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眼下,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的文化天空也是星光灿烂。最早进入公众视野的应首推「歌星」,之后「影视明星」「体坛明星」等也相继成为人们追逐的偶像,如今连「学术明星」也受到人们的追捧。从「歌星」受宠,到「学术明星」受捧,这一过程多少也折射出社会的进步程度,至少表明不少受众已经不再满足于浅层次的耳目层面,出现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诉求。
在中国众多的「学术明星」中,于丹、易中天、余秋雨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笔者以他们为例,并使用如此标题,未免有「吸引眼球」之嫌,而期望出现更多的「学术明星」,期望更多的「学术明星」受到更多民众的追捧,这无疑才是本文的主旨。
于丹,1965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于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高干家庭,父亲于谦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万里的秘书,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其父国学基础深厚,良好的家教、浓厚的国学氛围对于丹成长无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于丹乃独生女,四岁时在父亲严厉的管教下开始背诵《论语》,五岁半读《红楼梦》,六七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现在。1982年,于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中国古典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影视学博士。先是分配到北京近郊的一家印刷厂工作,之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主讲影视传媒学和古典文学。曾获“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第六届优秀青年教师一等奖”、北京市十佳电视工作者、中国百家电视艺术工作者等奖。
也许于丹自己也没有料到,她的命运居然在2006年10月1日这一天发生巨大转折。2006年“十一”黄金周,于丹登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论语》,短短7天,犹如火箭般升空,迅速成为一颗光华耀眼的明星。
此前的她,一个剪着短发的大眼睛女子,安安静静地读书、教书、策划电视栏目。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主任的头衔也好,硕士生导师的学术地位也好,乃至担任《在共和国史册上》《香港沧桑》《正大综艺》《环球》撰稿人或《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栏目策划等等,都无法让大众把于丹和其他芸芸众生分开。《于丹〈论语〉心得》,不过是《百家讲坛》讲座的副产品,由当红作家易中天作序,在京城居然出现了销售奇迹。
2006年11月26日,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于丹〈论语〉心得》签售现场,排队“长龙”从五楼一直延伸到一楼,又绕着大厦的外围转了N圈,竟然造成附近交通阻塞,还引来了交警。
站在寒风中等待的热情的“鱼丸”(于丹粉丝的昵称),不光是学生和年轻人,还有不少中老年人,他们有从新疆、南京、太原、黑龙江等地坐火车过来的,还有从兰州坐飞机赶过来的。原定签售从下午2时开始,谁知“从早上7时半起,就已经有读者到书店来等了。”从电梯到签售室,于丹是一路鞠着躬走过去的。排在第一位的新疆大爷说:“于老师,谢谢你把中国的孔子找回来了。”一位来自北京通州区的60多岁女士一下子买了8本书,其中4本是为天津的亲戚买的。
《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当天销售了14000本!从下午一点半开始签名的于丹,签名签到手软,总共签书12600本。这个数字,不仅比易中天在上海书展时创造的签售的纪录整整多出两倍,而且刷新了全国所有书店的销售和签售纪录!成为继易中天之后又一个“产”自《百家讲坛》,以网络时代的速度迅速窜红的“学术明星”。于丹与“福寿螺”等一起进入“2006年中国报纸、广播、电视十大流行语”,成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女性”。
其著作的中文繁体版、英文版、韩文版、日文版已在世界各地发行。美国《洛杉矶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德国《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报》、日本《读卖新闻》纷纷对于丹进行了专访。目前,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游园惊梦》等书在中国已卖出一千万本。
针对这种“于丹现象”,正反方唇枪舌剑,褒贬不一。正方:有人说于丹讲《论语》,神闲气定,娓娓道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妙趣天成,观之可以忘忧,令人拍案叫绝。一些人听了于丹的课,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一位50多岁的人打电话对她说:“原来不用以德报怨啊,以直报怨就可以啦?!一直以为善良是没有底限的,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要是20年前知道就好了!”有人甚至说听于丹讲座后自己有了脱胎换骨之感。
中国孔子学会副会长周桂钿认为,《于丹〈论语〉心得》之所以热销,说明读者渴望了解传统经典,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是因为它做到了通俗、有趣、有用。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压力很大,要保持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就要从人文角度来提高素质。
总之,追捧者认为,于丹紧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独特的个性视角解读《论语》,她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这样的文化普及工作,可谓善莫大焉!
中立方:于丹似乎在仿效当年孔夫子所做的教化世人的工作,只是这位“优秀与感召力兼备”的教师,借助了电视这种新锐的视觉盛宴,又搭上了“国学热”这班快车,使得传播更为普及。有人称“于丹的讲授水平从一个大学教授的水平来衡量是优秀的,但是,如果与同讲坛的阎崇年、纪连海、易中天相互比较,差距是明显的,缺乏深度和震撼力。”
反方:一些外国评论认为“于丹把一代圣贤的精悍思维幼稚化了”。有人认为于丹并不深谙《论语》,而且在学术上有很多硬伤,她的讲解更加偏向一种“心理医生”式的讲解,而非专业化的讲解,至多属于“心灵鸡汤”性质。有人认为于丹穿凿附会,断章取义,以过于通俗的方式误读经典。还有人认为于丹是以孔子的名义炒作自己,为己谋利。更有人讽刺说:“听说此人能将孔子的经典‘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释为‘小孩’,真是与时俱进啊!”一些研究古典文化的学者甚至说她是“以阉割中国传统文化为乐事的高学历文盲”。
对于种种反面的声音,于丹的反应既低调又不失谦虚。她解释说,“如果在大学讲坛上我这样讲,那我是渎职的,是对专业的学生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一个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求考据的话,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因为上电视必须考虑观众,15岁以上的中学生要听得懂,还要喜欢听。现在每个人被多重价值观撕扯着。”她说:“各种争鸣都是有道理的,《论语》可以从太多的角度进行解读。我讲的《论语》,不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术,也不是被后人顶礼膜拜的儒教,也不是被学者皓首穷经钻研的儒学,也不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它只关乎个人的修养,是中国人提升自己幸福感的一个参照系。让更多人开始重新翻阅中国古书,效果就达到了。”
易中天,著名学者、作家,1947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1965～1975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五○团工作,1975～1978在新疆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中学任教。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易中天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撰写出版“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品人录》。
2005年之前,易中天在广大读者眼中,只是一位略有小名的学者而已,他出的几本小书,即使在书店也不容易找到。在学术圈看来,他只是一名“喜欢闹腾”、“不务正业”的教授罢了,今天搞美学,明天搞艺术人类学,后天竟然搞起了美国宪法。至于出版社编辑的观点,他只是一个不愠不火畅销书作者,曾经写过不错的学术著作,后来却专于撰写一不小心便会两面不讨好的“随笔体”……
2005年,易中天以或舌灿莲花,或使风云为之变色的演讲功力开坛于《百家讲坛》。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主讲“汉代人物风云”,用“诺,相当于现在的OK”等幽默而具有现代感的语言,在“信史”的基础上“趣说历史”,因其白话式的幽默分析,受到追捧,著有《帝国的惆怅》《易中天品评汉代风云人物》。2006年开始制作《易中天品三国》,一举成名,从而享有“学术超男”的称号。
一年不到的时间便使易中天的名气如日中天,身价大增。2006年5月22日,他的《品三国》书稿在北京举行“无底价竞标”,以首印数55万册、版税14%的高价竞拍出版权,这在国内出版界还是头一遭,目前仅《易中天品三国》就发行500多万册。名声大噪之后,易中天的旧作随之大卖。易中天火了,成为了文化偶像,当时在学术界和全社会都流传一句话:“嫁人就嫁易中天”!
