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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一些年轻学者心中，对长征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理。在他们眼里，长征是勇气、浪漫、铁血的混合物。
毋庸置疑，长征的伟大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而且是震撼世界的伟大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早已超越了时空，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由于长征的巨大历史影响，80年来，长征一直对很多外国人产生着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中既有长征的亲历者，也有当时的观察家，还有后来的研究者和普通群众。这些外国人，用他们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红军长征的那一段历程，思考着长征精神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感悟和解读。
亲身参与 记录艰难的经历
亲身参加过长征的外国人并不多，而两名西方人留下的文字记录，显得弥足珍贵。这两个人，一是主动参与长征的德国人李德，二是被迫进行了一段长征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原名鲁道夫·勃沙特）。
原名奥托·布劳恩的李德是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红军的军事顾问，骄傲自负的李德因不谙中国国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导致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此后他全程参加了红军的长征，是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外国人。
1973年李德出版的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中，对红军长征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总结，“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与李德的“红色背景”不同，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是“冷眼旁观”中国革命的一个“局外人”，阴差阳错地经历了一段长征之旅。1934年10月，在贵州传教的薄复礼被转战中的红六军团当做“间谍”扣留，就这样被“裹挟”着参加了长征。到1936年4月12日薄复礼在昆明附近被释放时，他已经跟随红军走了560天。
这段与长征的零距离接触经历，让薄复礼对红军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迫不得已的长征中，他日渐看到红军的实情，并为红军的热情、信仰和追求所感染。离开红军后，他只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口授完成了亲历长征见闻录——《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中译本全名为《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该书当年12月在伦敦出版时，红二、六军团才刚刚完成长征。该书出版后，颇受关注和欢迎，同年12月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与此同时，薄复礼还在英国举行演讲会，宣传介绍红军的英雄行为。
《神灵之手》从一个传教士的角度，真实描述了与红军朝夕相处、长途行军的所见所闻所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历程、红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实况，以及红军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和统战工作艺术。该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出版，是目前西方世界所知的第一个“长征故事”。薄复礼在《神灵之手》“自序”中写道：“许多报道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踏访红区 记者笔下的奇迹
从1935年7月起，苏联《真理报》就发表了《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司令员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等文章，报道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英勇作战，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消息。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报纸也开始关注中国红军的长征。
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传出去后，立刻引起一些外国记者的注意，为了探寻红军长征胜利之谜，他们想方设法进入西北苏区，进行第一手访谈，以新闻记者的敏锐思维和灵巧笔法，充分展现出长征这一史诗般的传奇。
1937年出版的美国《LIFE》（《生活》）杂志以7页19张图片的篇幅，详细实录了红军长征的路线以及整个过程，提供照片的正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陕北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斯诺1936年6月冲破种种封锁，到达陕北根据地，对红军进行了深入采访。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和笔记、30个胶卷，回到北平，决心“把这些日子所看到的、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开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1937年10月，他在英国出版了根据自己在红军苏区的采访手记汇集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西行漫记》）一书，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坚定勇敢、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在书中，斯诺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此后不久，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也来到陕北，根据半年多的采访，写出《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为《续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立即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轰动的影响，后来还被译成法、俄、德、意、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10多种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红星照耀中国》后，对斯诺非常赞赏，曾三次接见他。1939年，当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根据地时，毛泽东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且说，《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1937年初，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其他红军将领，在大量的采访基础上，写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史沫特莱饱含热情地对长征作了高度的评价。她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她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德国友人王安娜女士在中国生活、战斗了19年，1964年，她以自己在延安的见闻和中国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撰写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王安娜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她写道：“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
争相研究 学者眼里的史诗
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以特有的精神魅力，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成为突破时代和国界的伟大事件，在世界上广为传扬，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也成为各国学者争相研究的对象。
1971年，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长征的英文学术专著：《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威尔逊是西方第一个联系中国现实、比较系统地研究长征史的学者，他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这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的研读，对长征的描述以及剖析堪称经典。在书中，他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价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199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本杰明·杨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本杰明·杨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
法国女学者西蒙娜·戴博瓦尔在长篇纪实报道《长征》中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军事史学家格里菲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说，红军长征较之公元前400年1万希腊人从波斯到黑海的撤退，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 。
1990年，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新西兰等十几个国家的摄影家怀着对长征的敬慕，来到中国，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拍摄沿途风光，出版了大型长征画册《中国——长征》，展示了长征路的崭新风貌。画册撰稿人、英国评论家安东尼在书中对长征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长征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锻炼以后中国领导人的熔炉”。
红军长征所经历的苦难，如炼狱之熬煎，烈焰之涅槃。“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推翻两千年来停留不前的伦理体制和政治制度。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美国学者威廉·莫尔伍德为之惊叹。
在新中国建国后的众多长征著述中，1985年出版的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最具代表性。斯诺当年曾说过，有朝一日，有人会写出这次远征的全部史诗。他的预言终于由曾同他并肩报道二战的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50年后实现了。
