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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荀子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取诸子百家之精华，其中“性恶论”是荀子整个哲学体系得以建构的根基，也是荀子在儒家人性论史上的独特之处，他指出人生来就有贪利、嫉妒和耳目声色之欲望，如果放纵人的性情要求而不加以节制和教化引导，就会引起社会混乱，为了制止混乱、争夺，就要靠师法、圣王教化，靠“伪”来改变人性之恶，要化性而起伪。荀子的“性恶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思想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荀子;性恶;化性起伪
一、“性恶论“思想产生的背景
从时代背景来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大转型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急剧地变化发展着，即使与春秋时期相比，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政治上，各国国君想的都是如何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在社会上兼并战争不仅威胁到百姓的生命安全，而且造成传统礼乐文明的断裂。从《孟子 离娄下》中“争地以战，杀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记述，应是孟子对战国时期“兼并”战争剧烈程度的切身感受，可以说明此时的战争已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
面对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道、墨、法等学派的崛起，儒家思想面临着极大挑战。而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以仁心行仁政”的思想并不受统治者的欢迎，被统治者认为是迂阔之言。为发展儒家学说，实现儒家理想，儒家自身的理论前提和关于道德培养与仁政的学说必须加以修正才能更加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否则，儒家学说在战国时代就不能生存下去，更别提繁荣了。荀子自觉地承担了发展儒家学说这一历史使命，建立了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礼法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
二、“性恶论”思想的内容
（一）荀子认为人天生就有恶的本质
荀子的《性恶》篇中，“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的阐述正有此意。对于幼童而言，在尚未产生明确的自主意识之时，所有人都一样，无论将来成为圣人还是恶人，追求欲望的满足都是镌刻于人本性之中的东西，而善恶则是人后天选择的结果，这就契合了荀子“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的观念。对于幼童而言，“恶”仿佛是一种普遍的天性，寄居于稚嫩的身体之中。人并非生来就明事理，只有逐渐成长，具有一定知识和能力后，才能够知礼义、行善举。人的出生其实就代表了欲望的产生，人的生存持续不断地要求其他人、事物、资源的牺牲，这也许就是“性恶”的本源。
（二）荀子注重“化性起伪”
正因为“性恶”是普遍的、没有特例的，不会因人而改变，故此，为了防止社会崩溃的“恶”景出现，圣人通过制定“礼义之统”，帮助君子完成“化性起伪”的迁善过程。
实质上说，荀子所谓性伪之分，也就是善恶之分。善出于伪，恶出于性。人自然而生就的本性，是不能改变，是不可学的;但伪则是人们通过努力修为和学习而能够成就的善。荀子认为，正是由于人的本性是恶的，人才想要为善。那么，究竟何为“恶”与“善”呢？ 荀子认为，所谓“恶”和“善”，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偏险悖乱”和“正理平治”：“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荀子最终所强调的则是“圣人化性而起伪”，即由圣人或先王创制“礼义法度”，对人自然本性的恶加以规范和节制，来矫治和转化人的自然本性，以成就善。
圣人首先“化性起伪”摆脱自身的动物性，实现自身的突变与完善;然后颁布“礼义”制度以导助士人君子完善个性道德。“学习”即是士君子向圣人无限接近的道德升华过程，也是不断克制自然性使之服从社会性的过程，“而‘礼’的文化意义正是通过习惯、习俗、礼仪活动来组织社会并把人社会化”。对于士人君子而言，其学礼过程中有四项因素不可或缺：第一，君主是礼义法度的主持者和推行者，“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 （《富国》），君主通过“上好羞则民闇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大略》）的垂范作用引导人们归于礼治，同时尚贤使能任用儒术君子，确保礼义法度的顺利推行，如此“则天下大而富，使而功”（《富国》）。第二，师长是礼仪法度的传授者和解释者。由于师长是“所以正礼”（《修身》）者，故若“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性恶》）。第三，朋友和外界环境对个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主张谨慎取友，因为“是我而当者，吾友也”（《修身》），若“得良友而友之”，则“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性恶》）;另一方面，外界环境的作用亦不可小视，“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勸学》）。第四，个人通过意志坚定的不懈积累，就会不断领会和掌握“圣人之礼”，有可能成为圣人，“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荀子在文中描述了圣人的产生过程：“ 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性恶》）
三、结语
荀子的性恶论从提出“性恶”“善伪”的观点开始，表达出了对人天性欲望的理解，提出了对礼义法度的要求，其目的并不是争论善恶是非，重点是对“明礼义”、维持社会秩序的呼吁。荀子思想即使受到时代的局限，仍然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具有揭示社会现实、启发社会生活的新价值。
参考文献
[1]许冰杨.论荀子的人性论思想[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5）：75-77.
[2]李哲贤.论荀子性恶说之意义与定位[J].邯郸学院学报，2012，22（04）：42-49.
[3]周进先编著 荀况原著《荀子全本注解》中国文史出版社
[4]魏衍华.儒学与战国时期社会互动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4（03）：81-84+90.
[5]王楷不学不成：工夫论视角下的荀子知识观[J].社会科学，2017（9）：128
[6]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7]吴乃恭 1988《荀子性恶论新议》，《孔子研究》第 4 期
[8]陈昭瑛.荀子的性恶说：性之恶及其克服[J].临沂大学学报，2016，38（04）：17-29.