当年的《竞报》曾这样报道:一位讲史教授的学术作品,市场对易中天新作《品三国》的需求出现“井喷”。2006年7月22日,易中天带着3000册新作《品三国》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首发签售,早上4点就有人到西单图书大厦外排队,人群中有5岁的娃娃,也有从东北坐火车赶过来,有人一站就是6个多小时。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易中天没有离开座位,有5位工作人员坐在其身边,帮其打开书页,盖上印章。为保证易中天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的场面不致失控,除西单图书大厦动用自身保安力量外,警方还调动了15辆警车,50名警察来维持程序。警方顾及交通状况和公众的安全,不得不在11点45分时终止了签售活动,排在西单图书大厦外的人群大约有数百人,听到签售终止的消息后,许多人情绪激动,好多人仍维持队形,不肯离开。签售终止后,当工作人员把一听可乐递给易中天时,他的手已经拉不开易拉罐了……
针对易中天的成功,有人评价说,首先因为易中天选材比较好。他讲的三国人物,汉代风云人物,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张良,都家喻户晓。其二,易中天与观众之间有着独道的沟通技巧。所谓平民视角、平民语言、超级幽默,中国人都容易接受、喜欢接受。比如,在讲“避席”这个词的含义时,易中天脱鞋示范,尽管有人视之不雅,但正是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动作吸引了中国百万观众。
有人说,易中天的出名要感谢中国文化长久以来生生不息的文学魅力。中国老百姓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不知道三国真相是什么,能不急么?易中天满足了他们的知情权,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点灯人,易中天能不火吗?
易中天这种解读历史的方式,同样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肯定,他们认为历史是读者渴望了解的,但读者需要的是拨开迷雾的历史,而不是被标签化的假象。文化是读者渴望亲近的,但读者需要的是热气腾腾地,流淌在你我周身,可触可感的细腻生动的文化,而不是大而化之、玄而又玄的空洞感慨。思想是读者乐于探寻的,但读者喜欢的是独辟蹊径、深刻犀利的探险之旅,而不是人云亦云却故作高深的附和。
正当易中天的《品三国》在全国炙手可热时,有批评者认为,易氏的“品”三国,其实是把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和陈寿的史书《三国志》放在一起“品”了。《三国演义》的魅力在于它能教人聪明、教人会打仗、教人会做人、教人讲仁义讲王道讲正统,等等。《三国志》就没有如此魅力。易中天的所谓“品三国”,其实是以《三国演义》作为由头,在讲三国史而已。至于其对曹操等人的评价,仅为一家之言,有许多并不准确,实际水平与其“火”之程度,名不符实。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在网站发表一篇二千字的文章,标题为《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直言不讳地说易中天的《品三国》,实际不是品味,而是咀嚼,而且是混嚼。认为易中天把三国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归结到个人利益、个人品格上去讲,有庸俗化的嫌疑。易中天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而葛红兵认为,诸葛亮选择刘备是有政治信念和人生信念的,易中天对诸葛亮这样的解释完全庸俗化了。同时,网友们分别成立“易粉”和“葛粉”两大阵营,相互“摇旗呐喊”,甚至引发“中国历史能否在娱乐或庸俗名义下解读”的网络论争。
针对这些批评的声音,易中天曾向记者坦言:“我不是专家型的学者,我只是一个探路的人。我欢迎公开的有份量的批评,但我原则上不看网上的东西。网上的东西天天有,如果我每天都泡在网上,那就什么事都别做了。我会委托别人替我看,所以,除非是硬伤类的差错,我会让人立刻通知我,并且会马上改。至于理论探讨,比如历史该不该这样去品读,或者有人说,这算什么史学,这类争论不是当务之急,可以搁在那儿,有时间再说。我的原则是,不争论。等我喘口气,消停后,我会去看。”
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46年生于浙江余姚(今慈溪)桥头镇,当代著名散文家、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戏剧教育家。现任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文化总策划。
余秋雨四岁上学,稍大一点,一个黄鼠狼出没的储藏室被余秋雨开辟为"学习室",学习室里有其伯伯留下的一箱子书,在这里他读了《水浒传》,巴金的《家》《春》《秋》和《世界文学作品选》,并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后来他把目光盯上了学校的读书室,一位女老师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借一本书。于是,余秋雨便拚命练起了毛笔字。余秋雨目前能写一手漂亮的颜体书法,显然得益于当年的"童子功"。七岁那年,在妈妈的动议下,余秋雨开始为村民读信、写信了。八岁那年,妈妈把为村民义务记帐、记工分、算帐的活儿也一古脑地交给了余秋雨,一年下来,余秋雨得到的回报是:十斤干蚕豆,加上十斤土豆。
1962年,16岁的余秋雨在上海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大奖。1966年余秋雨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之后留校任教。“文革”期间,余秋雨的父亲受到冲击,叔父遭到造反派的迫害而含冤自尽。1969—1971年,余秋雨下放到江苏吴江县太湖农场劳动,学校复课后,余秋雨参加过由周总理发起的大学教材编写。1975—1976年在老师盛钟健的帮助下,在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陆续出版了《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1986年,经过三次民意测验,余秋雨被推荐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高校负责人。1988年,当时还是院长的余秋雨应邀到甘肃联合大学讲学,在这里他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边走边写。在余秋雨看来,任何一种文化,其最艰深的部位不是留在书本上,而是留在大地上。于是,余秋雨开始用脚步叩问大地了。余秋雨走一路,写一路,寄一路,于是《文化苦旅》最早便成了《收获》杂志的一个重要栏目。据报道,九十年代前期,国内家长向海外留学生子女寄的最多的书籍就是《文化苦旅》,其"文化大散文"被誉为开启一代文风,读余秋雨的书很快成为一种时尚。
1992年,余秋雨在“运程亨通”的情况下却毅然辞去学院院长职务,当时全国几乎找不到一个正厅级干部在无病无灾、无缘无故情况下彻底辞职的先例,历时两年著有《山居笔记》。余秋雨辞职后,考察并阐释了大量中华文化的遗迹,他所发现并写到的地点,大多成为海内外民众争相游观的热点。
1999年,既是世纪之交,也是千年之交,余秋雨接受凤凰卫视的邀请,出任"特邀嘉宾主持",从埃及出发,贴地穿行当今世界上最危险地区,行程四万公里,亲身考察了人类重要的古文明遗址,探讨中华文明长寿秘诀,考察日记《千年一叹》,可以说是余秋雨用生命换来的。2000年余秋雨再度与凤凰卫视合作,考察欧洲九十六座城市,以欧洲文明为坐标来寻找中华文明的短处,《行者无疆》就是这次欧洲之行的考察日记。
由于余秋雨两次空前规模的文化考察都是通过电视全球直播,从而感动了世界,余秋雨因此获得台湾"白金作家奖"。作家白先勇曾这样评价:"余秋雨先生挖掘到中华文化的DNA,因此能在全球华人中莫名的获得普遍感应。"一位芬兰教授说:余秋雨先生是世上走得最远的文化人,理由是至今没有发现欧美文化旅行者走通从埃及到南亚的危险长途,即使个别人走通了,也没有深入地考察中华文明。
