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集体消费理论对于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集体消费品的供给尚存在急需补齐的若干短板：集体消费品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供给双轨制形成的公民社会权不平等以及集体消费权抗争失衡；制度安排和配置方式影响集体消费品配置效率提高；干部考核机制存在偏差以及相关问责机制缺失。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积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性功能，自上而下地推进政绩评价体系改革，保障公民社会权，创新供给方式，加强社会协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
关键词：集体消费品；基本公共服务；消费结构；公民社会权；供给模式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12-0084-07
集体消费品供给以满足人们公共需求为目的，集中体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增长的社会经济使我国摆脱了日用物质产品短缺的困境，城乡居民的消费形态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换，教育、住房、保健、汽车和旅游等大宗消费日益成为居民新的消费热点。然而，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完善和不公平，相当部分民众在具备改善生活质量的实力和愿望的情况下也往往不敢消费。这不仅抑制了社会的整体消费需求，也阻碍了增强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目标实现。为了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研究者不断寻找弥合集体消费品供给与大众需求之间裂隙的良方。
一、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研究的再认识
1.学界对集体消费品研究的四个代表性视角
学界对我国集体消费品的研究主要有四个视角：一是结构的视角。该视角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社会结构和社会容纳、消费断裂和社会分层。例如，运用集体消费理论研究我国的城市空间和城市住房不平等问题①，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不平等问题②，研究农民工的集体消费问题③。二是文化的视角。该视角关注集体消费的国家供给对价值、意识形态和集体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认为集体消费有助于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④；有研究关注近年来电商的爆发式增长对当代消费文化、个人身份认同等提出的新问题⑤。三是社会变迁的视角。该视角关注集体消费模式的变迁、消费模式的去集体化问题。例如，有研究通过对制度变迁中消费不平等状况的历史考察，揭示出消费不平等与国家的一系列集体消费模式的制度转型存在密切相关性。⑥四是政策与运用的视角。该视角关注集体消费的质量和社会整合等问题。例如，有研究将集体消费具体化为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和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等指标，并得出集体消费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⑦还有学者针对社区治理中的集体消费问题进行研究并指出基层政权的核心责任之一就是组织和管理集体消费。⑧
2.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为出发点深化集体消费品宏观供给机制研究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拓展了学界对集体消费的认识，尤其是有些研究特別关注集体消费中“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的问题，巧妙地将事实发现与机制解释联系起来，深化了人们对集体消费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认识。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着总量不足以及质量、效率不高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多重挑战。如前所述，已有研究大都局限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某一方面、领域或过程，或是揭示民生基本需求领域的具体问题，或是探讨集体消费某些要素供给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但是对于我国社会集体消费品总体供给的把握稍显不足，对集体消费品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供给效率等重要衡量尺度的中层议题的探讨仍有待深化。本文以“集体消费理论”为视角，从集体消费品的功能出发，对我国集体消费品供给规模和结构、集体消费中的公民权利、集体消费品供给效率等问题进行研究，着力于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的几个核心关切点串联起来，从供给侧端探讨集体消费的规模、结构和效率问题，以期促进相关经济与社会政策配置的有效性，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效能尽快传导至需求侧。
二、集体消费理论的几个重要节点
1.集体消费品的功能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集体消费品（collective consumption）概念源于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他把消费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前者指那些可在市场上买到或自己提供的，被个人单独占有和消费的产品，比如日常的吃、穿、用的商品；⑨后者指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公共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性质和规模决定了其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⑩与私人消费品一样，集体消费品对于劳动力再生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必要的文化教育设施是具有一定技术和技能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曼纽尔·卡斯特发现，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以后，劳动力再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城市的消费供给，城市的主要功能逐渐由原来的生产和交换转变为消费。
生产集体消费品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量，但其回报周期相对较长且产品利润较低。这些特点决定了私人资本投资集体消费品生产的意愿不强，需要政府承担集体消费品供给的主体责任。由于集体消费品供给直接决定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影响着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2.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
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在卡斯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集体消费与社会分层关系研究的先河。他把影响消费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分类，并将其概括为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即公众消费能力的高低同时受到其参与市场能力高低和享有政府援助多寡两个因素的制约。桑德斯进一步指出，社会分层与不平等不再只是沿着传统的生产地位或市场能力这一单向度展开，政府提供的集体消费品由于对低收入者设置了门槛，所以形成社会排斥，在阶级体系内产生了分化和新的不平等。例如，高速公路属于集体消费品，中产阶级由于买得起汽车可以充分享受高速公路带来的便利，而低收入者由于买不起汽车只能住在距离工作地点较近处从而难有机会享受到高速公路的通行便利。 3.公民社会权、消费公民权与集体消费
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物质生活需要和安全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依赖市场交换及工业化制度，它们具有鼓励竞争和追求效率的特质，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解决物质产品匮乏问题。但是，仅仅依靠市场交换或工业化制度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安全需要。这缘于市场交换及工业化制度难以解决其固有的失业、破产、环境污染和产品质量等方面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往往还会引发或积累一系列社会风险。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借助于社会化制度。
