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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及精神生态三个维度对尤金·奥尼尔早期代表作《毛猿》进行生态马克思主义解读，揭示作品在展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疏离关系过程中独特而前瞻的生态内涵，并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为文本解读和走出生态困囿提供的理论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生态困囿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5-0066-04
尤金·奥尼尔（1888—1953），以“体现了传统悲剧概念的戏剧所具有的魅力，真挚和深沉的激情”而获得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的作品书写自然， 呈现社会现实， 刻画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毛猿》（1921） 就是这样一部代表剧作。本文尝试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该剧，分析剧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来揭示当时美国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人类所面临的自然恶化、社会隔膜和精神异化。
生态马克思主义源于20世纪70年代，它的形成大致经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酝酿，本·阿格尔的确立以及约翰·福斯特、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的发展几个阶段。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威廉.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控制自然”的观念使人们失去对自然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导致人们滥用自然资源。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他主张并不是简单地消除“控制自然”观念，而应给予其重新解释：“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在于科学和技术的革新。” [1]15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核心是论证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相应地，这一生态世界观给予当今人类最大的启示也就是告诉人们：人类摆脱生态危机之路就是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相对抗之路，必须超越金钱驱动的经济底线，必须实施自然的社会化，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构建以“普遍自由”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2]141-148。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剧《毛猿》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在文本解读中体现了丰富、前瞻的生态内涵，并成为当下提出走出生态困囿的指导思想。
一、 失衡的自然生态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点直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核心论证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人们奔波于物资的诱惑，向自然掠夺生态资源。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为物质利益关系，这一切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被打破。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变换裂缝”
福斯特发展了马克思所提出的物质变换（metabolism），认为物质变换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依据人类劳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形成并动态地以异化的形式被再次生产”，而物质变换裂缝（metabolic rift）体现了“异化的自然和异化的劳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
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由于资本主义“反生态”的趋势必然造成资产阶级对金钱利益的贪婪追逐而与自然渐行渐远，消费模式的异化更是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
（一）人与自然的分离
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必然出现城乡的都市化进程，贫富差距扩大，人们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改变谋生方式，成为机械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奴隶。资产阶级为不断追求超级财富，过度开发改造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毫无亲密可言。
奥尼尔曾经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毛猿》象征着人失去了与自然界原有的和谐。”[3]剧本第一场中，奥尼尔就借老船员派迪之口用细腻的笔墨描述了往日海上的绚丽自然美景和舒适惬意的航海生活，刻画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机盎然的共存，深深地表达了对青年时代海上生活、和谐自然的留恋和不舍：“那些漂亮的船——桅杆高耸入云的快船，船上的帆扯的满满地！干干净净的甲板上照着温暖的太阳，太阳温暖了你的血，千万里闪闪发光的绿色海洋，贸易风像烈酒一样被吸到肺里。落日把白色的山顶染成火红色，云彩飞驶过它们”[4]416-417。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自古以来人类依赖它的资源谋生，捕鱼、制盐、航海运货，与大海关系密切。工业的出现污染和破坏了海岸的自然美景，打破了海洋的祥和与宁静。美丽蔚蓝的大海沦为现代工业的栖息地，机器的轰鸣遮住了大自然的天籁，劳动分工下人异化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而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被机械化。