余秋雨最早与电视"触电"是1995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有媒体称其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在余秋雨看来,现代传媒包括电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尤其是电视传媒,由于其巨大的覆盖面,在传播效果上远远地超过了高深的书房文化。国际大专辩论赛,以其独特的汉语辩论形式推动了汉语文化和辩论艺术的传播和普及,成为华语辩论的最高舞台之一,评委都是由一些享誉国际的专家学者担纲,而余秋雨几次出任总评。
余秋雨曾几次出任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综合素质评委,尤其是近两届的"央视青歌赛",尽管因“硬伤”“口误”受到了一些观众的“挑刺”“纠错”,但余秋雨的点评居然成为"青歌赛"收视曲线的顶峰。一位观众在网上留言道:"余秋雨先生的点评,让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位学者的博学、睿智、大度和严谨。寥寥数语,看似轻松幽默,却是如此的深刻和意味深长,不论对人生的洞察,抑或是对知识的积累,还是对文化的品味和研读"。
目前,余秋雨著有《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笛声何处》《借我一生》《寻觅中华》等散文,其书籍长期位列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在全球各华人社区被共认为影响最大的极少数作家之一。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余秋雨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余秋雨因此入载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不论于丹,易中天,还是余秋雨,目前在中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得可谓如过江之鲫,而他们却能从中脱颖而出,在各自研究的领域有所建树,并分别形成一种现象,因此,我不得不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正如一名当下名言所说,流行的不一定是经典,但流行的至少应引起关注。尽管他们成名的背后不乏客观原因,如中华文化热和国学热的兴起、传媒时代的到来、解决温饱后的精神饥渴等等,都难逃脱“时事造英雄”之铁律,但毋庸置疑,他们的成功也并非一蹴而就,无一不是他们厚积薄发的结果。
于丹,四岁读《论语》,二十多年的用心研读,用心体验,自然有其独到之处。易中天,在成名之前就已著作等身。至于余秋雨,改革开放初期躲在13平方米的陋室里苦读欧洲经典达八年之久,仅仅这些就是明证。
不管当下的批评家对他们如何不以为然,但我依然是他们的追捧者。正如作家肖复兴所言: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将手中的学术作出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样式,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型学者;如果你既能够作出大众文化样式,又能够搞出你的学术研究成果,你就是一个如罗素一样的大师;如果你的志趣并不在大众文化样式,却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默默耕耘,以求获得最尖端的学术成就的话,那你同样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上述三种人,都是需要的,都是可贵的。
本来,于丹,易中天,余秋雨,因其各有专攻,不能机械地拿到一块儿硬比,但不少国人就是喜爱横向比较,从而比出一个高低来,比如作者就是其中一位。非要拿他们做一番比较的话,那也未尝不可,因为他们同样是大学教授,同样是作家,从事的同样是人文学科。依我之见,仅从作品本身、社会影响、个人印象等三个方面作一番梳理,就能得出大致结论。
其一、从作品本身而言。于丹的走红靠的是孔子的《论语》,其著作的书名《于丹〈论语〉心得》,就是明证。易中天之所以红遍半边天,靠的是《品三国》,均为百家讲坛的副产品,类似电视讲稿而已。很明显,他们沾了孔子和《三国志》《三国演义》的光。试想,当今中国,有多少人不知圣人孔子?又有多少人不知《三国志》《三国演义》?尽管《于丹〈论语〉心得》蠃得心灵鸡汤之称,说白了,于丹也只不过通过电视把《论语》从头至尾有滋有味地讲解了一遍。易中天的品《三国》虽然品出了趣味,为受众也品出了不少文史知识和新鲜词汇,但总的说来,他们的作品即使再有魅力,也无法掩盖《论语》和《三国志》《三国演义》等著作本身的万丈光芒。以后还会有人继续心得下去,还会有人不厌其烦地品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冒出一个牛丹、马丹,又会冒出一个栾中天。
于丹的讲座,我是在县级党校的课堂上听了几期,当时,党校为了避免纯粹的理论灌输所造成的枯燥,从而额外地插播了几期于丹的〈论语〉心得视频,在坐学员都听得津津有味。而我当时的反应是,于丹的讲座值得一听,其书也自然值得一看,多少让人得到一些心灵抚慰,但学术含量不高和学生腔甚浓,也是不争的事实,听说于丹因此早已风动全国,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于丹的讲座,无非是拿一些古今中外的精彩故事注释一下《论语》中的经典句子罢了,而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先是重温经典名句,然后白话翻译,最后举一个小故事作结,其中所举的故事,有不少是从中小学生课外读物《智慧背囊》等书中提练出来的。
正如作家梁晓声所说:于丹的走红至少说明现在很多人不读书了。此话不无道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有多少普通民众拥有完整的时间和完好的心情去翻弄书本?
就拿我身边的那些党校学员来说,他们大多是机关干部,平时基本不读书,充其量看看报纸和电视,上上网罢了。尤其是当下,不少人早已摆脱了温饱进入了小康,却猛然发现,物质上的小康并没有给人带来想象中的快意,脑海中甚至充斥着比以前更多的思想困惑,于是,听了于丹的《论语》心得,一些人便有了茅塞顿开之感。
易中天的《品三国》,在他成名之后,我才慕名看了几期。还是那句话,易中天的节目值得一看,其书也自然值得一读。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品三国”时仪表端庄,一身或白或灰的中山装,一副标准的现代电视说书人打扮,加之易中天一口悦耳的易式软语,拖腔拿调,节凑不紧不慢,当下流行词汇、热门话题的有机插入,至于三国话题更是其拿手好戏,易中天在“品三国”时的确品出了趣味。
恕我直言,不论于丹,还是易中天,其节目和书虽然值得一看,但并没有多少让人心猛然为之一动,让人眼猛然为之一亮的地方。而余秋雨的节目和书籍却常常给人这种感觉。换言之,不论于丹,还是易中天,在学术研究方面仍有“剪刀加浆糊”之嫌,而余秋雨却早已构建完整而有机的知识体系。
无庸讳言,本人是余秋雨的研究者,从2000年开始研读余秋雨至今,凡是余秋雨的作品,目之所及没有不仔细阅读的。我曾写过一篇近万言的《我爱余秋雨》的评论文章,全国十多家报刊或全文或摘要发表,后经余秋雨的博客转帖后,在不少读者中引起共呜,一些余秋雨的粉丝打电话或写信给我,感谢我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我对余秋雨如此推崇,主要因为其作品在语言及思想方面具有多重魅力。在当代作家中,能把语言作为一个独立话题进行研究的,首推余秋雨。一些再普通不过的词语,经余秋雨的笔下流出来,经余秋雨口中吐出来,可谓魅力无穷,堪称语言大师。比如,谈到京剧名曲名段的“音配画”工程时,余秋雨称其为“新老两代京剧艺术家的相互补充”。“补充”这两个极其平常的字眼,在这里运用得是何等精!
