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家庭”与“家庭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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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狂飙中的“废除家庭”论
  近代以来,我们看到的革命狂飙,每每以家庭作为打击对象。在太平天国的起义队伍里,实行的是“男营”、“女营”制度——起义队伍中的男子编入男营,女子编入女营,男女隔离,实行严格的军事禁欲主义。谁要是私下和妻妾过夜,私自会见父母亲属,轻则罚罪,重则杀头,没人敢奢望法外施恩。洪秀全曾特颁诏旨,凡触犯天条的,“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绝不宽赦”,“所有不遵天令,夫妇私行团聚者,无不被天父指出,奉行天法,重究在案”。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进一步把这种军队中的禁欲主义推到民间,南京城里几十万市民分成“男馆”、“女馆”,禁止相互出入。普通老百姓若要探望父母或夫妻相会,只能在营门口约见。一问一答,要求相距数尺,声音响亮,显然不能传达任何私密。
  这一套隔绝亲情的制度实在有违人伦,于是从上到下,不时有官兵冲破严刑峻法,私下和亲人相会。天国高层对付这些斗胆私会的官兵,一律大刑伺候,毫不留情。有探望儿子的母亲被巡哨士兵发现,母子分别戴枷示众;夫妻私自同宿,双双判以处死。这一套法规制裁,甚至连天朝高层的至亲也不能幸免。西王萧朝贵之父在进军长沙途中,偷偷将老婆(即萧朝贵的母亲)招来同居,萧朝贵知道后,不得不将父母判罪杀头。他的理由是:“父母苟合,是犯天条,不遵天令者,不足为父母也。”这些事情,现在听起来不由得让人觉得惨绝人寰。我们以前的“农民革命史观”中,只介绍太平天国如何破除旧的封建家庭制度,把毫无人性的教条当作革命壮举来颂扬,其实,太平天国时代以革命的名义对家庭、对妇女的肆意侵害,那才是亘古未有。
  戊戌变法期间,一班新派人士推动维新变革,在政治改良、家庭观念等方面都有推陈出新的言说。“维新派”对于追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废除纳妾缠足等陋习起过积极作用,但其中也有惊世骇俗的过激主张。比如,康有为就曾标榜他的社会理想是废除家庭,他认为私有财产乃“万恶之源”,有家必有私,人各私其家,哪里能天下为公?全世界都没有家,世界大同就实现了。康梁的这些主张,虽没有在社会上强制推行,但作为“思想解放”的成果,对后世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在猛烈批判三纲五常,主张结婚、离婚自由,推动家庭变迁方面功不可没,但在革命的风潮中,对于家庭的声讨也甚嚣尘上。“家庭为万恶之首”、“革命先革家庭命”,都是当时的响亮口号。相应地,连带祖宗崇拜也受到猛烈抨击,祖宗也成了革命对象。当时的舆论总结出祖宗迷信的种种罪恶,结论是既然祖宗罪大恶极,不肯与之决裂,不是至愚就是自私。其中的“取消婚姻”一说,直接替代了康有为的主张。取消家庭,设想以馆舍代为男女相聚之所,以公共协会养老等,今人听起来觉得颇为好笑,而当时的论者却是在舆论上大做文章,影响颇深。
  “五四”时期对于家庭和婚姻的抨击,也是论家蜂起,攻势激烈。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毁家说”和“废婚论”。毁家是社会革命的开始,家庭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是当时好多革命先贤的共识。曾有学者公开发难,认为“人类根本的解放非无家庭不可,因为家庭确是人类自由绝大的障碍物。家庭存在一天,无论男女,决不能得真正的自由”,社会革命必须从解除夫妻制度开始,把数千年的婚姻制度“一朝废除”。极端的革命者主张建立无官吏、无家长、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的社会,以废婚姻、废族姓为手段,想象以此建立“公共社会”,走向世界大同。一些革命家以废除数千年的婚姻制度为社会革命的最强音,不光是嘴上呼吁,还从我做起,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如主张废婚废家族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有次吴稚晖给他的信中称他“刘师复”,刘回信认真更正,郑重声明自己已无姓氏:“幸勿再如前名字上冠以旧姓,尤为幸甚。”“五四”时代,这样的狂飙突进,呈一时之新。
  早期的中共活动家,在“五四”时代抨击家庭制度同样是激烈的。李大钊痛斥家族制度为万恶之源。展望未来,他也认为“家族崩解的气运必然不远了”。陈独秀、吴虞主张“非孝论”,以个性解放反对家族专制,我们后来历次运动中的家人斗争,强化的就是非孝论的消极一面。至于“文革”时代,那是砸毁家庭毁弃亲情的高潮时代。“亲不亲,阶级分”,一切以派划线,一个家里的两派视若寇仇。不时有父子母子间互相揭发,夫妻将枕边絮语报告组织的行动。即使面对亲人,也是人人自危,固设防范之心,演绎了人伦人道崩溃的悲剧,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历数种种,革命一旦殃及无辜,家庭大抵成为池鱼。革命走向极端,家庭每每成为靶子。追溯历史渊源,总有一种东西,一脉相承。
  小平说,“家庭是个好东西”