社会化制度最重要的体现是保障公民社会权和消费公民权。公民社会权是指公民有资格享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即公民拥有集体消费品的分享权利。国家或政府有责任通过建立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来履行其提供集体消费品的义务。基于公民社会权确立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能够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其保障和服务的范围，确保分散风险的人口总量最大化，增强公民的安全感和未来预期。而且，关于公民权利和国家政府责任的制度规定也构成了对国家或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如果国家或政府不能履行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职责，公民就可以通过行使政治权利对国家或政府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公民社会权制度虽然解决了国家或政府对公民集体消费品需求的制度响应问题，但是难以防控由市场失灵引发的对劳动力再生产构成风险的环境损害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因此，保障消费公民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即公民有权利要求国家或政府担任消费者的“守夜人”，要求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确保消费者享有安全、知情、选择和反映自己意见的权利，并建立相应的机构对市场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同时，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建立自己的维权组织，监督和约束市场行为，营造生产经营者自律的制度性压力环境。正是公民社会权制度和消费公民权制度的共同作用，开启了福利国家模式和消费者的自主性选择，保障了集体消费的规模和质量，确保了民众的物质生活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满足，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
4.集体消费品供给模式与效率
面对集体消费品供给危机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彼德·桑德斯提出了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支持和加强政府福利部门的发展以增强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将集体消费品供给的社会化模式转变成私人化模式，政府福利供给从实物形式转变为现金形式；让使用集体消费品的选择权最终掌握在个人，尤其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存的弱势群体手中。桑德斯所提方案的目的在于形成有利于穷人的集体消费品供给模式，以此带来更高的效率以及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
上述集体消费理论的观点是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状况提出的，而解决我国集体消费问题必然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我国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由政府财政支出的集团消费模式以及人口高密度居住方式等社会经济现实状况，决定了集体消费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以及与西方城市集体消费的吻合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集体消费理论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如果不能有效发挥政府在集体消费品供给中的主体性职责，无视原集体消费供给制度产生的社会不平等和低效率供给等问题，那么，民众集体消费的后顾之忧就很难得到真正解除，依靠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也将成为无米之炊。同时，由消费不平等引发的社会危害和社会风险也会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形成阻力。
三、当前我国集体消费品供给的短板及其根源
1.集体消费品供给结构与民众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国家对私人消费限制的解除，由市场经济产生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亟待集体消费品的供给补位。但是，由于过度强调市场调节和优先发展，特别是自1997年起我国启动集体消费品供给改革，将医疗、教育、住房等计划经济时期由国家免费或低收费供给的消费项目推向市场，分管上述领域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也被鼓励按市场化或产业化运作的效率逻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及相关产品，这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价格飙升，并且大部分费用由个人支付。例如：由政府全包改为“市场主导”的医疗体制改革导致因病致（返）贫案例不断出现，医患关系持续紧张；教育“產业化”改革导致基础教育投资严重不足，高中以上教育支出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由于没有及时建立完善的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制度，市场化住房制度改革也产生了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居民普遍收入与商品房均价差距悬殊等不良后果。集体消费品市场化改革虽然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节省更多财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但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增加，民众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也大大增加并不得不紧缩当期消费。
虽然自2003年SARS事件后，教育、医疗领域市场化改革的负面偏向开始逐步得到纠正，集体消费品的国家财政支付占比亦逐年提高，但就普通民众的获得感而言，政府为其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依然不足，家庭支付集体消费品的占比依然过高，民众对未来生活的医疗、教育及养老等大宗支出仍充满不确定性。人们获取财富的主要动机不是努力提高当期生活水平，而是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未来作医疗、教育及养老等物质保障准备。
2.集体消费品的供给双轨制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不平等
第一，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公民社会权不平等。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无法享有城镇职工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和补贴。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消费品供给体制仍未摆脱二元排他性户籍管理制度的影响，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与全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2013年，贫困地区行政村有小学的占60.4%，平均每个小学拥有教师16人，为全国的61.2%。贫困地区每千人拥有床位2.33张，为全国的55.6%，劳动力参加非农技术培训的比重只有10.6%。”B11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除了市场的因素外，还缘于财政分配政策将集体消费品供给更多地聚集在大城市和社会中上层，在这个过程中偏远农村地区以及弱势群体的集体消费需求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除此之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性和一些地方官员的贪腐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集体消费品供给双轨制造成的社会不公平。 第二，进城农民工因户籍限制难以享有与城镇职工平等的集体消费权利。进入城镇成为新产业工人而不再是事实上的农民的农民工，由于身份和户籍的限制，不仅在生产中不能与当地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同酬，而且还被排斥在国家或城市的集体消费供给之外。尽管他们对所在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很难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集体消费权利。国家统计局201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B12其中，绝大多数农民工只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能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偏低且各项保险金的转移接续比较困难。除此之外，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权利以及农民工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因户籍限制而很难充分实现，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融入。