[9]高信奎. 荀子人性论思想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8.
[10]张祥丽.荀子性恶论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02）：28-32.
关键词：荀子;性恶;化性起伪
一、“性恶论“思想产生的背景
从时代背景来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大转型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急剧地变化发展着，即使与春秋时期相比，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政治上，各国国君想的都是如何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在社会上兼并战争不仅威胁到百姓的生命安全，而且造成传统礼乐文明的断裂。从《孟子 离娄下》中“争地以战，杀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记述，应是孟子对战国时期“兼并”战争剧烈程度的切身感受，可以说明此时的战争已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
面对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道、墨、法等学派的崛起，儒家思想面临着极大挑战。而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以仁心行仁政”的思想并不受统治者的欢迎，被统治者认为是迂阔之言。为发展儒家学说，实现儒家理想，儒家自身的理论前提和关于道德培养与仁政的学说必须加以修正才能更加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否则，儒家学说在战国时代就不能生存下去，更别提繁荣了。荀子自觉地承担了发展儒家学说这一历史使命，建立了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礼法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
二、“性恶论”思想的内容
（一）荀子认为人天生就有恶的本质
荀子的《性恶》篇中，“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的阐述正有此意。对于幼童而言，在尚未产生明确的自主意识之时，所有人都一样，无论将来成为圣人还是恶人，追求欲望的满足都是镌刻于人本性之中的东西，而善恶则是人后天选择的结果，这就契合了荀子“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的观念。对于幼童而言，“恶”仿佛是一种普遍的天性，寄居于稚嫩的身体之中。人并非生来就明事理，只有逐渐成长，具有一定知识和能力后，才能够知礼义、行善举。人的出生其实就代表了欲望的产生，人的生存持续不断地要求其他人、事物、资源的牺牲，这也许就是“性恶”的本源。
（二）荀子注重“化性起伪”
正因为“性恶”是普遍的、没有特例的，不会因人而改变，故此，为了防止社会崩溃的“恶”景出现，圣人通过制定“礼义之统”，帮助君子完成“化性起伪”的迁善过程。
实质上说，荀子所谓性伪之分，也就是善恶之分。善出于伪，恶出于性。人自然而生就的本性，是不能改变，是不可学的;但伪则是人们通过努力修为和学习而能够成就的善。荀子认为，正是由于人的本性是恶的，人才想要为善。那么，究竟何为“恶”与“善”呢？ 荀子认为，所谓“恶”和“善”，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偏险悖乱”和“正理平治”：“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荀子最终所强调的则是“圣人化性而起伪”，即由圣人或先王创制“礼义法度”，对人自然本性的恶加以规范和节制，来矫治和转化人的自然本性，以成就善。
圣人首先“化性起伪”摆脱自身的动物性，实现自身的突变与完善;然后颁布“礼义”制度以导助士人君子完善个性道德。“学习”即是士君子向圣人无限接近的道德升华过程，也是不断克制自然性使之服从社会性的过程，“而‘礼’的文化意义正是通过习惯、习俗、礼仪活动来组织社会并把人社会化”。对于士人君子而言，其学礼过程中有四项因素不可或缺：第一，君主是礼义法度的主持者和推行者，“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 （《富国》），君主通过“上好羞则民闇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大略》）的垂范作用引导人们归于礼治，同时尚贤使能任用儒术君子，确保礼义法度的顺利推行，如此“则天下大而富，使而功”（《富国》）。第二，师长是礼仪法度的传授者和解释者。由于师长是“所以正礼”（《修身》）者，故若“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性恶》）。第三，朋友和外界环境对个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主张谨慎取友，因为“是我而当者，吾友也”（《修身》），若“得良友而友之”，则“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性恶》）;另一方面，外界环境的作用亦不可小视，“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勸学》）。第四，个人通过意志坚定的不懈积累，就会不断领会和掌握“圣人之礼”，有可能成为圣人，“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荀子在文中描述了圣人的产生过程：“ 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性恶》）
三、结语
荀子的性恶论从提出“性恶”“善伪”的观点开始，表达出了对人天性欲望的理解，提出了对礼义法度的要求，其目的并不是争论善恶是非，重点是对“明礼义”、维持社会秩序的呼吁。荀子思想即使受到时代的局限，仍然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具有揭示社会现实、启发社会生活的新价值。
参考文献
[1]许冰杨.论荀子的人性论思想[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5）：75-77.
[2]李哲贤.论荀子性恶说之意义与定位[J].邯郸学院学报，2012，22（04）：42-49.
[3]周进先编著 荀况原著《荀子全本注解》中国文史出版社
[4]魏衍华.儒学与战国时期社会互动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4（03）：81-84+90.
[5]王楷不学不成：工夫论视角下的荀子知识观[J].社会科学，2017（9）：128
[6]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7]吴乃恭 1988《荀子性恶论新议》，《孔子研究》第 4 期
[8]陈昭瑛.荀子的性恶说：性之恶及其克服[J].临沂大学学报，2016，38（04）：17-29.
[9]高信奎. 荀子人性论思想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8.
[10]张祥丽.荀子性恶论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02）：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