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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时行请钟点工。除非家中有老人小孩需照顾，一般讲，上海人很少再如过往一样，请个24小时全天候侍候在侧的保姆，吃、住、生活在一个共同空间。
旧时受农业社会余韵的影响，讲究的是主仆情义。仆人忠心耿耿，主人也对仆人负责。所以主仆关系，往往是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更有是世袭的，即女儿、媳妇，甚至孙媳妇代代相传在同一个主人家做。
中国封建社会，素有养丫头的传统。丫头无人身自由，既可作礼品送来送去，又可作货物买来卖去。进入民国时代，丫头不准养了，称为佣人，上海话称娘姨。但那种与主人家牢固的相从关系仍保留下来。不同的是佣人有固定工资而不是如丫头由主人随心所欲给月规钱，且有辞工东家不打西家的自由。这样的保姆，特别是一做做几十年的老保姆，是很可以将全家交给她打理的。老保姆在家中一般威望很高，主人家的后辈见到她都要买三分账。上海人称这样的把一世光阴都卖给主人家的保姆为“住家工”。
旧时上海劳动力低廉，几块钱就可以雇一个包揽全部家务的住家工，所以一般只要家道中上，都会有个住家保姆。为照顾生活习惯和口味，大多请的是同乡同籍的乡下人。
住家保姆也有不利之处，保姆和主人一家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对主人家的隐私多少是一种威胁。俗话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里安着个外姓的保姆，难免会“家丑外扬”，成为弄堂里众保姆的谈话资料。
上海开埠之后，越来越多外国人移居上海。当然也需要打理家务的保姆。
同样做保姆，做外国人家保姆和上海人家保姆是两种路子。所以有外国阿妈之称以资区别。
外国阿妈，大都会扯几句洋泾浜英文。否则，如何与外国主子沟通？而且，会相对懂一点洋规矩：如进门先敲门、特别注意伙食卫生、清洁工作顶真一丝不苟、懂得打蜡地板上一有水渍马上揩干净、知道洋餐桌的布置规矩……外国主人家对清洁度简直有点苛求，特别地板、玻璃器皿、餐具和洗手间的要求，一般上海保姆是达不到他们的要求的。
外国人的工钿开得比上海人家的大，但外国阿妈的劳动强度，肯定要大得多。所以，并不是人人都乐意做外国阿妈。再则，也不是人人都担当得起外国阿妈的角色。
老上海但凡出来做外国阿妈的，一般都有点特定背景：如老公或家中兄弟近亲是为外国人做boy或司机杂役，多少懂一点外国规矩，也要有点这方面关系，才能入这个门道。敢于做外国阿妈，也需思想开通，因出于文化差异，早期上海人对金发碧眼外国人视为“夷”，很怕与他们打交道。
外国人请保姆一般不像上海人讲究地域籍贯，也不大讲究五官面目，身体健壮、生活做得出色最要紧。
一般外国阿妈都身体壮实，年龄偏成熟，所以称为“阿妈”。十七八岁的上海人称“小大姐”，有如今日的小保姆，很少是做外国人家。
外国人都讲究效率，尊重隐私，除非是如哈同、沙逊这种大洋房人家，有独立的间隔的仆人居住空间，一般住公寓的外国人家，因空间相对局促，他们都欢迎计时工更甚于“住家工”。阿妈在指定时间完成清洁、烹饪、洗烫等工作，就可以走人。此时外国人远在写字间，待外国人下班，阿妈已走人，连工资都是放在大白信封里。两方面不大打得照面，各得其所。
这其实是一种十分现代科学的雇佣关系。在上世纪20年代起已在上海十分风行，是上海保姆业钟点工的雏形。
正因为互相间很少打照面，所以更需要有一个可靠的稳定的中介关系。所以，这些外国阿妈的先生、兄长等近亲，往往就是外国主子的杂役、厨师、司机之类。
