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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环境质量总体一般”、“近岸海域水质一般”、“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不容乐观”……6月5日，环保部发布《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报统计数据“实在”地表达着我国环境愈加恶化的事实。
在全民“向污染宣战”之时，政府、学界、行业将更多地目光投向了“环境与经济”这一长久无法调和的关系。不可否认，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影响已成为经济走势分析框架中的重要一项。
从GDP、CPI和财政赤字等宏观经济数据，到能源、钢铁、房地产、农业等经济支柱，再到天然气、水资源价格等财税政策改革，环境因素正悄无声息地深入中国经济脉络。
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世秋曾对2013年1月受到雾霾影响的20个省市相关资料进行统计评估。结果显示，当年1月的4次雾霾造成交通和健康直接经济损失约为230亿元。其中，民航航班延误直接经济损失为2.7亿元，雾霾事件导致的急/门诊疾病成本达226亿元。
面对环境与发展的困局，如何选择有效的环境治理路径和方式？如何厘清环境与经济的关系？
6月24日，张世秋接受了《民生周刊》记者的采访。“政府已经意识到环境的破坏给社会稳定带来了震动。而且，继续依赖污染型企业，中国无法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环境友好型企业也是未来企业生存的根本。”
她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为代价的。根据世界银行以及国内专家的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环境损失大约为当年GDP 的3%-7%，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值还要更大一些。
民生周刊：人们一直担心保护环境势必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您怎么看？
张世秋：环境问题牵涉到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而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好与坏。这需要跳出大家固有的思路，换一种角度去思考。
首先，从短期和长期来看。这代人的发展是受益于横跨几个代际的自然禀赋和天然条件。如果为了保障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后代就要为我们今天的行为买单。从代际发展伦理来考虑，不影响下代发展的基础应是我们的底线。
其次，从个体和整体来看。个体上，部分地方和企业，由于保护环境限制会影响到本地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企业污染控制成本或生产成本。但因为企业排污控制得好，社会整体减少了治理污染的公共支出，而且公众的身体健康也得到了保障。
第三，这是一个把环境保护看做收益还是成本的问题。经济学上，环境是一个公共品，是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生存、生产的资源，是代际繁衍的自然环境支撑。现在，环境是“财产”的概念越来越强化，环境作为财产会随着时间而增值。所以，保护环境是一种对自然资本的投资，而不是人们普遍理解中的成本。
比如，污染企业对排污进行有效处理意味着支出的增加，但对公共利益来说，环境质量提高了，社会环境的资产是增值的。
事实上，如果把环境置于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和伦理中，环境和经济之间并不能说是一个永久的矛盾体。
民生周刊：基于保护环境与民生保障，您认为在制定相关政策过程中，需要如何平衡？
张世秋：在应对环境问题的决策上要找准着力点。环境问题是一个社会利益冲突、调配的问题，是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冲突，是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冲突。所以，它的解决和整个机制、利益调整政策的制定是分不开的。
我们应该深入讨论谁在经济增长中获益了，谁从环境破坏当中受损了。政府对不同利益群体所受到的影响情况进行的研究和讨论，有助于对社会紧张焦灼的利益冲突关系的认识和解决。当经济发展不得不以环境损坏为代价时，获益方应补偿利益受损的一方。
比如，很多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敏感和脆弱的地区，他们是我国环境的“守门人”。因为保护环境，生态脆弱地区被限制发展，它需要大量的外部援助。
而我国大部分公共政策是基于“先污染后治理”设计的，缺少对生态守护者的补偿政策。我建议，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把部分利益分配给这里的民众，使生态脆弱区的老百姓不以破坏环境资源来换取自己的收入增长。
民生周刊：面对环境危机，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
张世秋：政府必须采取的政策方向是“绿色善治”。所谓“绿色善治”有三大核心，即政府受民众委托监管环境，就有责任保障民众生活质量；政府须赋权于民，保障民众提出不满和要求改善环境的权利；政府须更加善用市场信号来促进环境治理。此外，政府也必须公开信息，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等公共事务。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少有的，大家会达成共识去思考的问题，而绿色善治能够增进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政府把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纳入政策体系和管理框架，可以解决政府监督能力不足的问题，也能降低政府的环境监管成本。
民生周刊：对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有哪些地方在做有益探索？
张世秋：贵州省的凤冈县是一个“后发展”地区。凤冈地区很贫困，但在发展之初，它没有选择以自然环境的破坏来换取经济增长。从1999年开始，凤冈选择走生产无污染、高附加值农作物的道路，现在它已经是有机茶叶之乡。
凤冈是一个先保护环境后收益的案例。但这样的案例是否可复制，又是另一个命题。凤冈的发展具有很多机缘巧合性因素，比如他们几任的县领导都坚持了绿色经济的道路，而没有为GDP半途而废。
贵州还有一些地区，退耕还林做得很好，关键在于将原来的农业人口转变为生产环境服务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对于更多城市发展来说，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我建议应走自己“特定的资源禀赋路线”。
民生周刊：经济发展中，企业是最重要的主体，您对未来企业的发展有何建议？
张世秋：除了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推动企业外，每一个消费者对企业的行为是有影响的。假如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不去购买那些污染企业的产品，那么消费市场就会对环境友好企业的发展产生推动。
当然，要形成“绿色制造”的规模聚集，就要“有舍有得”。具体来说，就要严格环境准入标准，严格执法监督。以往，许多地区虽然做到了“高准入标准”，但是环境执法力度不够，致使“高标准”失去了意义。久而久之，一些低品质的污染企业就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所以，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使那些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优胜者。
