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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理论的力量是最基础的。每天的思想观点浩如烟海,哪些值得人们关注、品读、深思?
为了在年底评选出最有价值的100个年度观点,人民论坛编辑部每月邀请权威专家对各领域精华观点进行梳理、筛选,评选出月度观点。
评选时间:8月20日至9月20日
评选标准:
1、新锐度(富有新意,针对性强);
2、关注度(关注度高,影响较大);
3、权威性(表述准确,观点权威);
4、深刻性(鞭辟入里,见解独到)。
1、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的人的支持。中国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经济学家吴敬琏,《财经》,2012年第22期
2、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不应脱节
现在关于土地补偿的问题和市场化是一样的,一方面是市场化发展得不足,另外则是一些领域市场化过度,我们受两方面之害。在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上,一方面是城中村和城郊农民一夜暴富;另一方面是边缘农民,因为大工程路过那些乡村以及远郊开发区的农民,他们的补偿严重不足。城市化需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要认清谁是城市化主体,城市化主体就是这两亿多农民工,以及另外两亿被迫分离的家属。他们是我们城市化的主力,但是他们没有从中得到收益。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把钱给城郊农民,也不是把几个村并一个村盖上楼,那跟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再过几年随着大部分农民来到城市,这种新村还要被拆掉,那是城市化的巨大浪费。为什么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就是因为我们只分配土地指标,从来不分配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的指标。我的建议是把主流的土地指标分配和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指标挂钩,谁能安置更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就给谁更多的土地指标。——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9月19日
3、法治的清明就在于政治的清明
邓小平同志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我完全赞成,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我们的法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法治的清明就在于政治的清明。未来的趋势肯定是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的,甚至将从经济体制改革走得更远。但是,关键是步伐有多大,内容是什么。步伐不能够要求太快,因为中国嘛,改革开始慢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改革,坚持改革就是对的。我是比较趋向于改革应当特别注意党政分工的。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的时候,就提到过“党政不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党起的是领导作用,不能把“党”和“政”的角色混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南方周末》,2012年9月13日
4、中国崛起或打破国际关系“铁律”
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成为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中国针对与美国的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重复中国并不相信这种陷阱。30多年里,中国尽管迅速崛起,但亚洲则维持了和平。这似乎已经在打破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政治悲剧”。亚洲和平更多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理性选择和互相调适的结果。中国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毕竟,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联合早报网,2012年9月4日
5、中国要走向官民共治
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已有过三种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官民共治是共治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随着社会力量的日益增长,国家将不断地还政于民、还权于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进程。我们的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而不稳定因素却日益增多;居民的民生不断改善,而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却没有随之提高;举国上下都痛恨官员腐败,腐败却仍在高位区;我们一方面提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却又在政策上助长各地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凡此种种,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们面临的治理困境。如何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我们需要:一,着力于确立核心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二,改造公民教育,强化公民在公共治理的主体意识;三,强化执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四,完善制度环境,扩大公民参与;五,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自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6、 金融危机催化新“三个世界”格局
这场金融危机正在催化出一个崭新的“三个世界”格局:穷国、富国和中国。富国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肇事者,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它们面临着深刻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公共财政的规模和支出的结构必须改变,将有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第二集团是穷国,既包括极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虽已出现蓬勃发展的端倪,但经济的波动、金融的动乱,仍然始终会出现在其未来发展的事业之中。中国具有一些与穷国相同的性质,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一些难题。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基本的原始改革动力,体制还将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它已不能简单地被划为穷国或富国的一部分,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上,中国的利益乃至于诉求与穷国与发达国家都不一样。作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桥梁,中国应该也必须在不断解决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同时,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稳定器、国际秩序改革的推动者以及穷国未来发展的探路者。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新财富》,2012年第8期 7、政治认同建构为当代中国凝心聚力所必需
