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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和汉语词汇从词库里出来就带有不同的性质。英语作为一种综合性语言，其单词从词库里出来就已经与其隐含的轻动词结合成为一个词，而现代汉语作为一种分析型语言，其词汇只能从词库里出来后与显性轻动词结合，在句法层面构成致使结构。本文通过对一些现代汉语中致使结构的分析，发现现代汉语中出现综合型语言的复苏。
关键词：汉语；分析型；英语；综合型；致使结构
1 分析型与综合型语言
英语和汉语隶属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代表，二者由各自的语系经历长时间的过度最终构成各自鲜明的特点。其中英语是典型的综合型语言，它隶属于印欧语系，而现代汉语则是由综合型的古汉语逐渐过渡为高度分析型语言。综合性语言，如英语，主要是通过其词汇本身形态变化来表达其意义，包括时态、数、语态等等。分析型语言，如汉语，并不通过词汇本身的形态变化而是通过语法关系来表达意义。归根到底是因为英语和汉语的词汇从词库中出来就带有不同的性质。虽然现代汉语具有高度的分析性，但是古汉语却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如今在现代汉语中又发现一些词汇呈现综合型特征，这些都反映出语言演变遵循一种循环模式，从综合到分析再到综合。（黄正德，柳娜 2014）
致使（causation）这类语义关系是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中的跨语言语义现象。它用以表达一个复杂事件中子事件A与另一子事件B之前存在的某种关系，A导致B的出现；或A使B产生。其中A为使因事件，B为使果事件。（韩景泉，徐晓琼 2016）在英语中，一些词汇从词库中出来就隐含“致使”的含义。常见的有“bore、amaze、astonish、interest”等包含致使义的动词，它们在英语中被称为使役动词。这些词从词库中出来就带有隐性致使轻动词“cause”，因此，这些使役动词的语义形态结构应为“Cause（covert）+ Verb”。相反，汉语词汇从词库中出来并不携带“致使”含义，而是在句法层面与显性轻动词相结合，构成致使结构。
2 现代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
作为典型分析型语言代表的汉语，其语言的发展并非一直沿着分析型的道路发展，追溯回古代汉语，可从一些古汉语例证中找到综合型语言的踪迹。在古汉语中，一些词如“渔、饭”等词，都是名字作动词用，其意义与现代汉语中的“打鱼、吃饭”一样，这种在古汉语中名词作动词的用法可归结于古代汉语综合型的体现，其结构是由一个隐性的轻动词与名词构成，即“LV + N”（Light + Verb）。但是，由于古代汉语的轻动词带有强烈的Tense Feature，它将其后的名词吸引到它的位置，然后与其结合为一个词。只一点与综合性的英语类似，比如英语中的“fish”作动词使用时就与古汉语的“渔”一样，其结构应为“LV （TENSE FEATURE） + N ”，其意义含有“捕鱼”的意思。英语作为综合型语言，一些词从词库中出来时其隐性轻动词就带有强烈的Tense Feature，这使得一些词在到达词汇层面之前就已經与其轻动词结合为一个词。而如今的现代汉语逐渐发展演变为高度分析性的语言，古汉语中隐性的轻动词在现代汉语中已经逐渐演变为显性的轻动词，而且不再带有强烈的Tense Feature，因此，轻动词后面的名词已经不能被吸引至轻动词的位置与它结合为一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只能说“打渔”。
现代汉语中体现分析型的致使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类，它们分别是词汇型、形态型以及句法b型。汉语词汇型的致使结构多为与显性轻动词结合构成，例如：（1） a.小李很烦人。b.小李使人烦。“小李很烦人”包含有致使意义如b小句所示，“很”这个词具有多种词性，它可以作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其中作动词使用时，大可归为轻动词使用，正如（1）-a例句那样，与其后面的形容词结合构成致使结构。在现代汉语词汇中，还有其他这样类似的带有致使意义的动词，包括命令、感动、健康、丰富、活跃、纯洁、充实。现代汉语句型中同样有致使结构，例如（2） a. 他老板逼迫得他辞职。b.他老板逼迫得使他辞职。在这种带有“得”的补语句中也存在有致使结构，表达致使的[X + V1 +得+ Y + V2]可变化为[X +使+ Y + V1 +得+ V2]。其中，“得”也可以换成其他的词，比如“使、让、令、叫”，如（3） a. 妈妈早上叫醒了我 b. 妈妈早上把我叫醒了。“叫”在汉语中为一个动词，当它和其他词结合时就会被作为轻动词使用，而在（3）-a中可用于致使结构。
3 英语综合型致使结构
