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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把自己活成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传奇。他本来是单纯的学者，安居象牙塔，但过了60岁，由于考核不达标，他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学术之路拉响警报。可是，第二年，黄仁宇就出了一本新书，书名《万历十五年》，一经问世就洛阳纸贵。从此以后，他的每一本书都成了畅销读物。
在民间，黄仁宇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大师，但在史学界，黄仁宇更像一位“旁门左道”，国内主流的明史专家并不太采纳他的看法，甚至有人专门分析黄仁宇的作品硬伤，批评他的治学态度。生前身后，黄仁宇誉谤一身，如今，当我们回顾这位历史学家，剥开谩与追捧，理性看待他的作品和争议，也许会对后人更有启发。
大历史
现代性的不合时宜
黄仁宇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被史学大家余英时称为“奇侠”式的学者。1918年，黄仁字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曾辍学参军，后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
做学问后，黄仁宇主攻明史。早在1974年，他就写了本《十六世纪明代中同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在那本书中指出：明代财政注重形式，但官僚体制和老百姓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因此无法建市有效的税收体制。这本书的观点影响了《万历十五年》的写作，没有这本书，就没有《万历十五年》。
除《万历十五年》外，黄仁宇比较卖座的书还有《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在这些著作中，“大历史”是一个屡被提及的词。黄仁宇认为：唯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整个中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总的来说，“大历史”是要求学者从宏观视野去把握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中去诉说特定朝代的更替演变。
身为学者，黄仁宇推崇高度的理性计算精神。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这在《中国大历史》中尤为明显。某种程度上，《中国大历史》与《万历十五年》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黄仁宇站在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农耕社会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
1587从“没有意义”到“大转折”
说黄仁宇，还是绕不过产生巨大影响的《万历十五年》。
40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畅销不绝，分析这个现象，不是一句“写法新奇”就可以说尽的。1587年表面平静，却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事情。这是万历登基的第15年，是申时行担任内阁首辅的一年，也是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去世的年份，黄仁宇认为——这是大明王朝的转折年。1587年以后，明朝已经走向死路。
和过去研究明朝的著作相比，《万历十五年》避开了繁冗的史料钩沉，而是以几位人物的生活片段引出作者的观点。书中，万历不满于自己所有事情都被繁文缛节制约；申时行每天都在进行烦闷无聊的工作；戚继光走向生命的尽头；李贽则面临一个王朝的绞杀。1587年，文官阶层纠结于鸡毛蒜皮的琐事，统治机构则小心维持着僵化的道统。黄仁宇认为：明朝失去了国家管理的关键一一技术，同时，这个政权在中后期过度重视道德而轻慢法制。
从申时行的命运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公主张和谐少事，信奉儒家经典，强调以德服人、以德量人。他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调和各级官员的争论，久而久之，他成了调解员，却无法像张居正那样改善官僚的办事能力。
重道德轻法制和技术，到头来因为莫须有的德行问题黯然离去，申时行恰恰是被自己维护的体系给赶出去了。在这个体系里，评判一个官员的最高标准，是道德是否完备，而不是技术是否先进、程序是否合理。调解的标准，也不是谁的论点更合理，而是论者的道德是否高尚。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风评，一方面不敢任用技术人才，一方面巴结名士，给自己博一个好名声。
与申时行形成对比的是海瑞和张居正。海瑞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他有不错的办事能力和执行力。主政地方，他抑制豪强、疏通河道、推行一条鞭法，举人出身却能做到中央官员。海瑞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巨大激情，为了心中的清平盛世孜孜奋斗，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可海瑞这个人悲剧在于：世人只把他当道德符号，而不看重他的技术能力。
张居正比海瑞更有政治本领，他反对用道德代替技术，主政10年，他重用技术人才，可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死后惨遭抄家。
明朝官场之所以会形成用道德代替技术的风气，与当时的文化有关。明朝理学风气盛行，表面上以儒学为本，却有两大力量交织和冲突：一个，是信奉程朱理学的保守官僚；一个，是推崇陆王心学的新兴官僚。但无论何者，都对个人道德有很大要求，加上帝制时期的中国，号召德治天下、孝治天下，明朝官僚重道德轻法制也就不足为奇。
争议
理性看待黄仁宇