政治认同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的归属认同,对社会秩序的维系和政治行为的规范具有积极作用。政治认同主要包括政党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以及意识形态认同、体制认同、政策认同、阶级认同等等。这些认同反映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对社会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核心问题就是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用什么样的理论、定什么样的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战线上所有认识分歧的发生都与这些政治认同的核心问题紧密相关。政治认同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体现为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建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代中国只有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才能获得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才能使13亿中国人心往一事想,智往一起聚,力往一处使,路往一条走,从而激发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齐卫平,《学习时报》,2012年9月10日
8、主权区域要变成发展的新杠杆而不是战场
在国内都说中国软,但在国外都说中国硬。国内的年轻人认为和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不打不过瘾,打才是硬;而国外的人更多看经济总量的攀升、看军费。从全世界领域来看,西太平洋是纠纷最多的地区,日韩之间,韩国、朝鲜之间,日俄之间,韩俄之间,都纠纷不断。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应该让这个国家的崛起改变世界秩序,带来世界海洋法、世界极地法、世界太空法的有序执行,给世界领土纠纷带来可以共赢的处理方式。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拱手让出领土主权,但如果你不管国际法,不管国际道义,使用武力把争议领土用武力拿过来,别的国家不认可,国际贸易、国际朋友就没有了。这些主权区域要变成中国发展的新杠杆,而不是战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东方早报》,2012年9月18日
9、所谓再分配有误区
财富只能来自生产、来自创造,而不可能来自分配。如果我们脑子里总想着怎么去再分配,最后就会要求政府给我们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么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权力集中,满足平均主义惟一的方式就是权力更集中的政府。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一想到什么东西都找政府,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特点。这个关系完全颠倒了,本来政府是老百姓养活的,而政府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好像老百姓是政府养活的。经济关系的本质已经被掩盖了,造成一种错觉,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竞争花钱,而不是竞相创造财富。只有大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每个人才能有希望活得更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中国改革》,2012年第9期
10、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
当下矛盾尖锐到这个程度,政治体制改革再“碎步前进”恐怕来不及了,必须中步前进才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扭秧歌,进三步退两步,但是总的说也还是前进了些。多少年来,我们都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都困难重重,因为它遭遇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反击,每一次政治改革流产之后,专政机器都更强化,强化的结果又造成了更大的矛盾,发现问题后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恶性循环。目前,最大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和民间呼声,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动力,还是把他们看作不稳定因素?我们党的传统是重视民意,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对民意进行压制,不倾听民间的呼声,就很容易出大问题。因为损害人民大众根本意志和利益的行为是不可能长久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11、中国缺少的不是创新而是信任
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准说法是,中国人擅长“山寨”,但却连呼啦圈都没发明过。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的DNA,而死记硬背式的教育体系助长了那种倾向。发明了造纸术、火药、烟火和指南针的民族怎么突然变得只会组装iPod了呢?我认为,中国现在缺失的不是创新文化,而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信任。中国旧的社会信任体系是以村庄和家庭为基础,然而一个现代社会的信任体系是以法律和司法的独立为前提。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废除了旧的社会信任体系,但是新的社会信任体系还未形成。因此中国现在正在经历巨大的信任危机。当社会中存在信任时,就会出现持续创新的情况,因为人们有安全感,他们就敢于进行冒险,做出创新所需的长期承诺。当有了信任时,人们就不会害怕自己的创意被盗取,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愿意合作开发彼此的创新项目。现代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创新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现在还是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2012年9月11日
12、市场幼稚病要不得
我们曾经过于相信计划经济,时过境迁,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迷信计划变为迷信市场,出现盲目崇拜市场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犯了市场幼稚病,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没有搞彻底。其实,计划和市场各有利弊。要尊重市场,而不要迷信市场;不要迷信计划,但不能忽视计划。计划的长处就是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几件大事,还可以调节收入,保持社会公正。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这几件大事不能交给市场去管: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问题都得由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来干预。但计划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都可能使宏观计划管理工作偏离客观情势和客观规律,造成失误。所以,要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改进我们的宏观计划管理工作。——经济学家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2日 13、保障权利该补的课要大大方方去补
