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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史中有这样的故事。说乾隆皇帝与群臣饮酒作诗,看到鹅毛大雪飘飞,兴致盎然,便出口吟道:“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千万片……”下一句犯难了,不知如何结尾。纪晓岚马上接出一句:“飞入芦花皆不见。”听罢,龙颜大悦,遂令人赏给纪晓岚一支赏瓶。
这个故事有没有发生过无从考证,就连这首诗的作者,目前也尚无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赏瓶这个东西,正儿八经实打实地在清朝庙堂存在过,而且还扮演着除观赏以外甄别奸良的政治角色。这就是文物的见证力量吧。
赏瓶系统性、大规模地出现,是在雍正帝时期,说起来,这跟雍正帝的反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康熙为政宽仁,到其统治后期,贪腐盛行,弊病丛生。雍正帝继位后,不拘祖宗家法,认识到现实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主张“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刚一上台,雍正帝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官场的不正之风,让他下定决心进行整饬。
不久之后,他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等,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
官员贪腐罪行一旦被核实,贪官自家被抄个底朝天不说,子弟、亲戚家也跑不脱。为了放大惩治贪官的威慑效应,雍正帝还发明了“观刑”,并使其制度化。
山西亏空案发生之后,山西巡抚诺敏被赐死,雍正帝下令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让四品以上的官吏,都带着亲戚朋友去看诺敏砍头。“杀贪官给官看”的策略相当有效,再加上“耗羡归公,高薪养廉”,雍正帝时期的吏治放在整个封建社会也算得上佼佼者。
雍正帝对康熙帝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使吏治澄清、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官场一扫颓风,风气日益好转,清官涌现。对于清正廉洁的官员,雍正帝想奖励以立榜样。奖励什么呢?不能太贵重,又要素雅得体,于是,他想到了景德镇的陶瓷。
雍正六年(1728年),唐英被皇帝派往江西景德镇,奉命驻景德镇御窑厂署,协助监管景德镇御厂窑务的年希尧“佐理陶务”。 唐英受命,烧制一种既美观又有教育警示意义的陶瓷瓶,用于皇家赏赐给清官。
唐英是名副其实的文艺青年,16岁时便进入内务府养心殿工作,一直在康熙左右伺候。他曾陪着康熙三下江南,后在诗文中说“忆昔翠华南幸,曾经三度启从”。41岁时,唐英当上了内务府员外郎,空余时间为皇帝绘制瓷器的样稿。
到景德镇以后,年希尧虽然名义上还是总理陶务的督陶官,但他对御窑厂的管理,仅仅是每年春秋两季对御窑厂的巡视,还有就是拨款和烧成后解送至京等事务。雍正帝交代给唐英的任务,从设计到烧制的一切流程,都由唐英负责。正如唐英在奏折中所说,“奉差江西督造瓷器,一切烧造事宜,俱系奴才经营”。
唐英“参古今之式,动以新意,备储巧妙”,设计出来一种观赏性极强的陶瓷艺术珍品。其器型基本相同,撇口,细长颈,肩部装饰凸弦纹,圆腹、圈足,由于这个灵感来自于玉壶春瓶,所以被称为“玉堂春瓶”。
瓶上从上到下,绘画九层纹样:海浪、如意、蕉叶、回纹、缠枝莲、如意、缠枝莲、莲瓣及卷草。所用颜料为钴,呈青色。“青”与“清”相通,“莲”与“廉”谐音,“青”“莲”寓意“清廉”——雍正帝的意思很明显,持有此瓶者理应为清正廉洁之标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为什么玉堂春瓶被叫成赏瓶?收藏家马未都在《马未都说收藏》中有这样的说法。当时哪个官当得好,或者皇上看谁顺眼了,就说:“哎,赏玉堂春瓶一对。”底下的太监就传旨:“传旨,赏玉堂春瓶一对。”到后来呢,太监当着皇帝这么说,一转身就说:“赏瓶一对。”他们偷懒把中间“玉堂春”三字省去了。所以,后来这种专门用来奖掖、赏赉之用的瓶子,就被叫做赏瓶了。
