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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发展,都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一种调整。不过,在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又如何进行现代意义的调整这一过程当中,不同的诗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倡导“诗体大解放”的胡适是积极、果敢的;当泰戈尔、惠特曼、歌德先后出现在郭沫若的眼前,他的兴奋和转向也是毫不犹豫的。但是,稍晚出现在新诗史上的闻一多却十分特别,日渐浓厚的新文化氛围分明并没有让他情绪昂扬,高视阔步。相反,他似乎比前一些人更加拘谨、小心,甚至严肃、守旧。这一现象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上是十分有趣的,就是在新月派内部,也颇为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