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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以恽代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精干的编辑团队，将刊物办出了特色，办出了影响，受到社会各阶层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欢迎。那么，《中国青年》为何能够形成一个精干的编辑团队?学术界对此鲜有研究。本文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希望引起更多的讨论。
一 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客观上需要编辑们通力合作
国民革命时期，政治斗争形势复杂多变，这给《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编辑们需要通力合作，灵活应对，及时对重大政治事件表明中共、青年团的立场与态度，完成党团组织布置的宣传任务。这在客观上要求他们协力研究领会中央的意向，共同商讨宣传主题直至谋篇布局、遣词表意，以确保刊物的文章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担负着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党团组织布置的宣传任务，同时为广大进步青年服务，编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根据形势的需要，开设众多栏目，且多次调整栏目设置。《中国青年》创刊后，除了文学、理论等常态栏目之外，4年间增删栏目十数次，开办“社评”“时事述评”“寸铁”“书报评论”“广告”“小说译介”“通讯”“答问与通信”“青年界消息”“新刊批评”“介绍新刊…‘书报介绍”“我们的时代”等栏目。栏目多样且多变，往往需要一人负责多个栏目，大大增加了编辑工作的难度。编辑们面对的稿件涉及时事政治、学术理论、文学艺术、恋爱婚姻等方方面面，需要多学科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来处理，而每一位编辑的知识储备、认识及社会阅历等难免有局限性，这一矛盾只有依靠团队的力量才能克服。这样，编辑们在栏目策划、稿件编审等诸多环节通力合作就成为必然。
二 编辑们属同辈群体而且是同乡，易于沟通
《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属同辈群体，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社会地位等方面较为近似。20世纪20年代军阀统治下，国家出路与青年个人求学、就业等共同的话题，客观上奠定了他们合作共事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有共同信仰的中共早期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了解的过程具有同步性。由于彼此感情接近、观点相同，相互之间有较高的心理认同感，容易形成统一的群体意志和较强的内聚力，这是他们能走到一起的感情基础。不仅如此，《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多为同乡，籍贯以湖北为主。相关情况见简表。
由简表可见，编辑部成员合作共事时，年龄均为20来岁，都出生于以武昌为中心的经济、文化、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域位置既便于他们了解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疾苦，又便于他们认识半殖民地城市的实态及认识近代文明。编辑部成员多为年龄相仿的同乡，彼此结识较早，又同处在人生的求学期，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启发，这就打下了合作共事的知识和人脉基础。同辈群体成员间的交往更直接、更经常、更亲切，且能够获得大量的知识经验和社会信息。同辈群体成员间的频繁交往和相互信任，使他们能轻松探讨一些问题，自由交换看法和意见，更因心理上、感情上的相容，使他们较容易接受对方的影响。所有这些，为编辑们彼此充分沟通，最大程度地达成共识，形成一个精干的编辑团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 编辑群体拥有恽代英这样的核心人物
在《中国青年》的编辑群体中，恽代英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核心人物。他非常注重自身的品格修养，并以此感化同龄朋友。“他把日记作为‘以是观吾品行’的重要手段，一日三省，鞭策自己克服缺点。他把日记作为最良的修养方法、求学方法和练习的方法。”恽代英曾这样回忆他的修身追求：“我常回想到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所想象的只是‘中流击揖’、‘揽辔澄清’的人格。”刘仁静比恽代英小几岁，在多方面都得到恽代英的帮助和照顾。恽代英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0点至11点为养初(刘仁静的号)改文。告养初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字里行间体现出对同龄朋友的殷殷关爱。