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的阶级观念其实是十分鲜明的。上海租界地内许多以外国人为客流对象的公寓房子，保姆房与主人居住楼是分开的，有专门佣人走的楼梯直通厨房，还有佣人专用的厕所。保姆房都集中在弄堂笃底与汽车间挤在一起，都是先生做外国人司机或厨师，再将自己老婆接出来，介绍做外国阿妈。
这些弄堂大多集中外国人和洋派的留洋归来的专业人士，邻居间再互相一介绍，常常一个外国阿妈同时兼做同一条弄堂几家外国人。夜里，回到自己后弄堂的家里，从前叫“走做”。
“走做”的既可照顾到自己家里，且收入也比市面上一般住家工可观。但要手脚麻利，生活做得顶真，符合外国人要求才能胜任。“走做”，是很考验保姆的统筹调配时间的能力。
与住家工相比，外国阿妈更城市化，更知识化一点。除了她们一般都会讲几句洋泾浜英文，耳濡目染，也会不知不觉将一些外国人生活方式带到自己身上：如讲究仪表整齐干净、注重子女教育。张爱玲的《桂花蒸·阿小悲歌》讲的就是一个外国阿妈的故事。从书中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外国阿妈女主角穿着绿葱色大衣，烫发，还别着绿色赛璐璐发夹，已与传统的上海“佣人”一只饭单一身旧塌塌的大襟布衫打扮很不同，颇有几分洋气。
做过外国阿妈的，曾经沧海难为水，一般不大肯再做住家工，将自己一世低价卖给一个东家。即使在外国人回国了，或因什么其它原因不做外国阿妈了，她们也不会做住家工，仍继续做自己的钟点工。说是做钟点工，她们也十分挑剔：倒马桶人家的不做，要生煤炉的人家不做。她们圈定的人家，还非得离她们住家不能太远：因她们太熟谙近头一带牛肉庄、洋士多(洋杂货铺)面包店的行情人头，伙计到老板都要拍拍她们马屁，可谓这一带的“地头蛇”，换一个环境，一切要从头开始，没那么方便！
这些阿妈出身的钟点工，很受老上海洋派白领专业人士欢迎。可以讲，上海钟点工是由她们引领的。
她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也相对比一般丈夫在农村种田的住家工好。因这些外国阿妈大多丈夫也有一份固定专业技术工作，如大厨、杂役、花匠，多半做外国人的工作，故是双职工。做外国阿妈，市面见得多，眼界也开阔。她们每提出一个观点，总会习惯性带一句：“他们外国人也是这样的……”刹时就不觉有种不容忽视的权威！
外国阿妈通常自成一只圈子，不与一般保姆来往——据讲称保姆为“阿妈”，也是由外国人兴起的。如同今天都称保姆为“阿姨”一样。
同是做保姆，外国阿妈和上海娘姨两只圈子互相看不起：外国阿妈觉得比一般上海人家做阿妈的见识广，工钱也比她们大；上海娘姨则觉得帮外国人做娘姨，好像总有点丢中国人脸。因为在一般不开通的上海人心目中，外国人总有点“下作兮兮”，所以在外国人家做娘姨的，特别年纪相对轻点、长得比较清秀的，好像总与外国男主人有点不清不爽的关系。
不过，如同旧时上海女佣人也有与男主人有染，中国反正时行一夫多妻，生了儿子，也就顺势收了做偏房。这种事在旧上海，时有听闻，不足为奇。至于女佣与洋主人有染，甚至生下混血儿，就会很成新闻了。外国规矩是不让一夫多妻的，所以这些与洋人有染的年轻阿妈，往往就成中国版的蝴蝶夫人。
哈同夫人罗珈陵大约可称为一则经典外国阿妈的传奇。
据文字记载，罗珈陵母亲就是一个外国阿妈，不知怎样生下中西混血儿罗珈陵。罗珈陵后来又为洋人跷脚沙逊做管家(比阿妈高级一点)兼情妇，认识了潦倒不堪的哈同，正儿八经的嫁给了哈同。或者她真有帮夫运，哈同就此发迹……