一个社会中,如果有权利保驾护航,市场就只能造福而不可能为害,只能为人嫁衣而不能鸠占鹊巢。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权利保障在很多方面还不是很到位,导致了市场在中国社会的诸种不良表现。所以,不能说中国搞市场经济搞错了,而是我们没有把搞市场经济的条件认真准备好。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要想走好,先要把保障权利的工作做起来,该补的课要大大方方去补。不过,汲取这些年来中国改革的教训,我们还应该再往前走一步。要保障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保障谁的权利,保障什么样的权利。因为现代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固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仅以城乡二元体制为例,长期以来,客观上形成了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城镇居民无论在社会福利还是劳动就业方面都比农民优越。要想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制度上彻底改变这一状况。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这都是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补”的课。——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北京日报》,2012年9月4日
14、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
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在当代面临的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内源性风险,也有外源性风险。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是内源性风险,因为我们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掌握公共权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是当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党无法比拟的。党强则国盛。只要党自身肌体健康、足够强大,就可以化解各种风险,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国际领域的风险。执政风险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危险性,同时也具有双重性、不确定性和可控性。执政风险不只意味着危险,也潜藏着机遇,如果应对科学,可以化险为夷,成为党自身建设、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源泉。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有十个方面: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以及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昀献,《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5、中国将迎来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如果再经过20年8%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国也将迎来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日本自1951年经过20年高速增长后,至1971年时人均收入增长至美国的60%;韩国经过20年高速增长后,人均收入增长至美国的50%。因此,如果继续高速增长20年,20年后中国人均收入至少为美国的50%。以目前美国人均收入4.8万美元计算,大概为2.4万美元。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英国是世界大师的摇篮,之后是美国。如果20年后中国人均收入为美国的一半,按中国人口为美国4倍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假设两国教育科研经费占比相同,那么中国的教育科研投入也是美国的两倍,届时,无论是哲学、自然科学,还是文学、艺术等社会科学,中国都将面临机遇。——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中金在线,2012年9月19日
责编/徐艳红 张潇爽 美编/石玉
本期评审专家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公方彬 国防大学教授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
王也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储建国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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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年底评选出最有价值的100个年度观点,人民论坛编辑部每月邀请权威专家对各领域精华观点进行梳理、筛选,评选出月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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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标准:
1、新锐度(富有新意,针对性强);
2、关注度(关注度高,影响较大);
3、权威性(表述准确,观点权威);
4、深刻性(鞭辟入里,见解独到)。
1、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的人的支持。中国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经济学家吴敬琏,《财经》,2012年第22期
2、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不应脱节
现在关于土地补偿的问题和市场化是一样的,一方面是市场化发展得不足,另外则是一些领域市场化过度,我们受两方面之害。在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上,一方面是城中村和城郊农民一夜暴富;另一方面是边缘农民,因为大工程路过那些乡村以及远郊开发区的农民,他们的补偿严重不足。城市化需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要认清谁是城市化主体,城市化主体就是这两亿多农民工,以及另外两亿被迫分离的家属。他们是我们城市化的主力,但是他们没有从中得到收益。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把钱给城郊农民,也不是把几个村并一个村盖上楼,那跟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再过几年随着大部分农民来到城市,这种新村还要被拆掉,那是城市化的巨大浪费。为什么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就是因为我们只分配土地指标,从来不分配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的指标。我的建议是把主流的土地指标分配和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指标挂钩,谁能安置更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就给谁更多的土地指标。——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9月19日
3、法治的清明就在于政治的清明
邓小平同志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我完全赞成,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我们的法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法治的清明就在于政治的清明。未来的趋势肯定是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的,甚至将从经济体制改革走得更远。但是,关键是步伐有多大,内容是什么。步伐不能够要求太快,因为中国嘛,改革开始慢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改革,坚持改革就是对的。我是比较趋向于改革应当特别注意党政分工的。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的时候,就提到过“党政不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党起的是领导作用,不能把“党”和“政”的角色混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南方周末》,2012年9月13日
4、中国崛起或打破国际关系“铁律”
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成为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中国针对与美国的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重复中国并不相信这种陷阱。30多年里,中国尽管迅速崛起,但亚洲则维持了和平。这似乎已经在打破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政治悲剧”。亚洲和平更多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理性选择和互相调适的结果。中国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毕竟,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联合早报网,2012年9月4日