恽代英更重视用新思想影响追求进步的青年朋友。1917年下半年，他在武汉地区创办了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互助社吸纳了许多追求真理的青年。成立不到10天，林育南、沈光耀参加，年底就发展到5组19人，其中黄负生、梁绍文、冼震、林育南、刘仁静等都是当时学生中的优秀分子，都是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热血青年，也是较早走到一起的朋友。1918年6月，又在中华大学门口办起了启智图书室，使许多青年学生能在此借阅宣传新思潮的刊物。为了让青年学生“知道世界最近政潮、思潮大概的必要”，便在启智图书室的基础上组织了书报代售部，向武汉地区广大青年推销进步书刊。1919年初，林育南、湖业裕、魏以新等学生，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创办了《新声》半月刊，进行启蒙活动的。1920年深秋，恽代英赴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书，随行附读的学生有吴华梓、李求实、刘茂祥。李求实后来做过团中央宣传主任，主编《中国青年》。
恽代英具有高涨的政治热情和杰出的领导才能。1919年，与北京的五四运动相呼应，他策动起武汉学运。5月17日，在恽代英的指导下，武汉学生联合会建立。林育南、陈潭秋(中共一大代表)、李书渠(又名李伯刚，五四时期武汉的积极分子，利群书社的经理)、廖焕星、李求实等是其骨干人物。武汉学联发行的《学生周刊》，恽代英亲自为其制定了“唤起国民爱国热忱，提倡国货坚持到底”的宗旨。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组建。武汉学联则派林育南、余尚垣(文华大学学生)两名代表前往全国学联工作，这两人就带着恽代英受武汉学联委托起草的《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此意见书后来分别连载于7月8日至12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7月15日至23日的《汉口新闻报》上，影响沪、汉等地。
恽代英的写作才能也是出类拔萃的。1915年恽代英考进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体育杂志》《妇女时报》《青年进步》《新青年》等报刊上，撰写或翻译了约80篇文章，宣传新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猛士，凸显写作才能。t6]1918年，恽代英与冼震、梁绍文(代英中华大学同班同学)、黄负生(共存社成员)一起以“为学校前途计”，接过校长陈时于1917年将《光华学报》相委之事，从老师刘树仁先生手中接办。对学报“大加改良”，刊登受欢迎的介绍“学术之进步，在贵有创造的能力之人物”，“世界最新之思潮者”的稿件，开始以中华大学的《光华学报》为主要阵地，撰写稿件，一些文章曾获得陈独秀的赞美。他主编《中国青年》时写作和发表文章200余篇，不用空泛的道理说 教，而是根据青年人的心理特点，提出“要改变社会，不顺着个人或群众的心理法则，是不能成功的”的观点。
恽代英的人格魅力和出众的才华，使其能够在《中国青年》编辑群体中成为公认的核心人物，极大地增强了编辑团队的凝聚力。正是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群勤奋敬业的精兵强将借助于《中国青年》的平台，形成了一个精干的编辑团队。
四 编辑们同为风华正茂的热血男儿，具有排除万难、戮力奋斗的气概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青年》的编辑们都是青年才俊，在精神面貌上，都处在意气风发的激扬状态中。恽代英27岁、刘仁静21岁、李求实20岁、萧楚女29岁、林育南24岁，邓中夏28岁，同处风华正茂的青春期。青年指的是青年人，青春期、青年期是青年人成长、发展的某一特定的时期，而一般认为青年的较宽泛的年龄段为14岁～30岁。青春期的一些特点使其更容易接受时代潮流的洗礼，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
处在青春期的青年学生，开始从家庭中游离，喜爱与同伴一起交流，常与志趣相投的同学无话不谈，视友情为神圣，甚至为实现信念不惜一切。在情感上，他们往往会由原来对亲人的挚爱，拓展到对同学、老师和领袖人物的崇敬和追随。此时，他们的道德观也发生了变化，追求公平公正，疾恶如仇。所以，在此阶段，他们呈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充满热情和抱负，富于理想主义，具有排除万难、戮力奋斗的气概。青春期的这些特点在《中国青年》的编辑们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核心人物恽代英出面担任《中国青年》主编时，刘仁静、萧楚女、李求实、林育南等热血男儿便主动汇聚于他的麾下，同心同德地合作办刊，以笔杆子为武器，为国民革命冲锋陷阵。
