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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准确的理解
党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最新回答，也是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问题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的的必然要求；是重构中国发展优势，实现与自然、社会、世界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全面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放在经济学理论框架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来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成本下降所带来人口红利及对外开放红利造就的传统优势，为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储蓄资源——高储蓄。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这时再单纯依赖需求侧管理已难以走出困境和走向良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适时提出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契合理论和实践、总结宏观调控经验和教训的重大创新，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全面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对国内外宏观调控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供给侧”指明了方向，“结构性”突出了重点，“改革”抓住了本质，明确了方法，这三个关键词相互联系，辩证统一。
全面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防止六种错误倾向。一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局限于我们平时理解的市场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等。二是满足总量、轻视人均、轻视增长和发展潜力。三是把扩大投资当作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政策而有意回避。四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完全归于政府，或完全否定政府在其中的应有作用。五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需求管理的简单替代。六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新自由主义。
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近期稳增长和长期优结构的关系，发挥好投资这个关键变量的作用。二是在侧重供给侧的同时不能忽视或弱化需求管理。三是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通过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四是正确处理“三去一降一补”的阶段性重点任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五是正确处理国有经济成分与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关系，推动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要正确看待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几个主要热点问题
关于去产能、去杠杆过程中金融机构执行金融政策是否存在“一刀切”问题。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研讨班学习时的讨论交流中，有一些学员认为银行在去产能、去杠杆过程中存在未区分结构性过剩、“好杠杆”及“坏杠杆”，未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而是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策略的现象，并建议银行进一步增强弹性，在债务处置过程中提高对企业的容忍度。对于这个问题，2016年以来，利用担任河南省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暨化解过剩产能领导小组债务化解组组长的机会，结合债务处置和金融债权保护工作实际，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调研。从调研情况看，银行对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授信策略确实普遍收紧，部分机构总行对到期贷款的续期逐笔进行审核控制，可能误伤了有一定发展前景、资金链趋紧的企业，但并不普遍存在“一刀切”现象。对于改革过程中的“误伤”现象，我认为既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去产能、去杠杆，政府也不能进行过多行政干预，在企业和银行经营决策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市场这个“无形的手”的作用，同时政府这个“有形的手”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政策引导作用，通过制定清晰的监管规则和准入、退出标准，明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杠杆率的安全边界，推动建立政银企协调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引导银行在综合考量企业经营、产品销售、现金流等状况和融资渠道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经营决策，同时打击逃废债企业，保护金融债权，在去产能、去杠杆的同时实现长远发展。
关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比较突出，学习过程中讨论也较多。有学员认为这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在金融市场上的反映，本质还是实体经济不够健壮造成的；有学员认为这与利率市场化进程有关，市场供求关系仍未得到有效平衡；还有学员认为这与金融管理部门调控不到位，特别是金融机构落实政策不到位有关。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区别看待。近年来，在货币信贷政策调控的积极作用下，实体经济贷款利率已经明显下降，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担保费、过桥资金等费用负担仍较重，导致企业总体融资成本仍偏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多方参与综合施策，单靠货币信贷政策作用有限。小微企业本身具有天然弱质性，“融资难、融资贵”是各国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加上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行业，尤其是财务软约束的“僵尸企业”占有的金融资源越多，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获得融资的难度就越大，这需要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切实加以重视，通过真正形成竞争性的金融服务矫正这种资源配置扭曲，同时应充分发挥政策性担保和风险补偿缓释等长效机制的作用，在体制机制方面予以充分保障。
关于“去杠杆”过程中的扩大直接融资比重问题。部分学员建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去杠杆的关键是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因为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率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推高了企业负债率，因此应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培育、引导企业多进入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市场进行融资。从国际比较情况看，目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这反映了我国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我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风险也主要存在于不合理的期限结构中，地方政府借短还长、债务期限错配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尤其值得警惕。因此，去杠杆不单单指非金融企业的去杠杆，还包括地方政府的去杠杆。