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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合法执政是现代政治的要求。任何政党要想持续不断地获得合法执政形象，就必须积极适应时代的变化，并根据时代变化的要求，及时重构自己的合法性资源。应对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带来的挑战，科学发展观既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的合法性资源的利益诉求和战略回应，也为中国共产党如何重构合法性资源提供了路径依赖。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合法性资源 挑战 科学发展观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129－04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与“社会秩序何以持久”是全部政治生活的两大主题。前者能否解决依靠政治权力，后者能否解决依靠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体系发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和服从，是现代政治体系得以存继和维持长久运转的基石。作为现代政治生活之神经中枢的政党，不仅要靠政治权力获取政权，还要依靠民众的忠诚程度使自身权力的维持实现合法化。执政党获得合法性的手段和途径谓之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执政合法性资源在整个政治执政系统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一个政党潜在的和现实的执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执政党执政的能力和执政的前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提出了一些严峻的挑战和严重的压力。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重构执政合法性的战略回应，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如何重构合法性资源提供了路径依赖。
一、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挑战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一起，共同构筑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双保险。然而，近60年的执政经验和国外执政党的成败经验告诉我们，把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长期建立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威或者经济绩效上，都是行不通的。这印证了卢梭曾说过的一句话：“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因此，“一个政党要具有生命力，要持续不断地获得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积极适应时代的变化，并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当前，时代的变化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在笔者看来，这些压力和挑战主要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两个现实基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就国际形势而言，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一股不可抵抗的时代潮流，它已经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面对这股巨大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主导和发动的，其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示范和推广在其强大的经济优势的基础上显示了难以抗拒的魔力，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在心理上难免产生些许挫折感，同时，与本土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相抵触的外来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会导致一些茫然与困惑，他们会把这种失落感归因为统治者的无能或制度、体制的缺陷，或者怀疑本国统治者的統治能力等，这些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根基产生消解或侵蚀作用。
就基本国情而言，“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水平的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实土壤。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我们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许多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起彼伏，这些已经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了威胁。
具体地说，基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之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资源面临着以下挑战和压力：
1.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减弱。
在任何国家中，作为政权合法性论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即为民众所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执政党的理念、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与国家权力结合的产物，是公共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资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长久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把握与高度重视。然而，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并向现代社会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影响政治社会化的因素呈现出多元色彩，公众逐渐获得了对政治自由论证的意识和能力，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政治现实。在合法性的物质基础方面，随着政治世俗化对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因此，“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可见，政治世俗化使得一些传统结构下的政治权威受到了巨大挑战。此外，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滋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各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信仰，这必然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使得意识形态的认同率下降。
2.社会结构分化对合法性资源的解构。
合法性产生于公众普遍的遵从与认同，但并不抹杀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观差异对合法性的重大影响。哈贝马斯曾指出，“阶级冲突是各种合法性解体现象的基础”。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正面临着全面的转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日趋专业化和部门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的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兴集团从传统的社会中分离出来并获得了独立性和组织性，他们与传统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都存在着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要求政治参与，成为一支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并要求进入体制的组织力量。而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下层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则普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他们渴求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希望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种阶级、阶层间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动以及民众心理上的变化带来的摩擦与激荡，正悄无声息地以积极的或消极的方式消解着党的执政合法性。
3.公共权力运行失范导致的政治腐败对合法性的严峻挑战。