在全民“向污染宣战”之时，政府、学界、行业将更多地目光投向了“环境与经济”这一长久无法调和的关系。不可否认，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影响已成为经济走势分析框架中的重要一项。
从GDP、CPI和财政赤字等宏观经济数据，到能源、钢铁、房地产、农业等经济支柱，再到天然气、水资源价格等财税政策改革，环境因素正悄无声息地深入中国经济脉络。
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世秋曾对2013年1月受到雾霾影响的20个省市相关资料进行统计评估。结果显示，当年1月的4次雾霾造成交通和健康直接经济损失约为230亿元。其中，民航航班延误直接经济损失为2.7亿元，雾霾事件导致的急/门诊疾病成本达226亿元。
面对环境与发展的困局，如何选择有效的环境治理路径和方式？如何厘清环境与经济的关系？
6月24日，张世秋接受了《民生周刊》记者的采访。“政府已经意识到环境的破坏给社会稳定带来了震动。而且，继续依赖污染型企业，中国无法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环境友好型企业也是未来企业生存的根本。”
她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为代价的。根据世界银行以及国内专家的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环境损失大约为当年GDP 的3%-7%，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值还要更大一些。
民生周刊：人们一直担心保护环境势必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您怎么看？
张世秋：环境问题牵涉到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而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好与坏。这需要跳出大家固有的思路，换一种角度去思考。
首先，从短期和长期来看。这代人的发展是受益于横跨几个代际的自然禀赋和天然条件。如果为了保障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后代就要为我们今天的行为买单。从代际发展伦理来考虑，不影响下代发展的基础应是我们的底线。
其次，从个体和整体来看。个体上，部分地方和企业，由于保护环境限制会影响到本地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企业污染控制成本或生产成本。但因为企业排污控制得好，社会整体减少了治理污染的公共支出，而且公众的身体健康也得到了保障。
第三，这是一个把环境保护看做收益还是成本的问题。经济学上，环境是一个公共品，是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生存、生产的资源，是代际繁衍的自然环境支撑。现在，环境是“财产”的概念越来越强化，环境作为财产会随着时间而增值。所以，保护环境是一种对自然资本的投资，而不是人们普遍理解中的成本。
比如，污染企业对排污进行有效处理意味着支出的增加，但对公共利益来说，环境质量提高了，社会环境的资产是增值的。
事实上，如果把环境置于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和伦理中，环境和经济之间并不能说是一个永久的矛盾体。
民生周刊：基于保护环境与民生保障，您认为在制定相关政策过程中，需要如何平衡？
张世秋：在应对环境问题的决策上要找准着力点。环境问题是一个社会利益冲突、调配的问题，是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冲突，是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冲突。所以，它的解决和整个机制、利益调整政策的制定是分不开的。
我们应该深入讨论谁在经济增长中获益了，谁从环境破坏当中受损了。政府对不同利益群体所受到的影响情况进行的研究和讨论，有助于对社会紧张焦灼的利益冲突关系的认识和解决。当经济发展不得不以环境损坏为代价时，获益方应补偿利益受损的一方。
比如，很多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敏感和脆弱的地区，他们是我国环境的“守门人”。因为保护环境，生态脆弱地区被限制发展，它需要大量的外部援助。
而我国大部分公共政策是基于“先污染后治理”设计的，缺少对生态守护者的补偿政策。我建议，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把部分利益分配给这里的民众，使生态脆弱区的老百姓不以破坏环境资源来换取自己的收入增长。
民生周刊：面对环境危机，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
张世秋：政府必须采取的政策方向是“绿色善治”。所谓“绿色善治”有三大核心，即政府受民众委托监管环境，就有责任保障民众生活质量；政府须赋权于民，保障民众提出不满和要求改善环境的权利；政府须更加善用市场信号来促进环境治理。此外，政府也必须公开信息，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等公共事务。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少有的，大家会达成共识去思考的问题，而绿色善治能够增进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政府把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纳入政策体系和管理框架，可以解决政府监督能力不足的问题，也能降低政府的环境监管成本。
民生周刊：对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有哪些地方在做有益探索？
张世秋：贵州省的凤冈县是一个“后发展”地区。凤冈地区很贫困，但在发展之初，它没有选择以自然环境的破坏来换取经济增长。从1999年开始，凤冈选择走生产无污染、高附加值农作物的道路，现在它已经是有机茶叶之乡。
凤冈是一个先保护环境后收益的案例。但这样的案例是否可复制，又是另一个命题。凤冈的发展具有很多机缘巧合性因素，比如他们几任的县领导都坚持了绿色经济的道路，而没有为GDP半途而废。
贵州还有一些地区，退耕还林做得很好，关键在于将原来的农业人口转变为生产环境服务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对于更多城市发展来说，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我建议应走自己“特定的资源禀赋路线”。
民生周刊：经济发展中，企业是最重要的主体，您对未来企业的发展有何建议？
张世秋：除了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推动企业外，每一个消费者对企业的行为是有影响的。假如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不去购买那些污染企业的产品，那么消费市场就会对环境友好企业的发展产生推动。
当然，要形成“绿色制造”的规模聚集，就要“有舍有得”。具体来说，就要严格环境准入标准，严格执法监督。以往，许多地区虽然做到了“高准入标准”，但是环境执法力度不够，致使“高标准”失去了意义。久而久之，一些低品质的污染企业就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所以，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使那些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优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