笔者居住的英式公寓，旧时为英商惠罗公司的物业。前面三排为典型的一梯两户的英式公寓，弄堂笃底为一排二层平房，下面是汽车间，楼上为佣人房。后面有个“走做”的娇俏的小大姐，不知怎样，就与住在前面一个长她28岁的英国绅士生下个漂亮的混血女儿。珍珠港事件后，英国绅士被日本人投入龙华集中营，小大姐独自领着女儿，受着白眼，再靠“走做”养活自己，还要从嘴巴里挤出铜钿买了香烟、罐头送到集中营给孩子她爸。
总算熬到日本人投降，外国人从集中营出来，她也搬入洋房里住。但始终仍未脱离阿妈的角色。她仍如同所有的外国阿妈一样负担着外国人全部家务，只是专做一家不再“走做”，也从不见她与外国人携手出双成对出出入入。
说是西方人推崇自由平等，其实西方人更讲究划分圈子层次，英国人尤其。
直到解放后外国人回国，里弄里才爆出冷门，原来她与他根本没有办什么法律手续，虽然为他生了个女儿，但实质上仍是他的外国阿妈而已。
外国人要回国了，此时他已是风烛残年：大约想到回英国后要找这样一个合心思的阿妈是找不到的，这才与她办了法律手续作为妻子一起带回英国。
如是以一辈子青春为押注，仅换回一个移民英国的身份！
身为外国阿妈而嫁给洋男主人，因而攀上枝头成凤凰的，在上海滩所闻的甚少，大多结局是不幸的。
历史翻到新的一页，为外国人家做保姆的，称为“涉外保姆”，称呼不同，工作性质一样。做涉外保姆的，要求也比一般“阿姨”高，故而上海下岗女职工做“涉外保姆”的比较多，就是因为上海人见识和文化程度相对比一般外省市人高，所以人工费也高一点。但外国人家的规矩是不会变的。记得有出电视剧《涉外保姆》，故事不失可观性，但许多地方失真。比如，外国主子再民主再平等，也不可能让保姆与其同台晚餐，而且对主人家的家事私事说三道四，还加以点评。男主人即使有外遇，也轮不上让一个当保姆的在里面横加干涉指责……
钟点工在今天，倒是发展得十分完善合理。
钟点工，不仅帮助上海人家以一种十分简捷的方式解决后顾之忧，更是一座十分好的文化桥梁，将发达都市的生活文明原汁原味输送到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些钟点工一旦回到自己家乡，仍会保持着在城里学到的文明生活方式，如是大大影响着她周围的人们，客观上起着推动生活文明的作用。
旧时受农业社会余韵的影响，讲究的是主仆情义。仆人忠心耿耿，主人也对仆人负责。所以主仆关系，往往是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更有是世袭的，即女儿、媳妇，甚至孙媳妇代代相传在同一个主人家做。
中国封建社会，素有养丫头的传统。丫头无人身自由，既可作礼品送来送去，又可作货物买来卖去。进入民国时代，丫头不准养了，称为佣人，上海话称娘姨。但那种与主人家牢固的相从关系仍保留下来。不同的是佣人有固定工资而不是如丫头由主人随心所欲给月规钱，且有辞工东家不打西家的自由。这样的保姆，特别是一做做几十年的老保姆，是很可以将全家交给她打理的。老保姆在家中一般威望很高，主人家的后辈见到她都要买三分账。上海人称这样的把一世光阴都卖给主人家的保姆为“住家工”。
旧时上海劳动力低廉，几块钱就可以雇一个包揽全部家务的住家工，所以一般只要家道中上，都会有个住家保姆。为照顾生活习惯和口味，大多请的是同乡同籍的乡下人。
住家保姆也有不利之处，保姆和主人一家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对主人家的隐私多少是一种威胁。俗话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里安着个外姓的保姆，难免会“家丑外扬”，成为弄堂里众保姆的谈话资料。
上海开埠之后，越来越多外国人移居上海。当然也需要打理家务的保姆。
同样做保姆，做外国人家保姆和上海人家保姆是两种路子。所以有外国阿妈之称以资区别。