第三，单位制带来的公民社会权不平等。虽然“单位”对民众的影响不再如计划经济时期那么清晰可辨，但单位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住房或住房补贴等社会保障和其他补贴资源的提供，使体制内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获得集体消费品保障的条件远远好于体制外的工作人员。例如，在住房消费方面，由实物转向现金补贴的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的对象只针对有稳定工作的群体，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企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水平远高于其他社会从业人员。流动人口和从事底层服务业的群体因缺少工作单位的依托和担保很难得到相应的再分配保障。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统计显示，2015年全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为14549.46亿元。在缴存人数这一科目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企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比例占2015年缴存总额的60.16%。相比之下，2015年城镇私（民）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仅占全年总额的19.5%。B13
经过市场化改革，看似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社会不平等似乎由市场经济而生，但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因从业人员“所有制”身份属性不同而导致个体之间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所有制差异”，已经十分明显。制度性的身份安排将集体消费品供给对象分割为市民与农民、体制内与体制外等多个群体，造成社会成员在享受公民社会权的实践中存在不平等、不公平的情况。集体消费供给的双轨制、结构化、分层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
3.集体消费权抗争的力量失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平
集体消费品供给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而要保持既有的财政规模，在经济平稳或下行压力大的环境下，必然需要政府削减其他方面的支出。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削减开支往往意味着要触动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需要开展平权行动。目前看来，集体消费权的公平、平等实现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对此，城市中产阶级的抗争与弱势群体的失语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从侧面折射出公民集体消费权的不平等及其进一步加剧的趋势。2016年5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显示，计划安排湖北省、江苏省调出生源指标总数分别为4万和3.8万。政府这一旨在推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均衡的教育扶贫举措引起湖北和江苏两省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应，他们聚集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以表达不满和抗议，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必须给出“合理”解释并作出招生指标调整不会影响本省生源录取率的“承诺”。这场抗争看似教育发达地区城市中产阶级公民权利的意识觉醒，实则教育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群体对于公平分配教育资源的阻挠。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则是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民众的沉默和失语。在这件事情中，上述地区城市中产阶层的抗争表明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其消费权利诉求更容易获得事实上的满足；相反，偏远地区民众的声音却难以产生影响，尽管他们遭遇更大的不公。不同阶层集体消费权的发声或失语及其结果，表明集体消费权实现的不平等已出现地区传递和代际传递的态势，这严重偏离了共建共享的社会发展方向。
4.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是集体消费品供给存在結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教育、医疗、住房等集体消费品的供给总量依旧存在明显不足。究其原因，除了政府出于长远发展战略的考量将资源更多地投放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原因就是目前政府部门干部考核机制的偏差和问责机制的缺失。以财政增长、GDP数字和社会稳定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评价体制，其结果必然出现基层官员对于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求，导致许多地方领导把主要力量都投入到财政收入增长和GDP不断拔高的政绩竞赛。政府管理专注于财税汲取和社会控制，而把提高集体消费品供给能力当作需要权衡得失的选项。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民主程序，在供给过程中常常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政府缺乏积极主动满足公众真实集体消费品需求的工作机制。例如，目前对干部的考核项目中缺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硬性规定，缺乏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从而导致一些官员能够以环境污染和损坏为代价拔高GDP。
五、从制度供给着手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能力
1.积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基本公共服务的完善和落实，任由市场机制自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于政府的科学调控和总揽全局。只有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动承担主体责任，组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实施有效监管，才可以对集体消费供给过程中存在的市场机制失灵作出及时矫正和弥补。为此，政府应直面公众普遍关注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产生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公共政策，加强对相关管理部门和企业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要求和财政支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稳定的就业、可靠的社会保障、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舒适的居住条件、优美的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美好需求。 2.着力构建民生导向的政绩考评体系
以往的政绩考评体系过于偏重经济发展指标，忽视民生改善指标，这是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投入长期严重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革畸形的政绩观，就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导向和民生优先的行为导向，把民生改善、社會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构建民生导向的政绩考评体系，督促和引导干部把“改善民生”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在设计政绩考评体系时，应将城乡居民生活困难的解决程度，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后顾之忧的解除程度，生态环境的改善程度，食品药品的放心程度等，变成对各级政府的硬性约束指标。通过政绩考核这个指挥棒，让领导干部把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促进社会进步、保护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福祉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同时，创新干部考核评价方式，赋予民众更多话语权，加大民众评价和群众满意度在政绩评价中的权重，把群众评价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参考尺度。
3.坚持平权同利、普惠均等原则
坚持平权同利、普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就要从公众最关注的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等这些集体消费品的供给问题入手，以公民社会权的平等实现为标准，在供给政策上一视同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的全覆盖，为每个人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共享的社会保障。为此，要着力缩小当前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在集体消费品供给上存在的巨大差距，解决共享发展不够、受益不平衡问题；要继续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向基层、农村、弱势群体的倾斜，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贫困人口、农民工和特殊困难人群的福利投入。
