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依尔·努埃曼（1889—1988）是阿拉伯旅美派文学的旗手，阿拉伯现代复兴运动的先驱，与纪伯伦并称为近代黎巴嫩文坛双子星。1978年，努埃曼获赠最高国家勋章——黎巴嫩杉树勋章。历经一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他创作了情感真挚的诗行、意味深长的小说、慷慨激昂的文学评论等，留给后人不可胜数的精神财富。他著作等身，目前被译成中文的却很少。热情洋溢、蕴蓄哲理的《先知》使纪伯伦享誉全球，而这位在阿拉伯世界享有盛名的文学评论家、诗人努埃曼却并不为我国读者熟知。
　　一
　　文字是心灵的镜面示范，努埃曼潺潺流水般轻柔的笔触透射出洞察现实的深邃，饱含深情的悲悯。写作时坚持真实地传达思想，没有刻意高扬的伪善，更无止步不前的畏葸。
　　努埃曼旅居美国二十年，1916年结识了后来誉满天下的纪伯伦，二人交往密切。1931年4月10日，努埃曼接到纪伯伦病危通知后匆匆赶往医院，在病床前陪纪伯伦走完生命最后一程。他跪在床前，把头深埋进盖在逝者身上的白色床单，曾经促膝互诉衷肠的画面仍在脑际。1932年努埃曼写下《纪伯伦传》，向读者展示真实的、血肉丰满的纪伯伦。这既是对友情的怀念，又是对思想旨趣见解一致的见证。“如果我没在纪伯伦的生活中看到能使我落实我对于生活，特别是人类生活的观点，我决然不敢为他动笔的。”
　　在《纪伯伦传》中努埃曼回顾了纪伯伦一生的坎坷历程及在文化艺术上的巨大贡献，也并不回避对终生未婚的传主在感情生活中的关切，提到在纪伯伦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玛丽·哈斯凯勒女士及女教师米士莉。已为人妇的玛丽是波士顿女子学校校长，曾资助他到巴黎学习美术，为他的文学、艺术铺路。女教师米士莉曾是纪伯伦的女友。《纪伯伦传》面世后，《先知》读者质疑书中所记纪伯伦的真实性，更有甚者认为，作者自知自己文学地位不敌纪伯伦，故意暴露他的隐私。努埃曼对此不予理睬，却回应了艾敏·雷哈尼的公开信。同为旅美作家的雷哈尼在纽约颇具声望，在纪伯伦名满天下后不愿与之来往，这种冷漠长达十二年，直至纪伯伦逝世依然没有好转。雷哈尼公开指责努埃曼揭开他人无权窥视的纪伯伦的个人隐私。对此努埃曼则称真理远比他人的看法伟大得多。他撰写这部书只为阐述纪伯伦走过的道路，从有限的生活羁绊走向无限的生活自由。努埃曼抗拒生活的浮沫，听从真实的内心，赋予文字揭示生命的能力，以挚爱之情、纯真之心铺叙纪伯伦对荣耀的渴望、同内心的斗争。在他眼中，规避是一种背叛，纯粹才能保护灵魂深处的友谊。
　　努埃曼在文学评论集《筛》中表达的文学观念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他青睐依靠审美直觉和主观感受的印象式批评，不主张设定固化的标准。努埃曼直言诗人要描绘身体感受或精神体悟，诉说内心涌动的情感，不要被所谓的韵律或规则束缚手脚。文学的关键是人，文句的优美与华丽不可同内在的价值比肩。作为一位诗人，努埃曼尊重诗歌的“尊严”，把诗兴视为授予诗人的花粉，对任何场合下的谄媚感到羞愧，称那是对诗歌最大的践踏和亵渎。“一个艺术家把他的艺术作为求得权势者的同情和攫取金钱的手段，那是最大的遗憾。”
　　二
　　描写海外侨民的际遇是努埃曼小说的一大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杜鹃钟》，讲述黎巴嫩青年哈塔尔与祖木露黛青梅竹马，结婚前夕，祖木露黛被一位回国探亲侨民带来的杜鹃钟吸引。面对诱惑，她选择背弃婚约，与那位侨民一同回到美国。哈塔尔沮丧万分，赴美淘金，赚钱后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杜鹃钟。他娶了一位美国女人为妻，生活并未像想象中那么幸福。在美国一家餐馆偶遇服务员祖木露黛，哈塔尔十分感慨，不久低调回乡。努埃曼以象征西方物质文明的杜鹃钟为题，描绘了一些东方人趋之若鹜涌向西方追求财富的图景，最终发现财富并不能带来预期的幸福，带着迷惘、困惑返回东方，在丰厚的土壤里、熟悉的环境中找回丢失的自我。哈塔尔的经历代表作者对东、西方命运的思索。努埃曼要求平等的话语权，为阿拉伯世界发声。在他看来，东西方文明本无轩轾，应一视同仁。