政治是公共权力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由此可见，公共权力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保证，但权力本身作为一种可支配的资源，一旦失去约束就会被滥用。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缺乏约束的公共权力掌握者在权力光环下会凭借手中的权势瓜分公共利益，进而使政治腐败不断滋生和蔓延，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众形象，使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认同度下降，从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构成巨大的威胁。正如约瑟夫·纳伊指出的：“腐败浪费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性。”如果腐败由局部范围向大面积蔓延而得不到及时遏制，那么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甚至丧失，就会“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4.执政绩效面临着困境。 中国共产党的绩效困局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对我国的经济进行干预，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提高经济绩效的风险，加大了党扩充执政绩效资源的难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超大型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回旋空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为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大民众支持和普遍认同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在中国共产党追逐执政绩效的现代化过程中，广大民众往往过多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而忽略历史的纵向比较，过多地注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这也加大了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绩效的困难。此外，在社会转型中，人们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导致政府的“超载”现象出现，政府的有限能力一时还难以满足人们快速增长的需要，导致人们对政府预期的失望。这种巨大的现实反差必然削弱共产党的合法性。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也是执政党，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就等同于对党的期望。
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重塑合法性资源的利益诉求与战略回应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在科学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合理借鉴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经验，积极顺应当今世界潮流的背景下提出的。在合法性的视阈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的结果，也是党对重构合法性资源的利益诉求和战略回应。
1.发展是第一要义，是合法性资源的动态发展的利益诉求，是党为避免合法性危机、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的回应。
把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表明了科学发展观的中心任务就是發展的问题。一个政党要取得执政地位，无论是通过暴力还是民主的手段，必须积累一定量的合法性资源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合法性资源就是该政党执政的初始合法性。但合法性资源不是静态的、永久不变的，而是一个由历史到现实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方面，初始合法性一经建立，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折旧状态，民众特别是新生代的民众对执政党的历史功绩感恩戴德的感情会逐渐淡漠；另一方面，合法性资源在执政过程中也会作为执政成本的一部分被消耗，尽管这种消耗是无形的，难以准确测量，具有隐蔽性，有时不易察觉，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执政党应该在不断维护既有的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开发、积累新的合法性资源。
2.以人为本是对合法性的内在规定性和价值诉求的回应。
从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以来，人始终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从来就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过。科学发展观更是把坚持以人为本，看作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充分认识到了人的主体性和相对独立性的存在。作为执政党，实行的政策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合法性基础，这才符合合法性的内在规定性。如前所述，由于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世俗化的加剧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人的理性和政治意识普遍增强，为执政党重构新的合法性资源提出了诉求。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利益诉求，执政党还固守着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高枕无忧，潜伏的社会矛盾就会日益激化，酿成合法性危机。
3.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是对重构合法性资源的战略选择诉求的回应。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这是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总结，也是对重构合法性资源的战略选择诉求的回应。
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如何在尊重“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基础上谋求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执政党曾在一段时期走了弯路甚至是错误的道路。比如，高消费、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盲目攀比增长速度，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发展，等等。这些都不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也非重构合法性资源的理性选择。用统筹兼顾的方法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解决了人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利益问题，致力于实现“多数人的利益”且兼顾了“少数人的利益”，符合现代民主的要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既为执政党节约了合法性成本，又赢得了人们的认同，扩大了合法性的民众基础。
三、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共产党重塑合法性资源提供了路径依赖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遭遇了如前所述的一些挑战和压力，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危机，这是各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国家还是不民主国家)在政治发展中普遍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无论从经验事实还是从理论分析上看，合法性张力的出现都具有某种必然性。虽然，一个政治体系陷入合法性危机，并不代表该政治体系坐以待毙，但是一个政权如不能有效回应这种挑战，危机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如何应对这些可以或可能造成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和压力，在充分借助现有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现代合法性的结构与内容，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现代化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此，科学发展观提供了路径依赖。
1.以理论创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已有的合法性资源。
意识形态是“政党传播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执政党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一个基本手段”。可见，社会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而言，其价值理念的实现在更深层意义上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长期执政的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宣传的主流，社会政治生活发生的种种变化也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特别是在全球化趋势下，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进一步加剧。如果在这个时候淡化、模糊甚至屏弃党的意识形态，无疑是自动放弃阵地。因此，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人们逐渐摆脱了高度政治控制下的“非自由”状态，从而获得了理性认识与选择的机会，民众主体性的能量不断得到释放。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要合乎时宜地发展。一方面。党要正确把握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开放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发展的关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规律，坚决剔除与指导思想相对抗的敌对的意识形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教育、灌输和引导作用，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不断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保持基本价值不变的前提下，扩大政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我国的社 会阶层结构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力量将越来越大。他们也是党的执政基础之一。如果党在执政过程中看不到这一点，不反映和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势必会削弱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最终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发挥利益整合功能，努力照顾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
