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通（通州）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创建我党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装。在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陈毅、粟裕等的领导下，这支海上抗日武装力量，在苏中的黄海之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海上抗日英雄传奇。
　　“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支土海军”
　　1940年10月下旬，新四军第三纵队陶勇司令、刘先胜政委，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命令东进如东。如东地处黄海之滨，历来为抗倭要塞、海盗犯乱之地。陈毅总指挥随东进先头部队沿途考察，进驻海滨古镇掘港后，凭着他的战略眼光，对陶勇说：“掘港这地方很重要，是苏北的钥匙。控制住它，对我军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根据陈毅指示，陶勇有了“让旱鸭子改变成水上蛟龙”的构想，计划创办海防部队，遂于1940年年底向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粟裕请示，要求建立海防团。对于这一扩展新四军职能的动议，陈毅、粟裕、叶飞等党政军地领导，都非常重视而且取得一致意见。1941年年初，粟裕对陶勇的申请作出批复：完全赞同，拟拨200名战士当海防团的第一批水兵。从此，便开启了创建和发展海上抗日武装的征程。
　　1941年3月3日，陶勇、刘先胜等在掘港召开紧急会议，通知一师三旅（原三纵）独立团团长朱坚等团领导参加，宣布以独立团留守处200多名战士为基础，改编为新四军海防第一团，任命朱坚为团长。此后，在陶勇主持下收编了当地有名的海盗孫二富（亦称孙二虎）部，后孙由于部下违纪设卡收税、自身受不了新四军军纪约束等原因出走，余部组成了海防中队，由任彪任中队长。
　　1942年年初，日伪军加强了对苏中地区的“清乡”，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方在陆地上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陈毅、粟裕等新四军高层果断决定，在长江口外的黄海上建立新四军的海防武装，扩大回旋余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并把建立海防武装的任务交给了陶勇。陶勇庄重表态：“陈总，你放心吧，只要我陶勇在，黄海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同年11月5日，我军在如东何家灶成立苏中军区海防团，由陶勇兼任团长。粟裕对该团领导说：“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支土海军！”
　　1943年春，陶勇安排周少卿组建水上公安纵队。3月，孙二富率原部下反正回来，陶勇、吉洛（姬鹏飞）到码头迎接表示欢迎，并建议孙二富改名“仲明”，寓意其重见光明。三旅海防中队、水上公安纵队与孙仲明的反正部队“三合一”，成立苏中海防二团，并任命孙为团长，周少卿为副团长。9月，叶飞、季方、陶勇等，按陈毅关于对启东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陆洲舫做些争取工作的吩咐，耐心规劝陆率部弃暗投明，其部被编为海防三团，由陆任团长。
　　以上3团由一师拨进部分陆军战士和武器弹药，均驻如东何家灶。据南京军区政治部编辑的“新四军丛书”《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记载，这3个海防团当时就列入新四军正规编制。
　　1944年8月7日，苏中海防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如东丰利举行海防纵队成立典礼，正式宣布陶勇兼任苏中海防纵队司令，杨进任政委（不久为吉洛），崔德耀为参谋长，孙仲明为副参谋长（不久转正）。
　　对于组建海上抗日武装，粟裕、陶勇等呕心沥血、事必躬亲，办实事、解难题。粟裕特批海防团常年吃大米，并发给每个战士一套御寒棉衣、棉背心，还用缴获的日军汽车内胎做成救生圈送给海防团，并根据潮汛规律编写了口诀，便于战士记忆。陶勇也向海防战士送去自己珍藏的两双高筒胶靴，凡海防部队出色完成出海任务，他与吉洛政委都要亲自到海滩迎接祝捷。
　　日媒惊呼新四军水兵“神出鬼没”
