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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1902—1986），湖南省永兴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开国大将之一。他一生战功卓著，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由于他性格正直，宁折不弯，多次向上级进忠言，因而他又多次遭到误解而被降职。
红军时期：差点在“肃反”中被捕杀掉
黄克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黄克诚、尹子韶等人领导“永兴起义”，农军占领了永兴县城，成立了永兴县苏维埃政府，李一鼎担任县委书记。参加起义的武装队伍合编为永兴红色警卫团，尹子韶任团长，黄克诚任党代表兼参谋长。
这一年，湖南多处发生暴动，以陈佑魁为首的中共湘南特委，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命令各县进行大烧大杀，黄克诚反对这种做法。一天，李一鼎让他带人去烧房子，他说：“我坚决反对烧房子。这种做法是不得民心的。”李一鼎说：“这是特委的命令，你必须立即执行，带人火烧县城！”黄克诚无奈，只好按上级的命令去做。
但黄克诚只烧了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少许商店，大部分房屋和商店都没烧。原来，黄克诚在执行过程中，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既不违背组织决定，又尽可能减少破坏。
1928年3月底，朱德、陈毅率部队及各县农军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途中，黄克诚带领从永兴撤退的800多人改编为永兴独立团，黄克诚任团长，李一鼎任党代表。随后，永兴独立团又向井冈山进发。
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全军辖3个师，共1万多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黄克诚被任命为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长。
1930年6月，刚成立不久的红三军团准备去攻打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当时黄克诚认为，仅凭现有的红军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是很有风险的。经过反复思考，他给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根本不具备条件。要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靠现在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如果盲目地实行攻夺大城市的计划，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彭德怀觉得黄克诚的意见确有道理，遂暂时放弃了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率领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向湖南推进，于7月攻克岳州（今岳阳市）后又乘胜占领平江城。
不久，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商讨红军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一部分人仍极力主张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武装夺取武汉；另一部分则主张暴动夺取长沙后，再攻武汉。双方相持不下，而黄克诚对这两种观点均不赞成，他反对攻打中心城市。他的意见一提出，立即招来与会人员的反对，并当即撤销了上级任命他担任纵队政治委员的职务，让他继续留任支队政治委员。
事后，彭德怀在私下里把黄克诚批评了一顿，说：“你好大的胆哦，硬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黄克诚说：“我这个人不拐弯，有意见就提。”
1931年盛夏，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黄克诚正在前线指挥，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立即回到军团政治部领受任务。他来到军团政治部后，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就递给了他一份名单，对他说：“这份名单上的人，是你师被供出来的‘AB团’分子，要立即抓捕归案，押送肃反委员会接受审查。”
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面所列的人大多数是第三师中的基层干部，眼下他们正在率领部队同“围剿”之敌浴血奋战，他不想捕人，担保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是“AB团”分子，希望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但肃反委员会根本不听他的辩解，让他按名单捕人。回到部队后，他决心抗命，拒不捕人。几天过去了，肃反委员会不见第三师有一个“AB团”分子被押送过来，便一再向他催问。他最后决定秘密通知名单上的人暂时上山躲避，啥时打起仗来再回各自的部队参加战斗，打完仗马上再上山躲藏起来。肃反委员会数次派人来第三师抓人，都无功而返。但这事最终还是被肃反委员会察觉了。
一次，战斗刚刚结束，准备上山的一些同志还没有来得及离开，肃反委员会就来人把他们抓去杀掉了。黄克诚克制不住满腔义愤，怒斥肃反委员会滥杀无辜，肃反委员会因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把他也抓了起来。彭德怀知道后大怒，拍着桌子质问肃反委员会凭什么抓捕他的师政治委员？肃反委员会本来想把黄克诚也打成“AB团”分子杀掉，但一时又拿不出证据来，就只好说黄克诚在肃反问题上“右倾”，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不能采取捕、杀的办法。肃反委员会无言以对，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但撤销了他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1931年11月，党对肃反扩大化问题开始纠正，黄克诚被重新起用，调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1932年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三军团攻打赣州。
黄克诚率部进抵赣州后，见赣州城既高且固，又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他认定这个仗不能打。于是，他向上级建议取消攻打赣州的军事冒险行动，使部队免遭不必要的损失。他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而且还被命令率第一师负责攻打赣州城西门。赣州城果如黄克诚所料，易守难攻。过了几日，敌人援兵赶到，赣州城内的敌人趁势反扑，红军腹背受敌，黄克诚看到形势危急，急忙下令撤退，减少了部队损失。