2.从传统型政治权威、个人魅力型政治权威向法理型政治权威转换中获取稳定的合法性资源。
传统型、个人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政治统治是马克斯·韦伯从合法性基础上提出的三种类型。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多数国家的合法性都是三种类型的混合。在现代各国，当民主成为政治国家公民普遍的价值追求时，依赖于多数决策的民主原则成为判断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程序依据，“法理型”政治统治成为普遍形式，通过建立法理型政治权威获取稳定的合法性资源则成为现代社会合法统治的必然趋势。
建国前，中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传统的政治价值和规则。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国人理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基础上的。文革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驱散了领袖身上的光环。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中国个人超凡魅力型的政治权威时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尝试与逐步完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法理性政治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性并取得了令国内民众认可和世界瞩目的成效。当前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大力促进政治权威朝法理型的转型并大力培育法理型政治权威。首先，党要着力弘扬宪政精神和依法治国的理念，树立宪法、法律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准则的地位。其次，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积極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3.从科学提高执政绩效中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
在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绩效的最核心内容自然非经济增长莫属。经济增长几乎成了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解决所有问题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是执政合法化的必然选择。因为政府在权威性地分配社会资源时，人们服从和忠诚的幅度取决于政府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这是个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建立在以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基础上的合法性是不确定的也是不长久的。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树立和提高科学的执政绩效，是执政党要重视和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首先，中国共产党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形势下，面对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示范压力，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要认识到经济增长无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点，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最核心的动力和最重要的方式。但是，经济增长并不简单等同于经济社会发展。执政党要转变发展观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和政绩考核制度。
最后，以反腐败为切入点树立良好的执政党形象。腐败问题对执政党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如果党能遏制腐败的发生，就可以重新获得广大社会成员的信心与忠诚，增强执政的合法性。为此，党要花大力气惩治腐败，使公共权力的运行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从而开发、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在中国共产党优良的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一个高效、廉洁、现代化的政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优质服务。
责任编辑 吕 楠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合法性资源 挑战 科学发展观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129－04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与“社会秩序何以持久”是全部政治生活的两大主题。前者能否解决依靠政治权力，后者能否解决依靠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体系发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和服从，是现代政治体系得以存继和维持长久运转的基石。作为现代政治生活之神经中枢的政党，不仅要靠政治权力获取政权，还要依靠民众的忠诚程度使自身权力的维持实现合法化。执政党获得合法性的手段和途径谓之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执政合法性资源在整个政治执政系统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一个政党潜在的和现实的执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执政党执政的能力和执政的前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提出了一些严峻的挑战和严重的压力。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重构执政合法性的战略回应，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如何重构合法性资源提供了路径依赖。
一、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挑战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一起，共同构筑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双保险。然而，近60年的执政经验和国外执政党的成败经验告诉我们，把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长期建立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威或者经济绩效上，都是行不通的。这印证了卢梭曾说过的一句话：“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因此，“一个政党要具有生命力，要持续不断地获得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积极适应时代的变化，并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当前，时代的变化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在笔者看来，这些压力和挑战主要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两个现实基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就国际形势而言，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一股不可抵抗的时代潮流，它已经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面对这股巨大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主导和发动的，其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示范和推广在其强大的经济优势的基础上显示了难以抗拒的魔力，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在心理上难免产生些许挫折感，同时，与本土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相抵触的外来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会导致一些茫然与困惑，他们会把这种失落感归因为统治者的无能或制度、体制的缺陷，或者怀疑本国统治者的統治能力等，这些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根基产生消解或侵蚀作用。
就基本国情而言，“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水平的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实土壤。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我们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许多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起彼伏，这些已经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了威胁。
具体地说，基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之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资源面临着以下挑战和压力：