非金融企业去杠杆过程中，应更加注重与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相互配合和稳步推进，强化市场约束，消除制约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支持企业通过并购和重组等市场化方式化解部分债务风险，实现市场出清和结构优化。地方政府去杠杆主要依靠政府自我改革和强化预算管理实现。如果过度强调依赖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去杠杆，容易以偏概全，也难以达到治本的效果。 关于“去库存”过程中的房地产信贷过快增长问题。不少学员也对“去库存”过程中的房地产信贷过快增长问题关注较多，有人认为这与货币信贷政策有直接关系，应对房地产信贷政策予以调整；有人认为这本质上还属于经济的结构性扭曲，根本原因和货币信贷政策关系不大；还有人认为是投资性需求推动所致，限购能起到作用。我认为短期来看，限购、限贷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规措施，实属无奈之举，长期来看，并不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房地产信贷过快增长，既有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不强，导致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原因，也有刚性需求被市场预期所提前激发的原因，还有地方政府对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的内在冲动的原因。对待这个问题，调控政策不能只堵不疏，应致力于标本兼治。一方面，在培育实体经济活力、疏通投资渠道的同时，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分配、调节需求、调节交易；另一方面，抓住“农民工市民化”这个重点，进一步完善调控政策和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制度，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建房是给人住”的本质上来。
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社会体制机制转换问题。金融是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的，只有在服务经济服务社会中金融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来看，金融要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服务。其一，作为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金融业自身改革要与经济社会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其二，金融要为体制机制转型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通过灵活适度的货币信贷政策为体制机制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体制机制的转型与进步。
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金融要围绕实体经济做文章，把实体经济做大做强要成为金融的首要任务和目标。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实体经济不发展，是金融业面临的最大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中，金融要与实体经济同甘苦共患难，银企联手，共度难关。要运用多层次金融市场机制和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品种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服务，监督引导资金真正进入实体企业，而不是在金融系统空转。要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的同时，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创新服务方式，运用大数据、云平台等改造提升传统金融业，拓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渠道和领域，不断满足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中多元化的融资需求，破解金融资源供需错配难题。当前，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金融要围绕“中国制造2025”，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代表和核心，制造业的强大对于提高我们的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制造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为主，要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就必须发挥金融业在支持“中国制造2025”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金融体系高效的投融资体制，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方式，努力实现制造业与金融业的“产融结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助推我们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
金融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力度。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的最大特征，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仍会处于这一阶段，金融要围绕这一领域，加大投入，加大创新。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经过近些年来的大规模建设，我国基础设施在整体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总体水平仍不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在水利、交通、能源、电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还有很多投资需求和空间。金融要做好储蓄充分向有效投资转化的工作，运用多层次金融市场机制和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品种为这些投资提供高效服务，努力为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金融要加大对“四农”特别是农民工转型的支持力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面临的不只是“三农”问题，而是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切实推动农民工转型为产业工人、城市市民和城市主人。作为金融业来讲，我们要坚持从城市和农村“两头发力”，一方面，做好农民工在城市“进得去、留得下、过得好”的全程金融扶持；另一方面，做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条件及服务体系现代化、农民生活水平和方式现代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丰、农民富、社会稳”。
金融要加大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力度。长期来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金融支持创业创新的服务意识，创新产品模式，加大信贷投放，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创业创新主体融资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激发创业创新活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促进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金融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持力度。“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意义重大，影响将非常深远。同时它对打造全球新的增长极，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这一战略，进一步推动金融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支持、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走出去，提升金融业的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应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的利益诉求和项目信息，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瞄准重点国家、行业、项目精准对接，精准发力，推动中国经济金融走出去。
本文节选自作者于2016年9月2日至12日，参加的为期两周的由中组部、国家发改委在国家行政学院联合举办的“部级和厅局级干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研讨班”的学习体会。