余秋雨的作品以知识的广度、思想的深度、切入现实的厚度而著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通篇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比如,余秋雨形容“成熟”时用了这样的语言:“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个多么抽象的词汇居然变得如此可视可感!因此,不少青年人甚至把余秋雨的书籍当成修身养性的“人生宝典”。有人甚至认为“三余”余秋雨、余光中、余华分别成为当今中国散文、诗歌、小说的最高代表。余秋雨的文章被收入两岸三地中学、大学课本,实属情理之中。
在“青歌赛”中,余秋雨几次即兴点评,居然让不少观众泪水涟涟,可谓字字句句触摸人心,有人甚至用“说的比唱的好听”来评价他。其一流的现场发挥能力、丰富的知识积累、人情事故的有效拿捏,让人不得不叹服。
其二、从社会影响而言。于丹、易中天、余秋雨,虽然现在都是“明星学者”,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行踪遍及海内外,但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大有区别的。他们三人,虽然都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前十位作家之一,都曾获得“中国十大学术精英”称号,而余秋雨却还是“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之一,并被评为“影响世界100年100位杰出华人"。
在众多头衔中,余秋雨最看重“文化行者”这一头衔。当今中国,真正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也应首推余秋雨,有媒体甚至称赞余秋雨是目前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文化人,也是9.11事件之前最早向世界预告恐怖主义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网络超男,并成为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世界华商大会、全球企业家峰会首选文化演讲者。近年来,余秋雨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挤满数十万听众,被称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
大名鼎鼎的凤凰网,不惜把“思想家”的头衔授给了余秋雨,一位网友甚至发出“余秋雨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思想”的感叹。想当年,凤凰卫视每天五分钟的“秋雨时分”,余秋雨针对“伪精英情结”“大批判文化”等严肃而重大的文化课题,从严谨的学术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并开出医治良方,其系统性、深刻性、震憾性都是空前的。
面对诸多重大社会问题,余秋雨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其道德勇气和个人智慧均得到充分检验。比如前些年,当不少国人对铺天盖地的盗版行为见怪不怪的时候,余秋雨却挺身而出,至始至终以一个斗士的形象抨击盗版文化,指陈盗版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危害,被称为“中国反盗版第一人”。
再比如“5·12”汶川大地震,在当时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余秋雨却在博客上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余秋雨含泪而写,不少人含泪而读,有效地推动了当时危局的化解。然而,余秋雨却因此引发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声浪,大意是攻击他“漠视不幸者的伤痛而为官方开脱罪责”,并讥讽余秋雨为“余含泪”。为此,我曾细心地查阅过一些批评文章,恕我直言,这些批评声音多是一些不满情绪的倾泄,而且明显掩盖了余秋雨文章中的关键文字,没有一篇批评文章具有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那样全面、深刻而负责任。
随着余秋雨的散文集在国内外华人中广为流传,社会上也涌现出一批“批余专业户”。出于好奇,其文章我曾一一拜读过,这些人的文笔和思想简直没法与余秋雨相比,然而他们却一而再地咬住余秋雨不放,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我所在的小县城就有不少文学青年干起这般营生,而且没用几年便在全国闹出了名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至今没有扎实的专业背景,也没有写出几篇像样的文学作品,当年其影响力甚至没有超越地级市的边界。其中一位曾向我坦言:目前中国写批评文章好发表,又能挣稿酬,且易获得虚名。
翻翻当下中国的报纸,几乎家家报纸天天辟有评论专栏。为了吸引眼球,刺激发行量和收视率,不少传媒还专门为一些极端的批评声音预留了空间,不难怪当下中国盛产批评家。为此,余秋雨一再通过电视呼吁: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写小说写诗歌都行,写好写坏也不要紧,但千万不要当批评家!很显然,“批评”即使含有“建设”的因子,但终归不是严格意义的建设行为。
其三、从个人印象而言。于丹作为三位“学术明星”中的唯一女性,面且尚有“美女学者”之称,个人形象得分自然很高。据报道,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解《论语》的时候,连两只脚的安放姿态至终至终都是固定的,而且呈现出一种造形美,尽管这些观众根本看不到,其定力和个人修养着实令人信服。加之,民间有一种“好男不跟女斗”的意识根深蒂固,其实有着这种意识的岂止是民间?因此,关于于丹的负面评价总是不多,更听不到极其难听的骂声。
至于易中天,我曾专门调集有关他的视频资料,认真“欣赏”了一番,易中天称得上快人快语,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没有了百家讲坛上端庄,更没有了百家讲坛的光彩,那腔调,那作派,跟一个普通教师没什么两样。依我看,尽管易中天满腹经纶,但给人的感觉是:修炼尚欠火候!
而余秋雨就不一样了。尽管批评家们在文章中把余秋雨丑化到不成人形的地步,甚至妖魔化了,而且二十年来批评之声不消歇,但只要余秋雨现身电视,一个慈眉善目且善解人意的“学者形象”便清晰地活跃在人们的眼前。余秋雨即使偶尔发飙,但其举止仍然不失优雅,言词也依然温和得体。就拿有“余秋雨的滑铁卢”之称的“捐款门”事件来说,余秋雨显然被冤枉了,然而回答记者提问时,余秋雨却只用“他们乱说”之类作了相关回应,连“胡说”这样的字眼都很吝啬,可见余秋雨出言之谨慎。
记得有一年的央视文艺晚会,余秋雨与宋祖英正好并排坐在一起,导播几次将这一境头切换在观众面前,一位是色艺堪称一流的女青年歌唱家,一位却是年近花甲的学者余秋雨,不仅有点矮,而且还有点黑,然而,从余秋雨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难以言状的优雅,比起宋祖英身上放射出来的熠熠光华,前者却更让我这位男性观众心动!学问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用一句俗话来说:余秋雨修行到家了!
综上所述,于丹、易中天、余秋雨,究竟谁最牛?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的观点是:第一名余秋雨,第二名易中天,第三名于丹。这样的排名,与他们著作的发行量正好相反,却与他们出道的时间先后相吻合。或者,干脆按其出道的时间先后排序:余秋雨,易中天,于丹。如此这般,那些“鱼丸”“乙醚”们也无话可说,也好让我这个“雨丝”减少一点骂声!