4年间，他们撰文、合作主持栏目或就重大问题发表编者按，为国民革命鼓动造势、利用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信念，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以引导青年进步。从发表的文章看，《中国青年》1923—1927年全集资料，共168期中的文章1142篇，约420万字，统计显示，邓中夏以中夏笔名发表文章25篇，刘仁静以仁静、子云、尼铎、敬云、人俊的笔名发表文章50篇，萧楚女以丑侣、匪石、抽玉、楚、楚女等笔名发表了56篇，林育南以林育南、林根、根、育南、相拂的笔名代号发表了19篇，李求实以求实笔名发表16篇，恽代英以恽代英、D.Y.、FM、代英、但一、记者等名义发表192篇，《中国青年》编辑群体共发表文章358篇，几乎占了总数的32％，可见证这个群体的气势。发表文章不仅数量上占据了杂志的一片领地，其实他们还是真正的大手笔，从发表出的文章反响可见水平之高，1926年第140期的《敬答读者》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出他们有的还是最受欢迎的作者，读者最爱读的文章都出自他们之手，杂志社分析过i34个读者的问卷回答(见上表)。
由此表可见，参与问卷的杂志社外的人职业分布不单一，“这些读者的年龄约计20至24之间的占大半，17至19的约／1／3，25至28的约1／10。这些读者表示爱读代英、楚女、仁静三人文字的占9／10以上，爱读求实文章的亦不少。被10个以上的读者指出爱读的题目是《秀才造反论》(代英之作于1926年第109期)，《鲍罗庭》(刘仁静所写于1926年108期上)，《赤都之五一》(求实所作刊载于1926年121期上)，《宣布共产》(恽代英所作刊载1926年119期上)，《耶稣，孔子，与革命》(是代英在岭南大学演说辞，刊载于1926年第120期上)等篇”。
五 编辑们具有共同的办刊宗旨和理念
《中国青年》创刊之时，正值广大青年在中国社会这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房子里碰撞之际，青年“常常苦于不知应当怎样做事，以及他们做的事不知应当怎样改良”。《中国青年》开宗明义就是要“供给他们(青年)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这就明确提出了《中国青年》的办刊宗旨。时隔不久，《中国青年》又寄语广大读者：“我们每次编辑《中国青年》，常挟有很热烈的希望。希望我们的精诚能借这样小小的一个刊物，使青年界发生一些好的影响。……我们要提醒一般青年，要扶助一般青年。我们知道救中国是一般青年的使命。我们要为这些青年扫除一切陈腐邪恶的空气，指点他们最经济最有效力的途径。”
上述办刊宗旨和理念，是《中国青年》编辑们的共识。他们根据各自的优势，为实现上述办刊宗旨和理念作出自己的最大努力。
《中国青年》的“主笔”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主任。他任《中国青年》主编时间最长，刊发文章最多，文章最具鼓动性。《中国青年》的办刊宗旨是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为了贯彻这一宗旨，他在《中国青年》上以多个笔名发表的诸多文章和通信、答读者问，不是用空泛的道理说教，而是将革命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出来，如春雨一般滋润着读者的心田。据当年读过《中国青年》的邓拓回忆：“那时候，不少年青人的衣袋中，常常藏着那样一薄本32开的周刊。”“我曾见一位老先生，把代英同志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用红珠笔密密地圈点起来。”
萧楚女被青年称为“真理的战士”“革命的煽动家”。他对青年循循善诱，深得青年们的喜爱和敬慕。他在《中国青年》上一共发表的50多篇文章，文体多样，有政论类的，有答疑类的，有重炮式的时评，有一针见血的杂感。仅在1925年7月25日至8月1日出版的3期中，就登载了他写的10篇有关五卅运动的文章。这些文章少者400至500字，多者2000余字，像匕首，像投枪，直刺敌人的心脏。
萧楚女重视用革命精神塑造青年，“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他结合青年的学习修业，而进行方向引导，“学习，根本上是为什么而学习的呢?岂不是为了‘做’而学习的吗?一边学习，一边做；一边做，一边学习，你那学习的意义，才算完全；你所学习的，才是实在的，才是有用的，才是足以应付你未来生活的”。他利导青年“一个革命党人，应该‘智’‘仁’‘勇’三者兼备。智便是认识，仁便是感情。但若没有根本正确的认识，则虽有一时之勇气，却只等于三杯白干之后一气冲上的匹夫之勇；虽有一时之感情，却只等于观音下世煦煦孑孑的妇人之仁。这样的勇与仁必不能持久不变。必须要有了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认识，然后才能做一个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马克思、列宁、里布克奈西、孙中山、刘华，才能做一个始终不渝的革命战士!”