1932年10月，在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对所谓的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同时免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宁都会议之后，黄克诚因坚定毛泽东的主张也被撤了职，将他下放到教导营任教导员。
红军长征后，黄克诚再次获起用，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他和师长张宗逊指挥所部，一路奋勇拼杀。于11月8日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很快又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发觉红军西进的意图后，慌忙调集40万大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利用湘江这一天堑，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黄克诚和张宗逊率部与红一军团的第二师协同作战，强渡湘江，控制了界首渡河点，在光华铺同敌人展开了对峙，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了缩编，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级建制，缩编成4个团，黄克诚任红十团政委。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三军团东渡赤水，占领了桐梓城。
接下来是攻打桐梓南15公里的娄山关。黄克诚率红十团与兄弟部队一起，同敌人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敌人伤亡惨重。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敌人溃不成军，急忙夺路逃回了遵义城。他指挥部队迅速追击，再次攻进遵义城。
到遵义后，黄克诚找出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半年来的形势。他向上级领导提建议说：“现在红军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上级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事后，他再次被撤销了职务，让他随军作反省。
过了一段时间，黄克诚被任命为军团教导营政委。他跟随部队越过大渡河，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路上，他仍然不断向上级提意见和建议。
红军走出草地后，红三军团的有些同志，对上级派来的几位领导在长征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小灶，常常聚在一起改善伙食的做法很看不惯，便发了一点牢骚，讲了一些怪话，有时还有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本应属于教育问题，但上级派来的几位领导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问题严重，应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提出要在红三军团中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
黄克诚则认为，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点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的教育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面的人。何况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黄克诚的意见再次遭到否决，他本人对革命的忠诚度也受到领导的怀疑。
1935年9月，中央俄界会议后，部队整编，黄克诚被调离主力部队，免去了拟派他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职务，任命他为军事裁判所所长。上级让他把那些掉队的人员抓起来审判，他看到这些转战万里，出生入死的同志得不到信任，心中十分不忍。他对上级的命令坚决予以抵制，并据理力争，又被上级批评了一顿说：“你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他再次被撤职，当了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不过，到陕北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
抗战时期：领导苏北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
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与徐海东率部转战晋冀豫边区，曾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参与指挥町店等战斗。后又率部与彭雪枫在苏北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
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央军委即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队9万多人，统一改编为新四军。黄克诚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黄克诚刚到苏北盐城时，正遇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黄克诚目睹人民群众离乡背井的凄惨景状，决心发动军民自力更生重新修筑海堤，战胜水灾。他和县政府一道，动员了上万民工，军民一齐上阵，终于在1941年7月底，将全长45公里的海堤修成，锁住了奔腾的海水。
1943年1月，日寇集结重兵2万多人，在海、空军配合下，对盐阜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黄克诚领导苏北军民，采取灵活机智的战法，避敌锋芒，与敌反复周旋，浴血奋战，最后终于胜利地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
1943年夏，日军纠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李长江、杨仲华伪军部队，共约1.7万多人，在200多架飞机和上百艘舰艇的掩护下，展开立体攻势，向我新四军军部盐城开始了夏季攻势大“扫荡”。
陈毅、刘少奇主持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参谋长赖传珠首先说：“这次日军‘扫荡’一改以前单线长驱直入的战术，而是兵分三路，采用拉网式战术，向我盐城阜宁地区包围合击，而我新四军能够迎战的部队现在仅有第一师和第三师，总共不到3万人，而且装备明显处于劣势，我们是撤退还是固守，现在请大家发表抗敌办法。”
陈毅代军长首先发言说：“保卫盐城，保卫苏北根据地，决不让敌人占领盐城！盐城是我们华中根据地的大本营，全国人民注视着这里，保不住盐城，我们不好向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交代，这次反‘扫荡’也是一场政治仗，一定要打好盐城保卫战！”政委刘少奇也站起来表示了赞同意见。