在中国众多的「学术明星」中,于丹、易中天、余秋雨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笔者以他们为例,并使用如此标题,未免有「吸引眼球」之嫌,而期望出现更多的「学术明星」,期望更多的「学术明星」受到更多民众的追捧,这无疑才是本文的主旨。
于丹,1965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于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高干家庭,父亲于谦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万里的秘书,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其父国学基础深厚,良好的家教、浓厚的国学氛围对于丹成长无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于丹乃独生女,四岁时在父亲严厉的管教下开始背诵《论语》,五岁半读《红楼梦》,六七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现在。1982年,于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中国古典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影视学博士。先是分配到北京近郊的一家印刷厂工作,之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主讲影视传媒学和古典文学。曾获“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第六届优秀青年教师一等奖”、北京市十佳电视工作者、中国百家电视艺术工作者等奖。
也许于丹自己也没有料到,她的命运居然在2006年10月1日这一天发生巨大转折。2006年“十一”黄金周,于丹登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论语》,短短7天,犹如火箭般升空,迅速成为一颗光华耀眼的明星。
此前的她,一个剪着短发的大眼睛女子,安安静静地读书、教书、策划电视栏目。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主任的头衔也好,硕士生导师的学术地位也好,乃至担任《在共和国史册上》《香港沧桑》《正大综艺》《环球》撰稿人或《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栏目策划等等,都无法让大众把于丹和其他芸芸众生分开。《于丹〈论语〉心得》,不过是《百家讲坛》讲座的副产品,由当红作家易中天作序,在京城居然出现了销售奇迹。
2006年11月26日,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于丹〈论语〉心得》签售现场,排队“长龙”从五楼一直延伸到一楼,又绕着大厦的外围转了N圈,竟然造成附近交通阻塞,还引来了交警。
站在寒风中等待的热情的“鱼丸”(于丹粉丝的昵称),不光是学生和年轻人,还有不少中老年人,他们有从新疆、南京、太原、黑龙江等地坐火车过来的,还有从兰州坐飞机赶过来的。原定签售从下午2时开始,谁知“从早上7时半起,就已经有读者到书店来等了。”从电梯到签售室,于丹是一路鞠着躬走过去的。排在第一位的新疆大爷说:“于老师,谢谢你把中国的孔子找回来了。”一位来自北京通州区的60多岁女士一下子买了8本书,其中4本是为天津的亲戚买的。
《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当天销售了14000本!从下午一点半开始签名的于丹,签名签到手软,总共签书12600本。这个数字,不仅比易中天在上海书展时创造的签售的纪录整整多出两倍,而且刷新了全国所有书店的销售和签售纪录!成为继易中天之后又一个“产”自《百家讲坛》,以网络时代的速度迅速窜红的“学术明星”。于丹与“福寿螺”等一起进入“2006年中国报纸、广播、电视十大流行语”,成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女性”。
其著作的中文繁体版、英文版、韩文版、日文版已在世界各地发行。美国《洛杉矶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德国《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报》、日本《读卖新闻》纷纷对于丹进行了专访。目前,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游园惊梦》等书在中国已卖出一千万本。
针对这种“于丹现象”,正反方唇枪舌剑,褒贬不一。正方:有人说于丹讲《论语》,神闲气定,娓娓道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妙趣天成,观之可以忘忧,令人拍案叫绝。一些人听了于丹的课,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一位50多岁的人打电话对她说:“原来不用以德报怨啊,以直报怨就可以啦?!一直以为善良是没有底限的,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要是20年前知道就好了!”有人甚至说听于丹讲座后自己有了脱胎换骨之感。
中国孔子学会副会长周桂钿认为,《于丹〈论语〉心得》之所以热销,说明读者渴望了解传统经典,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是因为它做到了通俗、有趣、有用。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压力很大,要保持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就要从人文角度来提高素质。
总之,追捧者认为,于丹紧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独特的个性视角解读《论语》,她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这样的文化普及工作,可谓善莫大焉!
中立方:于丹似乎在仿效当年孔夫子所做的教化世人的工作,只是这位“优秀与感召力兼备”的教师,借助了电视这种新锐的视觉盛宴,又搭上了“国学热”这班快车,使得传播更为普及。有人称“于丹的讲授水平从一个大学教授的水平来衡量是优秀的,但是,如果与同讲坛的阎崇年、纪连海、易中天相互比较,差距是明显的,缺乏深度和震撼力。”
反方:一些外国评论认为“于丹把一代圣贤的精悍思维幼稚化了”。有人认为于丹并不深谙《论语》,而且在学术上有很多硬伤,她的讲解更加偏向一种“心理医生”式的讲解,而非专业化的讲解,至多属于“心灵鸡汤”性质。有人认为于丹穿凿附会,断章取义,以过于通俗的方式误读经典。还有人认为于丹是以孔子的名义炒作自己,为己谋利。更有人讽刺说:“听说此人能将孔子的经典‘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释为‘小孩’,真是与时俱进啊!”一些研究古典文化的学者甚至说她是“以阉割中国传统文化为乐事的高学历文盲”。
对于种种反面的声音,于丹的反应既低调又不失谦虚。她解释说,“如果在大学讲坛上我这样讲,那我是渎职的,是对专业的学生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一个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求考据的话,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因为上电视必须考虑观众,15岁以上的中学生要听得懂,还要喜欢听。现在每个人被多重价值观撕扯着。”她说:“各种争鸣都是有道理的,《论语》可以从太多的角度进行解读。我讲的《论语》,不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术,也不是被后人顶礼膜拜的儒教,也不是被学者皓首穷经钻研的儒学,也不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它只关乎个人的修养,是中国人提升自己幸福感的一个参照系。让更多人开始重新翻阅中国古书,效果就达到了。”
易中天,著名学者、作家,1947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1965～1975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五○团工作,1975～1978在新疆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中学任教。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易中天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撰写出版“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品人录》。
2005年之前,易中天在广大读者眼中,只是一位略有小名的学者而已,他出的几本小书,即使在书店也不容易找到。在学术圈看来,他只是一名“喜欢闹腾”、“不务正业”的教授罢了,今天搞美学,明天搞艺术人类学,后天竟然搞起了美国宪法。至于出版社编辑的观点,他只是一个不愠不火畅销书作者,曾经写过不错的学术著作,后来却专于撰写一不小心便会两面不讨好的“随笔体”……
2005年,易中天以或舌灿莲花,或使风云为之变色的演讲功力开坛于《百家讲坛》。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主讲“汉代人物风云”,用“诺,相当于现在的OK”等幽默而具有现代感的语言,在“信史”的基础上“趣说历史”,因其白话式的幽默分析,受到追捧,著有《帝国的惆怅》《易中天品评汉代风云人物》。2006年开始制作《易中天品三国》,一举成名,从而享有“学术超男”的称号。
一年不到的时间便使易中天的名气如日中天,身价大增。2006年5月22日,他的《品三国》书稿在北京举行“无底价竞标”,以首印数55万册、版税14%的高价竞拍出版权,这在国内出版界还是头一遭,目前仅《易中天品三国》就发行500多万册。名声大噪之后,易中天的旧作随之大卖。易中天火了,成为了文化偶像,当时在学术界和全社会都流传一句话:“嫁人就嫁易中天”!
