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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诗歌的创作中，还是诗歌的阅读与欣赏中，诗歌的概括力似乎往往被人们忽略，甚至被遗忘了。诗歌的概括力首先源自于敏锐的洞悉与认知的自觉，而有了这样的洞悉与自觉，我们才能从细微中透视辽阔，从海底发现火焰，从一杯葡萄酒中窥见风暴。
没有个体经验就没有艺术，没有个体经验就没有诗歌。个体经验是艺术成为艺术的根本特征，是诗歌成为诗歌的前提。这些对于诗者来说都是常识，但个体经验仅仅是情绪与思考的最初的触点，是艺术的出发点，我们不能沉醉于个体经验的短暂狂欢之中，应该把这个触点或快或慢地点燃和引爆，让诗歌的认知价值与辽阔的诗性，在令人震颤的炫目中，获得一种更为开阔的上升与超越，而这个点燃和引爆所形成的力量，就是诗歌的概括力。
其实，概括力就是把一棵树呈现为一片森林的能力，就是把音符演绎为旋律的能力，就是让一只鹰展开翅膀高翔的能力。而詩歌的概括力就是我们把情绪与思考的触点延伸到更为开阔的疆域，获得更加辽阔的认知与诗性，它的全部本质与魅力就是上升与超越，就是共振与飞翔……
我反复谈到我对诗歌的理解：诗歌是语言光芒的开掘者，是存在秘语的揭示者，是人类情怀的捍卫者，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标高。从认知上说，诗歌的概括力是指我们的认知从一个点向无限延展与通达的能力——一种精神势能的开掘与提炼的能力；是指艺术创作过程中人们由表及里从点到面的上升与超越的能力——一种获得本质认知的能力。这个上升与超越的能力既是认知的，又是艺术的。但是在具体的创作与欣赏中，这个能力往往被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略，如果我们忽略或遗忘了这个能力，就会丧失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的自觉，我们的创作也许就失去了应有的概括力，也许还让我们的创作坠入一种纯粹的自娱自乐之中。
文本要具有超强的概括力，对诗人是一个深刻的考量，一是诗人要有超强的感知力，二是诗人要具有深刻的洞悉力。
1979年《诗刊》第2期发表的李发模的《呼声》是一首叙事诗，诗歌揭示的是那个奇异年代人们共同的命运与悲歌。
那是一位生长在红旗下的少女的命运，少女的命运非常典型，有着非凡的概括力，诗人李发模通过少女的命运，概括了当时少女们的命运，指认了国人的命运，这样的概括坚实而有力，直指那个奇异而令人悲怆的时代，是对荒谬的深刻揭示与有效指认，这就是诗歌的概括力。
其实，崔健的《一块红布》，汪峰的《北京，北京》也具有非凡的概括力，这两首歌词都具有诸多的解读，而每一种解读都极具概括力。汪峰的《北京，北京》是2007年发行的，而我是几年之后才偶然从贵州交通广播电台听到这首歌曲。当时我是去学校接女儿，在车里等女儿的过程中突然听到这首歌，一开始吸引我的是悲伤而优美的旋律，接着是歌词一下子把我击倒，我几乎是瘫坐在车里，好像被一个巨大的伤口包裹着，几乎窒息……
因为当时我正好写下《北京，我的青春被你拦腰斩断》（这首诗歌2012年《中国诗歌》头条发表时我改为《所有的汉字，都是我满朝的文武》），汪峰沙哑而悲伤的声音如同电流一样瞬间贯穿我的身体，我从头到脚都在震颤……我知道，汪峰所揭示的那些“北漂”一族的迷茫、无助、挣扎、绝望，浸泡着我诗句里的每一个汉字，汪峰的《北京，北京》，以高度的概括力，揭示了当时北漂族群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心理。
艺术创作，首先要考量的是相对于已有的经验来说，我们所呈现的经验是否具有新的发现与揭示。其次，我们从个体经验出发的抒写，是否获得了一种从个性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如果我书写的是天下人早已告白的经验，如果我们的抒写没有获得从个体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那可以说我们所谓的创作仅仅是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层面。只有当一种认知，一种内心感受，一种美学态度，一种精神身姿，与外界发生了共振共鸣，与一个时代的脉搏和呼吸相互接通了，个体的认知与美学态度才具有概括力，也才能说个体认知实现了从个性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获得了一种存在意义上的整体的存在经验。
为什么此刻我要反复赘述我对整体存在经验的认知过程，因为整体经验的抒写是本体性的抒写，无论是作为诗歌本身，还是作为诗人自身来说才是真正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抒写。
在我看来，整体经验是我们从现实生活的真切体验之中透析出来的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生存经验，是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生存心理，乃至文化心理的哲学观照与现实表征，是一个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美学因素共同形成的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共性特征。