在教育上，要加紧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采取有力措施缩小区域、城乡之间和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在医疗卫生保障领域，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以多种形式的医联体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和医疗服务优势资源对乡村和困难地区的辐射带动；建立为农村贫困地区免费培养医学人才和全科医生的长效机制；加大健康扶贫力度，进一步扩大集中救治的疾病病种范围，深入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进一步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强化共济功能，促进制度公平；要统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完善最低保障、特困人员供养、灾害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救助保障体系，稳步提升党和国家的救助保障水平。
4.以协同供给和事业单位改革为契机创新供给方式
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具有当仁不让的主体责任和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的可能。由于政府干预具有不以直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性、垄断性、权威性等特点，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过度干预往往会影响供给效率的提高，极易引发政府层面的财政规模膨胀和财政赤字以及各种权力寻租等问题。因此，为了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协同、职责明确、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无缝对接，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以弥补政府科层管理机制的可能偏差。这就需要进一步放开基本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切实改革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以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和提供方式的市场化。政府负责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蓝图”作顶层设计，建立服务标准，加强对公共服务业的监督标准和监管力度。
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必然带来资本和利益的协同，因此，应全面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PPP模式），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前瞻性、引导性、保障性作用的同时，拓宽投（融）资领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此，需要形成有利于PPP模式发展的长期制度性安排，明确适用于PPP的项目类型，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关系制度、优惠奖励制度、财政资金参与制度、监督评估制度等，以体制机制创新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提高集体消费品的供给效率。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形式，推动国有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逐步消除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不断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推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形成竞争机制。
5.让公众参与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制定和相关监督管理
集体消费的供给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政府控制与人民自主性之间如何协调是集体消费品供给过程中需要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国家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越多，开支越大，政府的责任和面临的风险就越大。政府干预的失灵，除了集体消费品供给方式选择失当或干预方向不对路等原因之外，还常常缘于政府决策的失误。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这些信息往往分散在无数个体行动者中间，加之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政府很难对这些信息进行全面的了解和分析，这就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失误，进而作出与群众期盼不符的决策。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积极寻求社会的多元协同和支持，实现集体消费的“私人化”模式，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为自己作主，让集体消费品的选择权最终掌握在消费者个人手中。消费者通过手中的权利或购买力，对生产者和政府决策者施加影响，既可以提高其自由、自主的能力，产生直观有效的“参与感”，又可以增加集体消费品供给的满意度，还可以将节约出的资源用于继续加大投入，进一步提高集体消费品的供给效率。
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过度行政化和不平衡等问题以及化解由阶层分化、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等产生的社会矛盾，就应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使公众的需要及其优先次序可以通过恰当的机制充分表达出来，并能够进一步转化为决策的参考依据和行动目标。为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并努力创造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有效形式，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形成对基层政府的压力机制，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以民主的方式寻求民生问题的解决，以此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概括而言，集体消费理论主要包括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干预的必要性，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公民社會权、消费公民权与集体消费水平的关系等方面内容。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经验而提出的集体消费理论对于解决我国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借助于集体消费理论的上述视角，审视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找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并以制度供给的方式切实满足人民的需求。
注释
①参见武剑、林金钟：《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及中国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邹阳：《城市住房的不平等理论及困境分析》，《淮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
②参见胡杨玲、周林刚：《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基于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状况的调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1期。
③参见周林刚：《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与农民工集体消费——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4期。
④参见王宁：《家庭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8页。
⑤参见高小康：《大数据时代的消费文化与空间冲突》，《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⑥参见王宁：《家庭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林晓珊、张翼：《制度变迁与消费分层：消费不平等的一个分析视角》，《兰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⑦参见朱迪：《市场竞争、集体消费与环境质量——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⑧参见李强等：《社区治理中的集体消费——以特大城市的三个基层社区为例》，《江淮论坛》2015年第4期。
⑨⑩参见蔡禾、何艳玲：《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对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一种分析视角》，《学术研究》2004年第1期。