大家情绪激昂，都表示坚决执行军部命令，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盐城，捍卫华中根据地大本营。突然，黄克诚站起来说：“我不同意军部的这个作战方案，不同意‘保卫盐城’的口号！”大家顿时静了下来，将目光转向了黄克诚。
黄克诚说：“我认为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我军不宜对日军搞正面阻击，‘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我建议华中局与军部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至于部队，则应实行分散游击，待机反击。”他说完，又补充道，“如果军部决定下来，三师坚决执行！”
刘少奇见黄克诚与大家的意见不同，就耐心地向黄克诚做起了思想工作。刘少奇要他从政治的高度对待这次战斗，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那是美好愿望，盐城是肯定守不住的。”陈毅有些恼火，忍不住说：“在新四军里，除了饶漱石敢顶撞我，就是你黄克诚了，可你是我的部下！”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黄克诚坚持道，“我建议取消这个方案，放弃盐城！”陈毅也不甘示弱，最后，下了命令：“军部决定，你率三师与一师共同保卫盐城。你们三师七旅在建阳、湖垛一线阻击来犯之敌，八旅在东沟、益林地区阻击。”
黄克诚当即表态：“我三师坚持执行军部命令！三师在阵地在！但是，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保卫盐城的战斗打响后，由于敌强我弱，新四军的伤亡较大。黄克诚见前线形势危急，就直接将自己的意见电告党中央、毛泽东。毛泽东接到电报，马上回电新四军军部，询问情况。这时，敌人攻势更加猛烈，情况十分危险。刘少奇将军部争执情况电告毛泽东后，军部经过商讨，决定采纳黄克诚的建议，从盐城撤军。 解放战争时期：率军东北参战和清剿土匪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克诚第一个向中央建议：我党应马上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在军事部署上，他建议尽量多派队伍进军东北：“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毛泽东接到黄克诚这份电报后，非常重视。几天以后，中央就决定派10万部队、2万干部进军东北。
1945年9月28日，黄克诚和洪学智率领新四军三师从苏北淮阴出发，日夜兼程，经两个月的行军，于11月25日到达锦西地区。在1946年5月国共两军进行的四平争夺战中，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10多份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不予理睬，5月12日，他直接致电中央建议撤退。5月19日，毛泽东给林彪发去电报：“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后来，即1959年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自语道：“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黄克诚见到林彪后，就提出自己的见解：“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此后，他就关于到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如何建立根据地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得到中央和林彪的赞许和采纳。12月22日，中央在致黄克诚的电报中说：“关于建立根据地，你是有经验的。”
接下来，黄克诚就带着他的部队在义县，黑山边境一带清剿土匪，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剿匪，他经过多次实践，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对付土匪的办法，打得土匪闻风丧胆。办法就是组织各种规模的骑兵部队，咬住不放，直到歼灭为止。
1947年3月，黄克诚代理中共西满分局书记。不久，西满分局撤销，黄克诚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统辖整个东北的后勤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东北解放军的后勤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保证了各次战役前方的充足供应。
1949年10月，黄克诚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剿匪。湖南的土匪极为出名，但黄克诚有在东北剿匪的经验，他在湖南的剿匪办法是：先剿重点，围而后剿；断其逃路，彻底歼灭。黄克诚指示在湘的剿匪部队由东到西，由南到北，一块一块地吃，一块一块地剿，很见成效。
不久，中央决定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黄克诚十分赞成。他亲自去湘西督战，他说：“湘西的反革命最多，不杀掉相当数量，这里是不得安宁的。”在他的严令下，湘西开始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但问题是湘西杀的人又太多了，他一看杀过了头就急忙让停下来。他想全国情况大概也和湖南相仿，于是他在3月下旬发电报给邓子恢并报中央说：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出现个别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正常工作。限制范围，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中央很快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毛泽东还在电报中特意提了黄克诚的名字：“我认为黄克诚同志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地、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黄克诚的建议又一次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人生跌宕保持从容淡定
1952年10月，黄克诚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主持总后勤部工作。抗美援朝结束后，毛泽东便委托彭德怀全面负责军队工作。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任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参谋长。从此，黄克诚的主要精力就放到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中去了，成为彭德怀的主要助手。1955年9月，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对于黄克诚的工作，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曾有一段话：“我4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了彭德怀同志。讲责任，第一位是我；第二位是彭德怀；第三位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可见黄克诚当时的地位和作用。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发生了分歧，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写了封著名的“万言书”，提了不少意见。