邓中夏是从事民众运动的专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宣传民众运动，意在“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他在《中国青年》创刊不久就发表 了关于民众运动的三论——《论工人运动》《论农民运动》《论兵士运动》，此后还发表了《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学生运动》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理论性较强，分析透彻，对于帮助进步青年充分认识各种民众运动的重要作用，对于指导这些运动的顺利开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林育南的经历与邓中夏有些相似。他曾先后参与领导组织了1922年9月的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年2月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1927年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等重大斗争。创办过《真报》《劳动周报(武汉)》等。1923年6月，林育南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8月到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并兼任《中国青年》主编。他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介绍中共早期领导青年运动的经验和总结的，有介绍苏联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也有记录他本人在自己家乡怎样开展乡村教育的，还有与“醒狮”派余家菊的论战文章等。他指出：“革命的知识是什么?我以为唯一的知识就是‘了解社会’。革命是以社会为对象的，不了解社会而革命，犹如不知解剖学生理学而去当医生，这是如何的危险而且不可能?怎样了解社会呢?第一是历史的考究，……再就是社会现实状况的观察。”这些文章的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
李求实则注重给广大青年从事革命活动以具体的指导，力图“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主要以政论和青年教育两类为主。他发的青年教育方面的文章有着指导青年活动较细腻、具体，便于操作的特色，如《怎样利用今年的暑假》《怎样才能‘到民间去’?》《本年暑期的环境与青年的责任》等文章，他针对胡适之的所谓“指导”，青年们应该“关着门”读书，不应该“跟着大家”去救国的主张而提出“向上的革命的青年总只有一种意志，即是说，总只有一条道路——努力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铁腕之下”。他教育引领青年“到民间去”的第一件事，是从事“地方调查与研究”的工作。应“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如个人谈话、邻居访问……)去调查本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其疾苦与其要求……依照适当的表格，将所得的材料加以整理编制，再加以系统地切实地研究与讨论，得出结论。这结论应该注意两点，第一是本地人民当前的需求是什么，第二是本地之‘社会的力量’在哪里。我们知道了第一点，便寻得了本地革命工作的实际目的；知道了第二点，便懂得在本地的革命工作中，什么是应该运用的力量，什么是应该打倒的”。
显然，《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凭借对办刊宗旨和理念的高度认同，形成了一个默契的编辑风格。这个团队精心设计栏目，有针对性地组稿征稿，使得这份刊物吸引了成百万、数千万读者。它以促进青年进步为己任，大力开展青年教育，回答了当时青年运动中的许多迫切问题，指导解决了青年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成为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它通过向青年读者传播革命思想，引导广大进步青年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指导青年运动的思想旗帜。