B11尹艳林：《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11期。
B12《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2015年4月29日。
B13《住房公积金“所有制差异”：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缴存人数占比超6成》，《中国经营报》2016年6月25日。
责任编辑：翊 明
关键词：集体消费品；基本公共服务；消费结构；公民社会权；供给模式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12-0084-07
集体消费品供给以满足人们公共需求为目的，集中体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增长的社会经济使我国摆脱了日用物质产品短缺的困境，城乡居民的消费形态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换，教育、住房、保健、汽车和旅游等大宗消费日益成为居民新的消费热点。然而，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完善和不公平，相当部分民众在具备改善生活质量的实力和愿望的情况下也往往不敢消费。这不仅抑制了社会的整体消费需求，也阻碍了增强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目标实现。为了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研究者不断寻找弥合集体消费品供给与大众需求之间裂隙的良方。
一、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研究的再认识
1.学界对集体消费品研究的四个代表性视角
学界对我国集体消费品的研究主要有四个视角：一是结构的视角。该视角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社会结构和社会容纳、消费断裂和社会分层。例如，运用集体消费理论研究我国的城市空间和城市住房不平等问题①，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不平等问题②，研究农民工的集体消费问题③。二是文化的视角。该视角关注集体消费的国家供给对价值、意识形态和集体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认为集体消费有助于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④；有研究关注近年来电商的爆发式增长对当代消费文化、个人身份认同等提出的新问题⑤。三是社会变迁的视角。该视角关注集体消费模式的变迁、消费模式的去集体化问题。例如，有研究通过对制度变迁中消费不平等状况的历史考察，揭示出消费不平等与国家的一系列集体消费模式的制度转型存在密切相关性。⑥四是政策与运用的视角。该视角关注集体消费的质量和社会整合等问题。例如，有研究将集体消费具体化为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和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等指标，并得出集体消费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⑦还有学者针对社区治理中的集体消费问题进行研究并指出基层政权的核心责任之一就是组织和管理集体消费。⑧
2.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为出发点深化集体消费品宏观供给机制研究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拓展了学界对集体消费的认识，尤其是有些研究特別关注集体消费中“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的问题，巧妙地将事实发现与机制解释联系起来，深化了人们对集体消费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认识。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着总量不足以及质量、效率不高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多重挑战。如前所述，已有研究大都局限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某一方面、领域或过程，或是揭示民生基本需求领域的具体问题，或是探讨集体消费某些要素供给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但是对于我国社会集体消费品总体供给的把握稍显不足，对集体消费品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供给效率等重要衡量尺度的中层议题的探讨仍有待深化。本文以“集体消费理论”为视角，从集体消费品的功能出发，对我国集体消费品供给规模和结构、集体消费中的公民权利、集体消费品供给效率等问题进行研究，着力于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的几个核心关切点串联起来，从供给侧端探讨集体消费的规模、结构和效率问题，以期促进相关经济与社会政策配置的有效性，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效能尽快传导至需求侧。
二、集体消费理论的几个重要节点
1.集体消费品的功能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集体消费品（collective consumption）概念源于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他把消费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前者指那些可在市场上买到或自己提供的，被个人单独占有和消费的产品，比如日常的吃、穿、用的商品；⑨后者指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公共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性质和规模决定了其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⑩与私人消费品一样，集体消费品对于劳动力再生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必要的文化教育设施是具有一定技术和技能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曼纽尔·卡斯特发现，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以后，劳动力再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城市的消费供给，城市的主要功能逐渐由原来的生产和交换转变为消费。
生产集体消费品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量，但其回报周期相对较长且产品利润较低。这些特点决定了私人资本投资集体消费品生产的意愿不强，需要政府承担集体消费品供给的主体责任。由于集体消费品供给直接决定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影响着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2.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
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在卡斯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集体消费与社会分层关系研究的先河。他把影响消费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分类，并将其概括为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即公众消费能力的高低同时受到其参与市场能力高低和享有政府援助多寡两个因素的制约。桑德斯进一步指出，社会分层与不平等不再只是沿着传统的生产地位或市场能力这一单向度展开，政府提供的集体消费品由于对低收入者设置了门槛，所以形成社会排斥，在阶级体系内产生了分化和新的不平等。例如，高速公路属于集体消费品，中产阶级由于买得起汽车可以充分享受高速公路带来的便利，而低收入者由于买不起汽车只能住在距离工作地点较近处从而难有机会享受到高速公路的通行便利。 3.公民社会权、消费公民权与集体消费
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物质生活需要和安全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依赖市场交换及工业化制度，它们具有鼓励竞争和追求效率的特质，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解决物质产品匮乏问题。但是，仅仅依靠市场交换或工业化制度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安全需要。这缘于市场交换及工业化制度难以解决其固有的失业、破产、环境污染和产品质量等方面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往往还会引发或积累一系列社会风险。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借助于社会化制度。