个体生命主体性的自觉与张扬应该说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志，同时是个体生命最根本的生命意志与最重要的精神姿势，因而个体生命主体性的精神姿势就构成了我们时代整体的生存经验。就当下我们的生存图景来说，这个生存经验就是个体生命主体性的高度丧失与沦落，在生命图景与具体的创作中表现为骨髓的高危缺钙、精神的阳萎和肾虚；表现为独立、自由、担当人文立场的全面溃败，集体无意识、大面积失语；表现为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命运的自我放逐；表现为想象力与创作力的严重缺失，美学极度贫血。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社会的转型巨变和以后现代思潮为代表的欧美哲学的强烈渗透，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巨变。面对突然降临的市场经济与后现代思潮的疯狂解构，我们的人文精神前所未有地沦陷，我们的心灵一直在流亡，一直在病变，现实生活中信仰丧失、价值倒塌、尊严沦陷、心灵扭曲、道德流落、情感变异、美学霉变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病症。这些疾病，这些疼痛，这些精神的肢解与命运的抽打，这些刀锋般高峰体验的生存图景，其实就是我们存在意义上的整体的存在经验。
无疑，这样的生存经验是我们的创作必须着力揭示与呈现的，我们应该以诗歌的名义，揭示当下人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前所未有的挣扎、绝望和精神的分裂……但是整个汉语诗歌现场，真正具有精神立场与人文品格的作品，真正与这个时代的存在图景血肉相连的文本，真正获得一种刀锋般真切体验的作品真是凤毛麟角……放眼望去，到处是扮着婴儿温嘟嘟脸蛋的浅薄抒情；到处是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到处是以解构为旨趣的幽暗的身影；到处是标新立异的伪先锋；到处是身着皇帝新装的荒谬闹剧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由诗人梁小斌创作于1980年，那个时候国人刚刚从奇异的时代醒来，在刚刚过去的十年的荒谬岁月，人们的心灵被前所未地扭曲。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之下，人们渴望找到心灵的出口与新的居所，因而呼唤心灵，重新寻找心灵的归宿就成为那个时代存在意义上的整体的经验，而一把象征着心灵与方向的钥匙，无疑是那个时代人们灵魂栖息地的整体象征，梁小斌的钥匙，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整体记忆，尽管这把钥匙是梁小斌个体生命要寻找的钥匙，但同时这把钥匙也是整个国人正在寻找的钥匙，也就是说梁小斌的个体感悟与国人的神经完全接通，梁小斌的的个体经验就获得了一种从个性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就成为那个时代国人存在意义上的整体经验。
在当下新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的存经验在与创作理想，就是要概括出新时代背景之下新的精神姿态与整体经验；就是要重新激活与唤醒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美学等诗歌基本元素的内在活力；就是要开掘、引领一种独具新时代内涵和特点的新的价值理念及美学原则，呈现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诗歌精神。
没有个体经验就没有艺术，没有个体经验就没有诗歌。个体经验是艺术成为艺术的根本特征，是诗歌成为诗歌的前提。这些对于诗者来说都是常识，但个体经验仅仅是情绪与思考的最初的触点，是艺术的出发点，我们不能沉醉于个体经验的短暂狂欢之中，应该把这个触点或快或慢地点燃和引爆，让诗歌的认知价值与辽阔的诗性，在令人震颤的炫目中，获得一种更为开阔的上升与超越，而这个点燃和引爆所形成的力量，就是诗歌的概括力。
其实，概括力就是把一棵树呈现为一片森林的能力，就是把音符演绎为旋律的能力，就是让一只鹰展开翅膀高翔的能力。而詩歌的概括力就是我们把情绪与思考的触点延伸到更为开阔的疆域，获得更加辽阔的认知与诗性，它的全部本质与魅力就是上升与超越，就是共振与飞翔……
我反复谈到我对诗歌的理解：诗歌是语言光芒的开掘者，是存在秘语的揭示者，是人类情怀的捍卫者，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标高。从认知上说，诗歌的概括力是指我们的认知从一个点向无限延展与通达的能力——一种精神势能的开掘与提炼的能力；是指艺术创作过程中人们由表及里从点到面的上升与超越的能力——一种获得本质认知的能力。这个上升与超越的能力既是认知的，又是艺术的。但是在具体的创作与欣赏中，这个能力往往被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略，如果我们忽略或遗忘了这个能力，就会丧失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的自觉，我们的创作也许就失去了应有的概括力，也许还让我们的创作坠入一种纯粹的自娱自乐之中。
文本要具有超强的概括力，对诗人是一个深刻的考量，一是诗人要有超强的感知力，二是诗人要具有深刻的洞悉力。
1979年《诗刊》第2期发表的李发模的《呼声》是一首叙事诗，诗歌揭示的是那个奇异年代人们共同的命运与悲歌。
那是一位生长在红旗下的少女的命运，少女的命运非常典型，有着非凡的概括力，诗人李发模通过少女的命运，概括了当时少女们的命运，指认了国人的命运，这样的概括坚实而有力，直指那个奇异而令人悲怆的时代，是对荒谬的深刻揭示与有效指认，这就是诗歌的概括力。
其实，崔健的《一块红布》，汪峰的《北京，北京》也具有非凡的概括力，这两首歌词都具有诸多的解读，而每一种解读都极具概括力。汪峰的《北京，北京》是2007年发行的，而我是几年之后才偶然从贵州交通广播电台听到这首歌曲。当时我是去学校接女儿，在车里等女儿的过程中突然听到这首歌，一开始吸引我的是悲伤而优美的旋律，接着是歌词一下子把我击倒，我几乎是瘫坐在车里，好像被一个巨大的伤口包裹着，几乎窒息……
因为当时我正好写下《北京，我的青春被你拦腰斩断》（这首诗歌2012年《中国诗歌》头条发表时我改为《所有的汉字，都是我满朝的文武》），汪峰沙哑而悲伤的声音如同电流一样瞬间贯穿我的身体，我从头到脚都在震颤……我知道，汪峰所揭示的那些“北漂”一族的迷茫、无助、挣扎、绝望，浸泡着我诗句里的每一个汉字，汪峰的《北京，北京》，以高度的概括力，揭示了当时北漂族群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心理。