　　“你是谁？是什么人，竟敢统治人类，
　　……
　　你把人群分成三六九等，
　　彼此屠杀，赖以生存，为所欲为，
　　这样，你吃掉人的肌肉，或抛弃，
　　你随意玩弄着他们家园中的一切。
　　似乎你手中转动的机器，
　　像生命的源泉从你掌心迸涌。
　　你是谁？你这西方人又算什么，竟敢命令我。”
　　《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这首诗是努埃曼目睹现实中西方对东方骄横后发出的怒斥。受“西方中心论”偏见的影响，阿拉伯文学长期面临被边缘化的际遇，阿拉伯侨民文学力图冲破传统文学条条框框的形式束缚，摆脱堆砌辞藻的僵化刻板，用抒情的节奏描绘自然，反思宗教，不仅涉及传统文学很少问津的主题，而且实现文学形式的革新，对陈旧文学传统进行挑战，致力于东方文化的觉醒。面对文明化的非难，努埃曼立场坚定，底气十足。谈及阿拉伯东方的振兴及其对于西方文明的态度，他直言将使东方回到比西方文明更强大和更永久的信念中。“我呼吁东方应重新确立和捍卫的信念是，不卑不亢，不屈膝投降，无所畏惧，不甘心于低贱、穷困和悲惨的状况。”
　　努埃曼并非民族主义的褊狭捍卫者，身居美洲，他采取一种抽离的态度，站在更广阔的高度审视，往往更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杜鹃钟》《学士文凭》等短篇都渗透着对西方物欲横流、浮躁不堪气氛的不满。《宝物》则是对黎巴嫩迷信盛行现象的无情揭露。《不育者》暴露女性卑微的地位和被传统守旧观念套上的枷锁。
　　三
　　努埃曼撰写自传《七十述怀》，洋洋洒洒六百页，回望走过的七十年，写不尽洞察生活的睿智，道不完悲天悯人的情怀。平缓却不失深度的文字铺排中透出这个年纪独有的平和。1931年纪伯伦逝世，努埃曼随即别离美国，回归故里。比起纽约的喧嚣浮华，他更心安于白斯肯塔的幽静与平和。“也许人从自己生命的秋天采摘到的最佳果实是平静、安然的心情：感到有许多颗心脏在自己的胸中跳动，友谊、情怀、爱慕自在其中；感到自己的根已经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感到自己落在大地上的阴影是那样浓密柔和，足以让辛勤的劳动者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那里歇脚荫凉。”年事已高的努埃曼搭起一座草屋，除吃饭、待客、帮助家人劳作之外，享受着独居的清静。正如他所言，“在人生的秋天，胸间没有炽燃的火焰，没有缠绕枕席的梦幻，没有抽击心与脑的长鞭，然而此时此刻，人却有不可意料的幸福临门。”沧海桑田，曾经激越的澎湃幻化为波澜不惊的宽厚，参加战争的经历为努埃曼的内心增添了不少温情。
　　阿拉伯世界的努埃曼，浸染了苏菲神秘主义思想，他试图通过爱通向“我”与“非我”的和谐，战胜欲望和恐惧。苏菲思想提倡的“神爱”指引人类追求生命本体中的美好品质，使灵魂得到净化。晚年的努埃曼在黎巴嫩绥尼山麓，思考宗教、社会问题。短文《灾难的裨益》映射出努埃曼不同寻常的思辨，他认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灾祸具备有益的一方面，它激发人们预防灾祸的热忱，戏弄财富、权势堆积的堡垒，还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使生命享有同等的价值。
　　“如果没有你，便没有我之为我；如果没有我，便没有你之为你；如果没有我们，便没有他之为他。如果没有先于我们者，便没有我们；如果没有我们，便没有广阔的世间中的任何一个人。”努埃曼将世界视为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爱在精神之中，并无围困的藩篱。生命和死亡没有明确的界线，生命是死亡的产物，死亡孕育出生命，如此往复循环。
　　从黎巴嫩的绥尼山麓到俄国布勒塔法，从神学校毕业后漂洋过海，远至美国，暮年归乡。努埃曼完成生命的环形之旅，植根于故土根源中的思想逐渐走向更开阔广博的境地，终于摆脱欲念的折磨，从生命与死亡的罅隙中穿过迷雾，终结于自由的喜悦。他没有被纪伯伦的光芒掩盖，同样是一颗明亮的星，熠熠生辉，闪烁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