空间,从而使得非遗文化对当代社会具有活的精神价值。这种转化需要基于非遗保护意识的美学研究,即把美学视域从传统美学所限定的"大传统"中拓展开来,形成"大传统"与"小传统"整合的更大的美学视域。
碑刻文献除了兼具文学、史学和金石学研究价值外,还具书法价值和审美意义。元代书坛领袖赵孟在江苏一带书写了数量颇多的碑石,不仅楷书,行书、草书在当时的碑刻中也时常出现,对元代及后世碑刻书法影响深远。本文初步厘清了赵孟所书江苏碑刻的时间脉络,将之分为早期(1308年之前)、中期(1309-1315)和后期(1316-1322)。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碑刻书法的史料价值与风格特征,勾勒出赵孟在江苏的书碑活动及其特点。这些书碑活动成为赵孟在江南儒学、理学气氛下成长和交往的见证,是赵孟艺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接触近代共和概念之初,既关注君主要素去除的内涵,也触及德性要素伸张的内涵。结合政治理论研读和在美国的游历考察,到了1903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大致形成了一种“积极共和”观念。这种观念强调德性要素与共和政体之间的正向关系,重心在于国民德性要素的积极伸张,而不在于君主要素的去除。这种积极共和观念与西方的共和传统有渊源,但主要是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的产物。
自定义“化身”是微信重度用户运用数字技术能动地生存于网络空间的策略性实践。通过对重度用户在微信社交平台上自定义“化身”的考察,本文认为,身体是社会交往的媒介和关系的纽结,“化身”是人们在信息技术的框架下自定义的网络用户名、头像、肢体及其身体叙事,其体现为个体的自我表达、社会角色形象的塑造、交往关系中的自我展演。“化身”的在场、互视、交往与行动,为人们拓展社会性自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