外国阿妈，大都会扯几句洋泾浜英文。否则，如何与外国主子沟通？而且，会相对懂一点洋规矩：如进门先敲门、特别注意伙食卫生、清洁工作顶真一丝不苟、懂得打蜡地板上一有水渍马上揩干净、知道洋餐桌的布置规矩……外国主人家对清洁度简直有点苛求，特别地板、玻璃器皿、餐具和洗手间的要求，一般上海保姆是达不到他们的要求的。
外国人的工钿开得比上海人家的大，但外国阿妈的劳动强度，肯定要大得多。所以，并不是人人都乐意做外国阿妈。再则，也不是人人都担当得起外国阿妈的角色。
老上海但凡出来做外国阿妈的，一般都有点特定背景：如老公或家中兄弟近亲是为外国人做boy或司机杂役，多少懂一点外国规矩，也要有点这方面关系，才能入这个门道。敢于做外国阿妈，也需思想开通，因出于文化差异，早期上海人对金发碧眼外国人视为“夷”，很怕与他们打交道。
外国人请保姆一般不像上海人讲究地域籍贯，也不大讲究五官面目，身体健壮、生活做得出色最要紧。
一般外国阿妈都身体壮实，年龄偏成熟，所以称为“阿妈”。十七八岁的上海人称“小大姐”，有如今日的小保姆，很少是做外国人家。
外国人都讲究效率，尊重隐私，除非是如哈同、沙逊这种大洋房人家，有独立的间隔的仆人居住空间，一般住公寓的外国人家，因空间相对局促，他们都欢迎计时工更甚于“住家工”。阿妈在指定时间完成清洁、烹饪、洗烫等工作，就可以走人。此时外国人远在写字间，待外国人下班，阿妈已走人，连工资都是放在大白信封里。两方面不大打得照面，各得其所。
这其实是一种十分现代科学的雇佣关系。在上世纪20年代起已在上海十分风行，是上海保姆业钟点工的雏形。
正因为互相间很少打照面，所以更需要有一个可靠的稳定的中介关系。所以，这些外国阿妈的先生、兄长等近亲，往往就是外国主子的杂役、厨师、司机之类。
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的阶级观念其实是十分鲜明的。上海租界地内许多以外国人为客流对象的公寓房子，保姆房与主人居住楼是分开的，有专门佣人走的楼梯直通厨房，还有佣人专用的厕所。保姆房都集中在弄堂笃底与汽车间挤在一起，都是先生做外国人司机或厨师，再将自己老婆接出来，介绍做外国阿妈。
这些弄堂大多集中外国人和洋派的留洋归来的专业人士，邻居间再互相一介绍，常常一个外国阿妈同时兼做同一条弄堂几家外国人。夜里，回到自己后弄堂的家里，从前叫“走做”。
“走做”的既可照顾到自己家里，且收入也比市面上一般住家工可观。但要手脚麻利，生活做得顶真，符合外国人要求才能胜任。“走做”，是很考验保姆的统筹调配时间的能力。
与住家工相比，外国阿妈更城市化，更知识化一点。除了她们一般都会讲几句洋泾浜英文，耳濡目染，也会不知不觉将一些外国人生活方式带到自己身上：如讲究仪表整齐干净、注重子女教育。张爱玲的《桂花蒸·阿小悲歌》讲的就是一个外国阿妈的故事。从书中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外国阿妈女主角穿着绿葱色大衣，烫发，还别着绿色赛璐璐发夹，已与传统的上海“佣人”一只饭单一身旧塌塌的大襟布衫打扮很不同，颇有几分洋气。
做过外国阿妈的，曾经沧海难为水，一般不大肯再做住家工，将自己一世低价卖给一个东家。即使在外国人回国了，或因什么其它原因不做外国阿妈了，她们也不会做住家工，仍继续做自己的钟点工。说是做钟点工，她们也十分挑剔：倒马桶人家的不做，要生煤炉的人家不做。她们圈定的人家，还非得离她们住家不能太远：因她们太熟谙近头一带牛肉庄、洋士多(洋杂货铺)面包店的行情人头，伙计到老板都要拍拍她们马屁，可谓这一带的“地头蛇”，换一个环境，一切要从头开始，没那么方便！
这些阿妈出身的钟点工，很受老上海洋派白领专业人士欢迎。可以讲，上海钟点工是由她们引领的。