与畅销伴随的，是巨大的争议，史学界对黄仁宇作品及其大历史观的批评早已有之。最大的争议，是黄仁宇对“历史分析”的文学化。黄仁宇在记叙一个历史人物时，可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但多形容、少依据。比如写《万历十五年》，讲到申时行、海瑞、张居正这些人物，黄仁宇费了不少笔墨写他们的“心态”“行为”，可这种揣测依据在哪？他并没有提供，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
藏匿于大历史观下的是黄仁宇“重判断，轻解释”。黄仁宇是一位造词高手，“大历史观”“洪武型财政”“数字化管理”是他爱讲的词，但他往往推出了新词，却解释不足，让人云里雾里，使得主流学术界很难接受。
其实，黄仁宇的学术态度与他的人生流向密不可分。这位浪漫而张扬的湖南长沙人，早早接受了美国的学术训练，又直观感受到那一时期不同社会生态中截然不同的风貌，这使得黄仁宇积极拥抱现代性，强调技术与法制的作用，而对农耕社会与宗法传统持以批判态度。
对于争议，黄仁宇没有回避，他不断重申和补充自己的“大历史观”，《大历史不会萎缩》等著作和讲稿集里就有他的回应。他首先反对把历史人物从具体语境中剥离，轻率地进行道德判断，所以他说：“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寫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同时，他主张把局部历史纳入整个大历史的生产演变中，观察者介入历史进程的同时，把握历史中的空间互动和故事性。《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就是他这一系列观点的实践，戚继光被从“抗倭英雄”的语境中拿出，海瑞也不只是一个道德符号。
当然，大部分人肯定了黄仁宇的叙述魅力和他对明史传播的巨大推动作用。
尽管存在错漏，但黄仁宇的作品仍为学术界提供了“走出去”的启示。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学术写作也不必拘泥于陈腐形式，如果说黄仁宇有何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写法兼顾了少数的精英与非专业化的读者，证明枯燥的史料也能
转换为引人入胜的生动叙事。
有趣的是，黄仁宇在著作中高度肯定数字管理，认为数字化商业社会是比农耕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黄仁宇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辞退恰恰由于“精密的数字化管理”。他的“业绩点”不达标，治学思路也不符合现代性学术生产所推崇的“专业分工”。对一位学者而言，被辞退是一个巨大的挫败，这也是黄仁宇一生的难言之隐。
当更“进步”的社会形态将自己赶出门外，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进步”也要打上巨大的问号？更何况，那个黄仁宇在著作中高度推崇的计算理性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目睹。电脑、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再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下更推崇“计算”、更高度分工，知识分子被哺育为专家，城市市民用工具理性打量走过的每一个人，我们甚至可以预言自己的未来，赛博朋克的智能世界不是幻想。但在这个时代，黄仁宇所担忧的问题解决了吗？黄仁宇已经离开，他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时代的难题，也是今人治学应该反思的困境。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在民间，黄仁宇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大师，但在史学界，黄仁宇更像一位“旁门左道”，国内主流的明史专家并不太采纳他的看法，甚至有人专门分析黄仁宇的作品硬伤，批评他的治学态度。生前身后，黄仁宇誉谤一身，如今，当我们回顾这位历史学家，剥开谩与追捧，理性看待他的作品和争议，也许会对后人更有启发。
大历史
现代性的不合时宜
黄仁宇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被史学大家余英时称为“奇侠”式的学者。1918年，黄仁字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曾辍学参军，后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
做学问后，黄仁宇主攻明史。早在1974年，他就写了本《十六世纪明代中同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在那本书中指出：明代财政注重形式，但官僚体制和老百姓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因此无法建市有效的税收体制。这本书的观点影响了《万历十五年》的写作，没有这本书，就没有《万历十五年》。
除《万历十五年》外，黄仁宇比较卖座的书还有《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在这些著作中，“大历史”是一个屡被提及的词。黄仁宇认为：唯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整个中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总的来说，“大历史”是要求学者从宏观视野去把握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中去诉说特定朝代的更替演变。
身为学者，黄仁宇推崇高度的理性计算精神。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这在《中国大历史》中尤为明显。某种程度上，《中国大历史》与《万历十五年》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黄仁宇站在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农耕社会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
1587从“没有意义”到“大转折”
说黄仁宇，还是绕不过产生巨大影响的《万历十五年》。
