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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民国热的持续发酵，大量编著作品应运而生。尽管其中不乏考订较精、文笔尚佳者，但毕竟有一批作品，或出处阙如、胡编滥造，或不加研考、偏听误信，总之可靠程度很不容乐观。笔者在阅读中发现，围绕一九三二年第一次淞沪抗战期间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的遇袭事件，现存文献便存在不少问题。经竭力追根溯源，排比辨析，并借客观材料相助，才终有机会拂去疑云，逼近历史真相。
沈立行的著述
一九九○年代中期，上海文史馆馆员沈立行多次撰文，如《“1·28事变”中的“东洋魔女”》（《上海科学生活》1994年1期）、《紫色行动：川岛芳子挑起上海“一二八”战争》（《人民警察》1995年8期），以及专著《叛逆人生：大上海1937—1949》（团结出版社1995），记述一二八事变前夜，川岛芳子唆使上海青帮流氓常玉清等人，驾舢舨由两名“水鬼”潜至出云舰底，实施夜炸。此事被沈氏列为引发“一二八”事变的系列导火索之一。
这种叙述阴谋论味道甚浓，却并无事实根据。翻阅日本防卫省所藏海军档案：出云舰《航泊日志》，昭和七年（1932）一月二十八日，出云舰尚泊于天津大沽。不久，该舰返回长崎佐世保军港，二月五日第三舰队野村吉三郎中将乘舰赴沪指挥，直到二月八日才抵达吴淞口。显然，“一二八”事变之前夜炸出云舰断无可能。
王亚樵胞弟、外甥和部下的回忆文章
目前广为流传，“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暗杀大王”王亚樵曾参与奇袭出云舰，这种说法源于王亚樵的胞弟王述樵、外甥郭超以及昔日部下朱大刚的回忆文章。一九八三年，王述樵和郭超合撰《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首度披露：
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即筹划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悉王亚樵任义勇军司令极为震怒，令蔡延锴、蒋光鼐撤除王亚樵义勇军司令，解散义勇军。蔡、蒋两军长与亚樵面商，将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王亚樵退居幕后主持。
亚樵与立奎计议，前方指挥由余立奎负责，后方由亚樵负责，“决死军”选拔精干人员组成“敢死队”。“敢死队”侦实日寇虹口兵力空虚，请示十九路军总部，由十九路军、决死军各抽调兵力会同敢死队袭击日本司令部，当时称之“踩日本司令部”。约一月中旬（按：1989年郭超更正为2月中旬）桌日下午，向日寇司令部展开猛攻，激战至傍晚，经我最后冲锋，日寇伤亡惨重，弃司令部逃窜至“出云号”兵舰。
“出云号”兵舰是日寇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王亚樵命敢死队龚湘龄选拔水手七名进行训练，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由守卫吴淞海防十九路军翁照垣旅暗暗护送至“出云号”兵舰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轰炸“出云号”兵舰，虽未炸毁但受到震伤，日寇震惊。
蹊跷的是，一九八六年王述樵单独发表《王亚樵生平活动记略》（《合肥文史资料，第3辑-王亚樵》），尽删上述文字，令人怀疑此事非其亲历，因而并不认同。至于郭超，他在一九八九年又发表《神秘的王亚樵》（《文史资料选辑·第119辑》），文中关于偷袭出云舰的记述沿袭了一九八三年旧版。
一九八六年《合肥文史资料》“王亚樵专辑”收录朱大刚《回忆王亚樵片断》一文，则是对王、郭版记述的细化和修正。朱说，“一二八”事变爆发当晚，王亚樵即组织成立“抗日救国决死军”。紧接着，朱氏道出偷袭出云舰的原委：
……后来，日本水陆空三军不断增援，陆续到达上海，由日本白川大将在“出云”舰上指挥。王亚樵得知这一消息，即与部下龚湘龄研究，计划从黄浦江底轰炸“出云”舰。时有两个工人，是上海著名的“水鬼”，水性极好，自告奋勇去轰炸“出云”舰。计划决定之后，由龚湘龄负责指挥轰炸任务。
此时，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部驻防吴淞一带，翁兼任吴淞要塞司令。王亚樵即通过翁的关系，由他通知吴淞警戒部队，在约定的时间内，有两只渔船通过出口，并由吴淞要塞司令部发给特别通行证，不许检查，给予放行。
龚湘龄按照约定时间，率领两只渔船到吴淞口，持证与警戒部队负责人联系之后，两只渔船通过，到达目的地。龚湘龄指挥把两只船上的水雷、炸药全部下到江底，而后由两名工人下到黄浦江底，把水雷、炸药运到“出云”舰底下放好。待两名工人回到渔船之后，水雷炸药爆炸。由于摆放位置的偏差，“出云”舰未被击中，仅受了点震动。此.事给日军以很大的震动，立即在“出云”舰四周下了电网，白川大将也离开“出云”舰登陆到虹口指挥作战。
仔细推敲朱文，谋炸出云舰是为了对付白川义则，这是新的说法（按：问题是彼时白川尚未登舰，详见后文）。而执行者是两名水性很好的工人，也是首次披露。坊间关于王亚樵组织人手谋炸出云舰的绝大多数叙述，大多采自述王、郭、朱的回忆文章。
胡氏昆仲回忆录
西谚云“魔鬼在细节中”。朱版回忆文章的一些细节颇令人质疑：偷袭所用炸药从哪里来，量有多大？《王亚樵传奇》称，王亚樵命其部下郑抱真从高昌庙兵工厂弄来了五百磅炸药（按：此说并无出处）。再有，重约二百二十公斤的炸药下到江底后，又是通过什么方法运到出云舰底下也是一个问题。
上海实业家、时任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席胡厥文的回忆录提供了更多细节，其说法与前述版本存在很大差异。据（《胡厥文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炸毁出云舰的动议出自上海市兵工厂厂长阮尚介（按：胡书误作“阮尚玠”）和欧阳师长（按：十九路军师长并无欧阳姓，音近者只有区寿年，即蔡廷锴外甥），书中所透露的诸多细节值得玩味：