她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也相对比一般丈夫在农村种田的住家工好。因这些外国阿妈大多丈夫也有一份固定专业技术工作，如大厨、杂役、花匠，多半做外国人的工作，故是双职工。做外国阿妈，市面见得多，眼界也开阔。她们每提出一个观点，总会习惯性带一句：“他们外国人也是这样的……”刹时就不觉有种不容忽视的权威！
外国阿妈通常自成一只圈子，不与一般保姆来往——据讲称保姆为“阿妈”，也是由外国人兴起的。如同今天都称保姆为“阿姨”一样。
同是做保姆，外国阿妈和上海娘姨两只圈子互相看不起：外国阿妈觉得比一般上海人家做阿妈的见识广，工钱也比她们大；上海娘姨则觉得帮外国人做娘姨，好像总有点丢中国人脸。因为在一般不开通的上海人心目中，外国人总有点“下作兮兮”，所以在外国人家做娘姨的，特别年纪相对轻点、长得比较清秀的，好像总与外国男主人有点不清不爽的关系。
不过，如同旧时上海女佣人也有与男主人有染，中国反正时行一夫多妻，生了儿子，也就顺势收了做偏房。这种事在旧上海，时有听闻，不足为奇。至于女佣与洋主人有染，甚至生下混血儿，就会很成新闻了。外国规矩是不让一夫多妻的，所以这些与洋人有染的年轻阿妈，往往就成中国版的蝴蝶夫人。
哈同夫人罗珈陵大约可称为一则经典外国阿妈的传奇。
据文字记载，罗珈陵母亲就是一个外国阿妈，不知怎样生下中西混血儿罗珈陵。罗珈陵后来又为洋人跷脚沙逊做管家(比阿妈高级一点)兼情妇，认识了潦倒不堪的哈同，正儿八经的嫁给了哈同。或者她真有帮夫运，哈同就此发迹……
笔者居住的英式公寓，旧时为英商惠罗公司的物业。前面三排为典型的一梯两户的英式公寓，弄堂笃底为一排二层平房，下面是汽车间，楼上为佣人房。后面有个“走做”的娇俏的小大姐，不知怎样，就与住在前面一个长她28岁的英国绅士生下个漂亮的混血女儿。珍珠港事件后，英国绅士被日本人投入龙华集中营，小大姐独自领着女儿，受着白眼，再靠“走做”养活自己，还要从嘴巴里挤出铜钿买了香烟、罐头送到集中营给孩子她爸。
总算熬到日本人投降，外国人从集中营出来，她也搬入洋房里住。但始终仍未脱离阿妈的角色。她仍如同所有的外国阿妈一样负担着外国人全部家务，只是专做一家不再“走做”，也从不见她与外国人携手出双成对出出入入。
说是西方人推崇自由平等，其实西方人更讲究划分圈子层次，英国人尤其。
直到解放后外国人回国，里弄里才爆出冷门，原来她与他根本没有办什么法律手续，虽然为他生了个女儿，但实质上仍是他的外国阿妈而已。
外国人要回国了，此时他已是风烛残年：大约想到回英国后要找这样一个合心思的阿妈是找不到的，这才与她办了法律手续作为妻子一起带回英国。
如是以一辈子青春为押注，仅换回一个移民英国的身份！
身为外国阿妈而嫁给洋男主人，因而攀上枝头成凤凰的，在上海滩所闻的甚少，大多结局是不幸的。
历史翻到新的一页，为外国人家做保姆的，称为“涉外保姆”，称呼不同，工作性质一样。做涉外保姆的，要求也比一般“阿姨”高，故而上海下岗女职工做“涉外保姆”的比较多，就是因为上海人见识和文化程度相对比一般外省市人高，所以人工费也高一点。但外国人家的规矩是不会变的。记得有出电视剧《涉外保姆》，故事不失可观性，但许多地方失真。比如，外国主子再民主再平等，也不可能让保姆与其同台晚餐，而且对主人家的家事私事说三道四，还加以点评。男主人即使有外遇，也轮不上让一个当保姆的在里面横加干涉指责……
钟点工在今天，倒是发展得十分完善合理。
钟点工，不仅帮助上海人家以一种十分简捷的方式解决后顾之忧，更是一座十分好的文化桥梁，将发达都市的生活文明原汁原味输送到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些钟点工一旦回到自己家乡，仍会保持着在城里学到的文明生活方式，如是大大影响着她周围的人们，客观上起着推动生活文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