当年的《竞报》曾这样报道:一位讲史教授的学术作品,市场对易中天新作《品三国》的需求出现“井喷”。2006年7月22日,易中天带着3000册新作《品三国》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首发签售,早上4点就有人到西单图书大厦外排队,人群中有5岁的娃娃,也有从东北坐火车赶过来,有人一站就是6个多小时。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易中天没有离开座位,有5位工作人员坐在其身边,帮其打开书页,盖上印章。为保证易中天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的场面不致失控,除西单图书大厦动用自身保安力量外,警方还调动了15辆警车,50名警察来维持程序。警方顾及交通状况和公众的安全,不得不在11点45分时终止了签售活动,排在西单图书大厦外的人群大约有数百人,听到签售终止的消息后,许多人情绪激动,好多人仍维持队形,不肯离开。签售终止后,当工作人员把一听可乐递给易中天时,他的手已经拉不开易拉罐了……
针对易中天的成功,有人评价说,首先因为易中天选材比较好。他讲的三国人物,汉代风云人物,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张良,都家喻户晓。其二,易中天与观众之间有着独道的沟通技巧。所谓平民视角、平民语言、超级幽默,中国人都容易接受、喜欢接受。比如,在讲“避席”这个词的含义时,易中天脱鞋示范,尽管有人视之不雅,但正是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动作吸引了中国百万观众。
有人说,易中天的出名要感谢中国文化长久以来生生不息的文学魅力。中国老百姓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不知道三国真相是什么,能不急么?易中天满足了他们的知情权,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点灯人,易中天能不火吗?
易中天这种解读历史的方式,同样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肯定,他们认为历史是读者渴望了解的,但读者需要的是拨开迷雾的历史,而不是被标签化的假象。文化是读者渴望亲近的,但读者需要的是热气腾腾地,流淌在你我周身,可触可感的细腻生动的文化,而不是大而化之、玄而又玄的空洞感慨。思想是读者乐于探寻的,但读者喜欢的是独辟蹊径、深刻犀利的探险之旅,而不是人云亦云却故作高深的附和。
正当易中天的《品三国》在全国炙手可热时,有批评者认为,易氏的“品”三国,其实是把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和陈寿的史书《三国志》放在一起“品”了。《三国演义》的魅力在于它能教人聪明、教人会打仗、教人会做人、教人讲仁义讲王道讲正统,等等。《三国志》就没有如此魅力。易中天的所谓“品三国”,其实是以《三国演义》作为由头,在讲三国史而已。至于其对曹操等人的评价,仅为一家之言,有许多并不准确,实际水平与其“火”之程度,名不符实。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在网站发表一篇二千字的文章,标题为《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直言不讳地说易中天的《品三国》,实际不是品味,而是咀嚼,而且是混嚼。认为易中天把三国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归结到个人利益、个人品格上去讲,有庸俗化的嫌疑。易中天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而葛红兵认为,诸葛亮选择刘备是有政治信念和人生信念的,易中天对诸葛亮这样的解释完全庸俗化了。同时,网友们分别成立“易粉”和“葛粉”两大阵营,相互“摇旗呐喊”,甚至引发“中国历史能否在娱乐或庸俗名义下解读”的网络论争。
针对这些批评的声音,易中天曾向记者坦言:“我不是专家型的学者,我只是一个探路的人。我欢迎公开的有份量的批评,但我原则上不看网上的东西。网上的东西天天有,如果我每天都泡在网上,那就什么事都别做了。我会委托别人替我看,所以,除非是硬伤类的差错,我会让人立刻通知我,并且会马上改。至于理论探讨,比如历史该不该这样去品读,或者有人说,这算什么史学,这类争论不是当务之急,可以搁在那儿,有时间再说。我的原则是,不争论。等我喘口气,消停后,我会去看。”
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46年生于浙江余姚(今慈溪)桥头镇,当代著名散文家、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戏剧教育家。现任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文化总策划。
余秋雨四岁上学,稍大一点,一个黄鼠狼出没的储藏室被余秋雨开辟为"学习室",学习室里有其伯伯留下的一箱子书,在这里他读了《水浒传》,巴金的《家》《春》《秋》和《世界文学作品选》,并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后来他把目光盯上了学校的读书室,一位女老师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借一本书。于是,余秋雨便拚命练起了毛笔字。余秋雨目前能写一手漂亮的颜体书法,显然得益于当年的"童子功"。七岁那年,在妈妈的动议下,余秋雨开始为村民读信、写信了。八岁那年,妈妈把为村民义务记帐、记工分、算帐的活儿也一古脑地交给了余秋雨,一年下来,余秋雨得到的回报是:十斤干蚕豆,加上十斤土豆。
1962年,16岁的余秋雨在上海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大奖。1966年余秋雨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之后留校任教。“文革”期间,余秋雨的父亲受到冲击,叔父遭到造反派的迫害而含冤自尽。1969—1971年,余秋雨下放到江苏吴江县太湖农场劳动,学校复课后,余秋雨参加过由周总理发起的大学教材编写。1975—1976年在老师盛钟健的帮助下,在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陆续出版了《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1986年,经过三次民意测验,余秋雨被推荐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高校负责人。1988年,当时还是院长的余秋雨应邀到甘肃联合大学讲学,在这里他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边走边写。在余秋雨看来,任何一种文化,其最艰深的部位不是留在书本上,而是留在大地上。于是,余秋雨开始用脚步叩问大地了。余秋雨走一路,写一路,寄一路,于是《文化苦旅》最早便成了《收获》杂志的一个重要栏目。据报道,九十年代前期,国内家长向海外留学生子女寄的最多的书籍就是《文化苦旅》,其"文化大散文"被誉为开启一代文风,读余秋雨的书很快成为一种时尚。
1992年,余秋雨在“运程亨通”的情况下却毅然辞去学院院长职务,当时全国几乎找不到一个正厅级干部在无病无灾、无缘无故情况下彻底辞职的先例,历时两年著有《山居笔记》。余秋雨辞职后,考察并阐释了大量中华文化的遗迹,他所发现并写到的地点,大多成为海内外民众争相游观的热点。
1999年,既是世纪之交,也是千年之交,余秋雨接受凤凰卫视的邀请,出任"特邀嘉宾主持",从埃及出发,贴地穿行当今世界上最危险地区,行程四万公里,亲身考察了人类重要的古文明遗址,探讨中华文明长寿秘诀,考察日记《千年一叹》,可以说是余秋雨用生命换来的。2000年余秋雨再度与凤凰卫视合作,考察欧洲九十六座城市,以欧洲文明为坐标来寻找中华文明的短处,《行者无疆》就是这次欧洲之行的考察日记。
由于余秋雨两次空前规模的文化考察都是通过电视全球直播,从而感动了世界,余秋雨因此获得台湾"白金作家奖"。作家白先勇曾这样评价:"余秋雨先生挖掘到中华文化的DNA,因此能在全球华人中莫名的获得普遍感应。"一位芬兰教授说:余秋雨先生是世上走得最远的文化人,理由是至今没有发现欧美文化旅行者走通从埃及到南亚的危险长途,即使个别人走通了,也没有深入地考察中华文明。