第二天早晨，黄克诚与彭德怀相见了，彭德怀问黄克诚：“我给主席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
黄克诚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7月18日到19日，第五小组会讨论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德怀的意见。黄克诚在19日的发言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
突然，会议扭转了方向。毛泽东发表讲话，将会上的不同意见看作了党内路线斗争。7月30日，毛泽东召集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去谈话。这次谈话，毛泽东给这位心直口快，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老臣戴上了“三顶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同时，还说他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答辩说：“我与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8月16日，在庐山闭幕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决议》 《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认为彭、黄、张、周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回到北京后，黄克诚就被调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位。
黄克诚被撤职后，在家闲居了几年。后被派到山西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抄了家，抓了起来。在“监护”期间，他从容淡定，不仅仍坚持每天散步和锻炼，而且还认真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
1977年，黄克诚获平反，由外地回到了北京。1978年12月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随后，他主持了刘少奇的冤案平反工作。
针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两案”问题，黄克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两案”问题，有党内错误，也有路线问题，但就基本罪行来看，它们是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两个集团触犯了国家法律。这不是一般违反党规党纪，应交司法部门处理！
对于如何评价林彪，黄克诚对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人员说：“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军队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词，才符合历史事实。”
1986年12月，黄克诚病逝于北京，终年84岁。
红军时期：差点在“肃反”中被捕杀掉
黄克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黄克诚、尹子韶等人领导“永兴起义”，农军占领了永兴县城，成立了永兴县苏维埃政府，李一鼎担任县委书记。参加起义的武装队伍合编为永兴红色警卫团，尹子韶任团长，黄克诚任党代表兼参谋长。
这一年，湖南多处发生暴动，以陈佑魁为首的中共湘南特委，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命令各县进行大烧大杀，黄克诚反对这种做法。一天，李一鼎让他带人去烧房子，他说：“我坚决反对烧房子。这种做法是不得民心的。”李一鼎说：“这是特委的命令，你必须立即执行，带人火烧县城！”黄克诚无奈，只好按上级的命令去做。
但黄克诚只烧了衙门机关、祠堂、庙宇和少许商店，大部分房屋和商店都没烧。原来，黄克诚在执行过程中，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既不违背组织决定，又尽可能减少破坏。
1928年3月底，朱德、陈毅率部队及各县农军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途中，黄克诚带领从永兴撤退的800多人改编为永兴独立团，黄克诚任团长，李一鼎任党代表。随后，永兴独立团又向井冈山进发。
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全军辖3个师，共1万多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黄克诚被任命为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长。
1930年6月，刚成立不久的红三军团准备去攻打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当时黄克诚认为，仅凭现有的红军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是很有风险的。经过反复思考，他给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根本不具备条件。要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靠现在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如果盲目地实行攻夺大城市的计划，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彭德怀觉得黄克诚的意见确有道理，遂暂时放弃了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率领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向湖南推进，于7月攻克岳州（今岳阳市）后又乘胜占领平江城。
不久，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商讨红军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一部分人仍极力主张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武装夺取武汉；另一部分则主张暴动夺取长沙后，再攻武汉。双方相持不下，而黄克诚对这两种观点均不赞成，他反对攻打中心城市。他的意见一提出，立即招来与会人员的反对，并当即撤销了上级任命他担任纵队政治委员的职务，让他继续留任支队政治委员。
