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发展阶段提出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有着深厚的唯物史观底蕴。新发展格局反映了“新发展阶段”之新的历史方位，蕴含着生产力决定论的深刻哲理;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指导，蕴含着社会意识能动论的哲学原理;新发展格局要求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坚守，蕴含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伟大哲理。本文从唯物史观视角，探析构建新发展格局何以彰显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唯物史观;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3-0073-0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这是党中央从全局的高度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需，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之需。既体现立足当前的现实针对性，又彰显把握时代脉博的积极主动性，更凸显引领未来发展的前瞻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2]站在唯物史观视阈，构建新发展格局源于生产力决定论、社会意识能动论和人民群众作用论等深厚的哲理根基。
一、生产力决定论：进入新发展阶段历史方位
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发展水平的规律。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生产力发展往往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它的每一次变化和发展，总会或多或少地积淀物质财富，正是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也就是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启了发展的必然性，总会关涉人的需要与劳动相互作用下的社会意义。这蕴含着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根本逻辑。
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正确认识，又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以历史审视之，无论是从恢复发展到巩固发展，还是从平稳快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再到开启高质量发展，我国都是以生产力作为“最高标准”而贯彻的一切决策。新发展格局同样是在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中考察而来。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以100万亿元人民币的高值实现经济发展可观之态，占世界经济比重约17%左右，这说明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农业等重点领域实现了较快的发展，进而为我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对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实力，再迈新台阶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的生产方式发生改变，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5]可以说，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现代化道路进程中成为一个历史性“大事件”，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在时间上的延续，更是中国未来发展在逻辑上的演进，是新時代必然出现的重要阶段。
对新发展格局来讲，新发展阶段既是一个历史背景，又是一个“重要机遇期”。
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自力更生的过程中创造了诸多伟大成就，向人民乃至世界呈现出一幅蒸蒸日上的不凡气象，正气势如虹地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发展不仅驶入“快车道”，而且要进行“弯道超车”，这便与新发展格局交相辉映、相互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提，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保障，两者之间存在着客观联系，可以让高质量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另一方面，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从外部环境来看，有利印证了世界形势变化之快源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影响着整体发展。比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种族歧视、民粹主义等问题加剧。这些都不是各国人民所期望的，求合作、谋发展才是世界各国通往繁荣大道的正确选择。显然，西方所谓的“霸权主义”被实践证明了是行不通的、要不得的，而中国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目前，我国在世界发展的“大局面”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与过去相比，风险挑战多了一些，然而，越有挫折，越要迎难而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变局带来大挑战，也带来大机遇，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6]这要求今后发展要立足大局，统筹全局，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恰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所为之。可以说，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朝气蓬勃发展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二、社会意识能动论：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指导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具有能动性，凸显了对实践活动的指导遵循。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要想社会发展，就需要树立起发展理念的旗帜，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间、客观条件而逐渐发生变化。社会意识能动作用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已经在我国的发展中得到证实，比如，从过去到现在提出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理念，无不突破了发展障碍。也就是说，先进的发展理念决定了社会发展的高度。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这是第一次提出但也是最为重要的研判，并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实践，被证明了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确理论指导。
党的十九大承接前期取得的丰硕成果与经验，再次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成为“十四条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更加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彻于今后长时期的发展全过程和全领域，将其提升至新高度，成为在百年大党新征程上的理论引擎。 马克思认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7]。新发展理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能够起到引领作用以促进社会发展进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这说明了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一方面，高质量发展之所以称其为高质量发展，是因为有新发展理念的引导，在它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创造新条件，实现发展功能和结构上的优化。如果无法贯彻新发展理念，那么，高质量发展谈何容易？另一方面，新发展理念之所以先进，是因为符合新的历史条件，反映社会进步的要求，可以助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之间存在着必然关系。一方面，从目标导向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换言之，新发展格局反映着发展的上升性运动态势，高质量发展包含着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从问题导向来看，两者是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必选之策，高质量发展有益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新发展格局有助于建构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筑牢国家安全之屏障。为此，新发展理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新发展理念贯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之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虽然我国综合国力稳居世界前列，但是核心技术受限、创新型技术人才稀缺、内需活力有待激活等问题日益明显，这对新阶段发展形成了障碍，因此，攻克自主创新之关键难题，形成不依附即“独立”型发展大国实为重要。
当前，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既要从发展之速度、规模、动力等方面下足功夫，又要主动且积极解决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遇到的问题。这是因为自主创新既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又关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成功。众所周知，攻破了“卡”脖子技术，就能够确保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战略谋划、改革实践、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把握，也就是说，中国新现代化道路从“自主输入型”向“自主辐射型”转变，根本基点就是要成为自主创新国家[8]。