由此可知，这个编辑群体的形成实质上是整合了一批精英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各项要求，他们自觉和中共党刊《向导》等协同形成媒体网络，筑就大革命时期强势话语阵容，使得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部署能及时快捷落实，这个群体所体现的“以文化人”、塑造灵魂的本领，是一种聚合能力、融汇能力。早期《中国青年》在时局转换中引导了广大青年融人中共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以恽代英为核心人物的编辑团队对此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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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客观上需要编辑们通力合作
国民革命时期，政治斗争形势复杂多变，这给《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编辑们需要通力合作，灵活应对，及时对重大政治事件表明中共、青年团的立场与态度，完成党团组织布置的宣传任务。这在客观上要求他们协力研究领会中央的意向，共同商讨宣传主题直至谋篇布局、遣词表意，以确保刊物的文章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担负着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党团组织布置的宣传任务，同时为广大进步青年服务，编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根据形势的需要，开设众多栏目，且多次调整栏目设置。《中国青年》创刊后，除了文学、理论等常态栏目之外，4年间增删栏目十数次，开办“社评”“时事述评”“寸铁”“书报评论”“广告”“小说译介”“通讯”“答问与通信”“青年界消息”“新刊批评”“介绍新刊…‘书报介绍”“我们的时代”等栏目。栏目多样且多变，往往需要一人负责多个栏目，大大增加了编辑工作的难度。编辑们面对的稿件涉及时事政治、学术理论、文学艺术、恋爱婚姻等方方面面，需要多学科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来处理，而每一位编辑的知识储备、认识及社会阅历等难免有局限性，这一矛盾只有依靠团队的力量才能克服。这样，编辑们在栏目策划、稿件编审等诸多环节通力合作就成为必然。
二 编辑们属同辈群体而且是同乡，易于沟通
《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属同辈群体，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社会地位等方面较为近似。20世纪20年代军阀统治下，国家出路与青年个人求学、就业等共同的话题，客观上奠定了他们合作共事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有共同信仰的中共早期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了解的过程具有同步性。由于彼此感情接近、观点相同，相互之间有较高的心理认同感，容易形成统一的群体意志和较强的内聚力，这是他们能走到一起的感情基础。不仅如此，《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多为同乡，籍贯以湖北为主。相关情况见简表。
由简表可见，编辑部成员合作共事时，年龄均为20来岁，都出生于以武昌为中心的经济、文化、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域位置既便于他们了解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疾苦，又便于他们认识半殖民地城市的实态及认识近代文明。编辑部成员多为年龄相仿的同乡，彼此结识较早，又同处在人生的求学期，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启发，这就打下了合作共事的知识和人脉基础。同辈群体成员间的交往更直接、更经常、更亲切，且能够获得大量的知识经验和社会信息。同辈群体成员间的频繁交往和相互信任，使他们能轻松探讨一些问题，自由交换看法和意见，更因心理上、感情上的相容，使他们较容易接受对方的影响。所有这些，为编辑们彼此充分沟通，最大程度地达成共识，形成一个精干的编辑团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 编辑群体拥有恽代英这样的核心人物
在《中国青年》的编辑群体中，恽代英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核心人物。他非常注重自身的品格修养，并以此感化同龄朋友。“他把日记作为‘以是观吾品行’的重要手段，一日三省，鞭策自己克服缺点。他把日记作为最良的修养方法、求学方法和练习的方法。”恽代英曾这样回忆他的修身追求：“我常回想到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所想象的只是‘中流击揖’、‘揽辔澄清’的人格。”刘仁静比恽代英小几岁，在多方面都得到恽代英的帮助和照顾。恽代英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0点至11点为养初(刘仁静的号)改文。告养初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字里行间体现出对同龄朋友的殷殷关爱。