社会化制度最重要的体现是保障公民社会权和消费公民权。公民社会权是指公民有资格享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即公民拥有集体消费品的分享权利。国家或政府有责任通过建立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来履行其提供集体消费品的义务。基于公民社会权确立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能够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其保障和服务的范围，确保分散风险的人口总量最大化，增强公民的安全感和未来预期。而且，关于公民权利和国家政府责任的制度规定也构成了对国家或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如果国家或政府不能履行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职责，公民就可以通过行使政治权利对国家或政府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公民社会权制度虽然解决了国家或政府对公民集体消费品需求的制度响应问题，但是难以防控由市场失灵引发的对劳动力再生产构成风险的环境损害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因此，保障消费公民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即公民有权利要求国家或政府担任消费者的“守夜人”，要求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确保消费者享有安全、知情、选择和反映自己意见的权利，并建立相应的机构对市场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同时，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建立自己的维权组织，监督和约束市场行为，营造生产经营者自律的制度性压力环境。正是公民社会权制度和消费公民权制度的共同作用，开启了福利国家模式和消费者的自主性选择，保障了集体消费的规模和质量，确保了民众的物质生活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满足，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
4.集体消费品供给模式与效率
面对集体消费品供给危机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彼德·桑德斯提出了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支持和加强政府福利部门的发展以增强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将集体消费品供给的社会化模式转变成私人化模式，政府福利供给从实物形式转变为现金形式；让使用集体消费品的选择权最终掌握在个人，尤其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存的弱势群体手中。桑德斯所提方案的目的在于形成有利于穷人的集体消费品供给模式，以此带来更高的效率以及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
上述集体消费理论的观点是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状况提出的，而解决我国集体消费问题必然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我国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由政府财政支出的集团消费模式以及人口高密度居住方式等社会经济现实状况，决定了集体消费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以及与西方城市集体消费的吻合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集体消费理论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如果不能有效发挥政府在集体消费品供给中的主体性职责，无视原集体消费供给制度产生的社会不平等和低效率供给等问题，那么，民众集体消费的后顾之忧就很难得到真正解除，依靠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也将成为无米之炊。同时，由消费不平等引发的社会危害和社会风险也会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形成阻力。
三、当前我国集体消费品供给的短板及其根源
1.集体消费品供给结构与民众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国家对私人消费限制的解除，由市场经济产生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亟待集体消费品的供给补位。但是，由于过度强调市场调节和优先发展，特别是自1997年起我国启动集体消费品供给改革，将医疗、教育、住房等计划经济时期由国家免费或低收费供给的消费项目推向市场，分管上述领域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也被鼓励按市场化或产业化运作的效率逻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及相关产品，这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价格飙升，并且大部分费用由个人支付。例如：由政府全包改为“市场主导”的医疗体制改革导致因病致（返）贫案例不断出现，医患关系持续紧张；教育“產业化”改革导致基础教育投资严重不足，高中以上教育支出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由于没有及时建立完善的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制度，市场化住房制度改革也产生了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居民普遍收入与商品房均价差距悬殊等不良后果。集体消费品市场化改革虽然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节省更多财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但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增加，民众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也大大增加并不得不紧缩当期消费。
虽然自2003年SARS事件后，教育、医疗领域市场化改革的负面偏向开始逐步得到纠正，集体消费品的国家财政支付占比亦逐年提高，但就普通民众的获得感而言，政府为其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依然不足，家庭支付集体消费品的占比依然过高，民众对未来生活的医疗、教育及养老等大宗支出仍充满不确定性。人们获取财富的主要动机不是努力提高当期生活水平，而是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未来作医疗、教育及养老等物质保障准备。
2.集体消费品的供给双轨制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不平等
第一，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公民社会权不平等。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无法享有城镇职工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和补贴。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消费品供给体制仍未摆脱二元排他性户籍管理制度的影响，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与全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2013年，贫困地区行政村有小学的占60.4%，平均每个小学拥有教师16人，为全国的61.2%。贫困地区每千人拥有床位2.33张，为全国的55.6%，劳动力参加非农技术培训的比重只有10.6%。”B11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除了市场的因素外，还缘于财政分配政策将集体消费品供给更多地聚集在大城市和社会中上层，在这个过程中偏远农村地区以及弱势群体的集体消费需求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除此之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性和一些地方官员的贪腐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集体消费品供给双轨制造成的社会不公平。 第二，进城农民工因户籍限制难以享有与城镇职工平等的集体消费权利。进入城镇成为新产业工人而不再是事实上的农民的农民工，由于身份和户籍的限制，不仅在生产中不能与当地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同酬，而且还被排斥在国家或城市的集体消费供给之外。尽管他们对所在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很难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集体消费权利。国家统计局201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B12其中，绝大多数农民工只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能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偏低且各项保险金的转移接续比较困难。除此之外，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权利以及农民工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因户籍限制而很难充分实现，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融入。
第三，单位制带来的公民社会权不平等。虽然“单位”对民众的影响不再如计划经济时期那么清晰可辨，但单位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住房或住房补贴等社会保障和其他补贴资源的提供，使体制内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获得集体消费品保障的条件远远好于体制外的工作人员。例如，在住房消费方面，由实物转向现金补贴的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的对象只针对有稳定工作的群体，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企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水平远高于其他社会从业人员。流动人口和从事底层服务业的群体因缺少工作单位的依托和担保很难得到相应的再分配保障。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统计显示，2015年全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为14549.46亿元。在缴存人数这一科目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企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比例占2015年缴存总额的60.16%。相比之下，2015年城镇私（民）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仅占全年总额的19.5%。B13