为了完成这本著作，1984年夏秋，索尔兹伯里以75岁高龄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并对上百位长征老战士和和党史军史专家作了采访。翌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出版。索尔兹伯里在书中称赞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这本书汇集了不少有关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运用叙述个人轶事和见闻的写作形式，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将领作了别开生面的描绘与评述，生动而详尽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
在西方一些年轻学者心中，对长征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理。在他们眼里，长征是勇气、浪漫、铁血的混合物。
2002年10月，英国年轻的历史学博士李爱德和同伴政治、新闻学硕士马普安花了一年多时间，沿着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重走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在384天的新长征途中，他们拜见了11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采访了107位当年的见证人，收集了100多个老百姓的故事，积累了几百胶卷图片及大量文字资料，出版《两个人的长征》专著和《红色之旅——384天重走长征路》画册。2006年，两人又再次重走了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
路途的艰辛，使两英国学者对长征有了更深的理解。“痛苦永无止境，只有长征者才能知道他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是什么，要多少困难才能够将他彻底击垮，永远也站不起来。”马普安在走完长征后如是写道。
盛赞长征 已成世界精神财富
如今，无论是外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甚至普通的外国人，他们对红军长征的历史并不感到陌生。数十年来，不断有不同国家、民族和年龄的人出现在红军曾经走过的这条漫长征途上。他们走进这段历史的同时，这段历史也在融入世界。
一些外国人曾抱着好奇甚至怀疑的态度来看待长征这一事件，但在对长征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思索后，他们都成为了长征的赞颂者和崇拜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美国学者安东尼·加拉文特撰文说：“长征仍然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伟大的长征精神，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更逐渐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史沫特莱也说过：“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远不仅于此！”
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已成为激励人们为了理想和信仰克服困难、坚持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正如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所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索尔兹伯里也如是说道。
许多外国学者的研究把长征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联系起来，试图解读长征及长征精神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新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并认为长征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从而使中国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韩国媒体也曾评论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奇迹，不理解“长征精神”，就不能理解中国，就无法同中国进行充分的交流。
意大利著名记者恩佐·比阿季曾以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引线，拍摄过大型电视片《长征》。长征是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而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长征”。“中国的两次长征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在外国，从长征这个角度，通过电视镜头介绍过去和现在的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的长征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呢？比阿季的回答是：“经济更发达，人民生活更美好。” 80年来，外国人对长征的关注从未中断。尽管视角、观点不尽相同，但对长征的高度评价却惊人地一致。在他们笔下，长征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鼓舞着中国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不懈地努力。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长征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正如索尔兹伯里说过的：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毋庸置疑，长征的伟大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而且是震撼世界的伟大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早已超越了时空，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由于长征的巨大历史影响，80年来，长征一直对很多外国人产生着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中既有长征的亲历者，也有当时的观察家，还有后来的研究者和普通群众。这些外国人，用他们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红军长征的那一段历程，思考着长征精神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感悟和解读。
亲身参与 记录艰难的经历
亲身参加过长征的外国人并不多，而两名西方人留下的文字记录，显得弥足珍贵。这两个人，一是主动参与长征的德国人李德，二是被迫进行了一段长征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原名鲁道夫·勃沙特）。
原名奥托·布劳恩的李德是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红军的军事顾问，骄傲自负的李德因不谙中国国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导致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此后他全程参加了红军的长征，是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外国人。
1973年李德出版的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中，对红军长征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总结，“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与李德的“红色背景”不同，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是“冷眼旁观”中国革命的一个“局外人”，阴差阳错地经历了一段长征之旅。1934年10月，在贵州传教的薄复礼被转战中的红六军团当做“间谍”扣留，就这样被“裹挟”着参加了长征。到1936年4月12日薄复礼在昆明附近被释放时，他已经跟随红军走了560天。
这段与长征的零距离接触经历，让薄复礼对红军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迫不得已的长征中，他日渐看到红军的实情，并为红军的热情、信仰和追求所感染。离开红军后，他只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口授完成了亲历长征见闻录——《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中译本全名为《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该书当年12月在伦敦出版时，红二、六军团才刚刚完成长征。该书出版后，颇受关注和欢迎，同年12月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与此同时，薄复礼还在英国举行演讲会，宣传介绍红军的英雄行为。
《神灵之手》从一个传教士的角度，真实描述了与红军朝夕相处、长途行军的所见所闻所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历程、红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实况，以及红军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和统战工作艺术。该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出版，是目前西方世界所知的第一个“长征故事”。薄复礼在《神灵之手》“自序”中写道：“许多报道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踏访红区 记者笔下的奇迹
从1935年7月起，苏联《真理报》就发表了《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司令员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等文章，报道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英勇作战，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消息。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报纸也开始关注中国红军的长征。
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传出去后，立刻引起一些外国记者的注意，为了探寻红军长征胜利之谜，他们想方设法进入西北苏区，进行第一手访谈，以新闻记者的敏锐思维和灵巧笔法，充分展现出长征这一史诗般的传奇。