协调发展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全领域，既可指空间场域下平衡区域、城乡、代际之间的关系，以期实现“点—线—面”式的覆盖发展，又要关注质量发展和全局的健康发展，补足在某一领域的缺陷，推进系统性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单一的“局部发展”，也不是单纯的“封闭发展”，而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协调构建，这对国内和国际来说，能够使一切有利于发展的资源实现利用的最大化。
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大局的稳定有着多种因素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把绿色理念贯穿其中，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新发展格局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更应该将重点放在建设绿色家园上，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显得更为迫切。
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够积极引导和加强国际间全球环境的治理合作，与世界各国一路同行，始终把治理好共同的家园落实落地，坚决反对一切破坏生态文明的现象。
人们普遍认为，开放发展完全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潮流，并且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践已经告诉人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丢，要想拥有强大的市场资源，唯有开放才是正解，唯有开放，才能够把我国的需求与供给融合于全球经济体系中，只有各国间紧密联系，才会越有利于我国优化资源配置和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新发展格局中把稳发展优势之舵，主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探求人所存在的社会、历史。新发展格局所要贯彻的共享发展，是站在了人类道义制高点：“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以实际行动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造福世界各国人民。”[9]我国在畅通的国际国内循环中推进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深度融合，以打破各国以及各族人民交往的屏障，让全球发展成果由全球人民共享。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强化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新发展理念，将其更加自觉地作为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引领，牢牢把握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为人民谋幸福，体现出理念作为行动指南之强大生命力。
三、人民群众作用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坚守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人与历史关系按层次可分为人类与历史、群体与历史、个体与历史三层关系，作为人类历史主体考察历史活动，肯定了总体的人在总体的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10]。正如马克思指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地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无产阶级之所以要进行革命，正是遵循了这一道理，反之，就不能推进社会向前发展，所谓“得人心者昌”就是此意。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是我党历经百年熔铸而愈加刚强的“能量源泉”，从根本上彰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哲学原理。
如果说每一个政党都有其使命的话，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在新发展阶段，具体体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伟大战略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坏的畅通无阻。”[2]从价值层面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新发展格局，是在坚持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稳步推进社会发展，体现着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
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回答为谁发展、谁来发展和发展成果由谁享问题的重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有着其缜密的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既不能遮蔽又不能擴大其本质要旨，彰显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创性贡献。诚然，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史，并且是连续的、无限的，而不是间断的、有限的。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要求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置于统一高度，力求以全新的视野高度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结合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而做出的伟大决策，致力于解决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叙事表达，闪耀着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熠熠之光。 历史与实践证明，中华民族走到今天，靠的是人民的奋斗、人民的创造，新发展格局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要素也将不例外。进一步讲，依靠人民是中国事业取得进展的显著标志。正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依靠人民群众形成社会发展之强大合力，推动社会发展。可以说，“十三五”时期，本着“一个也不能少”的信念，脱贫攻坚战取得举世瞩目之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璀璨夺目之成就，意味着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上升。正是在此基础上，新发展格局有了更加鲜明的价值遵循。概言之，新发展格局的历史使命在于着力抓住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另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代表着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从内容上讲，新发展格局的第一要义是扩大内需。我国现已有14亿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发出了我国具有需求潜力市场的第一信号。需求与供给息息相关，也与消费密不可分，背后映射出了民生的现存状况。可支配收入的多少贯穿于人民群众消费意愿的强弱。为此，在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下，既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要倾向于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体收入;既要聚焦初次分配，又要关注再次分配;既要注重搭建社会保障“网格”化体系，又要创造机会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投资、消费体现着经济发展的活力，也积极回应着民生保障和发展。比如，房子作为家家户户的刚需，其关系着居民的幸福指数，国家一定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新发展格局是一次深层次的历史变革，顺应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伟绩，顺应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召唤，这一召唤背后实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蕴含着唯物史观之思想精华，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包容性。新发展格局所处的历史阶段（新发展阶段）体现生产力决定论，所需理论指导（新发展理念）体现社会意识能动性，所要价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人民群众作用论。马克思指出：“民族本身整个内部结构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5]新发展格局是依据中国的历史、特点、性质以及外部影响做出的正确决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中国人民做出的实践创造，是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主动抉择。新发展格局必定能够担当时局大任，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全面发展谱写华丽篇章。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0-11-04（01）.
[2]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2021（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2+147+669.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46.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8.
[8] 任平，邱静文. “三新”发展观：百年大党发展哲学创新的时代主题[J]. 南京社会科学，2021（06）：1-8.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94.