为了解决大型水雷的制备，我和阮尚瑜一起到上海兵工厂，在仓库里找到了一枚旧的水雷外壳。经重新配制引信，装好炸药，将其制成了一枚五百磅的大水雷。为了使潜水员能在水中推行水雷又不被发现，我们把四十只空的火油桶密封好，固定在一起，再将水雷固定在下面，于是成了一枚能在水下推行的大水雷。与此同时，在闽行训练潜水员的任务也完成了。由于出云舰停靠在虹口武昌路的三菱码头前，距外白渡桥北堍日本领事馆不远，戒备森严，无法靠近。经研究，我们选择了对岸浦东作为指挥炸舰的地点。 三月一日中午，炸出云舰的行动秘密地在浦东的黄浦江边进行。浮桶式的水雷在潜水员的推动下，向对岸进发，水雷逐步向敌舰靠近，连接水雷的电缆不断向江中伸去。远看水雷已逼近敌舰，敌舰似已察觉，按计算的时间也到了，电闸合拢了，轰的一声巨响，无数根雪白的水柱射向天空。可惜由于水雷尚未贴着敌舰而先引爆，未能把出云舰炸沉。
如对比客观材料（按：详见后文《申报》报道及出云舰《航泊日志》），胡厥文所忆偷袭时间异常准确。而以密封的空火油箱提供浮力、在闵行训练、从浦东下水出发等等细节也极富说服力，如非亲历很难想象。
又，胡厥文有胞弟兼助手胡叔常。《胡厥文回忆录》提及，“一二八”事变爆发前，翁照垣曾于嘉定胡氏雪园内居住二三个月，与三弟胡叔常每天碰面，交往甚密。而关于此事，胡叔常也有过回忆文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上海机器制造业暗地里制成水雷一枚，配上引信。与十九路军第78师区寿年师长取得联系，由他们训练十多名潜伏水底的潜水员；由（按：应添一“原”字）同济大学校长阮介藩负责给水雷装好炸药。然后，齐到浦东石塘湾集合，用密封火油箱数十只作为浮力，连同水雷在浦东下水。由潜水员将装载水雷的浮桶推行至“出云”舰底下，与安装在浦东的闸刀接电爆炸。但“出云”舰没有炸毁，仅摇动了几下。
究其原因，可能是炸药爆炸力不够，浮桶配备太少，潜水员在水底下推行速度太慢，虽已接近舰身，没有紧贴舰底，而约定时间已到，即引发爆破，因而没有取得成功，反而牺牲了几名潜水员。（《自制水雷奇袭日寇旗舰“出云”号》，撰于1983年1月27日）根据常识，人的记忆很难保持几十年如一日的新鲜。对于胡厥文来说，关于偷袭的发生时间，他极可能参考了早年的《申报》。不过，密封的空火油箱等等细节并不见于媒体报道，却只能来自脑海深处。而那处“欧阳师长”的误记，似乎证明他和弟弟胡叔常并未通气。至于胡叔常，他也没有像朱大刚、郭超们那样提及翁照垣，倒是同样提到r阮尚介（字介藩）和区寿年。种种迹象显示，胡氏昆仲正是该事件的主要参与者，相比之下，王亚樵等人参与的可能性则大为降低了。
王琎子媳的回忆文章
阮尚介早年留学德国，是工科生，硕士论文题目属水力涡轮机专业，他照理并不精通化学，配制火药事和他关系不大。经查《晚年蔡元培》（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等书，废水雷所填充的火药，使用了当时最烈的炸药，配制者是中研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琏及同事们。这一提法，书中虽未提供出处，却非空穴来风。深入查检可知，王琎之子王启东、儿媳张苏澄所撰《缅怀先父王琏》（《浙江文史集粹第5辑·教育科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说及，“最烈的炸药”实即TNT：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事起，上海人民敌忾同仇，出力出钱，父亲号召科学界捐献财物，支援抗日。某日下午，父亲急步还家，神色异于平日，他走到母亲前面说道：“出事了，我或许随时需要离家躲避一下，家中要警惕些。”母亲问是为了什么？父亲说道：“我和同事们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中制造了一些硝酸纤维（爆炸力很强的炸药）准备去炸日舰。雇用一个船夫，带着这包炸药与自制引爆器去，嘱他将炸药包沉入水中，拖到日本旗舰‘出云’号的下面，拉线引爆。这位船工过于紧张，引爆过早了些，在船后轰起了一个大水柱。日军忙乱了一阵，将这船工抓去审查了。”事后得知幸亏这船工应付得好，否认这炸药包是他放的。日军一时找不到破绽，只得把他放了。显然，王瓒及同事们的分工是配置高爆炸药，至于具体的偷袭实施过程，王氏未必了然于胸。
林继庸回忆录
至此，似乎所有角色都浮出了水面，但还有一事未明，即究竟是谁在十九路军与上海兵工厂以及科学界、实业界之间穿针引线，做协调工作的呢？山东画报出版社典藏版《老照片》提供了重要线索。该书二○○○年第十五辑中有钱宗灏《国难当头的时候》一文，提及一位在上海和苏州新区从事投资的成功商人林先生，其父林继庸曾受聘任十九路军军事顾问兼技术组长，他约集复旦和同济的几位朋友共同策划，偷袭出云舰。先向兵工厂接洽，秘密制造了五百磅TNT水雷一枚，并通过杜月笙约请了水上警察厅的十五名富有血气、精于泅泳的潜水员实施。林继庸版本的偷袭出云舰实施过程如下：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薄暮时分，父亲化装成运粪的农民，粪船下拖带着沉入水中的水雷和两名潜水员，船舱里装上电池、起爆装置和三百米长的电缆，沿黄浦江顺流而下，当逐渐逼近出云舰时，潜水员薛平桂先行出动，潜至出云舰底部，安装挂钧，然后用电缆拖动水雷，慢慢靠近，至相距约丈许时，惜被敌方发现，探照灯突然亮起，枪声响作一团。父亲见事急，只得提前行动，在粪船上按下电掣，轰然一声巨响，出云舰受到剧烈震创。父亲在腿部中弹的情况下，跳船泅泳至浦东上岸。此事虽未达到目的，但仍起到了震慑敌胆的作用。
爆料人林先生，据伍艳《我所知道的林继庸》（《民间影像·第一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名叫林世明。其父林继庸腿部受伤还能成功泅渡黄浦江的传奇故事，未免令人将信将疑。而关于腿伤，伍文还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即以后在一九三七年工厂内迁时，林因连日奔波，致左脚受伤。