  1950年代初期我年纪尚小,全国上下都在声讨美蒋,身边有大哥哥在大会上发誓:“台湾不解放不结婚!”我似懂非懂,也听得豪情满怀。1958年“大跃进”期间,又有大哥哥发誓:“不建成共产主义不结婚!”我又一次受到鼓舞,热血沸腾——只是不知道这些大哥哥们日后是否言而有信。当然,这类发誓的人不多,倒是“文革”开始,就輪到我采取革命行动了。记得1966年夏,正值“破四旧,立四新”,我们班级的几个同学在一起商议,破什么呢?有同学提议废除姓氏。一霎时,我们全改成了“向东辉”、“向阳辉”等,没有人强制,也没有文件号召。为什么我们这些革命青年一致自发地想到了一起呢?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家庭这个玩意存在了几千年,肯定是最古旧的东东,应在破旧之列——这就是我们的逻辑。不要小看这个逻辑,它之所以有着无比神威,正因为它迎合了近代以来激进反传统主义的价值核心。大凡左翼革命,都是把这种激进革命理念当做真理高扬崇奉的。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踢开家庭闹革命”,“文革”中的极左行动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革命就是要破除传统的伦理秩序。从师长、领导开始,一直进逼到家庭人伦,登峰造极。
  “文革”期间,为了一个所谓革命信念,亲人揭发,夫妻反目的例子,回想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林彪出逃后那几天,党内高度保密,一开始只在高级干部这一层传达。当时的北京军区装甲兵有一位高干,由于够级别,提前听了传达。看着普天下都还在放声歌颂林副主席,他有一种世人皆痴我独醒的得意,他心里包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但是按照传达文件的纪律,他又不能和朋友家人分享这个秘密。他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个有特殊视觉功能的大臣,明明看见了国王长着一双驴子的耳朵,就是不能和任何人说。这个秘密把他折磨得几乎要疯掉,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晚上睡觉他对老婆说,林彪跑了。不料老婆马上翻脸:你敢污蔑林副主席?你这是造谣诬陷!他连忙解释,文件已经传达到我这一级,不久就会向全国传达。老婆根本不信,第二天就把他举报到装甲兵党委。北装司令、政委好气又好笑,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文件还在保密,林彪叛国的消息不能扩散,还是依照造谣污蔑林副主席给了他处分。十多天后,文件传达到全国,老婆追悔莫及。这位高干向装甲兵领导申诉,要求撤销处分。上级答复维持处分不变,因为你违反的是保密纪律,林彪究竟是接班人还是叛国者,与此无关。可怜这位首长,只好把处分终身背下去。至于他的老婆翻脸无情,不及旋踵即遭现世报,当然成为笑话。想一想,却也是深深刺痛人心。
  说了这么多,家庭虽遭到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轰炸,它最终溃散了没有、解体了没有呢?看看周围一个一个父母健在,儿孙绕膝,节假日全民探亲,堵塞全国火车汽车,有事情动辄招呼亲兄弟父子兵,就知道家庭这个东西也实在牢固得很。它虽然屡遭打击轰炸,一旦疾风暴雨过后,它的自我修复能力又是惊人地强大,不但不会毁灭,而且依然在成长发育,长得坚固又自然。
  这里面蕴含多么深刻的道理吗?“我爱我家”,这简直就是人的一种自然属性,人类再发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人的自然属性。此外,家庭还有社会属性。家庭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家庭关系受社会关系制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家庭是维系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人类依靠其繁衍后代,延续种族,家庭成员之间有着生物学上的族群关系,这也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一个小族群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建立起亲密的亲人关系,再正常不过。
  近代屡次号召起事毁家,哪一次废除了家庭?战火熄灭,还得在咱自己轰毁的废墟上,重建这个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看中了家庭的强大功能。连邓小平也不得不由衷赞叹:“家庭是个好东西。”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家庭依然是重要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从更长久的时段看,人伦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由血缘形成的家庭亲属关系,是诸种社会关系体系里一个重要单元,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并发挥作用。这不仅仅是生产分配的需要,血脉形成的亲缘关系,也是精神世界和感情世界的血肉寄托。
  人伦万古不易,就因为这是基本的人性。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文革”对亲情的毁坏,民间时不时有新的痛悔者公开道歉,为自己当年的幼稚可恶悔罪以求饶恕。
  一百多年的声讨家庭、废毁家庭,风暴过后,家庭安然无恙,这只能说明极左的幼稚和荒谬。雨果说:在无比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无比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个道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接受。
  (作者系文史学者、《山西文学》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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