事后，彭德怀在私下里把黄克诚批评了一顿，说：“你好大的胆哦，硬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黄克诚说：“我这个人不拐弯，有意见就提。”
1931年盛夏，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黄克诚正在前线指挥，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立即回到军团政治部领受任务。他来到军团政治部后，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就递给了他一份名单，对他说：“这份名单上的人，是你师被供出来的‘AB团’分子，要立即抓捕归案，押送肃反委员会接受审查。”
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面所列的人大多数是第三师中的基层干部，眼下他们正在率领部队同“围剿”之敌浴血奋战，他不想捕人，担保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是“AB团”分子，希望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但肃反委员会根本不听他的辩解，让他按名单捕人。回到部队后，他决心抗命，拒不捕人。几天过去了，肃反委员会不见第三师有一个“AB团”分子被押送过来，便一再向他催问。他最后决定秘密通知名单上的人暂时上山躲避，啥时打起仗来再回各自的部队参加战斗，打完仗马上再上山躲藏起来。肃反委员会数次派人来第三师抓人，都无功而返。但这事最终还是被肃反委员会察觉了。
一次，战斗刚刚结束，准备上山的一些同志还没有来得及离开，肃反委员会就来人把他们抓去杀掉了。黄克诚克制不住满腔义愤，怒斥肃反委员会滥杀无辜，肃反委员会因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把他也抓了起来。彭德怀知道后大怒，拍着桌子质问肃反委员会凭什么抓捕他的师政治委员？肃反委员会本来想把黄克诚也打成“AB团”分子杀掉，但一时又拿不出证据来，就只好说黄克诚在肃反问题上“右倾”，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不能采取捕、杀的办法。肃反委员会无言以对，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但撤销了他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1931年11月，党对肃反扩大化问题开始纠正，黄克诚被重新起用，调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1932年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三军团攻打赣州。
黄克诚率部进抵赣州后，见赣州城既高且固，又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他认定这个仗不能打。于是，他向上级建议取消攻打赣州的军事冒险行动，使部队免遭不必要的损失。他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而且还被命令率第一师负责攻打赣州城西门。赣州城果如黄克诚所料，易守难攻。过了几日，敌人援兵赶到，赣州城内的敌人趁势反扑，红军腹背受敌，黄克诚看到形势危急，急忙下令撤退，减少了部队损失。
1932年10月，在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对所谓的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同时免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宁都会议之后，黄克诚因坚定毛泽东的主张也被撤了职，将他下放到教导营任教导员。
红军长征后，黄克诚再次获起用，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他和师长张宗逊指挥所部，一路奋勇拼杀。于11月8日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很快又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发觉红军西进的意图后，慌忙调集40万大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利用湘江这一天堑，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黄克诚和张宗逊率部与红一军团的第二师协同作战，强渡湘江，控制了界首渡河点，在光华铺同敌人展开了对峙，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了缩编，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级建制，缩编成4个团，黄克诚任红十团政委。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三军团东渡赤水，占领了桐梓城。
接下来是攻打桐梓南15公里的娄山关。黄克诚率红十团与兄弟部队一起，同敌人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敌人伤亡惨重。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敌人溃不成军，急忙夺路逃回了遵义城。他指挥部队迅速追击，再次攻进遵义城。
到遵义后，黄克诚找出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半年来的形势。他向上级领导提建议说：“现在红军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上级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事后，他再次被撤销了职务，让他随军作反省。
过了一段时间，黄克诚被任命为军团教导营政委。他跟随部队越过大渡河，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路上，他仍然不断向上级提意见和建议。
红军走出草地后，红三军团的有些同志，对上级派来的几位领导在长征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小灶，常常聚在一起改善伙食的做法很看不惯，便发了一点牢骚，讲了一些怪话，有时还有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本应属于教育问题，但上级派来的几位领导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问题严重，应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提出要在红三军团中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
黄克诚则认为，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点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的教育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面的人。何况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黄克诚的意见再次遭到否决，他本人对革命的忠诚度也受到领导的怀疑。