1.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减弱。
在任何国家中，作为政权合法性论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即为民众所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执政党的理念、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与国家权力结合的产物，是公共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资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长久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把握与高度重视。然而，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并向现代社会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影响政治社会化的因素呈现出多元色彩，公众逐渐获得了对政治自由论证的意识和能力，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政治现实。在合法性的物质基础方面，随着政治世俗化对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因此，“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可见，政治世俗化使得一些传统结构下的政治权威受到了巨大挑战。此外，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滋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各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信仰，这必然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使得意识形态的认同率下降。
2.社会结构分化对合法性资源的解构。
合法性产生于公众普遍的遵从与认同，但并不抹杀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观差异对合法性的重大影响。哈贝马斯曾指出，“阶级冲突是各种合法性解体现象的基础”。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正面临着全面的转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日趋专业化和部门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的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兴集团从传统的社会中分离出来并获得了独立性和组织性，他们与传统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都存在着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要求政治参与，成为一支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并要求进入体制的组织力量。而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下层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则普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他们渴求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希望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种阶级、阶层间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动以及民众心理上的变化带来的摩擦与激荡，正悄无声息地以积极的或消极的方式消解着党的执政合法性。
3.公共权力运行失范导致的政治腐败对合法性的严峻挑战。
政治是公共权力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由此可见，公共权力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保证，但权力本身作为一种可支配的资源，一旦失去约束就会被滥用。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缺乏约束的公共权力掌握者在权力光环下会凭借手中的权势瓜分公共利益，进而使政治腐败不断滋生和蔓延，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众形象，使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认同度下降，从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构成巨大的威胁。正如约瑟夫·纳伊指出的：“腐败浪费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性。”如果腐败由局部范围向大面积蔓延而得不到及时遏制，那么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甚至丧失，就会“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4.执政绩效面临着困境。 中国共产党的绩效困局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对我国的经济进行干预，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提高经济绩效的风险，加大了党扩充执政绩效资源的难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超大型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回旋空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为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大民众支持和普遍认同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在中国共产党追逐执政绩效的现代化过程中，广大民众往往过多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而忽略历史的纵向比较，过多地注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这也加大了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绩效的困难。此外，在社会转型中，人们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导致政府的“超载”现象出现，政府的有限能力一时还难以满足人们快速增长的需要，导致人们对政府预期的失望。这种巨大的现实反差必然削弱共产党的合法性。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也是执政党，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就等同于对党的期望。
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重塑合法性资源的利益诉求与战略回应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在科学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合理借鉴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经验，积极顺应当今世界潮流的背景下提出的。在合法性的视阈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的结果，也是党对重构合法性资源的利益诉求和战略回应。
1.发展是第一要义，是合法性资源的动态发展的利益诉求，是党为避免合法性危机、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的回应。
把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表明了科学发展观的中心任务就是發展的问题。一个政党要取得执政地位，无论是通过暴力还是民主的手段，必须积累一定量的合法性资源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合法性资源就是该政党执政的初始合法性。但合法性资源不是静态的、永久不变的，而是一个由历史到现实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方面，初始合法性一经建立，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折旧状态，民众特别是新生代的民众对执政党的历史功绩感恩戴德的感情会逐渐淡漠；另一方面，合法性资源在执政过程中也会作为执政成本的一部分被消耗，尽管这种消耗是无形的，难以准确测量，具有隐蔽性，有时不易察觉，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执政党应该在不断维护既有的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开发、积累新的合法性资源。
2.以人为本是对合法性的内在规定性和价值诉求的回应。
从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以来，人始终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从来就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过。科学发展观更是把坚持以人为本，看作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充分认识到了人的主体性和相对独立性的存在。作为执政党，实行的政策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合法性基础，这才符合合法性的内在规定性。如前所述，由于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世俗化的加剧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人的理性和政治意识普遍增强，为执政党重构新的合法性资源提出了诉求。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利益诉求，执政党还固守着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高枕无忧，潜伏的社会矛盾就会日益激化，酿成合法性危机。
3.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是对重构合法性资源的战略选择诉求的回应。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这是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总结，也是对重构合法性资源的战略选择诉求的回应。