钱、伍所记林继庸之子的谈话内容，自有所本。经查，源自一九八三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项目《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由张朋园、林泉访问，林泉记录）。书中记载，林继庸时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正组织复旦学生义勇军，投入抗日前线。某日，十九路军友人因担心日军将使用化学武器，官兵们人心惶惶，故特意组建军中技术组，以高薪聘请林氏用科学知识筹划防守。
谋炸出云舰一事，为《访问纪录》夹注所记，文中并引用胡光麒《大世纪观变集：波逐六十年》部分内容，而《访问纪录》所附朱沛莲《林继庸计炸出云舰》（原刊《中央日报）》1966年1月4日）才是钱文的源头，不过其中也有纰漏。其一，出云舭遇袭时间，《胡厥文回忆录》的表述是准确的。复经核对其《航泊日志》，三月一日一时许，发生过“机雷爆发”。而林版的二月二十六日并不准确。其二，用粪船移动五百磅重的水雷，远不如胡氏昆仲所述借助空火油桶浮力来得可信。另外，林继庸亲自上阵也不尽合理。尽管如此，前引两篇文章还是相当有启发性的，经查阅原始资料，发现在水雷偷袭出云舰一事上，林继庸的协调工作，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据《访问纪录》，自从林氏受聘十九路军后不久，此消息旋为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和杨杏佛所闻，于是派徐宽甫请林氏到中国科学社晤谈，并将整个科学社交林办公。林随即请徐发出征集信，诚邀沪上众多科技专家及企业家于第二天到科学社讨沦。届时来了二三百人，其中尤以胡厥文最为热心。参《胡厥文回忆录》，第四章《淞沪抗战前后》虽未提及林氏，但第五章《迁川壮举》有所补述：“林先生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足十九路军顾问兼技术组长，在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工作中，我们都很熟悉。”至此，林继庸在此事中所起作用，已大致浮出水面。《申报》报道
水雷偷袭事件爆发后，引发各家媒体连番报道，尤以《申报》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头版的报道为精确而周详：
昨午水雷爆发
▲外白渡桥北之巨声
▲日舰出云几被炸毁
昨日下午一时许，外白渡桥北堍，突有水雷暴发，停泊该处日旗舰出云号，几遭轰毁。兹将情形查志如下：
停舰地点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排水量有九千八百吨，为在沪作战海军司令野村中将旗舰，停泊在虹口武昌路沿江之三菱码头前，即在外白渡桥北堍日本领事馆前。自新任上海日本军总司令白川大将来沪后，日本陆海军司令会议作战计划等事，均在该舰举行，实为日军发号施令之总机关。
水雷轰炸 昨日下午一时许，在出云旗舰之外档，约距离该舰有四码之远，江内突生水雷轰炸声。此水雷炸力至大，轰然一响，江面之水，乃飞起数丈之高；而沿黄浦之地皮，均被震动，附近之房屋，亦为撼动。出云舰受震，摇荡不定，若距离稍近，该舰必难幸免。
事后严查 水雷爆炸后，在舰日本海军官佐，无不大惊失色。当时群奔甲板，遂出舰解放摩托小火轮，至左右附近查察，一无所获。迨至一时四十分，有小火轮一艘，带驳船两只，自南黄浦面赴苏州河，经过该处，为日舰扣留，严行搜检，因无所获，遂即释放。
外报记载 《大美晚报》云，今日（一日）有人图以深水雷炸毁泊于浦江之日海军少将野村之旗舰出云号，及日驱逐舰Oie号，计轰炸两次，第一次在晨间十一时，浦东方面驱逐舰Oie号附近，炸声至猛，闻该军舰除士官室内毁用具数事外，无甚损伤。第二次乃在午后一时二十分，浦滩许多大厦，为之震动，据盐泽少将在出云舰上语《大美晚报》代表，谓轰炸处距出云舰侧约三十米突，时野村少将与今晨抵沪之第十一师团司令白川中将正在会谈，按出云舰泊于日领事署附近，据日当局声称，该舰并未受损云。出事后，港内日军舰即缒下小艇，四出搜觅，盖恐尚有其他水雷也，午后仍在从事此举。轰炸处附近之中国舢舨，均经检查，并拘去舢舨舟子二人。当时炸声之猛厉，足以震撼山岳，故上海市民初皆以为乃属地震，南京路口华懋饭店内之餐室及炙食间，因地为炸力所撼动，众为大惊失色，许多日人皆夺门而出，以为东京大地震见于上海矣。
报道显示，出云舰虽未被炸毁，但水雷的爆炸威力相当惊人，且波及其他日舰，确实足以“震慑敌胆”。
关于偷袭的直接目的
多数人回忆，偷袭出云舰是为了刺杀日军指挥官白川大将。但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则说，“敌旗舰‘出云号’被我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无法速决，引起了反战浪潮。但当权派骑虎难下，仍然进一步布置军事行动，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替植田……”言下之意，似乎炸出云舰才引来白川赴沪接盘，因果关系又有所颠倒。
实际上，翻阅《申报》三月二日第二版《白川昨日到沪》报道，白川义则一日清晨抵沪，只不过他没有立即登临出云舰。据出云舰《航泊日志》，白川首次登舰访问是三月四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而《昨午水雷爆发》，将出云舰系于“日军发号施令之总机关”，这已经一语道破了其重要性，对出云舰的袭击意味着破坏日军作战指挥系统的“大脑”。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联系到白川呢？笔者以为，一则白川确实当天抵沪，二则众人或将此事与两个月后虹口公园白川死于炸弹一事发生了联想。