[10] 李秀林，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0.
（荐稿人：陈仲，中共四川省委黨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作者简介：庞秋蕾（1996—），女，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创评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邓福平（1997—），男，硕士在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关键词：唯物史观;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3-0073-0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这是党中央从全局的高度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需，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之需。既体现立足当前的现实针对性，又彰显把握时代脉博的积极主动性，更凸显引领未来发展的前瞻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2]站在唯物史观视阈，构建新发展格局源于生产力决定论、社会意识能动论和人民群众作用论等深厚的哲理根基。
一、生产力决定论：进入新发展阶段历史方位
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发展水平的规律。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生产力发展往往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它的每一次变化和发展，总会或多或少地积淀物质财富，正是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也就是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启了发展的必然性，总会关涉人的需要与劳动相互作用下的社会意义。这蕴含着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根本逻辑。
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正确认识，又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以历史审视之，无论是从恢复发展到巩固发展，还是从平稳快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再到开启高质量发展，我国都是以生产力作为“最高标准”而贯彻的一切决策。新发展格局同样是在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中考察而来。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以100万亿元人民币的高值实现经济发展可观之态，占世界经济比重约17%左右，这说明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农业等重点领域实现了较快的发展，进而为我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对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实力，再迈新台阶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的生产方式发生改变，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5]可以说，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现代化道路进程中成为一个历史性“大事件”，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在时间上的延续，更是中国未来发展在逻辑上的演进，是新時代必然出现的重要阶段。
对新发展格局来讲，新发展阶段既是一个历史背景，又是一个“重要机遇期”。
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自力更生的过程中创造了诸多伟大成就，向人民乃至世界呈现出一幅蒸蒸日上的不凡气象，正气势如虹地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发展不仅驶入“快车道”，而且要进行“弯道超车”，这便与新发展格局交相辉映、相互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提，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保障，两者之间存在着客观联系，可以让高质量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另一方面，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从外部环境来看，有利印证了世界形势变化之快源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影响着整体发展。比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种族歧视、民粹主义等问题加剧。这些都不是各国人民所期望的，求合作、谋发展才是世界各国通往繁荣大道的正确选择。显然，西方所谓的“霸权主义”被实践证明了是行不通的、要不得的，而中国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目前，我国在世界发展的“大局面”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与过去相比，风险挑战多了一些，然而，越有挫折，越要迎难而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变局带来大挑战，也带来大机遇，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6]这要求今后发展要立足大局，统筹全局，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恰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所为之。可以说，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朝气蓬勃发展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二、社会意识能动论：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指导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具有能动性，凸显了对实践活动的指导遵循。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要想社会发展，就需要树立起发展理念的旗帜，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间、客观条件而逐渐发生变化。社会意识能动作用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已经在我国的发展中得到证实，比如，从过去到现在提出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理念，无不突破了发展障碍。也就是说，先进的发展理念决定了社会发展的高度。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这是第一次提出但也是最为重要的研判，并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实践，被证明了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确理论指导。
党的十九大承接前期取得的丰硕成果与经验，再次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成为“十四条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更加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彻于今后长时期的发展全过程和全领域，将其提升至新高度，成为在百年大党新征程上的理论引擎。 马克思认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7]。新发展理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能够起到引领作用以促进社会发展进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这说明了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一方面，高质量发展之所以称其为高质量发展，是因为有新发展理念的引导，在它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创造新条件，实现发展功能和结构上的优化。如果无法贯彻新发展理念，那么，高质量发展谈何容易？另一方面，新发展理念之所以先进，是因为符合新的历史条件，反映社会进步的要求，可以助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之间存在着必然关系。一方面，从目标导向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换言之，新发展格局反映着发展的上升性运动态势，高质量发展包含着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从问题导向来看，两者是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必选之策，高质量发展有益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新发展格局有助于建构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筑牢国家安全之屏障。为此，新发展理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新发展理念贯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之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虽然我国综合国力稳居世界前列，但是核心技术受限、创新型技术人才稀缺、内需活力有待激活等问题日益明显，这对新阶段发展形成了障碍，因此，攻克自主创新之关键难题，形成不依附即“独立”型发展大国实为重要。
当前，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既要从发展之速度、规模、动力等方面下足功夫，又要主动且积极解决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遇到的问题。这是因为自主创新既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又关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成功。众所周知，攻破了“卡”脖子技术，就能够确保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战略谋划、改革实践、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把握，也就是说，中国新现代化道路从“自主输入型”向“自主辐射型”转变，根本基点就是要成为自主创新国家[8]。