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如何在尊重“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基础上谋求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执政党曾在一段时期走了弯路甚至是错误的道路。比如，高消费、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盲目攀比增长速度，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发展，等等。这些都不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也非重构合法性资源的理性选择。用统筹兼顾的方法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解决了人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利益问题，致力于实现“多数人的利益”且兼顾了“少数人的利益”，符合现代民主的要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既为执政党节约了合法性成本，又赢得了人们的认同，扩大了合法性的民众基础。
三、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共产党重塑合法性资源提供了路径依赖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遭遇了如前所述的一些挑战和压力，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危机，这是各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国家还是不民主国家)在政治发展中普遍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无论从经验事实还是从理论分析上看，合法性张力的出现都具有某种必然性。虽然，一个政治体系陷入合法性危机，并不代表该政治体系坐以待毙，但是一个政权如不能有效回应这种挑战，危机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如何应对这些可以或可能造成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和压力，在充分借助现有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现代合法性的结构与内容，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现代化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此，科学发展观提供了路径依赖。
1.以理论创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已有的合法性资源。
意识形态是“政党传播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执政党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一个基本手段”。可见，社会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而言，其价值理念的实现在更深层意义上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长期执政的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宣传的主流，社会政治生活发生的种种变化也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特别是在全球化趋势下，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进一步加剧。如果在这个时候淡化、模糊甚至屏弃党的意识形态，无疑是自动放弃阵地。因此，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人们逐渐摆脱了高度政治控制下的“非自由”状态，从而获得了理性认识与选择的机会，民众主体性的能量不断得到释放。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要合乎时宜地发展。一方面。党要正确把握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开放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发展的关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规律，坚决剔除与指导思想相对抗的敌对的意识形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教育、灌输和引导作用，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不断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保持基本价值不变的前提下，扩大政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我国的社 会阶层结构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力量将越来越大。他们也是党的执政基础之一。如果党在执政过程中看不到这一点，不反映和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势必会削弱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最终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发挥利益整合功能，努力照顾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
2.从传统型政治权威、个人魅力型政治权威向法理型政治权威转换中获取稳定的合法性资源。
传统型、个人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政治统治是马克斯·韦伯从合法性基础上提出的三种类型。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多数国家的合法性都是三种类型的混合。在现代各国，当民主成为政治国家公民普遍的价值追求时，依赖于多数决策的民主原则成为判断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程序依据，“法理型”政治统治成为普遍形式，通过建立法理型政治权威获取稳定的合法性资源则成为现代社会合法统治的必然趋势。
建国前，中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传统的政治价值和规则。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国人理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基础上的。文革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驱散了领袖身上的光环。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中国个人超凡魅力型的政治权威时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尝试与逐步完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法理性政治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性并取得了令国内民众认可和世界瞩目的成效。当前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大力促进政治权威朝法理型的转型并大力培育法理型政治权威。首先，党要着力弘扬宪政精神和依法治国的理念，树立宪法、法律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准则的地位。其次，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积極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3.从科学提高执政绩效中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
在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绩效的最核心内容自然非经济增长莫属。经济增长几乎成了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解决所有问题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是执政合法化的必然选择。因为政府在权威性地分配社会资源时，人们服从和忠诚的幅度取决于政府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这是个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建立在以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基础上的合法性是不确定的也是不长久的。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树立和提高科学的执政绩效，是执政党要重视和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首先，中国共产党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形势下，面对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示范压力，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要认识到经济增长无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点，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最核心的动力和最重要的方式。但是，经济增长并不简单等同于经济社会发展。执政党要转变发展观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和政绩考核制度。
最后，以反腐败为切入点树立良好的执政党形象。腐败问题对执政党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如果党能遏制腐败的发生，就可以重新获得广大社会成员的信心与忠诚，增强执政的合法性。为此，党要花大力气惩治腐败，使公共权力的运行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从而开发、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在中国共产党优良的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一个高效、廉洁、现代化的政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优质服务。
责任编辑 吕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