余秋雨最早与电视"触电"是1995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有媒体称其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在余秋雨看来,现代传媒包括电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尤其是电视传媒,由于其巨大的覆盖面,在传播效果上远远地超过了高深的书房文化。国际大专辩论赛,以其独特的汉语辩论形式推动了汉语文化和辩论艺术的传播和普及,成为华语辩论的最高舞台之一,评委都是由一些享誉国际的专家学者担纲,而余秋雨几次出任总评。
余秋雨曾几次出任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综合素质评委,尤其是近两届的"央视青歌赛",尽管因“硬伤”“口误”受到了一些观众的“挑刺”“纠错”,但余秋雨的点评居然成为"青歌赛"收视曲线的顶峰。一位观众在网上留言道:"余秋雨先生的点评,让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位学者的博学、睿智、大度和严谨。寥寥数语,看似轻松幽默,却是如此的深刻和意味深长,不论对人生的洞察,抑或是对知识的积累,还是对文化的品味和研读"。
目前,余秋雨著有《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笛声何处》《借我一生》《寻觅中华》等散文,其书籍长期位列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在全球各华人社区被共认为影响最大的极少数作家之一。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余秋雨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余秋雨因此入载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不论于丹,易中天,还是余秋雨,目前在中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得可谓如过江之鲫,而他们却能从中脱颖而出,在各自研究的领域有所建树,并分别形成一种现象,因此,我不得不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正如一名当下名言所说,流行的不一定是经典,但流行的至少应引起关注。尽管他们成名的背后不乏客观原因,如中华文化热和国学热的兴起、传媒时代的到来、解决温饱后的精神饥渴等等,都难逃脱“时事造英雄”之铁律,但毋庸置疑,他们的成功也并非一蹴而就,无一不是他们厚积薄发的结果。
于丹,四岁读《论语》,二十多年的用心研读,用心体验,自然有其独到之处。易中天,在成名之前就已著作等身。至于余秋雨,改革开放初期躲在13平方米的陋室里苦读欧洲经典达八年之久,仅仅这些就是明证。
不管当下的批评家对他们如何不以为然,但我依然是他们的追捧者。正如作家肖复兴所言: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将手中的学术作出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样式,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型学者;如果你既能够作出大众文化样式,又能够搞出你的学术研究成果,你就是一个如罗素一样的大师;如果你的志趣并不在大众文化样式,却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默默耕耘,以求获得最尖端的学术成就的话,那你同样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上述三种人,都是需要的,都是可贵的。
本来,于丹,易中天,余秋雨,因其各有专攻,不能机械地拿到一块儿硬比,但不少国人就是喜爱横向比较,从而比出一个高低来,比如作者就是其中一位。非要拿他们做一番比较的话,那也未尝不可,因为他们同样是大学教授,同样是作家,从事的同样是人文学科。依我之见,仅从作品本身、社会影响、个人印象等三个方面作一番梳理,就能得出大致结论。
其一、从作品本身而言。于丹的走红靠的是孔子的《论语》,其著作的书名《于丹〈论语〉心得》,就是明证。易中天之所以红遍半边天,靠的是《品三国》,均为百家讲坛的副产品,类似电视讲稿而已。很明显,他们沾了孔子和《三国志》《三国演义》的光。试想,当今中国,有多少人不知圣人孔子?又有多少人不知《三国志》《三国演义》?尽管《于丹〈论语〉心得》蠃得心灵鸡汤之称,说白了,于丹也只不过通过电视把《论语》从头至尾有滋有味地讲解了一遍。易中天的品《三国》虽然品出了趣味,为受众也品出了不少文史知识和新鲜词汇,但总的说来,他们的作品即使再有魅力,也无法掩盖《论语》和《三国志》《三国演义》等著作本身的万丈光芒。以后还会有人继续心得下去,还会有人不厌其烦地品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冒出一个牛丹、马丹,又会冒出一个栾中天。
于丹的讲座,我是在县级党校的课堂上听了几期,当时,党校为了避免纯粹的理论灌输所造成的枯燥,从而额外地插播了几期于丹的〈论语〉心得视频,在坐学员都听得津津有味。而我当时的反应是,于丹的讲座值得一听,其书也自然值得一看,多少让人得到一些心灵抚慰,但学术含量不高和学生腔甚浓,也是不争的事实,听说于丹因此早已风动全国,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于丹的讲座,无非是拿一些古今中外的精彩故事注释一下《论语》中的经典句子罢了,而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先是重温经典名句,然后白话翻译,最后举一个小故事作结,其中所举的故事,有不少是从中小学生课外读物《智慧背囊》等书中提练出来的。
正如作家梁晓声所说:于丹的走红至少说明现在很多人不读书了。此话不无道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有多少普通民众拥有完整的时间和完好的心情去翻弄书本?
就拿我身边的那些党校学员来说,他们大多是机关干部,平时基本不读书,充其量看看报纸和电视,上上网罢了。尤其是当下,不少人早已摆脱了温饱进入了小康,却猛然发现,物质上的小康并没有给人带来想象中的快意,脑海中甚至充斥着比以前更多的思想困惑,于是,听了于丹的《论语》心得,一些人便有了茅塞顿开之感。
易中天的《品三国》,在他成名之后,我才慕名看了几期。还是那句话,易中天的节目值得一看,其书也自然值得一读。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品三国”时仪表端庄,一身或白或灰的中山装,一副标准的现代电视说书人打扮,加之易中天一口悦耳的易式软语,拖腔拿调,节凑不紧不慢,当下流行词汇、热门话题的有机插入,至于三国话题更是其拿手好戏,易中天在“品三国”时的确品出了趣味。
恕我直言,不论于丹,还是易中天,其节目和书虽然值得一看,但并没有多少让人心猛然为之一动,让人眼猛然为之一亮的地方。而余秋雨的节目和书籍却常常给人这种感觉。换言之,不论于丹,还是易中天,在学术研究方面仍有“剪刀加浆糊”之嫌,而余秋雨却早已构建完整而有机的知识体系。
无庸讳言,本人是余秋雨的研究者,从2000年开始研读余秋雨至今,凡是余秋雨的作品,目之所及没有不仔细阅读的。我曾写过一篇近万言的《我爱余秋雨》的评论文章,全国十多家报刊或全文或摘要发表,后经余秋雨的博客转帖后,在不少读者中引起共呜,一些余秋雨的粉丝打电话或写信给我,感谢我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我对余秋雨如此推崇,主要因为其作品在语言及思想方面具有多重魅力。在当代作家中,能把语言作为一个独立话题进行研究的,首推余秋雨。一些再普通不过的词语,经余秋雨的笔下流出来,经余秋雨口中吐出来,可谓魅力无穷,堪称语言大师。比如,谈到京剧名曲名段的“音配画”工程时,余秋雨称其为“新老两代京剧艺术家的相互补充”。“补充”这两个极其平常的字眼,在这里运用得是何等精!