1937年出版的美国《LIFE》（《生活》）杂志以7页19张图片的篇幅，详细实录了红军长征的路线以及整个过程，提供照片的正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陕北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斯诺1936年6月冲破种种封锁，到达陕北根据地，对红军进行了深入采访。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和笔记、30个胶卷，回到北平，决心“把这些日子所看到的、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开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1937年10月，他在英国出版了根据自己在红军苏区的采访手记汇集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西行漫记》）一书，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坚定勇敢、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在书中，斯诺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此后不久，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也来到陕北，根据半年多的采访，写出《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为《续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立即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轰动的影响，后来还被译成法、俄、德、意、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10多种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红星照耀中国》后，对斯诺非常赞赏，曾三次接见他。1939年，当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根据地时，毛泽东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且说，《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1937年初，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其他红军将领，在大量的采访基础上，写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史沫特莱饱含热情地对长征作了高度的评价。她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她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德国友人王安娜女士在中国生活、战斗了19年，1964年，她以自己在延安的见闻和中国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撰写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王安娜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她写道：“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
争相研究 学者眼里的史诗
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以特有的精神魅力，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成为突破时代和国界的伟大事件，在世界上广为传扬，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也成为各国学者争相研究的对象。
1971年，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长征的英文学术专著：《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威尔逊是西方第一个联系中国现实、比较系统地研究长征史的学者，他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这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的研读，对长征的描述以及剖析堪称经典。在书中，他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价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199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本杰明·杨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本杰明·杨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
法国女学者西蒙娜·戴博瓦尔在长篇纪实报道《长征》中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军事史学家格里菲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说，红军长征较之公元前400年1万希腊人从波斯到黑海的撤退，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 。
1990年，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新西兰等十几个国家的摄影家怀着对长征的敬慕，来到中国，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拍摄沿途风光，出版了大型长征画册《中国——长征》，展示了长征路的崭新风貌。画册撰稿人、英国评论家安东尼在书中对长征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长征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锻炼以后中国领导人的熔炉”。
红军长征所经历的苦难，如炼狱之熬煎，烈焰之涅槃。“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推翻两千年来停留不前的伦理体制和政治制度。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美国学者威廉·莫尔伍德为之惊叹。
在新中国建国后的众多长征著述中，1985年出版的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最具代表性。斯诺当年曾说过，有朝一日，有人会写出这次远征的全部史诗。他的预言终于由曾同他并肩报道二战的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50年后实现了。
为了完成这本著作，1984年夏秋，索尔兹伯里以75岁高龄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并对上百位长征老战士和和党史军史专家作了采访。翌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出版。索尔兹伯里在书中称赞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这本书汇集了不少有关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运用叙述个人轶事和见闻的写作形式，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将领作了别开生面的描绘与评述，生动而详尽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
在西方一些年轻学者心中，对长征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理。在他们眼里，长征是勇气、浪漫、铁血的混合物。
2002年10月，英国年轻的历史学博士李爱德和同伴政治、新闻学硕士马普安花了一年多时间，沿着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重走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在384天的新长征途中，他们拜见了11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采访了107位当年的见证人，收集了100多个老百姓的故事，积累了几百胶卷图片及大量文字资料，出版《两个人的长征》专著和《红色之旅——384天重走长征路》画册。2006年，两人又再次重走了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
路途的艰辛，使两英国学者对长征有了更深的理解。“痛苦永无止境，只有长征者才能知道他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是什么，要多少困难才能够将他彻底击垮，永远也站不起来。”马普安在走完长征后如是写道。
盛赞长征 已成世界精神财富
如今，无论是外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甚至普通的外国人，他们对红军长征的历史并不感到陌生。数十年来，不断有不同国家、民族和年龄的人出现在红军曾经走过的这条漫长征途上。他们走进这段历史的同时，这段历史也在融入世界。
一些外国人曾抱着好奇甚至怀疑的态度来看待长征这一事件，但在对长征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思索后，他们都成为了长征的赞颂者和崇拜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美国学者安东尼·加拉文特撰文说：“长征仍然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伟大的长征精神，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更逐渐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史沫特莱也说过：“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远不仅于此！”
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已成为激励人们为了理想和信仰克服困难、坚持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正如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所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索尔兹伯里也如是说道。
许多外国学者的研究把长征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联系起来，试图解读长征及长征精神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新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并认为长征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从而使中国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韩国媒体也曾评论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奇迹，不理解“长征精神”，就不能理解中国，就无法同中国进行充分的交流。
意大利著名记者恩佐·比阿季曾以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引线，拍摄过大型电视片《长征》。长征是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而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长征”。“中国的两次长征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在外国，从长征这个角度，通过电视镜头介绍过去和现在的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的长征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呢？比阿季的回答是：“经济更发达，人民生活更美好。” 80年来，外国人对长征的关注从未中断。尽管视角、观点不尽相同，但对长征的高度评价却惊人地一致。在他们笔下，长征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鼓舞着中国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不懈地努力。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长征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正如索尔兹伯里说过的：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