英语的词汇中包含有许多带有致使含义的动词，最典型就属致使动词（causative verb），包括“have、make、let”等词，常见的致使结构有（4） He makes me happy. （5） Mom let me get up. （6） My boss has me copy the materials. 除此以外，英语中有的动词本身就具有致使含义，如前面提到过的“fish”，其他的还包括“open、bore、happen、disappear、volunteer、step down”等。如例句（7） I volunteered Mary to help him. （8） They decided to step down the board of chairperson. 在（7）中，“volunteer”含有致使意义，“我使玛丽自愿帮助他”，（8）中“我们决定使/让董事会主席下台”。这些自带使动意义的词从词库中就已经与致使轻动词结合为一个词，因此在词汇句法结构中不需要使用致使动词（如“have、make、let”）来帮助其构成致使结构。在英语与汉语致使结构对比中，两种语言并非没有出现过交叉现象，古代汉语中有很多词与现代英语一样，呈现出综合型的语言特点，如之前提到过的“渔”和“fish”。如今，在现代汉语呈现高度分析性的特点下，现代汉语似乎出现了古汉语综合型语言的复苏迹象。在口语中，许多年轻人常说“我一会儿Call你”或者“我回去电话你”，“电话”本是一个名词，但在这却活用为动词，其结构应为“LV + N”，轻动词“打”已经被彻底虚化带有强烈的Tense Feature，使得“打”和“电话”已经融为一个带有“打电话”含义的动词“电话”。但是，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并非被频繁使用，但也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我们只能从这些语言现象中可窥探语言的演化变迁，发现古汉语综合型语言特点的复苏迹象。由此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词能虚化为隐性轻动词与其他词结合为一个词，而有的词只能虚化为显性轻动词，这种虚化程度到底是如何界定的？
4 总结
轻动词的虚化程度可归结于一个“派生时机参数”的概念，即语言的差异可以取决于既定语法规则在操作时机上的差别。一般来说，合并的时机越早，其综合性越高，时机越晚，其分析性越高。英语的词在词库里就与其轻动词结合为一个词，所以其综合性很强，而汉语的词是在句法层面与其他轻动词结合，所以其分析性很强。这些轻动词原本都是由动词虚化而来，因不同语言中语法化程度不同，所以虚词的依赖性（Tense Feature）强弱也就不同，而这点同样归因于派生时机参数概念。如今，现代汉语中逐渐出现古汉语综合性的复苏迹象，这也反映出语言遵循一种循环模式，即综合到分析又到综合，但是因为其刚起步不久，其综合性尚不及古汉语和英语，至于是否向综合性完全发展，这不能只看语言本身，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社会或其他外在因素。
参考文献：
[1] 黄正德，柳娜. 2014. 新兴非典型被动式“被XX”的句法与语义结构[J]. 语言科学（5）： 449-463.
[2] 韩景泉，徐晓琼. 2016. 英语不及物性施事动词的致使用法[J]. 外语教学（4）：6-10.
[3] 申惠仁. 2012. 浅谈现代汉语致使结构[J]. 语言本体研究（11）：75-77.
[4] 向健雄. 2007. 汉语使役结构及使役动词分析[J]. 重庆大学：20-35.
作者简介：唐诗吟（1993.01-），女，贵州都匀人，汉族，硕士，学生，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387）
关键词：汉语；分析型；英语；综合型；致使结构
1 分析型与综合型语言
英语和汉语隶属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代表，二者由各自的语系经历长时间的过度最终构成各自鲜明的特点。其中英语是典型的综合型语言，它隶属于印欧语系，而现代汉语则是由综合型的古汉语逐渐过渡为高度分析型语言。综合性语言，如英语，主要是通过其词汇本身形态变化来表达其意义，包括时态、数、语态等等。分析型语言，如汉语，并不通过词汇本身的形态变化而是通过语法关系来表达意义。归根到底是因为英语和汉语的词汇从词库中出来就带有不同的性质。虽然现代汉语具有高度的分析性，但是古汉语却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如今在现代汉语中又发现一些词汇呈现综合型特征，这些都反映出语言演变遵循一种循环模式，从综合到分析再到综合。（黄正德，柳娜 2014）
致使（causation）这类语义关系是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中的跨语言语义现象。它用以表达一个复杂事件中子事件A与另一子事件B之前存在的某种关系，A导致B的出现；或A使B产生。其中A为使因事件，B为使果事件。（韩景泉，徐晓琼 2016）在英语中，一些词汇从词库中出来就隐含“致使”的含义。常见的有“bore、amaze、astonish、interest”等包含致使义的动词，它们在英语中被称为使役动词。这些词从词库中出来就带有隐性致使轻动词“cause”，因此，这些使役动词的语义形态结构应为“Cause（covert）+ Verb”。相反，汉语词汇从词库中出来并不携带“致使”含义，而是在句法层面与显性轻动词相结合，构成致使结构。
2 现代汉语分析型致使结构
作为典型分析型语言代表的汉语，其语言的发展并非一直沿着分析型的道路发展，追溯回古代汉语，可从一些古汉语例证中找到综合型语言的踪迹。在古汉语中，一些词如“渔、饭”等词，都是名字作动词用，其意义与现代汉语中的“打鱼、吃饭”一样，这种在古汉语中名词作动词的用法可归结于古代汉语综合型的体现，其结构是由一个隐性的轻动词与名词构成，即“LV + N”（Light + Verb）。但是，由于古代汉语的轻动词带有强烈的Tense Feature，它将其后的名词吸引到它的位置，然后与其结合为一个词。只一点与综合性的英语类似，比如英语中的“fish”作动词使用时就与古汉语的“渔”一样，其结构应为“LV （TENSE FEATURE） + N ”，其意义含有“捕鱼”的意思。英语作为综合型语言，一些词从词库中出来时其隐性轻动词就带有强烈的Tense Feature，这使得一些词在到达词汇层面之前就已經与其轻动词结合为一个词。而如今的现代汉语逐渐发展演变为高度分析性的语言，古汉语中隐性的轻动词在现代汉语中已经逐渐演变为显性的轻动词，而且不再带有强烈的Tense Feature，因此，轻动词后面的名词已经不能被吸引至轻动词的位置与它结合为一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只能说“打渔”。