经过市场化改革，看似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社会不平等似乎由市场经济而生，但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因从业人员“所有制”身份属性不同而导致个体之间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所有制差异”，已经十分明显。制度性的身份安排将集体消费品供给对象分割为市民与农民、体制内与体制外等多个群体，造成社会成员在享受公民社会权的实践中存在不平等、不公平的情况。集体消费供给的双轨制、结构化、分层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
3.集体消费权抗争的力量失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平
集体消费品供给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而要保持既有的财政规模，在经济平稳或下行压力大的环境下，必然需要政府削减其他方面的支出。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削减开支往往意味着要触动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需要开展平权行动。目前看来，集体消费权的公平、平等实现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对此，城市中产阶级的抗争与弱势群体的失语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从侧面折射出公民集体消费权的不平等及其进一步加剧的趋势。2016年5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显示，计划安排湖北省、江苏省调出生源指标总数分别为4万和3.8万。政府这一旨在推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均衡的教育扶贫举措引起湖北和江苏两省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应，他们聚集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以表达不满和抗议，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必须给出“合理”解释并作出招生指标调整不会影响本省生源录取率的“承诺”。这场抗争看似教育发达地区城市中产阶级公民权利的意识觉醒，实则教育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群体对于公平分配教育资源的阻挠。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则是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民众的沉默和失语。在这件事情中，上述地区城市中产阶层的抗争表明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其消费权利诉求更容易获得事实上的满足；相反，偏远地区民众的声音却难以产生影响，尽管他们遭遇更大的不公。不同阶层集体消费权的发声或失语及其结果，表明集体消费权实现的不平等已出现地区传递和代际传递的态势，这严重偏离了共建共享的社会发展方向。
4.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是集体消费品供给存在結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教育、医疗、住房等集体消费品的供给总量依旧存在明显不足。究其原因，除了政府出于长远发展战略的考量将资源更多地投放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原因就是目前政府部门干部考核机制的偏差和问责机制的缺失。以财政增长、GDP数字和社会稳定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评价体制，其结果必然出现基层官员对于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求，导致许多地方领导把主要力量都投入到财政收入增长和GDP不断拔高的政绩竞赛。政府管理专注于财税汲取和社会控制，而把提高集体消费品供给能力当作需要权衡得失的选项。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民主程序，在供给过程中常常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政府缺乏积极主动满足公众真实集体消费品需求的工作机制。例如，目前对干部的考核项目中缺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硬性规定，缺乏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从而导致一些官员能够以环境污染和损坏为代价拔高GDP。
五、从制度供给着手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能力
1.积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基本公共服务的完善和落实，任由市场机制自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于政府的科学调控和总揽全局。只有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动承担主体责任，组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实施有效监管，才可以对集体消费供给过程中存在的市场机制失灵作出及时矫正和弥补。为此，政府应直面公众普遍关注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产生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公共政策，加强对相关管理部门和企业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要求和财政支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稳定的就业、可靠的社会保障、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舒适的居住条件、优美的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美好需求。 2.着力构建民生导向的政绩考评体系
以往的政绩考评体系过于偏重经济发展指标，忽视民生改善指标，这是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投入长期严重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革畸形的政绩观，就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导向和民生优先的行为导向，把民生改善、社會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构建民生导向的政绩考评体系，督促和引导干部把“改善民生”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在设计政绩考评体系时，应将城乡居民生活困难的解决程度，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后顾之忧的解除程度，生态环境的改善程度，食品药品的放心程度等，变成对各级政府的硬性约束指标。通过政绩考核这个指挥棒，让领导干部把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促进社会进步、保护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福祉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同时，创新干部考核评价方式，赋予民众更多话语权，加大民众评价和群众满意度在政绩评价中的权重，把群众评价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参考尺度。
3.坚持平权同利、普惠均等原则
坚持平权同利、普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就要从公众最关注的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等这些集体消费品的供给问题入手，以公民社会权的平等实现为标准，在供给政策上一视同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的全覆盖，为每个人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共享的社会保障。为此，要着力缩小当前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在集体消费品供给上存在的巨大差距，解决共享发展不够、受益不平衡问题；要继续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向基层、农村、弱势群体的倾斜，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贫困人口、农民工和特殊困难人群的福利投入。
