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奶小三反腐，捷报接二连三。据说最近原配夫人也加入了反腐的队伍，原来“家中失窃、日记丢失、二奶翻脸”三利器，加上最近“网络反腐”、“艳照反腐”等，反腐力量已蔚为大观。其实在这些手段中，只有一个关键字：色。以“色”为蛛丝马迹，寻找贪官污吏，总能得逞。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一是这些官员有太多工资之外的收入，可以买别墅，可以置“别妇”，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其二，这些官员有太多的自由支配时间，组织不监督，老婆管不了，有的不仅仅是金屋藏娇，而是“携二扶三”，出入社交场合，炫耀于哥们儿面前，甚至在旅游胜地合影留念；其三，我们选拔官员时太不注重人品，对他们的私生活更是置若罔闻。可以想见，社会对官员的监管疏懈到什么程度了。
　　这一点，即使是古代封建社会，也比现在做得好。虽然那时有很多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交通和通讯不发达，但对官员的监控还是很到位的。汉武帝时，全国分十三个部（州），相当于现在的省（市），每部都设一个刺史。刺史的工资只有六百石，远低于郡守（省级干部），虽然不能直接干预政事，但对两千石干部有纠察大权。没有连篇累牍的红头文件，所依据的法律就是简单的“六条问事”：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谕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
　　违上不行，祸害百姓不行，选拔干部不公正不行，管不好亲属不行，官商勾结不行，受贿不行，更别说是包二奶了。许多人以为，那时是一夫多妻，想要几个就要几个，只要养得起就行，其实并非那样。古人强调：“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夫妇之道，不仅要合礼，还要合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是人们自古以来的共同理想。与今天有很大区别的是，社会道德和法律对违反夫妻之道的人持鲜明反对态度。《诗经》中就有“不思旧姻，求尔新特”的句子，汉代注家就对婚外情多持斥责态度。法律的惩罚更是严苛。“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宫刑，孔融达解释得很清楚，“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司马迁因言获罪，被处以宫刑，他感到万分屈辱。正是因为宫刑本是惩罚乱搞男女关系之人的刑罚，所以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古代法律上更是明文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不但惩罚男方，女方也减一等徒刑。若男方欺骗女方重婚，男方判一年半徒刑，女方不追究，而且要强制离异（《唐律》）。除非妻子违反了“七去”规定一条，才有理由离异。这七条理由分别是，不孝顺父母、无子、淫僻、嫉妒、恶疾、多口舌和盗窃。虽然这七条不免有歧视妇女的内容，但至少说明，离弃也要正当理由的。丈夫对妻子有“三不去”，即三种情况不能遗弃：妻曾经为公婆持三年之丧，不能出；娶时男方贫贱，后来富贵，不能出；娘家已经无人，不能出。丈夫违反任何一条，都要“杖一百，追还合”。
　　也许有人会问：古代不是还有妾吗？虽然历代对此管理有严有疏，但总的特点是一是公开的，便于管理；二是有规定的，并非小说中那样“大红灯笼高高挂”。汉代史学家蔡邕说，在汉代如果是平民百姓，一个小老婆也是不准娶的，“庶人一夫一妇”。纳妾的制度在民国以后被禁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禁绝。平民如此，官员更应该严格要求遵守法律。如果连官员都管不了，何谈治国？
　　“遥想公瑾当年”“多情应笑我”。其实反腐并不需要很多“利器”，也不需要太多名堂，更不需要练葵花宝典，要自宫净身，只要做到正常的社会、正常的运作、正常的监督就可以了。如果非要有一个特殊阶层，那再反也是无济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