协调发展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全领域，既可指空间场域下平衡区域、城乡、代际之间的关系，以期实现“点—线—面”式的覆盖发展，又要关注质量发展和全局的健康发展，补足在某一领域的缺陷，推进系统性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单一的“局部发展”，也不是单纯的“封闭发展”，而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协调构建，这对国内和国际来说，能够使一切有利于发展的资源实现利用的最大化。
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大局的稳定有着多种因素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把绿色理念贯穿其中，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新发展格局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更应该将重点放在建设绿色家园上，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显得更为迫切。
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够积极引导和加强国际间全球环境的治理合作，与世界各国一路同行，始终把治理好共同的家园落实落地，坚决反对一切破坏生态文明的现象。
人们普遍认为，开放发展完全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潮流，并且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践已经告诉人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丢，要想拥有强大的市场资源，唯有开放才是正解，唯有开放，才能够把我国的需求与供给融合于全球经济体系中，只有各国间紧密联系，才会越有利于我国优化资源配置和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新发展格局中把稳发展优势之舵，主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探求人所存在的社会、历史。新发展格局所要贯彻的共享发展，是站在了人类道义制高点：“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以实际行动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造福世界各国人民。”[9]我国在畅通的国际国内循环中推进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深度融合，以打破各国以及各族人民交往的屏障，让全球发展成果由全球人民共享。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强化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新发展理念，将其更加自觉地作为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引领，牢牢把握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为人民谋幸福，体现出理念作为行动指南之强大生命力。
三、人民群众作用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坚守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人与历史关系按层次可分为人类与历史、群体与历史、个体与历史三层关系，作为人类历史主体考察历史活动，肯定了总体的人在总体的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10]。正如马克思指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地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无产阶级之所以要进行革命，正是遵循了这一道理，反之，就不能推进社会向前发展，所谓“得人心者昌”就是此意。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是我党历经百年熔铸而愈加刚强的“能量源泉”，从根本上彰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哲学原理。
如果说每一个政党都有其使命的话，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在新发展阶段，具体体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伟大战略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坏的畅通无阻。”[2]从价值层面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新发展格局，是在坚持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稳步推进社会发展，体现着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
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回答为谁发展、谁来发展和发展成果由谁享问题的重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有着其缜密的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既不能遮蔽又不能擴大其本质要旨，彰显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创性贡献。诚然，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史，并且是连续的、无限的，而不是间断的、有限的。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要求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置于统一高度，力求以全新的视野高度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结合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而做出的伟大决策，致力于解决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叙事表达，闪耀着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熠熠之光。 历史与实践证明，中华民族走到今天，靠的是人民的奋斗、人民的创造，新发展格局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要素也将不例外。进一步讲，依靠人民是中国事业取得进展的显著标志。正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依靠人民群众形成社会发展之强大合力，推动社会发展。可以说，“十三五”时期，本着“一个也不能少”的信念，脱贫攻坚战取得举世瞩目之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璀璨夺目之成就，意味着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上升。正是在此基础上，新发展格局有了更加鲜明的价值遵循。概言之，新发展格局的历史使命在于着力抓住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另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代表着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从内容上讲，新发展格局的第一要义是扩大内需。我国现已有14亿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发出了我国具有需求潜力市场的第一信号。需求与供给息息相关，也与消费密不可分，背后映射出了民生的现存状况。可支配收入的多少贯穿于人民群众消费意愿的强弱。为此，在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下，既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要倾向于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体收入;既要聚焦初次分配，又要关注再次分配;既要注重搭建社会保障“网格”化体系，又要创造机会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投资、消费体现着经济发展的活力，也积极回应着民生保障和发展。比如，房子作为家家户户的刚需，其关系着居民的幸福指数，国家一定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新发展格局是一次深层次的历史变革，顺应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伟绩，顺应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召唤，这一召唤背后实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蕴含着唯物史观之思想精华，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包容性。新发展格局所处的历史阶段（新发展阶段）体现生产力决定论，所需理论指导（新发展理念）体现社会意识能动性，所要价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人民群众作用论。马克思指出：“民族本身整个内部结构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5]新发展格局是依据中国的历史、特点、性质以及外部影响做出的正确决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中国人民做出的实践创造，是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主动抉择。新发展格局必定能够担当时局大任，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全面发展谱写华丽篇章。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0-11-04（01）.
[2]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2021（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2+147+669.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46.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8.
[8] 任平，邱静文. “三新”发展观：百年大党发展哲学创新的时代主题[J]. 南京社会科学，2021（06）：1-8.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94.
[10] 李秀林，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0.
（荐稿人：陈仲，中共四川省委黨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作者简介：庞秋蕾（1996—），女，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创评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邓福平（1997—），男，硕士在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