另外，也有人猜测，三月一日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伪满洲国正式成立日，十九路军决定在这一天施行“斩首”行动，是想炸沉“出云”还以颜色。这只能聊备一说，因为没有丝毫文献依据。
若干疑问
由于遍寻不着阮尚介、区寿年或翁照垣关于谋炸出云舰的言述，整个事件尚存若干疑问。
首先，关于偷袭的执行者。通览国内出版的一些王亚樵相关图书，两名具体实施爆炸的工人，有的称一个叫罗海跃，一个叫曹水鬼。又有称分别叫李水鬼、陶海妖，是铁血锄奸团成员。这些都无凭无据。而朱沛莲文中提及密谋者通过杜月笙，转商前水上警察厅长沈葆义，挑选精于水上活动、从事水里工作的“水鬼”，找了一名叫“薛平桂”的人。但这个名字，怎么都让人觉得也像是绰号（音近薛平贵）。
照朱大刚的意思，没有人员牺牲。而胡叔常则说牺牲了多名潜水员。朱沛莲说死了一名（“血肉横飞，为国捐躯”）。究竟有几名“水鬼”因故殒命？好在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事件发生十四年后，著有基于日记的《蔡廷锴自传》，透露了些许端倪。
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天，蔡府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范志陆（时任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报告那次袭击的失败原因，以及一名水手不幸牺牲的消息：
此次后方所办炸敌之某旗舰，因黄浦江湖水涨落未定，水手不知海底炸药已被水流横（按：似脱“移”字），爆炸已不准确，至为可惜。如果三百磅炸药不流开五米远（按：原误作“达”），该敌旗舰就会片甲不留了。最可惜水手一名（最得力能在水底四小时），下水炸敌舰时一去不回，定必系被炸药波及阵亡。（《蔡延锴自传》，香港自由旬刊社1946）
挑选“水鬼”一事，究竟与谁有关呢？笔者更倾向于沈葆义。民国二十年（1931）《浦东同乡会会员录》显示，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里有沈梦莲和阮介藩（按：沈葆义字梦莲，杜月笙为该会常务理事会主席）。更巧的是，由于同为奉贤人，沈、阮恰为筹备会征求队第六队正副队长。 其次，关于胡刚复的作用。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化学讨论会，全体大会席间，林继庸应会员之请，缕述其在十九路军中目击该军抗日战争的经过。林的发言被中国科学社的会刊《社友》第二十六期转载。其中谈及：
华侨某捐有一大型望远镜，能视察二十里以外，但只能见形，不能定位。交胡刚复先生利用。胡先生复觅得一较小者，两镜对用，求其交叉点，即知敌军所在地，且可摄影。但以不善装置，终成废弃。
这似乎在说，当年胡刚复曾负责利用望远镜侦察敌情。至于三月一日当天，密谋偷袭者是否如《晚年蔡元培》所述，依据胡刚复所观察到的出云舰的停泊方位采取了偷袭行动？实在无从确定。《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等书，提及胡刚复教授日夜守在高层建筑（《晚年蔡元培》明确为苏州河与黄浦江汇合处的制高点：海关大厦）楼顶上，利用望远镜观察日本军舰的调动情况，向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报告，其中包括出云舰的停靠地点和方位。这些说法不知所据何来？（按：或许是《交大三日刊》第173期《沪战备忘录》，笔者未经寓目）望知情者有以告知。
另外，水雷究竟有几枚？众人的回忆录里，似乎水雷都只有一枚。但是，三月一日出云舰《航泊日志》表明，“机雷爆发”发生了两次，分别为下午一时零五分和一时二十五分，前者距左舷三十米，后者五十米。看来，两枚水雷的可能性更大。水雷究竟重多少磅呢？胡厥文、林继庸回忆说五百磅，而《蔡廷锴自传》则说三百磅。也许是两枚水雷，其中一枚三百磅，另一枚二百磅，则合计五百磅？当然，这只是推理。
结语
黑泽明的经典电影《罗生门》的成功，使之成了真相经主观扰乱而扑朔迷离的代名词。对于同一桩事，叙述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各执一词，真相于是很难彻底辨清。一九三二年偷袭出云舰事件，给人的印象似乎更像是盲人摸象，每人只认知或记得部分真相，而辗转多年，物是人非后，事情便变得越来越晦暗难明。
经过审慎斟酌，笔者试着排比上述文献，沙里披金，还原此事的大致真相：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林继庸被委任为技术顾问。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铨听说后，召集二百多名中国科学社科技人员及实业家一道开会，明确了分工。科学界与实业界遂联手制造防毒面具、武器和炸药等。
随着战事的进展，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契友、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及蔡的外甥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密谋策划袭击日寇指挥中心：出云舰。某日，区师长会同上海兵工厂厂长阮尚介找到胡厥文，用王瓒等人所制TNT炸药填充废水雷。几乎同时，阮找到同乡、前水上警察厅厅长沈葆义，由其物色两名水性极好的工人，并在闵行训练。
三月一日晨，日本新任指挥官白川大将抵沪。中午，行动开始。工人们驾舢舨，到浦东石塘湾集合，以四十个密封火油箱作为浮力，带着改装了的两枚重磅水雷，在浦东下水，由潜水员将装载有水雷的浮桶推行至出云舰底下，事先约定了爆炸时间。由于潜水员速度太慢，还未接近敌舰，便接电引爆。出云号侥幸得免。
走笔至此，且引当年林继庸的感慨如次：