余秋雨的作品以知识的广度、思想的深度、切入现实的厚度而著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通篇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比如,余秋雨形容“成熟”时用了这样的语言:“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个多么抽象的词汇居然变得如此可视可感!因此,不少青年人甚至把余秋雨的书籍当成修身养性的“人生宝典”。有人甚至认为“三余”余秋雨、余光中、余华分别成为当今中国散文、诗歌、小说的最高代表。余秋雨的文章被收入两岸三地中学、大学课本,实属情理之中。
在“青歌赛”中,余秋雨几次即兴点评,居然让不少观众泪水涟涟,可谓字字句句触摸人心,有人甚至用“说的比唱的好听”来评价他。其一流的现场发挥能力、丰富的知识积累、人情事故的有效拿捏,让人不得不叹服。
其二、从社会影响而言。于丹、易中天、余秋雨,虽然现在都是“明星学者”,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行踪遍及海内外,但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大有区别的。他们三人,虽然都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前十位作家之一,都曾获得“中国十大学术精英”称号,而余秋雨却还是“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之一,并被评为“影响世界100年100位杰出华人"。
在众多头衔中,余秋雨最看重“文化行者”这一头衔。当今中国,真正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也应首推余秋雨,有媒体甚至称赞余秋雨是目前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文化人,也是9.11事件之前最早向世界预告恐怖主义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网络超男,并成为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世界华商大会、全球企业家峰会首选文化演讲者。近年来,余秋雨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挤满数十万听众,被称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
大名鼎鼎的凤凰网,不惜把“思想家”的头衔授给了余秋雨,一位网友甚至发出“余秋雨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思想”的感叹。想当年,凤凰卫视每天五分钟的“秋雨时分”,余秋雨针对“伪精英情结”“大批判文化”等严肃而重大的文化课题,从严谨的学术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并开出医治良方,其系统性、深刻性、震憾性都是空前的。
面对诸多重大社会问题,余秋雨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其道德勇气和个人智慧均得到充分检验。比如前些年,当不少国人对铺天盖地的盗版行为见怪不怪的时候,余秋雨却挺身而出,至始至终以一个斗士的形象抨击盗版文化,指陈盗版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危害,被称为“中国反盗版第一人”。
再比如“5·12”汶川大地震,在当时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余秋雨却在博客上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余秋雨含泪而写,不少人含泪而读,有效地推动了当时危局的化解。然而,余秋雨却因此引发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声浪,大意是攻击他“漠视不幸者的伤痛而为官方开脱罪责”,并讥讽余秋雨为“余含泪”。为此,我曾细心地查阅过一些批评文章,恕我直言,这些批评声音多是一些不满情绪的倾泄,而且明显掩盖了余秋雨文章中的关键文字,没有一篇批评文章具有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那样全面、深刻而负责任。
随着余秋雨的散文集在国内外华人中广为流传,社会上也涌现出一批“批余专业户”。出于好奇,其文章我曾一一拜读过,这些人的文笔和思想简直没法与余秋雨相比,然而他们却一而再地咬住余秋雨不放,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我所在的小县城就有不少文学青年干起这般营生,而且没用几年便在全国闹出了名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至今没有扎实的专业背景,也没有写出几篇像样的文学作品,当年其影响力甚至没有超越地级市的边界。其中一位曾向我坦言:目前中国写批评文章好发表,又能挣稿酬,且易获得虚名。
翻翻当下中国的报纸,几乎家家报纸天天辟有评论专栏。为了吸引眼球,刺激发行量和收视率,不少传媒还专门为一些极端的批评声音预留了空间,不难怪当下中国盛产批评家。为此,余秋雨一再通过电视呼吁: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写小说写诗歌都行,写好写坏也不要紧,但千万不要当批评家!很显然,“批评”即使含有“建设”的因子,但终归不是严格意义的建设行为。
其三、从个人印象而言。于丹作为三位“学术明星”中的唯一女性,面且尚有“美女学者”之称,个人形象得分自然很高。据报道,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解《论语》的时候,连两只脚的安放姿态至终至终都是固定的,而且呈现出一种造形美,尽管这些观众根本看不到,其定力和个人修养着实令人信服。加之,民间有一种“好男不跟女斗”的意识根深蒂固,其实有着这种意识的岂止是民间?因此,关于于丹的负面评价总是不多,更听不到极其难听的骂声。
至于易中天,我曾专门调集有关他的视频资料,认真“欣赏”了一番,易中天称得上快人快语,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没有了百家讲坛上端庄,更没有了百家讲坛的光彩,那腔调,那作派,跟一个普通教师没什么两样。依我看,尽管易中天满腹经纶,但给人的感觉是:修炼尚欠火候!
而余秋雨就不一样了。尽管批评家们在文章中把余秋雨丑化到不成人形的地步,甚至妖魔化了,而且二十年来批评之声不消歇,但只要余秋雨现身电视,一个慈眉善目且善解人意的“学者形象”便清晰地活跃在人们的眼前。余秋雨即使偶尔发飙,但其举止仍然不失优雅,言词也依然温和得体。就拿有“余秋雨的滑铁卢”之称的“捐款门”事件来说,余秋雨显然被冤枉了,然而回答记者提问时,余秋雨却只用“他们乱说”之类作了相关回应,连“胡说”这样的字眼都很吝啬,可见余秋雨出言之谨慎。
记得有一年的央视文艺晚会,余秋雨与宋祖英正好并排坐在一起,导播几次将这一境头切换在观众面前,一位是色艺堪称一流的女青年歌唱家,一位却是年近花甲的学者余秋雨,不仅有点矮,而且还有点黑,然而,从余秋雨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难以言状的优雅,比起宋祖英身上放射出来的熠熠光华,前者却更让我这位男性观众心动!学问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用一句俗话来说:余秋雨修行到家了!
综上所述,于丹、易中天、余秋雨,究竟谁最牛?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的观点是:第一名余秋雨,第二名易中天,第三名于丹。这样的排名,与他们著作的发行量正好相反,却与他们出道的时间先后相吻合。或者,干脆按其出道的时间先后排序:余秋雨,易中天,于丹。如此这般,那些“鱼丸”“乙醚”们也无话可说,也好让我这个“雨丝”减少一点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