现代汉语中体现分析型的致使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类，它们分别是词汇型、形态型以及句法b型。汉语词汇型的致使结构多为与显性轻动词结合构成，例如：（1） a.小李很烦人。b.小李使人烦。“小李很烦人”包含有致使意义如b小句所示，“很”这个词具有多种词性，它可以作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其中作动词使用时，大可归为轻动词使用，正如（1）-a例句那样，与其后面的形容词结合构成致使结构。在现代汉语词汇中，还有其他这样类似的带有致使意义的动词，包括命令、感动、健康、丰富、活跃、纯洁、充实。现代汉语句型中同样有致使结构，例如（2） a. 他老板逼迫得他辞职。b.他老板逼迫得使他辞职。在这种带有“得”的补语句中也存在有致使结构，表达致使的[X + V1 +得+ Y + V2]可变化为[X +使+ Y + V1 +得+ V2]。其中，“得”也可以换成其他的词，比如“使、让、令、叫”，如（3） a. 妈妈早上叫醒了我 b. 妈妈早上把我叫醒了。“叫”在汉语中为一个动词，当它和其他词结合时就会被作为轻动词使用，而在（3）-a中可用于致使结构。
3 英语综合型致使结构
英语的词汇中包含有许多带有致使含义的动词，最典型就属致使动词（causative verb），包括“have、make、let”等词，常见的致使结构有（4） He makes me happy. （5） Mom let me get up. （6） My boss has me copy the materials. 除此以外，英语中有的动词本身就具有致使含义，如前面提到过的“fish”，其他的还包括“open、bore、happen、disappear、volunteer、step down”等。如例句（7） I volunteered Mary to help him. （8） They decided to step down the board of chairperson. 在（7）中，“volunteer”含有致使意义，“我使玛丽自愿帮助他”，（8）中“我们决定使/让董事会主席下台”。这些自带使动意义的词从词库中就已经与致使轻动词结合为一个词，因此在词汇句法结构中不需要使用致使动词（如“have、make、let”）来帮助其构成致使结构。在英语与汉语致使结构对比中，两种语言并非没有出现过交叉现象，古代汉语中有很多词与现代英语一样，呈现出综合型的语言特点，如之前提到过的“渔”和“fish”。如今，在现代汉语呈现高度分析性的特点下，现代汉语似乎出现了古汉语综合型语言的复苏迹象。在口语中，许多年轻人常说“我一会儿Call你”或者“我回去电话你”，“电话”本是一个名词，但在这却活用为动词，其结构应为“LV + N”，轻动词“打”已经被彻底虚化带有强烈的Tense Feature，使得“打”和“电话”已经融为一个带有“打电话”含义的动词“电话”。但是，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并非被频繁使用，但也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我们只能从这些语言现象中可窥探语言的演化变迁，发现古汉语综合型语言特点的复苏迹象。由此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词能虚化为隐性轻动词与其他词结合为一个词，而有的词只能虚化为显性轻动词，这种虚化程度到底是如何界定的？
4 总结
轻动词的虚化程度可归结于一个“派生时机参数”的概念，即语言的差异可以取决于既定语法规则在操作时机上的差别。一般来说，合并的时机越早，其综合性越高，时机越晚，其分析性越高。英语的词在词库里就与其轻动词结合为一个词，所以其综合性很强，而汉语的词是在句法层面与其他轻动词结合，所以其分析性很强。这些轻动词原本都是由动词虚化而来，因不同语言中语法化程度不同，所以虚词的依赖性（Tense Feature）强弱也就不同，而这点同样归因于派生时机参数概念。如今，现代汉语中逐渐出现古汉语综合性的复苏迹象，这也反映出语言遵循一种循环模式，即综合到分析又到综合，但是因为其刚起步不久，其综合性尚不及古汉语和英语，至于是否向综合性完全发展，这不能只看语言本身，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社会或其他外在因素。
参考文献：
[1] 黄正德，柳娜. 2014. 新兴非典型被动式“被XX”的句法与语义结构[J]. 语言科学（5）： 449-463.
[2] 韩景泉，徐晓琼. 2016. 英语不及物性施事动词的致使用法[J]. 外语教学（4）：6-10.
[3] 申惠仁. 2012. 浅谈现代汉语致使结构[J]. 语言本体研究（11）：75-77.
[4] 向健雄. 2007. 汉语使役结构及使役动词分析[J]. 重庆大学：20-35.
作者简介：唐诗吟（1993.01-），女，贵州都匀人，汉族，硕士，学生，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