党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最新回答，也是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问题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的的必然要求；是重构中国发展优势，实现与自然、社会、世界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全面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放在经济学理论框架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来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成本下降所带来人口红利及对外开放红利造就的传统优势，为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储蓄资源——高储蓄。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这时再单纯依赖需求侧管理已难以走出困境和走向良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适时提出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契合理论和实践、总结宏观调控经验和教训的重大创新，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全面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对国内外宏观调控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供给侧”指明了方向，“结构性”突出了重点，“改革”抓住了本质，明确了方法，这三个关键词相互联系，辩证统一。
全面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防止六种错误倾向。一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局限于我们平时理解的市场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等。二是满足总量、轻视人均、轻视增长和发展潜力。三是把扩大投资当作凯恩斯主义的强刺激政策而有意回避。四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完全归于政府，或完全否定政府在其中的应有作用。五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需求管理的简单替代。六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新自由主义。
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近期稳增长和长期优结构的关系，发挥好投资这个关键变量的作用。二是在侧重供给侧的同时不能忽视或弱化需求管理。三是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通过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四是正确处理“三去一降一补”的阶段性重点任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五是正确处理国有经济成分与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关系，推动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要正确看待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几个主要热点问题
关于去产能、去杠杆过程中金融机构执行金融政策是否存在“一刀切”问题。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研讨班学习时的讨论交流中，有一些学员认为银行在去产能、去杠杆过程中存在未区分结构性过剩、“好杠杆”及“坏杠杆”，未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而是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策略的现象，并建议银行进一步增强弹性，在债务处置过程中提高对企业的容忍度。对于这个问题，2016年以来，利用担任河南省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暨化解过剩产能领导小组债务化解组组长的机会，结合债务处置和金融债权保护工作实际，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调研。从调研情况看，银行对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授信策略确实普遍收紧，部分机构总行对到期贷款的续期逐笔进行审核控制，可能误伤了有一定发展前景、资金链趋紧的企业，但并不普遍存在“一刀切”现象。对于改革过程中的“误伤”现象，我认为既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去产能、去杠杆，政府也不能进行过多行政干预，在企业和银行经营决策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市场这个“无形的手”的作用，同时政府这个“有形的手”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政策引导作用，通过制定清晰的监管规则和准入、退出标准，明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杠杆率的安全边界，推动建立政银企协调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引导银行在综合考量企业经营、产品销售、现金流等状况和融资渠道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经营决策，同时打击逃废债企业，保护金融债权，在去产能、去杠杆的同时实现长远发展。
关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比较突出，学习过程中讨论也较多。有学员认为这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在金融市场上的反映，本质还是实体经济不够健壮造成的；有学员认为这与利率市场化进程有关，市场供求关系仍未得到有效平衡；还有学员认为这与金融管理部门调控不到位，特别是金融机构落实政策不到位有关。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区别看待。近年来，在货币信贷政策调控的积极作用下，实体经济贷款利率已经明显下降，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担保费、过桥资金等费用负担仍较重，导致企业总体融资成本仍偏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多方参与综合施策，单靠货币信贷政策作用有限。小微企业本身具有天然弱质性，“融资难、融资贵”是各国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加上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行业，尤其是财务软约束的“僵尸企业”占有的金融资源越多，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获得融资的难度就越大，这需要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切实加以重视，通过真正形成竞争性的金融服务矫正这种资源配置扭曲，同时应充分发挥政策性担保和风险补偿缓释等长效机制的作用，在体制机制方面予以充分保障。
关于“去杠杆”过程中的扩大直接融资比重问题。部分学员建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去杠杆的关键是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因为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率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推高了企业负债率，因此应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培育、引导企业多进入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市场进行融资。从国际比较情况看，目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这反映了我国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我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风险也主要存在于不合理的期限结构中，地方政府借短还长、债务期限错配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尤其值得警惕。因此，去杠杆不单单指非金融企业的去杠杆，还包括地方政府的去杠杆。非金融企业去杠杆过程中，应更加注重与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相互配合和稳步推进，强化市场约束，消除制约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支持企业通过并购和重组等市场化方式化解部分债务风险，实现市场出清和结构优化。