在三天之内招集上海的科学界及大企业家等二三百人，那都是我国人材的精英，他们出钱出力，埋头苦干，事涉国民兴亡，他们义愤填胸，奋不顾身，集合一堂，为国效命，这也是我国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伟大表现！
定稿于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沈立行的著述
一九九○年代中期，上海文史馆馆员沈立行多次撰文，如《“1·28事变”中的“东洋魔女”》（《上海科学生活》1994年1期）、《紫色行动：川岛芳子挑起上海“一二八”战争》（《人民警察》1995年8期），以及专著《叛逆人生：大上海1937—1949》（团结出版社1995），记述一二八事变前夜，川岛芳子唆使上海青帮流氓常玉清等人，驾舢舨由两名“水鬼”潜至出云舰底，实施夜炸。此事被沈氏列为引发“一二八”事变的系列导火索之一。
这种叙述阴谋论味道甚浓，却并无事实根据。翻阅日本防卫省所藏海军档案：出云舰《航泊日志》，昭和七年（1932）一月二十八日，出云舰尚泊于天津大沽。不久，该舰返回长崎佐世保军港，二月五日第三舰队野村吉三郎中将乘舰赴沪指挥，直到二月八日才抵达吴淞口。显然，“一二八”事变之前夜炸出云舰断无可能。
王亚樵胞弟、外甥和部下的回忆文章
目前广为流传，“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暗杀大王”王亚樵曾参与奇袭出云舰，这种说法源于王亚樵的胞弟王述樵、外甥郭超以及昔日部下朱大刚的回忆文章。一九八三年，王述樵和郭超合撰《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首度披露：
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即筹划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悉王亚樵任义勇军司令极为震怒，令蔡延锴、蒋光鼐撤除王亚樵义勇军司令，解散义勇军。蔡、蒋两军长与亚樵面商，将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王亚樵退居幕后主持。
亚樵与立奎计议，前方指挥由余立奎负责，后方由亚樵负责，“决死军”选拔精干人员组成“敢死队”。“敢死队”侦实日寇虹口兵力空虚，请示十九路军总部，由十九路军、决死军各抽调兵力会同敢死队袭击日本司令部，当时称之“踩日本司令部”。约一月中旬（按：1989年郭超更正为2月中旬）桌日下午，向日寇司令部展开猛攻，激战至傍晚，经我最后冲锋，日寇伤亡惨重，弃司令部逃窜至“出云号”兵舰。
“出云号”兵舰是日寇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王亚樵命敢死队龚湘龄选拔水手七名进行训练，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由守卫吴淞海防十九路军翁照垣旅暗暗护送至“出云号”兵舰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轰炸“出云号”兵舰，虽未炸毁但受到震伤，日寇震惊。
蹊跷的是，一九八六年王述樵单独发表《王亚樵生平活动记略》（《合肥文史资料，第3辑-王亚樵》），尽删上述文字，令人怀疑此事非其亲历，因而并不认同。至于郭超，他在一九八九年又发表《神秘的王亚樵》（《文史资料选辑·第119辑》），文中关于偷袭出云舰的记述沿袭了一九八三年旧版。
一九八六年《合肥文史资料》“王亚樵专辑”收录朱大刚《回忆王亚樵片断》一文，则是对王、郭版记述的细化和修正。朱说，“一二八”事变爆发当晚，王亚樵即组织成立“抗日救国决死军”。紧接着，朱氏道出偷袭出云舰的原委：
……后来，日本水陆空三军不断增援，陆续到达上海，由日本白川大将在“出云”舰上指挥。王亚樵得知这一消息，即与部下龚湘龄研究，计划从黄浦江底轰炸“出云”舰。时有两个工人，是上海著名的“水鬼”，水性极好，自告奋勇去轰炸“出云”舰。计划决定之后，由龚湘龄负责指挥轰炸任务。
此时，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部驻防吴淞一带，翁兼任吴淞要塞司令。王亚樵即通过翁的关系，由他通知吴淞警戒部队，在约定的时间内，有两只渔船通过出口，并由吴淞要塞司令部发给特别通行证，不许检查，给予放行。
龚湘龄按照约定时间，率领两只渔船到吴淞口，持证与警戒部队负责人联系之后，两只渔船通过，到达目的地。龚湘龄指挥把两只船上的水雷、炸药全部下到江底，而后由两名工人下到黄浦江底，把水雷、炸药运到“出云”舰底下放好。待两名工人回到渔船之后，水雷炸药爆炸。由于摆放位置的偏差，“出云”舰未被击中，仅受了点震动。此.事给日军以很大的震动，立即在“出云”舰四周下了电网，白川大将也离开“出云”舰登陆到虹口指挥作战。
仔细推敲朱文，谋炸出云舰是为了对付白川义则，这是新的说法（按：问题是彼时白川尚未登舰，详见后文）。而执行者是两名水性很好的工人，也是首次披露。坊间关于王亚樵组织人手谋炸出云舰的绝大多数叙述，大多采自述王、郭、朱的回忆文章。
胡氏昆仲回忆录
西谚云“魔鬼在细节中”。朱版回忆文章的一些细节颇令人质疑：偷袭所用炸药从哪里来，量有多大？《王亚樵传奇》称，王亚樵命其部下郑抱真从高昌庙兵工厂弄来了五百磅炸药（按：此说并无出处）。再有，重约二百二十公斤的炸药下到江底后，又是通过什么方法运到出云舰底下也是一个问题。
上海实业家、时任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席胡厥文的回忆录提供了更多细节，其说法与前述版本存在很大差异。据（《胡厥文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炸毁出云舰的动议出自上海市兵工厂厂长阮尚介（按：胡书误作“阮尚玠”）和欧阳师长（按：十九路军师长并无欧阳姓，音近者只有区寿年，即蔡廷锴外甥），书中所透露的诸多细节值得玩味：