1935年9月，中央俄界会议后，部队整编，黄克诚被调离主力部队，免去了拟派他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职务，任命他为军事裁判所所长。上级让他把那些掉队的人员抓起来审判，他看到这些转战万里，出生入死的同志得不到信任，心中十分不忍。他对上级的命令坚决予以抵制，并据理力争，又被上级批评了一顿说：“你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他再次被撤职，当了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不过，到陕北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
抗战时期：领导苏北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
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与徐海东率部转战晋冀豫边区，曾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参与指挥町店等战斗。后又率部与彭雪枫在苏北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
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央军委即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队9万多人，统一改编为新四军。黄克诚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黄克诚刚到苏北盐城时，正遇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黄克诚目睹人民群众离乡背井的凄惨景状，决心发动军民自力更生重新修筑海堤，战胜水灾。他和县政府一道，动员了上万民工，军民一齐上阵，终于在1941年7月底，将全长45公里的海堤修成，锁住了奔腾的海水。
1943年1月，日寇集结重兵2万多人，在海、空军配合下，对盐阜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黄克诚领导苏北军民，采取灵活机智的战法，避敌锋芒，与敌反复周旋，浴血奋战，最后终于胜利地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
1943年夏，日军纠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李长江、杨仲华伪军部队，共约1.7万多人，在200多架飞机和上百艘舰艇的掩护下，展开立体攻势，向我新四军军部盐城开始了夏季攻势大“扫荡”。
陈毅、刘少奇主持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参谋长赖传珠首先说：“这次日军‘扫荡’一改以前单线长驱直入的战术，而是兵分三路，采用拉网式战术，向我盐城阜宁地区包围合击，而我新四军能够迎战的部队现在仅有第一师和第三师，总共不到3万人，而且装备明显处于劣势，我们是撤退还是固守，现在请大家发表抗敌办法。”
陈毅代军长首先发言说：“保卫盐城，保卫苏北根据地，决不让敌人占领盐城！盐城是我们华中根据地的大本营，全国人民注视着这里，保不住盐城，我们不好向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交代，这次反‘扫荡’也是一场政治仗，一定要打好盐城保卫战！”政委刘少奇也站起来表示了赞同意见。
大家情绪激昂，都表示坚决执行军部命令，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盐城，捍卫华中根据地大本营。突然，黄克诚站起来说：“我不同意军部的这个作战方案，不同意‘保卫盐城’的口号！”大家顿时静了下来，将目光转向了黄克诚。
黄克诚说：“我认为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我军不宜对日军搞正面阻击，‘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我建议华中局与军部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至于部队，则应实行分散游击，待机反击。”他说完，又补充道，“如果军部决定下来，三师坚决执行！”
刘少奇见黄克诚与大家的意见不同，就耐心地向黄克诚做起了思想工作。刘少奇要他从政治的高度对待这次战斗，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那是美好愿望，盐城是肯定守不住的。”陈毅有些恼火，忍不住说：“在新四军里，除了饶漱石敢顶撞我，就是你黄克诚了，可你是我的部下！”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黄克诚坚持道，“我建议取消这个方案，放弃盐城！”陈毅也不甘示弱，最后，下了命令：“军部决定，你率三师与一师共同保卫盐城。你们三师七旅在建阳、湖垛一线阻击来犯之敌，八旅在东沟、益林地区阻击。”
黄克诚当即表态：“我三师坚持执行军部命令！三师在阵地在！但是，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保卫盐城的战斗打响后，由于敌强我弱，新四军的伤亡较大。黄克诚见前线形势危急，就直接将自己的意见电告党中央、毛泽东。毛泽东接到电报，马上回电新四军军部，询问情况。这时，敌人攻势更加猛烈，情况十分危险。刘少奇将军部争执情况电告毛泽东后，军部经过商讨，决定采纳黄克诚的建议，从盐城撤军。 解放战争时期：率军东北参战和清剿土匪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克诚第一个向中央建议：我党应马上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在军事部署上，他建议尽量多派队伍进军东北：“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毛泽东接到黄克诚这份电报后，非常重视。几天以后，中央就决定派10万部队、2万干部进军东北。
1945年9月28日，黄克诚和洪学智率领新四军三师从苏北淮阴出发，日夜兼程，经两个月的行军，于11月25日到达锦西地区。在1946年5月国共两军进行的四平争夺战中，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10多份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不予理睬，5月12日，他直接致电中央建议撤退。5月19日，毛泽东给林彪发去电报：“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后来，即1959年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自语道：“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黄克诚见到林彪后，就提出自己的见解：“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此后，他就关于到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如何建立根据地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得到中央和林彪的赞许和采纳。12月22日，中央在致黄克诚的电报中说：“关于建立根据地，你是有经验的。”