5、中国要走向官民共治
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已有过三种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官民共治是共治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随着社会力量的日益增长,国家将不断地还政于民、还权于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进程。我们的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而不稳定因素却日益增多;居民的民生不断改善,而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却没有随之提高;举国上下都痛恨官员腐败,腐败却仍在高位区;我们一方面提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却又在政策上助长各地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凡此种种,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们面临的治理困境。如何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我们需要:一,着力于确立核心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二,改造公民教育,强化公民在公共治理的主体意识;三,强化执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四,完善制度环境,扩大公民参与;五,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自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6、 金融危机催化新“三个世界”格局
这场金融危机正在催化出一个崭新的“三个世界”格局:穷国、富国和中国。富国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肇事者,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它们面临着深刻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公共财政的规模和支出的结构必须改变,将有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第二集团是穷国,既包括极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虽已出现蓬勃发展的端倪,但经济的波动、金融的动乱,仍然始终会出现在其未来发展的事业之中。中国具有一些与穷国相同的性质,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一些难题。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基本的原始改革动力,体制还将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它已不能简单地被划为穷国或富国的一部分,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上,中国的利益乃至于诉求与穷国与发达国家都不一样。作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桥梁,中国应该也必须在不断解决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同时,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稳定器、国际秩序改革的推动者以及穷国未来发展的探路者。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新财富》,2012年第8期 7、政治认同建构为当代中国凝心聚力所必需
政治认同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的归属认同,对社会秩序的维系和政治行为的规范具有积极作用。政治认同主要包括政党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以及意识形态认同、体制认同、政策认同、阶级认同等等。这些认同反映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对社会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核心问题就是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用什么样的理论、定什么样的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战线上所有认识分歧的发生都与这些政治认同的核心问题紧密相关。政治认同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体现为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建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代中国只有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才能获得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才能使13亿中国人心往一事想,智往一起聚,力往一处使,路往一条走,从而激发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齐卫平,《学习时报》,2012年9月10日
8、主权区域要变成发展的新杠杆而不是战场
在国内都说中国软,但在国外都说中国硬。国内的年轻人认为和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不打不过瘾,打才是硬;而国外的人更多看经济总量的攀升、看军费。从全世界领域来看,西太平洋是纠纷最多的地区,日韩之间,韩国、朝鲜之间,日俄之间,韩俄之间,都纠纷不断。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应该让这个国家的崛起改变世界秩序,带来世界海洋法、世界极地法、世界太空法的有序执行,给世界领土纠纷带来可以共赢的处理方式。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拱手让出领土主权,但如果你不管国际法,不管国际道义,使用武力把争议领土用武力拿过来,别的国家不认可,国际贸易、国际朋友就没有了。这些主权区域要变成中国发展的新杠杆,而不是战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东方早报》,2012年9月18日
9、所谓再分配有误区
财富只能来自生产、来自创造,而不可能来自分配。如果我们脑子里总想着怎么去再分配,最后就会要求政府给我们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么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权力集中,满足平均主义惟一的方式就是权力更集中的政府。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一想到什么东西都找政府,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特点。这个关系完全颠倒了,本来政府是老百姓养活的,而政府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好像老百姓是政府养活的。经济关系的本质已经被掩盖了,造成一种错觉,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竞争花钱,而不是竞相创造财富。只有大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每个人才能有希望活得更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中国改革》,2012年第9期
10、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