　　粟裕为苏中海上抗日武装制定了三大任务：一是开辟海上交通线，打通浙东到山东的南北交通；二是保护组织渔民下海，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巩固苏中海防；三是保护转移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并负责敌占区与解放区间的交通联络和干部护送。实践证明，苏中海防部队是一支特别听党的话、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部队，是摧不垮的海上抗日武装力量，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打仗，不同于一马平川的陆地。按照兼备陆上功夫和海上本领的要求，苏中海防部队的战士练就了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1944年6～7月间，苏中海防纵队在启东吕四一带乘敌不备，缴获日军运输船2艘，活捉日军9人。10月，海防三团在弶港以南海面上与敌运输船队相遇，击沉敌船两艘，生俘日军11名，延安《解放日报》曾予以报道。
　　1944年12月，海防一团一艘海船从山东运货到苏中，路过笆斗山海面时，发现一条日本救生艇正搁浅在海上，28个日本海军官兵奄奄一息。海防团官兵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将其捕获并优待俘虏，还给他们生火煮饭。日本海军吃饭后恢复了体力，乘夜幕将留守船上的6名海防战士、10名员工统统杀害，夺船而逃。海防二团四连的哨兵听到手榴弹爆炸声，立即汇报，海防二团指导员陈尔胜带队立即奔赴前方。敌人在仓皇夺路中再度搁浅，在我军的攻击下，1名日本海军投降，其余有的中弹死亡，有的放火烧船自杀。
　　1942年冬的一天，海防团船只遭到暴风的袭击，被狂风刮散到海上，日伪船见状蠢蠢欲动。在这生死关头，战士们依然身背武器弹药，抱着船板，在海上斗风搏浪，与日伪周旋，最后平安而归。1944年7月，海防纵队三团一部在长江口遇到化装后躲在民船里的日军，陆建平（团长陆洲舫之子）指挥战斗时，被日军击中阵亡，石孝礼连长带领全体战士冲上敌船与敌肉搏，直至全部壮烈牺牲。
　　抗战时期，日军为了剿灭抗日有生力量，在陆地上设有大量的炮楼、篱笆、检问所，使我方行不了、走不通。日军的武装封锁，给我抗日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此，苏中抗日武装千方百计开辟了海上交通线。面对敌伪的加紧扫荡，我军实行坚壁清野，将兵工厂、野战医院、药库、印钞厂、印刷厂等后勤机关的物资全部上船，转移到海上，海防纵队护送船队在海上航行了六七天，终于到达盐阜地区的废黄河口。1942年至1945年间，在上海地下党掩护下和码头工人配合下，海防团共装卸军工材料、机械设备、医药通讯器材等敌人禁运物资80余船，近2400吨。
　　除了运送物资，海防纵队还护送南来北往的干部、知识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百余名，有的北上延安，有的南下敌占区上海。
　　海上抗日武装的海船犹如流动的国土，是海上抗日军民避难的方舟，是新四军建在海上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江淮银行印刷江淮币，因日军大规模扫荡，转移到海上印刷。1943年，江淮银行员工带了一部分轻型脚踏圆盘印刷机，从苏北阜宁转移到苏中四分区，在如东掘港与财经部部长、江淮银行行长朱毅会合，后去如东何家灶登船下海，在弶港、笆斗山、苦水洋、川东闸等几百里的黄海海面上，照常印制江淮币。
　　在反“清乡”斗争的艰苦岁月里，通州、如皋、海门、启东地区由于新四军在陆上和海上建立了抗日武装根据地，黄海成为苏中的可靠后方，成功牵制了敌方力量。日本《朝日新闻》也惊呼：“从连云港到上海的海面上，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在活动，神出鬼没。”
　　苏中海防部队为何能屡战屡胜
　　发挥党的核心作用，支部建到基层。一师三旅海防团建立后，任命刘光汉为政治部主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后来组建的海防部队，都配备了政工干部从事党的工作。每一个新的部队或行政领导机构成立时，都同时成立党的领导机构，作为决策机关和领导核心。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海防部队组建初期，海防团缺少水兵，尤其是缺乏能带出水上功夫的“船老大”，陶勇、刘先胜便想起刚抓来又放走、人称“活海图”“海上虎”的孙二富，同时也了解到孙的本质和为人。虽然他被逼为盗，但良心未泯，有一些民族气节和江湖义气，干过一些为民除霸、劫富济贫的事。经陶勇亲自做工作，终于实现对孙的收编。
　　机动灵活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同时，在武装斗争中，海防团坚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