为了解决大型水雷的制备，我和阮尚瑜一起到上海兵工厂，在仓库里找到了一枚旧的水雷外壳。经重新配制引信，装好炸药，将其制成了一枚五百磅的大水雷。为了使潜水员能在水中推行水雷又不被发现，我们把四十只空的火油桶密封好，固定在一起，再将水雷固定在下面，于是成了一枚能在水下推行的大水雷。与此同时，在闽行训练潜水员的任务也完成了。由于出云舰停靠在虹口武昌路的三菱码头前，距外白渡桥北堍日本领事馆不远，戒备森严，无法靠近。经研究，我们选择了对岸浦东作为指挥炸舰的地点。 三月一日中午，炸出云舰的行动秘密地在浦东的黄浦江边进行。浮桶式的水雷在潜水员的推动下，向对岸进发，水雷逐步向敌舰靠近，连接水雷的电缆不断向江中伸去。远看水雷已逼近敌舰，敌舰似已察觉，按计算的时间也到了，电闸合拢了，轰的一声巨响，无数根雪白的水柱射向天空。可惜由于水雷尚未贴着敌舰而先引爆，未能把出云舰炸沉。
如对比客观材料（按：详见后文《申报》报道及出云舰《航泊日志》），胡厥文所忆偷袭时间异常准确。而以密封的空火油箱提供浮力、在闵行训练、从浦东下水出发等等细节也极富说服力，如非亲历很难想象。
又，胡厥文有胞弟兼助手胡叔常。《胡厥文回忆录》提及，“一二八”事变爆发前，翁照垣曾于嘉定胡氏雪园内居住二三个月，与三弟胡叔常每天碰面，交往甚密。而关于此事，胡叔常也有过回忆文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上海机器制造业暗地里制成水雷一枚，配上引信。与十九路军第78师区寿年师长取得联系，由他们训练十多名潜伏水底的潜水员；由（按：应添一“原”字）同济大学校长阮介藩负责给水雷装好炸药。然后，齐到浦东石塘湾集合，用密封火油箱数十只作为浮力，连同水雷在浦东下水。由潜水员将装载水雷的浮桶推行至“出云”舰底下，与安装在浦东的闸刀接电爆炸。但“出云”舰没有炸毁，仅摇动了几下。
究其原因，可能是炸药爆炸力不够，浮桶配备太少，潜水员在水底下推行速度太慢，虽已接近舰身，没有紧贴舰底，而约定时间已到，即引发爆破，因而没有取得成功，反而牺牲了几名潜水员。（《自制水雷奇袭日寇旗舰“出云”号》，撰于1983年1月27日）根据常识，人的记忆很难保持几十年如一日的新鲜。对于胡厥文来说，关于偷袭的发生时间，他极可能参考了早年的《申报》。不过，密封的空火油箱等等细节并不见于媒体报道，却只能来自脑海深处。而那处“欧阳师长”的误记，似乎证明他和弟弟胡叔常并未通气。至于胡叔常，他也没有像朱大刚、郭超们那样提及翁照垣，倒是同样提到r阮尚介（字介藩）和区寿年。种种迹象显示，胡氏昆仲正是该事件的主要参与者，相比之下，王亚樵等人参与的可能性则大为降低了。
王琎子媳的回忆文章
阮尚介早年留学德国，是工科生，硕士论文题目属水力涡轮机专业，他照理并不精通化学，配制火药事和他关系不大。经查《晚年蔡元培》（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等书，废水雷所填充的火药，使用了当时最烈的炸药，配制者是中研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琏及同事们。这一提法，书中虽未提供出处，却非空穴来风。深入查检可知，王琎之子王启东、儿媳张苏澄所撰《缅怀先父王琏》（《浙江文史集粹第5辑·教育科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说及，“最烈的炸药”实即TNT：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事起，上海人民敌忾同仇，出力出钱，父亲号召科学界捐献财物，支援抗日。某日下午，父亲急步还家，神色异于平日，他走到母亲前面说道：“出事了，我或许随时需要离家躲避一下，家中要警惕些。”母亲问是为了什么？父亲说道：“我和同事们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中制造了一些硝酸纤维（爆炸力很强的炸药）准备去炸日舰。雇用一个船夫，带着这包炸药与自制引爆器去，嘱他将炸药包沉入水中，拖到日本旗舰‘出云’号的下面，拉线引爆。这位船工过于紧张，引爆过早了些，在船后轰起了一个大水柱。日军忙乱了一阵，将这船工抓去审查了。”事后得知幸亏这船工应付得好，否认这炸药包是他放的。日军一时找不到破绽，只得把他放了。显然，王瓒及同事们的分工是配置高爆炸药，至于具体的偷袭实施过程，王氏未必了然于胸。
林继庸回忆录
至此，似乎所有角色都浮出了水面，但还有一事未明，即究竟是谁在十九路军与上海兵工厂以及科学界、实业界之间穿针引线，做协调工作的呢？山东画报出版社典藏版《老照片》提供了重要线索。该书二○○○年第十五辑中有钱宗灏《国难当头的时候》一文，提及一位在上海和苏州新区从事投资的成功商人林先生，其父林继庸曾受聘任十九路军军事顾问兼技术组长，他约集复旦和同济的几位朋友共同策划，偷袭出云舰。先向兵工厂接洽，秘密制造了五百磅TNT水雷一枚，并通过杜月笙约请了水上警察厅的十五名富有血气、精于泅泳的潜水员实施。林继庸版本的偷袭出云舰实施过程如下：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薄暮时分，父亲化装成运粪的农民，粪船下拖带着沉入水中的水雷和两名潜水员，船舱里装上电池、起爆装置和三百米长的电缆，沿黄浦江顺流而下，当逐渐逼近出云舰时，潜水员薛平桂先行出动，潜至出云舰底部，安装挂钧，然后用电缆拖动水雷，慢慢靠近，至相距约丈许时，惜被敌方发现，探照灯突然亮起，枪声响作一团。父亲见事急，只得提前行动，在粪船上按下电掣，轰然一声巨响，出云舰受到剧烈震创。父亲在腿部中弹的情况下，跳船泅泳至浦东上岸。此事虽未达到目的，但仍起到了震慑敌胆的作用。
爆料人林先生，据伍艳《我所知道的林继庸》（《民间影像·第一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名叫林世明。其父林继庸腿部受伤还能成功泅渡黄浦江的传奇故事，未免令人将信将疑。而关于腿伤，伍文还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即以后在一九三七年工厂内迁时，林因连日奔波，致左脚受伤。