艺术创作，首先要考量的是相对于已有的经验来说，我们所呈现的经验是否具有新的发现与揭示。其次，我们从个体经验出发的抒写，是否获得了一种从个性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如果我书写的是天下人早已告白的经验，如果我们的抒写没有获得从个体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那可以说我们所谓的创作仅仅是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层面。只有当一种认知，一种内心感受，一种美学态度，一种精神身姿，与外界发生了共振共鸣，与一个时代的脉搏和呼吸相互接通了，个体的认知与美学态度才具有概括力，也才能说个体认知实现了从个性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获得了一种存在意义上的整体的存在经验。
为什么此刻我要反复赘述我对整体存在经验的认知过程，因为整体经验的抒写是本体性的抒写，无论是作为诗歌本身，还是作为诗人自身来说才是真正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抒写。
在我看来，整体经验是我们从现实生活的真切体验之中透析出来的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生存经验，是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生存心理，乃至文化心理的哲学观照与现实表征，是一个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美学因素共同形成的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共性特征。
个体生命主体性的自觉与张扬应该说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志，同时是个体生命最根本的生命意志与最重要的精神姿势，因而个体生命主体性的精神姿势就构成了我们时代整体的生存经验。就当下我们的生存图景来说，这个生存经验就是个体生命主体性的高度丧失与沦落，在生命图景与具体的创作中表现为骨髓的高危缺钙、精神的阳萎和肾虚；表现为独立、自由、担当人文立场的全面溃败，集体无意识、大面积失语；表现为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命运的自我放逐；表现为想象力与创作力的严重缺失，美学极度贫血。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社会的转型巨变和以后现代思潮为代表的欧美哲学的强烈渗透，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巨变。面对突然降临的市场经济与后现代思潮的疯狂解构，我们的人文精神前所未有地沦陷，我们的心灵一直在流亡，一直在病变，现实生活中信仰丧失、价值倒塌、尊严沦陷、心灵扭曲、道德流落、情感变异、美学霉变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病症。这些疾病，这些疼痛，这些精神的肢解与命运的抽打，这些刀锋般高峰体验的生存图景，其实就是我们存在意义上的整体的存在经验。
无疑，这样的生存经验是我们的创作必须着力揭示与呈现的，我们应该以诗歌的名义，揭示当下人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前所未有的挣扎、绝望和精神的分裂……但是整个汉语诗歌现场，真正具有精神立场与人文品格的作品，真正与这个时代的存在图景血肉相连的文本，真正获得一种刀锋般真切体验的作品真是凤毛麟角……放眼望去，到处是扮着婴儿温嘟嘟脸蛋的浅薄抒情；到处是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到处是以解构为旨趣的幽暗的身影；到处是标新立异的伪先锋；到处是身着皇帝新装的荒谬闹剧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由诗人梁小斌创作于1980年，那个时候国人刚刚从奇异的时代醒来，在刚刚过去的十年的荒谬岁月，人们的心灵被前所未地扭曲。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之下，人们渴望找到心灵的出口与新的居所，因而呼唤心灵，重新寻找心灵的归宿就成为那个时代存在意义上的整体的经验，而一把象征着心灵与方向的钥匙，无疑是那个时代人们灵魂栖息地的整体象征，梁小斌的钥匙，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整体记忆，尽管这把钥匙是梁小斌个体生命要寻找的钥匙，但同时这把钥匙也是整个国人正在寻找的钥匙，也就是说梁小斌的个体感悟与国人的神经完全接通，梁小斌的的个体经验就获得了一种从个性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就成为那个时代国人存在意义上的整体经验。
在当下新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的存经验在与创作理想，就是要概括出新时代背景之下新的精神姿态与整体经验；就是要重新激活与唤醒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美学等诗歌基本元素的内在活力；就是要开掘、引领一种独具新时代内涵和特点的新的价值理念及美学原则，呈现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诗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