40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畅销不绝，分析这个现象，不是一句“写法新奇”就可以说尽的。1587年表面平静，却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事情。这是万历登基的第15年，是申时行担任内阁首辅的一年，也是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去世的年份，黄仁宇认为——这是大明王朝的转折年。1587年以后，明朝已经走向死路。
和过去研究明朝的著作相比，《万历十五年》避开了繁冗的史料钩沉，而是以几位人物的生活片段引出作者的观点。书中，万历不满于自己所有事情都被繁文缛节制约；申时行每天都在进行烦闷无聊的工作；戚继光走向生命的尽头；李贽则面临一个王朝的绞杀。1587年，文官阶层纠结于鸡毛蒜皮的琐事，统治机构则小心维持着僵化的道统。黄仁宇认为：明朝失去了国家管理的关键一一技术，同时，这个政权在中后期过度重视道德而轻慢法制。
从申时行的命运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公主张和谐少事，信奉儒家经典，强调以德服人、以德量人。他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调和各级官员的争论，久而久之，他成了调解员，却无法像张居正那样改善官僚的办事能力。
重道德轻法制和技术，到头来因为莫须有的德行问题黯然离去，申时行恰恰是被自己维护的体系给赶出去了。在这个体系里，评判一个官员的最高标准，是道德是否完备，而不是技术是否先进、程序是否合理。调解的标准，也不是谁的论点更合理，而是论者的道德是否高尚。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风评，一方面不敢任用技术人才，一方面巴结名士，给自己博一个好名声。
与申时行形成对比的是海瑞和张居正。海瑞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他有不错的办事能力和执行力。主政地方，他抑制豪强、疏通河道、推行一条鞭法，举人出身却能做到中央官员。海瑞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巨大激情，为了心中的清平盛世孜孜奋斗，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可海瑞这个人悲剧在于：世人只把他当道德符号，而不看重他的技术能力。
张居正比海瑞更有政治本领，他反对用道德代替技术，主政10年，他重用技术人才，可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死后惨遭抄家。
明朝官场之所以会形成用道德代替技术的风气，与当时的文化有关。明朝理学风气盛行，表面上以儒学为本，却有两大力量交织和冲突：一个，是信奉程朱理学的保守官僚；一个，是推崇陆王心学的新兴官僚。但无论何者，都对个人道德有很大要求，加上帝制时期的中国，号召德治天下、孝治天下，明朝官僚重道德轻法制也就不足为奇。
争议
理性看待黄仁宇
与畅销伴随的，是巨大的争议，史学界对黄仁宇作品及其大历史观的批评早已有之。最大的争议，是黄仁宇对“历史分析”的文学化。黄仁宇在记叙一个历史人物时，可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但多形容、少依据。比如写《万历十五年》，讲到申时行、海瑞、张居正这些人物，黄仁宇费了不少笔墨写他们的“心态”“行为”，可这种揣测依据在哪？他并没有提供，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
藏匿于大历史观下的是黄仁宇“重判断，轻解释”。黄仁宇是一位造词高手，“大历史观”“洪武型财政”“数字化管理”是他爱讲的词，但他往往推出了新词，却解释不足，让人云里雾里，使得主流学术界很难接受。
其实，黄仁宇的学术态度与他的人生流向密不可分。这位浪漫而张扬的湖南长沙人，早早接受了美国的学术训练，又直观感受到那一时期不同社会生态中截然不同的风貌，这使得黄仁宇积极拥抱现代性，强调技术与法制的作用，而对农耕社会与宗法传统持以批判态度。
对于争议，黄仁宇没有回避，他不断重申和补充自己的“大历史观”，《大历史不会萎缩》等著作和讲稿集里就有他的回应。他首先反对把历史人物从具体语境中剥离，轻率地进行道德判断，所以他说：“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寫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同时，他主张把局部历史纳入整个大历史的生产演变中，观察者介入历史进程的同时，把握历史中的空间互动和故事性。《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就是他这一系列观点的实践，戚继光被从“抗倭英雄”的语境中拿出，海瑞也不只是一个道德符号。
当然，大部分人肯定了黄仁宇的叙述魅力和他对明史传播的巨大推动作用。
尽管存在错漏，但黄仁宇的作品仍为学术界提供了“走出去”的启示。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学术写作也不必拘泥于陈腐形式，如果说黄仁宇有何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写法兼顾了少数的精英与非专业化的读者，证明枯燥的史料也能
转换为引人入胜的生动叙事。
有趣的是，黄仁宇在著作中高度肯定数字管理，认为数字化商业社会是比农耕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黄仁宇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辞退恰恰由于“精密的数字化管理”。他的“业绩点”不达标，治学思路也不符合现代性学术生产所推崇的“专业分工”。对一位学者而言，被辞退是一个巨大的挫败，这也是黄仁宇一生的难言之隐。
当更“进步”的社会形态将自己赶出门外，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进步”也要打上巨大的问号？更何况，那个黄仁宇在著作中高度推崇的计算理性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目睹。电脑、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再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下更推崇“计算”、更高度分工，知识分子被哺育为专家，城市市民用工具理性打量走过的每一个人，我们甚至可以预言自己的未来，赛博朋克的智能世界不是幻想。但在这个时代，黄仁宇所担忧的问题解决了吗？黄仁宇已经离开，他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时代的难题，也是今人治学应该反思的困境。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