恽代英更重视用新思想影响追求进步的青年朋友。1917年下半年，他在武汉地区创办了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互助社吸纳了许多追求真理的青年。成立不到10天，林育南、沈光耀参加，年底就发展到5组19人，其中黄负生、梁绍文、冼震、林育南、刘仁静等都是当时学生中的优秀分子，都是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热血青年，也是较早走到一起的朋友。1918年6月，又在中华大学门口办起了启智图书室，使许多青年学生能在此借阅宣传新思潮的刊物。为了让青年学生“知道世界最近政潮、思潮大概的必要”，便在启智图书室的基础上组织了书报代售部，向武汉地区广大青年推销进步书刊。1919年初，林育南、湖业裕、魏以新等学生，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创办了《新声》半月刊，进行启蒙活动的。1920年深秋，恽代英赴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书，随行附读的学生有吴华梓、李求实、刘茂祥。李求实后来做过团中央宣传主任，主编《中国青年》。
恽代英具有高涨的政治热情和杰出的领导才能。1919年，与北京的五四运动相呼应，他策动起武汉学运。5月17日，在恽代英的指导下，武汉学生联合会建立。林育南、陈潭秋(中共一大代表)、李书渠(又名李伯刚，五四时期武汉的积极分子，利群书社的经理)、廖焕星、李求实等是其骨干人物。武汉学联发行的《学生周刊》，恽代英亲自为其制定了“唤起国民爱国热忱，提倡国货坚持到底”的宗旨。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组建。武汉学联则派林育南、余尚垣(文华大学学生)两名代表前往全国学联工作，这两人就带着恽代英受武汉学联委托起草的《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此意见书后来分别连载于7月8日至12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7月15日至23日的《汉口新闻报》上，影响沪、汉等地。
恽代英的写作才能也是出类拔萃的。1915年恽代英考进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体育杂志》《妇女时报》《青年进步》《新青年》等报刊上，撰写或翻译了约80篇文章，宣传新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猛士，凸显写作才能。t6]1918年，恽代英与冼震、梁绍文(代英中华大学同班同学)、黄负生(共存社成员)一起以“为学校前途计”，接过校长陈时于1917年将《光华学报》相委之事，从老师刘树仁先生手中接办。对学报“大加改良”，刊登受欢迎的介绍“学术之进步，在贵有创造的能力之人物”，“世界最新之思潮者”的稿件，开始以中华大学的《光华学报》为主要阵地，撰写稿件，一些文章曾获得陈独秀的赞美。他主编《中国青年》时写作和发表文章200余篇，不用空泛的道理说 教，而是根据青年人的心理特点，提出“要改变社会，不顺着个人或群众的心理法则，是不能成功的”的观点。
恽代英的人格魅力和出众的才华，使其能够在《中国青年》编辑群体中成为公认的核心人物，极大地增强了编辑团队的凝聚力。正是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群勤奋敬业的精兵强将借助于《中国青年》的平台，形成了一个精干的编辑团队。
四 编辑们同为风华正茂的热血男儿，具有排除万难、戮力奋斗的气概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青年》的编辑们都是青年才俊，在精神面貌上，都处在意气风发的激扬状态中。恽代英27岁、刘仁静21岁、李求实20岁、萧楚女29岁、林育南24岁，邓中夏28岁，同处风华正茂的青春期。青年指的是青年人，青春期、青年期是青年人成长、发展的某一特定的时期，而一般认为青年的较宽泛的年龄段为14岁～30岁。青春期的一些特点使其更容易接受时代潮流的洗礼，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
处在青春期的青年学生，开始从家庭中游离，喜爱与同伴一起交流，常与志趣相投的同学无话不谈，视友情为神圣，甚至为实现信念不惜一切。在情感上，他们往往会由原来对亲人的挚爱，拓展到对同学、老师和领袖人物的崇敬和追随。此时，他们的道德观也发生了变化，追求公平公正，疾恶如仇。所以，在此阶段，他们呈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充满热情和抱负，富于理想主义，具有排除万难、戮力奋斗的气概。青春期的这些特点在《中国青年》的编辑们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核心人物恽代英出面担任《中国青年》主编时，刘仁静、萧楚女、李求实、林育南等热血男儿便主动汇聚于他的麾下，同心同德地合作办刊，以笔杆子为武器，为国民革命冲锋陷阵。
