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丑话”，即一些让人难听、难受、难堪的话。人际交往中，人们大多以和为贵，彼此尊重，互相体谅，尽量不说“丑话”。但有时，“丑话”又不能不说。
　　比如领导干部在民主生活会上，要“红红脸、出出汗、咬咬耳、扯扯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一个适合说“丑话”的场合。再比如商务谈判，对未来合同履行过程中对方可能出现的违约行为，也得“丑话说在前头”，明确各自责任和义务，防患于未然。那么如何才能把“丑话”说好呢？
　　首先，“丑话”要早说。人们说“丑话”，大多不是为了讨好谁，没话找话;更不是为了恭维谁，有说没说。而一定有目的：或直接道出某种真相，或指出别人的缺点和不足，或提出某种建议，或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打预防针，等等。这样的“丑话”，早说为好，说在前头，先小人后君子。现实中，越是亲密的朋友，有“丑话”越不好意思说，不愿意说，宁愿沉默。这样做，最后留下来的可能就是一个烂摊子。有些生意上的纠纷，也往往是没把“丑话”说在前头所致，之前没说好盈利后如何分配，亏损后怎样承担，最后往往不欢而散，人财两空。所以说，“丑话”不说在前头，丑事往往跟在后头。
　　笔者在法律服务过程中，注意到一个现象。沉浸在甜蜜爱情中的情侣们，一般不去讨论双方在未来婚姻中可能会出现的冲突，很少有人会对婚姻中可能涉及的重大矛盾、冲突如何解决，感情破裂如何體面分手等进行预先安排，几乎没有情侣会将上述情况写成婚前协议。但是，婚前回避掉的矛盾并不会消失。演员李诞说了一段关于婚姻的深刻见解：“婚姻是一个壳，不是我们去保护婚姻，而是婚姻来保护我们。两个成年人，要把所有最坏的事情说好，将婚姻这个壳做得足够坚固。坚固到什么程度？要坚固到即使婚姻不在了，它还能保护我们。”这就是“丑话”早说，富有智慧。
　　其次，“丑话”要直说。国人和老外在商务谈判过程中有个不同的习惯，国人一般喜欢在宴席上谈生意签合同，觥筹交错之间、灯红酒绿之下达成协议。偶有一方欲说点“丑话”，另一方就会说我们都是生意场上多年的兄弟了，这点事不用说得那么直白。而老外则更习惯在谈判桌前与对方争个面红耳赤，把所有能想到的最坏情况落在白纸黑字上，不遮掩也不含糊。结果常常是，饭桌上谈成的生意，纠纷最多，酒宴中签下的协议，变化最快。而谈判桌上签订的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最少。所以，只要不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造谣污蔑、落井下石，那么说“丑话”就不需要遮遮掩掩、拐弯抹角、虚伪矫饰、云里雾里，应该开门见山、单刀直人、快人快语，让丑媳妇尽早以真面目见公婆。
　　最后，“丑话”要善说。当然，说“丑话”不是为了让别人难堪，而是为了提前达成“君子协议”，因此“丑话”要善意地说。一方面，要有理有据，不信口开河，不搬弄是非，不胡编乱造，不张口就来，不想说就说。说“丑话”要有事实依据，很多时候还要有证据，一如法庭上的控辩双方，说的尽管都是对方不愿意听的，但至少有理有据，透明理性。另一方面，说“丑话”还要善于看时间、地点、对象、环境和条件，即便不能让人如沐春风，也不应该让人如芒在背。比如，不在公众面前指着某人说他的不是，不在某人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去说他，不隔三差五地说。心理学中有—个“消息分享定理，’，说的是“好消息要分开说，坏消息要一起说，大好小坏一起说，小好大坏分开说”，这个定理同样适用于说“丑话”。
　　此外，说“丑话”还要有救济措施，也就是要有预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心里有底，这样真的出现让“丑话”说中的时候，就能妥善应对。“丑话”虽不是甜言蜜语，说好了，就可以成为逆耳良言。
　　摘自《宁波日报》2019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