接下来，黄克诚就带着他的部队在义县，黑山边境一带清剿土匪，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剿匪，他经过多次实践，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对付土匪的办法，打得土匪闻风丧胆。办法就是组织各种规模的骑兵部队，咬住不放，直到歼灭为止。
1947年3月，黄克诚代理中共西满分局书记。不久，西满分局撤销，黄克诚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统辖整个东北的后勤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东北解放军的后勤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保证了各次战役前方的充足供应。
1949年10月，黄克诚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剿匪。湖南的土匪极为出名，但黄克诚有在东北剿匪的经验，他在湖南的剿匪办法是：先剿重点，围而后剿；断其逃路，彻底歼灭。黄克诚指示在湘的剿匪部队由东到西，由南到北，一块一块地吃，一块一块地剿，很见成效。
不久，中央决定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黄克诚十分赞成。他亲自去湘西督战，他说：“湘西的反革命最多，不杀掉相当数量，这里是不得安宁的。”在他的严令下，湘西开始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但问题是湘西杀的人又太多了，他一看杀过了头就急忙让停下来。他想全国情况大概也和湖南相仿，于是他在3月下旬发电报给邓子恢并报中央说：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出现个别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正常工作。限制范围，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中央很快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毛泽东还在电报中特意提了黄克诚的名字：“我认为黄克诚同志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地、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黄克诚的建议又一次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人生跌宕保持从容淡定
1952年10月，黄克诚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主持总后勤部工作。抗美援朝结束后，毛泽东便委托彭德怀全面负责军队工作。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任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参谋长。从此，黄克诚的主要精力就放到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中去了，成为彭德怀的主要助手。1955年9月，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对于黄克诚的工作，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曾有一段话：“我4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了彭德怀同志。讲责任，第一位是我；第二位是彭德怀；第三位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可见黄克诚当时的地位和作用。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发生了分歧，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写了封著名的“万言书”，提了不少意见。
第二天早晨，黄克诚与彭德怀相见了，彭德怀问黄克诚：“我给主席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
黄克诚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7月18日到19日，第五小组会讨论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德怀的意见。黄克诚在19日的发言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
突然，会议扭转了方向。毛泽东发表讲话，将会上的不同意见看作了党内路线斗争。7月30日，毛泽东召集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去谈话。这次谈话，毛泽东给这位心直口快，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老臣戴上了“三顶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同时，还说他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答辩说：“我与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8月16日，在庐山闭幕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决议》 《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认为彭、黄、张、周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回到北京后，黄克诚就被调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位。
黄克诚被撤职后，在家闲居了几年。后被派到山西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抄了家，抓了起来。在“监护”期间，他从容淡定，不仅仍坚持每天散步和锻炼，而且还认真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
1977年，黄克诚获平反，由外地回到了北京。1978年12月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随后，他主持了刘少奇的冤案平反工作。
针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两案”问题，黄克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两案”问题，有党内错误，也有路线问题，但就基本罪行来看，它们是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两个集团触犯了国家法律。这不是一般违反党规党纪，应交司法部门处理！
对于如何评价林彪，黄克诚对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人员说：“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军队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词，才符合历史事实。”
1986年12月，黄克诚病逝于北京，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