4年间，他们撰文、合作主持栏目或就重大问题发表编者按，为国民革命鼓动造势、利用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信念，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以引导青年进步。从发表的文章看，《中国青年》1923—1927年全集资料，共168期中的文章1142篇，约420万字，统计显示，邓中夏以中夏笔名发表文章25篇，刘仁静以仁静、子云、尼铎、敬云、人俊的笔名发表文章50篇，萧楚女以丑侣、匪石、抽玉、楚、楚女等笔名发表了56篇，林育南以林育南、林根、根、育南、相拂的笔名代号发表了19篇，李求实以求实笔名发表16篇，恽代英以恽代英、D.Y.、FM、代英、但一、记者等名义发表192篇，《中国青年》编辑群体共发表文章358篇，几乎占了总数的32％，可见证这个群体的气势。发表文章不仅数量上占据了杂志的一片领地，其实他们还是真正的大手笔，从发表出的文章反响可见水平之高，1926年第140期的《敬答读者》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出他们有的还是最受欢迎的作者，读者最爱读的文章都出自他们之手，杂志社分析过i34个读者的问卷回答(见上表)。
由此表可见，参与问卷的杂志社外的人职业分布不单一，“这些读者的年龄约计20至24之间的占大半，17至19的约／1／3，25至28的约1／10。这些读者表示爱读代英、楚女、仁静三人文字的占9／10以上，爱读求实文章的亦不少。被10个以上的读者指出爱读的题目是《秀才造反论》(代英之作于1926年第109期)，《鲍罗庭》(刘仁静所写于1926年108期上)，《赤都之五一》(求实所作刊载于1926年121期上)，《宣布共产》(恽代英所作刊载1926年119期上)，《耶稣，孔子，与革命》(是代英在岭南大学演说辞，刊载于1926年第120期上)等篇”。
五 编辑们具有共同的办刊宗旨和理念
《中国青年》创刊之时，正值广大青年在中国社会这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房子里碰撞之际，青年“常常苦于不知应当怎样做事，以及他们做的事不知应当怎样改良”。《中国青年》开宗明义就是要“供给他们(青年)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这就明确提出了《中国青年》的办刊宗旨。时隔不久，《中国青年》又寄语广大读者：“我们每次编辑《中国青年》，常挟有很热烈的希望。希望我们的精诚能借这样小小的一个刊物，使青年界发生一些好的影响。……我们要提醒一般青年，要扶助一般青年。我们知道救中国是一般青年的使命。我们要为这些青年扫除一切陈腐邪恶的空气，指点他们最经济最有效力的途径。”
上述办刊宗旨和理念，是《中国青年》编辑们的共识。他们根据各自的优势，为实现上述办刊宗旨和理念作出自己的最大努力。
《中国青年》的“主笔”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主任。他任《中国青年》主编时间最长，刊发文章最多，文章最具鼓动性。《中国青年》的办刊宗旨是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为了贯彻这一宗旨，他在《中国青年》上以多个笔名发表的诸多文章和通信、答读者问，不是用空泛的道理说教，而是将革命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出来，如春雨一般滋润着读者的心田。据当年读过《中国青年》的邓拓回忆：“那时候，不少年青人的衣袋中，常常藏着那样一薄本32开的周刊。”“我曾见一位老先生，把代英同志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用红珠笔密密地圈点起来。”
萧楚女被青年称为“真理的战士”“革命的煽动家”。他对青年循循善诱，深得青年们的喜爱和敬慕。他在《中国青年》上一共发表的50多篇文章，文体多样，有政论类的，有答疑类的，有重炮式的时评，有一针见血的杂感。仅在1925年7月25日至8月1日出版的3期中，就登载了他写的10篇有关五卅运动的文章。这些文章少者400至500字，多者2000余字，像匕首，像投枪，直刺敌人的心脏。
萧楚女重视用革命精神塑造青年，“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他结合青年的学习修业，而进行方向引导，“学习，根本上是为什么而学习的呢?岂不是为了‘做’而学习的吗?一边学习，一边做；一边做，一边学习，你那学习的意义，才算完全；你所学习的，才是实在的，才是有用的，才是足以应付你未来生活的”。他利导青年“一个革命党人，应该‘智’‘仁’‘勇’三者兼备。智便是认识，仁便是感情。但若没有根本正确的认识，则虽有一时之勇气，却只等于三杯白干之后一气冲上的匹夫之勇；虽有一时之感情，却只等于观音下世煦煦孑孑的妇人之仁。这样的勇与仁必不能持久不变。必须要有了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认识，然后才能做一个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马克思、列宁、里布克奈西、孙中山、刘华，才能做一个始终不渝的革命战士!”