在教育上，要加紧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采取有力措施缩小区域、城乡之间和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在医疗卫生保障领域，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以多种形式的医联体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和医疗服务优势资源对乡村和困难地区的辐射带动；建立为农村贫困地区免费培养医学人才和全科医生的长效机制；加大健康扶贫力度，进一步扩大集中救治的疾病病种范围，深入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进一步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强化共济功能，促进制度公平；要统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完善最低保障、特困人员供养、灾害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救助保障体系，稳步提升党和国家的救助保障水平。
4.以协同供给和事业单位改革为契机创新供给方式
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具有当仁不让的主体责任和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的可能。由于政府干预具有不以直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性、垄断性、权威性等特点，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过度干预往往会影响供给效率的提高，极易引发政府层面的财政规模膨胀和财政赤字以及各种权力寻租等问题。因此，为了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协同、职责明确、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无缝对接，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以弥补政府科层管理机制的可能偏差。这就需要进一步放开基本公共服务的市场准入，切实改革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以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和提供方式的市场化。政府负责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蓝图”作顶层设计，建立服务标准，加强对公共服务业的监督标准和监管力度。
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必然带来资本和利益的协同，因此，应全面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PPP模式），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前瞻性、引导性、保障性作用的同时，拓宽投（融）资领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此，需要形成有利于PPP模式发展的长期制度性安排，明确适用于PPP的项目类型，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关系制度、优惠奖励制度、财政资金参与制度、监督评估制度等，以体制机制创新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提高集体消费品的供给效率。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形式，推动国有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逐步消除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不断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推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形成竞争机制。
5.让公众参与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制定和相关监督管理
集体消费的供给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政府控制与人民自主性之间如何协调是集体消费品供给过程中需要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国家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越多，开支越大，政府的责任和面临的风险就越大。政府干预的失灵，除了集体消费品供给方式选择失当或干预方向不对路等原因之外，还常常缘于政府决策的失误。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这些信息往往分散在无数个体行动者中间，加之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政府很难对这些信息进行全面的了解和分析，这就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失误，进而作出与群众期盼不符的决策。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积极寻求社会的多元协同和支持，实现集体消费的“私人化”模式，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为自己作主，让集体消费品的选择权最终掌握在消费者个人手中。消费者通过手中的权利或购买力，对生产者和政府决策者施加影响，既可以提高其自由、自主的能力，产生直观有效的“参与感”，又可以增加集体消费品供给的满意度，还可以将节约出的资源用于继续加大投入，进一步提高集体消费品的供给效率。
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过度行政化和不平衡等问题以及化解由阶层分化、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等产生的社会矛盾，就应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使公众的需要及其优先次序可以通过恰当的机制充分表达出来，并能够进一步转化为决策的参考依据和行动目标。为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并努力创造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有效形式，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形成对基层政府的压力机制，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以民主的方式寻求民生问题的解决，以此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概括而言，集体消费理论主要包括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干预的必要性，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公民社會权、消费公民权与集体消费水平的关系等方面内容。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经验而提出的集体消费理论对于解决我国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借助于集体消费理论的上述视角，审视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找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并以制度供给的方式切实满足人民的需求。
注释
①参见武剑、林金钟：《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及中国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邹阳：《城市住房的不平等理论及困境分析》，《淮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
②参见胡杨玲、周林刚：《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基于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状况的调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1期。
③参见周林刚：《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与农民工集体消费——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4期。
④参见王宁：《家庭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8页。
⑤参见高小康：《大数据时代的消费文化与空间冲突》，《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⑥参见王宁：《家庭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林晓珊、张翼：《制度变迁与消费分层：消费不平等的一个分析视角》，《兰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⑦参见朱迪：《市场竞争、集体消费与环境质量——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⑧参见李强等：《社区治理中的集体消费——以特大城市的三个基层社区为例》，《江淮论坛》2015年第4期。
⑨⑩参见蔡禾、何艳玲：《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对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一种分析视角》，《学术研究》2004年第1期。
B11尹艳林：《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11期。
B12《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2015年4月29日。
B13《住房公积金“所有制差异”：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缴存人数占比超6成》，《中国经营报》2016年6月25日。
责任编辑：翊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