钱、伍所记林继庸之子的谈话内容，自有所本。经查，源自一九八三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项目《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由张朋园、林泉访问，林泉记录）。书中记载，林继庸时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正组织复旦学生义勇军，投入抗日前线。某日，十九路军友人因担心日军将使用化学武器，官兵们人心惶惶，故特意组建军中技术组，以高薪聘请林氏用科学知识筹划防守。
谋炸出云舰一事，为《访问纪录》夹注所记，文中并引用胡光麒《大世纪观变集：波逐六十年》部分内容，而《访问纪录》所附朱沛莲《林继庸计炸出云舰》（原刊《中央日报）》1966年1月4日）才是钱文的源头，不过其中也有纰漏。其一，出云舭遇袭时间，《胡厥文回忆录》的表述是准确的。复经核对其《航泊日志》，三月一日一时许，发生过“机雷爆发”。而林版的二月二十六日并不准确。其二，用粪船移动五百磅重的水雷，远不如胡氏昆仲所述借助空火油桶浮力来得可信。另外，林继庸亲自上阵也不尽合理。尽管如此，前引两篇文章还是相当有启发性的，经查阅原始资料，发现在水雷偷袭出云舰一事上，林继庸的协调工作，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据《访问纪录》，自从林氏受聘十九路军后不久，此消息旋为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和杨杏佛所闻，于是派徐宽甫请林氏到中国科学社晤谈，并将整个科学社交林办公。林随即请徐发出征集信，诚邀沪上众多科技专家及企业家于第二天到科学社讨沦。届时来了二三百人，其中尤以胡厥文最为热心。参《胡厥文回忆录》，第四章《淞沪抗战前后》虽未提及林氏，但第五章《迁川壮举》有所补述：“林先生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足十九路军顾问兼技术组长，在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工作中，我们都很熟悉。”至此，林继庸在此事中所起作用，已大致浮出水面。《申报》报道
水雷偷袭事件爆发后，引发各家媒体连番报道，尤以《申报》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头版的报道为精确而周详：
昨午水雷爆发
▲外白渡桥北之巨声
▲日舰出云几被炸毁
昨日下午一时许，外白渡桥北堍，突有水雷暴发，停泊该处日旗舰出云号，几遭轰毁。兹将情形查志如下：
停舰地点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排水量有九千八百吨，为在沪作战海军司令野村中将旗舰，停泊在虹口武昌路沿江之三菱码头前，即在外白渡桥北堍日本领事馆前。自新任上海日本军总司令白川大将来沪后，日本陆海军司令会议作战计划等事，均在该舰举行，实为日军发号施令之总机关。
水雷轰炸 昨日下午一时许，在出云旗舰之外档，约距离该舰有四码之远，江内突生水雷轰炸声。此水雷炸力至大，轰然一响，江面之水，乃飞起数丈之高；而沿黄浦之地皮，均被震动，附近之房屋，亦为撼动。出云舰受震，摇荡不定，若距离稍近，该舰必难幸免。
事后严查 水雷爆炸后，在舰日本海军官佐，无不大惊失色。当时群奔甲板，遂出舰解放摩托小火轮，至左右附近查察，一无所获。迨至一时四十分，有小火轮一艘，带驳船两只，自南黄浦面赴苏州河，经过该处，为日舰扣留，严行搜检，因无所获，遂即释放。
外报记载 《大美晚报》云，今日（一日）有人图以深水雷炸毁泊于浦江之日海军少将野村之旗舰出云号，及日驱逐舰Oie号，计轰炸两次，第一次在晨间十一时，浦东方面驱逐舰Oie号附近，炸声至猛，闻该军舰除士官室内毁用具数事外，无甚损伤。第二次乃在午后一时二十分，浦滩许多大厦，为之震动，据盐泽少将在出云舰上语《大美晚报》代表，谓轰炸处距出云舰侧约三十米突，时野村少将与今晨抵沪之第十一师团司令白川中将正在会谈，按出云舰泊于日领事署附近，据日当局声称，该舰并未受损云。出事后，港内日军舰即缒下小艇，四出搜觅，盖恐尚有其他水雷也，午后仍在从事此举。轰炸处附近之中国舢舨，均经检查，并拘去舢舨舟子二人。当时炸声之猛厉，足以震撼山岳，故上海市民初皆以为乃属地震，南京路口华懋饭店内之餐室及炙食间，因地为炸力所撼动，众为大惊失色，许多日人皆夺门而出，以为东京大地震见于上海矣。
报道显示，出云舰虽未被炸毁，但水雷的爆炸威力相当惊人，且波及其他日舰，确实足以“震慑敌胆”。
关于偷袭的直接目的
多数人回忆，偷袭出云舰是为了刺杀日军指挥官白川大将。但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则说，“敌旗舰‘出云号’被我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无法速决，引起了反战浪潮。但当权派骑虎难下，仍然进一步布置军事行动，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替植田……”言下之意，似乎炸出云舰才引来白川赴沪接盘，因果关系又有所颠倒。
实际上，翻阅《申报》三月二日第二版《白川昨日到沪》报道，白川义则一日清晨抵沪，只不过他没有立即登临出云舰。据出云舰《航泊日志》，白川首次登舰访问是三月四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而《昨午水雷爆发》，将出云舰系于“日军发号施令之总机关”，这已经一语道破了其重要性，对出云舰的袭击意味着破坏日军作战指挥系统的“大脑”。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联系到白川呢？笔者以为，一则白川确实当天抵沪，二则众人或将此事与两个月后虹口公园白川死于炸弹一事发生了联想。
另外，也有人猜测，三月一日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伪满洲国正式成立日，十九路军决定在这一天施行“斩首”行动，是想炸沉“出云”还以颜色。这只能聊备一说，因为没有丝毫文献依据。
若干疑问