由于每个皇帝的偏好不同,赏瓶在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细节。乾隆时期的赏瓶做工最为精细;嘉庆时期的赏瓶纹饰延续乾隆时期的纹饰,多以二方连续缠枝莲纹为主,构图较为繁缛,但花的画法则具有本朝的特点;道光时期的赏瓶器型与嘉庆时相近,但颈部较嘉庆器稍粗,在紋饰上留白较多,釉色相对较白;咸丰时期的赏瓶质量相对较次,构图亦较前朝疏朗,纹饰已不见有细碎的花叶;同治时期的赏瓶构图也较疏朗,花朵较为圆润,没有细碎的叶片,线条显得呆板。
总体来说,雍正帝、乾隆帝以降,赏瓶的瓷质下降,釉色较薄,质量下降较为严重。这个变化并非偶然,从中可窥见社会政治向心力衰弱,造成手工业的退化。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于和珅在接待英吉利国使臣时“处事机敏、应对得体、处置周全”,乾隆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内的朝会上,传旨赏当朝首辅、军机大臣和珅三眼花翎、银1000两、赏瓶一支。
当太监把这支赏瓶呈到殿上时,众人顿时懵圈了。满朝文武,谁都见过赏瓶,青花色的,雅淡别致,而赏赐给和珅这支赏瓶却与众不同,是“红上加紫”。原来,这不是普通的赏瓶,而是极难烧制的青花釉里红加西洋胭脂水的赏瓶。西洋胭脂水以黄金制成,又称“金红”,只有在皇家御窑独有工艺中才会用到,即使御窑瓷器也极少用这等贵重彩料。
乾清宫的大殿上,只有皇帝知道这支赏瓶的来历,这是唐英送呈御览的新品种,也是唐英任内最后烧制的御品瓷器之一。乾隆帝一向挑剔,但当这对赏瓶呈现在他眼前时,他喜欢得不得了,一直没舍得拿出来作赏赐之用。后来,一名嫔妃不慎打破了其中一支,而御窑厂也没有能力烧制同类赏瓶,最后就剩下了孤零零的一支,晚年的乾隆帝将其赐给了最宠信的大臣。
数年后,乾隆帝病死,嘉庆帝上位,赐和珅一条白绫,后和珅在狱中自缢而亡。他之前所有的贪污所得充公,当时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和珅所居住的恭王府到处是金银财宝,嘉庆帝派人忙了六天六夜,才把和珅积存多年的财物收拾利索,至于那支红紫色赏瓶,没有人在意。直到民国初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宫中存物时专门寻找这支赏瓶,却没有发现其踪迹。
贪了的,迟早要吐出来。本来是标榜清廉的赏瓶,却赠给了贪官,历史,总会以自己的方式讽刺此类人与事吧。
这个故事有没有发生过无从考证,就连这首诗的作者,目前也尚无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赏瓶这个东西,正儿八经实打实地在清朝庙堂存在过,而且还扮演着除观赏以外甄别奸良的政治角色。这就是文物的见证力量吧。
雍正帝肃贪反腐,给清官量身制作赏瓶
赏瓶系统性、大规模地出现,是在雍正帝时期,说起来,这跟雍正帝的反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康熙为政宽仁,到其统治后期,贪腐盛行,弊病丛生。雍正帝继位后,不拘祖宗家法,认识到现实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主张“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刚一上台,雍正帝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官场的不正之风,让他下定决心进行整饬。
不久之后,他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等,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
官员贪腐罪行一旦被核实,贪官自家被抄个底朝天不说,子弟、亲戚家也跑不脱。为了放大惩治贪官的威慑效应,雍正帝还发明了“观刑”,并使其制度化。
山西亏空案发生之后,山西巡抚诺敏被赐死,雍正帝下令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让四品以上的官吏,都带着亲戚朋友去看诺敏砍头。“杀贪官给官看”的策略相当有效,再加上“耗羡归公,高薪养廉”,雍正帝时期的吏治放在整个封建社会也算得上佼佼者。
雍正帝对康熙帝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使吏治澄清、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官场一扫颓风,风气日益好转,清官涌现。对于清正廉洁的官员,雍正帝想奖励以立榜样。奖励什么呢?不能太贵重,又要素雅得体,于是,他想到了景德镇的陶瓷。