邓中夏是从事民众运动的专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宣传民众运动，意在“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他在《中国青年》创刊不久就发表 了关于民众运动的三论——《论工人运动》《论农民运动》《论兵士运动》，此后还发表了《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学生运动》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理论性较强，分析透彻，对于帮助进步青年充分认识各种民众运动的重要作用，对于指导这些运动的顺利开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林育南的经历与邓中夏有些相似。他曾先后参与领导组织了1922年9月的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年2月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1927年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等重大斗争。创办过《真报》《劳动周报(武汉)》等。1923年6月，林育南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8月到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并兼任《中国青年》主编。他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介绍中共早期领导青年运动的经验和总结的，有介绍苏联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也有记录他本人在自己家乡怎样开展乡村教育的，还有与“醒狮”派余家菊的论战文章等。他指出：“革命的知识是什么?我以为唯一的知识就是‘了解社会’。革命是以社会为对象的，不了解社会而革命，犹如不知解剖学生理学而去当医生，这是如何的危险而且不可能?怎样了解社会呢?第一是历史的考究，……再就是社会现实状况的观察。”这些文章的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
李求实则注重给广大青年从事革命活动以具体的指导，力图“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主要以政论和青年教育两类为主。他发的青年教育方面的文章有着指导青年活动较细腻、具体，便于操作的特色，如《怎样利用今年的暑假》《怎样才能‘到民间去’?》《本年暑期的环境与青年的责任》等文章，他针对胡适之的所谓“指导”，青年们应该“关着门”读书，不应该“跟着大家”去救国的主张而提出“向上的革命的青年总只有一种意志，即是说，总只有一条道路——努力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铁腕之下”。他教育引领青年“到民间去”的第一件事，是从事“地方调查与研究”的工作。应“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如个人谈话、邻居访问……)去调查本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其疾苦与其要求……依照适当的表格，将所得的材料加以整理编制，再加以系统地切实地研究与讨论，得出结论。这结论应该注意两点，第一是本地人民当前的需求是什么，第二是本地之‘社会的力量’在哪里。我们知道了第一点，便寻得了本地革命工作的实际目的；知道了第二点，便懂得在本地的革命工作中，什么是应该运用的力量，什么是应该打倒的”。
显然，《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凭借对办刊宗旨和理念的高度认同，形成了一个默契的编辑风格。这个团队精心设计栏目，有针对性地组稿征稿，使得这份刊物吸引了成百万、数千万读者。它以促进青年进步为己任，大力开展青年教育，回答了当时青年运动中的许多迫切问题，指导解决了青年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成为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它通过向青年读者传播革命思想，引导广大进步青年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指导青年运动的思想旗帜。
由此可知，这个编辑群体的形成实质上是整合了一批精英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各项要求，他们自觉和中共党刊《向导》等协同形成媒体网络，筑就大革命时期强势话语阵容，使得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部署能及时快捷落实，这个群体所体现的“以文化人”、塑造灵魂的本领，是一种聚合能力、融汇能力。早期《中国青年》在时局转换中引导了广大青年融人中共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以恽代英为核心人物的编辑团队对此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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