由于遍寻不着阮尚介、区寿年或翁照垣关于谋炸出云舰的言述，整个事件尚存若干疑问。
首先，关于偷袭的执行者。通览国内出版的一些王亚樵相关图书，两名具体实施爆炸的工人，有的称一个叫罗海跃，一个叫曹水鬼。又有称分别叫李水鬼、陶海妖，是铁血锄奸团成员。这些都无凭无据。而朱沛莲文中提及密谋者通过杜月笙，转商前水上警察厅长沈葆义，挑选精于水上活动、从事水里工作的“水鬼”，找了一名叫“薛平桂”的人。但这个名字，怎么都让人觉得也像是绰号（音近薛平贵）。
照朱大刚的意思，没有人员牺牲。而胡叔常则说牺牲了多名潜水员。朱沛莲说死了一名（“血肉横飞，为国捐躯”）。究竟有几名“水鬼”因故殒命？好在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事件发生十四年后，著有基于日记的《蔡廷锴自传》，透露了些许端倪。
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天，蔡府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范志陆（时任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报告那次袭击的失败原因，以及一名水手不幸牺牲的消息：
此次后方所办炸敌之某旗舰，因黄浦江湖水涨落未定，水手不知海底炸药已被水流横（按：似脱“移”字），爆炸已不准确，至为可惜。如果三百磅炸药不流开五米远（按：原误作“达”），该敌旗舰就会片甲不留了。最可惜水手一名（最得力能在水底四小时），下水炸敌舰时一去不回，定必系被炸药波及阵亡。（《蔡延锴自传》，香港自由旬刊社1946）
挑选“水鬼”一事，究竟与谁有关呢？笔者更倾向于沈葆义。民国二十年（1931）《浦东同乡会会员录》显示，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里有沈梦莲和阮介藩（按：沈葆义字梦莲，杜月笙为该会常务理事会主席）。更巧的是，由于同为奉贤人，沈、阮恰为筹备会征求队第六队正副队长。 其次，关于胡刚复的作用。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化学讨论会，全体大会席间，林继庸应会员之请，缕述其在十九路军中目击该军抗日战争的经过。林的发言被中国科学社的会刊《社友》第二十六期转载。其中谈及：
华侨某捐有一大型望远镜，能视察二十里以外，但只能见形，不能定位。交胡刚复先生利用。胡先生复觅得一较小者，两镜对用，求其交叉点，即知敌军所在地，且可摄影。但以不善装置，终成废弃。
这似乎在说，当年胡刚复曾负责利用望远镜侦察敌情。至于三月一日当天，密谋偷袭者是否如《晚年蔡元培》所述，依据胡刚复所观察到的出云舰的停泊方位采取了偷袭行动？实在无从确定。《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等书，提及胡刚复教授日夜守在高层建筑（《晚年蔡元培》明确为苏州河与黄浦江汇合处的制高点：海关大厦）楼顶上，利用望远镜观察日本军舰的调动情况，向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报告，其中包括出云舰的停靠地点和方位。这些说法不知所据何来？（按：或许是《交大三日刊》第173期《沪战备忘录》，笔者未经寓目）望知情者有以告知。
另外，水雷究竟有几枚？众人的回忆录里，似乎水雷都只有一枚。但是，三月一日出云舰《航泊日志》表明，“机雷爆发”发生了两次，分别为下午一时零五分和一时二十五分，前者距左舷三十米，后者五十米。看来，两枚水雷的可能性更大。水雷究竟重多少磅呢？胡厥文、林继庸回忆说五百磅，而《蔡廷锴自传》则说三百磅。也许是两枚水雷，其中一枚三百磅，另一枚二百磅，则合计五百磅？当然，这只是推理。
结语
黑泽明的经典电影《罗生门》的成功，使之成了真相经主观扰乱而扑朔迷离的代名词。对于同一桩事，叙述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各执一词，真相于是很难彻底辨清。一九三二年偷袭出云舰事件，给人的印象似乎更像是盲人摸象，每人只认知或记得部分真相，而辗转多年，物是人非后，事情便变得越来越晦暗难明。
经过审慎斟酌，笔者试着排比上述文献，沙里披金，还原此事的大致真相：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林继庸被委任为技术顾问。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铨听说后，召集二百多名中国科学社科技人员及实业家一道开会，明确了分工。科学界与实业界遂联手制造防毒面具、武器和炸药等。
随着战事的进展，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契友、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及蔡的外甥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密谋策划袭击日寇指挥中心：出云舰。某日，区师长会同上海兵工厂厂长阮尚介找到胡厥文，用王瓒等人所制TNT炸药填充废水雷。几乎同时，阮找到同乡、前水上警察厅厅长沈葆义，由其物色两名水性极好的工人，并在闵行训练。
三月一日晨，日本新任指挥官白川大将抵沪。中午，行动开始。工人们驾舢舨，到浦东石塘湾集合，以四十个密封火油箱作为浮力，带着改装了的两枚重磅水雷，在浦东下水，由潜水员将装载有水雷的浮桶推行至出云舰底下，事先约定了爆炸时间。由于潜水员速度太慢，还未接近敌舰，便接电引爆。出云号侥幸得免。
走笔至此，且引当年林继庸的感慨如次：
在三天之内招集上海的科学界及大企业家等二三百人，那都是我国人材的精英，他们出钱出力，埋头苦干，事涉国民兴亡，他们义愤填胸，奋不顾身，集合一堂，为国效命，这也是我国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伟大表现！
定稿于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