雍正六年(1728年),唐英被皇帝派往江西景德镇,奉命驻景德镇御窑厂署,协助监管景德镇御厂窑务的年希尧“佐理陶务”。 唐英受命,烧制一种既美观又有教育警示意义的陶瓷瓶,用于皇家赏赐给清官。
唐英是名副其实的文艺青年,16岁时便进入内务府养心殿工作,一直在康熙左右伺候。他曾陪着康熙三下江南,后在诗文中说“忆昔翠华南幸,曾经三度启从”。41岁时,唐英当上了内务府员外郎,空余时间为皇帝绘制瓷器的样稿。
到景德镇以后,年希尧虽然名义上还是总理陶务的督陶官,但他对御窑厂的管理,仅仅是每年春秋两季对御窑厂的巡视,还有就是拨款和烧成后解送至京等事务。雍正帝交代给唐英的任务,从设计到烧制的一切流程,都由唐英负责。正如唐英在奏折中所说,“奉差江西督造瓷器,一切烧造事宜,俱系奴才经营”。
唐英“参古今之式,动以新意,备储巧妙”,设计出来一种观赏性极强的陶瓷艺术珍品。其器型基本相同,撇口,细长颈,肩部装饰凸弦纹,圆腹、圈足,由于这个灵感来自于玉壶春瓶,所以被称为“玉堂春瓶”。
瓶上从上到下,绘画九层纹样:海浪、如意、蕉叶、回纹、缠枝莲、如意、缠枝莲、莲瓣及卷草。所用颜料为钴,呈青色。“青”与“清”相通,“莲”与“廉”谐音,“青”“莲”寓意“清廉”——雍正帝的意思很明显,持有此瓶者理应为清正廉洁之标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标榜清廉的赏瓶,却赠给了大贪官
为什么玉堂春瓶被叫成赏瓶?收藏家马未都在《马未都说收藏》中有这样的说法。当时哪个官当得好,或者皇上看谁顺眼了,就说:“哎,赏玉堂春瓶一对。”底下的太监就传旨:“传旨,赏玉堂春瓶一对。”到后来呢,太监当着皇帝这么说,一转身就说:“赏瓶一对。”他们偷懒把中间“玉堂春”三字省去了。所以,后来这种专门用来奖掖、赏赉之用的瓶子,就被叫做赏瓶了。
由于每个皇帝的偏好不同,赏瓶在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细节。乾隆时期的赏瓶做工最为精细;嘉庆时期的赏瓶纹饰延续乾隆时期的纹饰,多以二方连续缠枝莲纹为主,构图较为繁缛,但花的画法则具有本朝的特点;道光时期的赏瓶器型与嘉庆时相近,但颈部较嘉庆器稍粗,在紋饰上留白较多,釉色相对较白;咸丰时期的赏瓶质量相对较次,构图亦较前朝疏朗,纹饰已不见有细碎的花叶;同治时期的赏瓶构图也较疏朗,花朵较为圆润,没有细碎的叶片,线条显得呆板。
总体来说,雍正帝、乾隆帝以降,赏瓶的瓷质下降,釉色较薄,质量下降较为严重。这个变化并非偶然,从中可窥见社会政治向心力衰弱,造成手工业的退化。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于和珅在接待英吉利国使臣时“处事机敏、应对得体、处置周全”,乾隆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内的朝会上,传旨赏当朝首辅、军机大臣和珅三眼花翎、银1000两、赏瓶一支。
当太监把这支赏瓶呈到殿上时,众人顿时懵圈了。满朝文武,谁都见过赏瓶,青花色的,雅淡别致,而赏赐给和珅这支赏瓶却与众不同,是“红上加紫”。原来,这不是普通的赏瓶,而是极难烧制的青花釉里红加西洋胭脂水的赏瓶。西洋胭脂水以黄金制成,又称“金红”,只有在皇家御窑独有工艺中才会用到,即使御窑瓷器也极少用这等贵重彩料。
乾清宫的大殿上,只有皇帝知道这支赏瓶的来历,这是唐英送呈御览的新品种,也是唐英任内最后烧制的御品瓷器之一。乾隆帝一向挑剔,但当这对赏瓶呈现在他眼前时,他喜欢得不得了,一直没舍得拿出来作赏赐之用。后来,一名嫔妃不慎打破了其中一支,而御窑厂也没有能力烧制同类赏瓶,最后就剩下了孤零零的一支,晚年的乾隆帝将其赐给了最宠信的大臣。
数年后,乾隆帝病死,嘉庆帝上位,赐和珅一条白绫,后和珅在狱中自缢而亡。他之前所有的贪污所得充公,当时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和珅所居住的恭王府到处是金银财宝,嘉庆帝派人忙了六天六夜,才把和珅积存多年的财物收拾利索,至于那支红紫色赏瓶,没有人在意。直到民国初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宫中存物时专门寻找这支赏瓶,却没有发现其踪迹。
贪了的,迟早要吐出来。本来是标榜清廉的赏瓶,却赠给了贪官,历史,总会以自己的方式讽刺此类人与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