地方政府去杠杆主要依靠政府自我改革和强化预算管理实现。如果过度强调依赖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去杠杆，容易以偏概全，也难以达到治本的效果。 关于“去库存”过程中的房地产信贷过快增长问题。不少学员也对“去库存”过程中的房地产信贷过快增长问题关注较多，有人认为这与货币信贷政策有直接关系，应对房地产信贷政策予以调整；有人认为这本质上还属于经济的结构性扭曲，根本原因和货币信贷政策关系不大；还有人认为是投资性需求推动所致，限购能起到作用。我认为短期来看，限购、限贷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规措施，实属无奈之举，长期来看，并不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房地产信贷过快增长，既有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不强，导致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原因，也有刚性需求被市场预期所提前激发的原因，还有地方政府对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的内在冲动的原因。对待这个问题，调控政策不能只堵不疏，应致力于标本兼治。一方面，在培育实体经济活力、疏通投资渠道的同时，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分配、调节需求、调节交易；另一方面，抓住“农民工市民化”这个重点，进一步完善调控政策和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制度，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建房是给人住”的本质上来。
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社会体制机制转换问题。金融是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的，只有在服务经济服务社会中金融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来看，金融要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服务。其一，作为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金融业自身改革要与经济社会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其二，金融要为体制机制转型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通过灵活适度的货币信贷政策为体制机制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体制机制的转型与进步。
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金融要围绕实体经济做文章，把实体经济做大做强要成为金融的首要任务和目标。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实体经济不发展，是金融业面临的最大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中，金融要与实体经济同甘苦共患难，银企联手，共度难关。要运用多层次金融市场机制和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品种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服务，监督引导资金真正进入实体企业，而不是在金融系统空转。要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的同时，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创新服务方式，运用大数据、云平台等改造提升传统金融业，拓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渠道和领域，不断满足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中多元化的融资需求，破解金融资源供需错配难题。当前，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金融要围绕“中国制造2025”，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代表和核心，制造业的强大对于提高我们的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制造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为主，要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就必须发挥金融业在支持“中国制造2025”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金融体系高效的投融资体制，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方式，努力实现制造业与金融业的“产融结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助推我们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
金融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力度。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的最大特征，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仍会处于这一阶段，金融要围绕这一领域，加大投入，加大创新。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经过近些年来的大规模建设，我国基础设施在整体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总体水平仍不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在水利、交通、能源、电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还有很多投资需求和空间。金融要做好储蓄充分向有效投资转化的工作，运用多层次金融市场机制和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品种为这些投资提供高效服务，努力为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金融要加大对“四农”特别是农民工转型的支持力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面临的不只是“三农”问题，而是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切实推动农民工转型为产业工人、城市市民和城市主人。作为金融业来讲，我们要坚持从城市和农村“两头发力”，一方面，做好农民工在城市“进得去、留得下、过得好”的全程金融扶持；另一方面，做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条件及服务体系现代化、农民生活水平和方式现代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丰、农民富、社会稳”。
金融要加大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持力度。长期来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金融支持创业创新的服务意识，创新产品模式，加大信贷投放，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创业创新主体融资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激发创业创新活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促进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金融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持力度。“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意义重大，影响将非常深远。同时它对打造全球新的增长极，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这一战略，进一步推动金融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支持、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走出去，提升金融业的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应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的利益诉求和项目信息，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瞄准重点国家、行业、项目精准对接，精准发力，推动中国经济金融走出去。
本文节选自作者于2016年9月2日至12日，参加的为期两周的由中组部、国家发改委在国家行政学院联合举办的“部级和厅局级干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研讨班”的学习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