当下矛盾尖锐到这个程度,政治体制改革再“碎步前进”恐怕来不及了,必须中步前进才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扭秧歌,进三步退两步,但是总的说也还是前进了些。多少年来,我们都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都困难重重,因为它遭遇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反击,每一次政治改革流产之后,专政机器都更强化,强化的结果又造成了更大的矛盾,发现问题后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恶性循环。目前,最大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和民间呼声,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动力,还是把他们看作不稳定因素?我们党的传统是重视民意,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对民意进行压制,不倾听民间的呼声,就很容易出大问题。因为损害人民大众根本意志和利益的行为是不可能长久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11、中国缺少的不是创新而是信任
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准说法是,中国人擅长“山寨”,但却连呼啦圈都没发明过。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的DNA,而死记硬背式的教育体系助长了那种倾向。发明了造纸术、火药、烟火和指南针的民族怎么突然变得只会组装iPod了呢?我认为,中国现在缺失的不是创新文化,而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信任。中国旧的社会信任体系是以村庄和家庭为基础,然而一个现代社会的信任体系是以法律和司法的独立为前提。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废除了旧的社会信任体系,但是新的社会信任体系还未形成。因此中国现在正在经历巨大的信任危机。当社会中存在信任时,就会出现持续创新的情况,因为人们有安全感,他们就敢于进行冒险,做出创新所需的长期承诺。当有了信任时,人们就不会害怕自己的创意被盗取,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愿意合作开发彼此的创新项目。现代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创新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现在还是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2012年9月11日
12、市场幼稚病要不得
我们曾经过于相信计划经济,时过境迁,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迷信计划变为迷信市场,出现盲目崇拜市场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犯了市场幼稚病,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没有搞彻底。其实,计划和市场各有利弊。要尊重市场,而不要迷信市场;不要迷信计划,但不能忽视计划。计划的长处就是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几件大事,还可以调节收入,保持社会公正。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这几件大事不能交给市场去管: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问题都得由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来干预。但计划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都可能使宏观计划管理工作偏离客观情势和客观规律,造成失误。所以,要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改进我们的宏观计划管理工作。——经济学家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2日 13、保障权利该补的课要大大方方去补
一个社会中,如果有权利保驾护航,市场就只能造福而不可能为害,只能为人嫁衣而不能鸠占鹊巢。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权利保障在很多方面还不是很到位,导致了市场在中国社会的诸种不良表现。所以,不能说中国搞市场经济搞错了,而是我们没有把搞市场经济的条件认真准备好。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要想走好,先要把保障权利的工作做起来,该补的课要大大方方去补。不过,汲取这些年来中国改革的教训,我们还应该再往前走一步。要保障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保障谁的权利,保障什么样的权利。因为现代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固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仅以城乡二元体制为例,长期以来,客观上形成了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城镇居民无论在社会福利还是劳动就业方面都比农民优越。要想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制度上彻底改变这一状况。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这都是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补”的课。——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北京日报》,2012年9月4日
14、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
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在当代面临的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内源性风险,也有外源性风险。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是内源性风险,因为我们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掌握公共权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是当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党无法比拟的。党强则国盛。只要党自身肌体健康、足够强大,就可以化解各种风险,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国际领域的风险。执政风险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危险性,同时也具有双重性、不确定性和可控性。执政风险不只意味着危险,也潜藏着机遇,如果应对科学,可以化险为夷,成为党自身建设、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源泉。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有十个方面: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以及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昀献,《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5、中国将迎来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如果再经过20年8%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国也将迎来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日本自1951年经过20年高速增长后,至1971年时人均收入增长至美国的60%;韩国经过20年高速增长后,人均收入增长至美国的50%。因此,如果继续高速增长20年,20年后中国人均收入至少为美国的50%。以目前美国人均收入4.8万美元计算,大概为2.4万美元。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英国是世界大师的摇篮,之后是美国。如果20年后中国人均收入为美国的一半,按中国人口为美国4倍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假设两国教育科研经费占比相同,那么中国的教育科研投入也是美国的两倍,届时,无论是哲学、自然科学,还是文学、艺术等社会科学,中国都将面临机遇。——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中金在线,2012年9月19日
责编/徐艳红 张潇爽 美编/石玉
本期评审专家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公方彬 国防大学教授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
王也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储建国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