剧中人物老水手派迪这个角色的塑造体现了奥尼尔向自然寻求归宿，期待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望。大游船象征现代生活，派迪所回忆的帆船则是古代生活的缩影。在他口中描述的是一幅曾经有过的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领略到的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好感受，而这正是人类心中最原始的生态意识的反映。“船上都是好样的，健壮的人——那些人都是海的儿子，就好像海是他们的亲娘”[4]416，人与自然之亲密可见一斑！派迪忿恨地强调只有在过去而不是“这会儿”，人们在船上时“一条船才算得上海洋的一部分，人才算得上船的一部分，人和大海连接成一体”[4]417。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眼前被工业文明污染破坏的毫无生气的世界，人就被困在这整日见不到太阳的轰隆隆的邮轮底舱“铁笼”里。在这个地狱般的底舱，派迪发出悲哀的呐喊：“烟囱里喷出的黑污染了海，污染了甲板，看不见一道阳光，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煤灰塞满了我们的肺”[4]418。今夕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变化，天人合一的情景再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生态的恶化和失衡。人与生态自然的纽带被工业机器的利刃割断，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
与没日没夜地在船底卖命的扬克和那些普通下层阶级形成对比，在上等舱里“海洋风光美丽鲜明，甲板上的太阳光汹涌如潮，新鲜的海风吹过甲板”，而贵族小姐米尔德里德和姑妈置身于这风景如画的背景下显得“不合时宜、矫揉造作，既无生气，又不协调”[4]421。年轻的资本主义小姐，体态纤弱苍白，没有活力，以至于好像这种蔫蔫的病态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她那个家族的生命力在她受胎成形之前早就枯竭了”[4]421。在温和的微风和暖暖的太阳光下，她依旧觉得冷，并表示“我不大喜欢自然，我的身体从来就不健壮”[4]425。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她竟然觉得象征着工业污染的“盘绕在天上的黑烟”有意思，美极了！所以在她身上，看不到生命力，只是在消耗生命力中“所获得的浅薄的东西”[4]421。在表现米尔德里德代表的上层阶级这种远离自然的行为方式、这种与自然对立的不协调感实际上突出强调了人对于自然的隔膜、恐惧感和格格不入，而切断了与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联系。 （二） 消费异化
莱斯提出，“从消费的角度认识生态问题体现出其内在的生态文明思想，也奠定了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点。”[1]168“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异化消费，异化消费加剧生态危机，由高消费引起的高生产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的恶化[5]。
人类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必然带来相应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异化，阻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步伐，正如剧中反映的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引发了对消费文化的思考。剧中“私有小巷”五马路的场景的刻画对当时“廉价而荒唐的商业习气”有深刻的揭示，“豪华却庸俗的背景和街道本身的青天丽日极不协调”[4]438。五马路边的珠宝店和皮货店陈列着富丽堂皇的奢侈品，珠光宝气的的“钻石，翡翠，红宝石，珍珠”被制造成“华丽的冠冕，项链，项圈等等形式”，标着“惊人的价码”。橱窗里任何一件奢侈品的价格远高于船工们的血汗工资，“比炉膛口全班人马在地狱里熬油受罪，航行十次，挣的钱还要多些！”[4]440皮货橱窗里也不例外，“各种各样的贵重皮货挂在那里，可怜的无害的动物被屠杀了来制皮”，只是制成贪婪人类所消费的皮草，“来保暖她们的倒霉鼻子”[4]441。 这种过度消费必然加剧人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同时消费的异化最终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和断裂。
二、 疏离的社会生态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持久的社会关系就是金钱关系”[2]141。莱斯强调，“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控制自然的实质在于控制人”
[1]135。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取得的进步给人类创造了无比庞大的物质财富，也必然带来社会问题。由于作品创作时美国正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社会各阶层之间因为出身，职业，财富，教育背景、观念的差异而隔膜，疏离，怨恨，倾轧，造成社会生态环境恶劣，这也正是扬克悲剧的社会动因。正如奥尼尔在谈到这部戏剧的创作时，认为扬克的人物形象就是这样一个现代人，是每一个人：“他努力寻找归属，寻找一根线索，使他能成为整个生活编织物的一个部分”。而他创作这部作品的一个想法就是要表明“这根失去的线索，按字面讲，‘这根连接的线’，就是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6]323。
（一） 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仇视、对立
《毛猿》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对社会人际等级关系的愤怒，流落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怨恨和敌对在剧中得到无情的揭露，尤其体现在以米尔德里德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和以扬克为代表的所有下层社会。扬克工作的这艘大船不仅是艘邮轮，也是社会形态的象征和缩影。头等舱里的贵小姐米尔德里德·道格拉斯是当时上层阶级的象征，代表着权贵资本家。剧中对这位上层阶级小姐和她的姑妈有这样的刻画：前者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穿一身白色衣服，有一张苍白标致的脸，脸上明摆着一种瞧不起人的优越感”[4]421。后者浮夸自负，“衣着装腔作势，好像害怕靠一副面孔显示不出她的社会地位似的”[4]421。米尔德里德打算将下船舱穿过的白洋装直接丢到大海里，而这样的高档衣服多达五十套。这种优越感、身份认同和奢侈折射出资产阶级凌驾于下层阶级之间上不可一世的傲慢、轻视和剥削，他们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米尔德里德搞的在纽约东区的社会服务工作，“使得那些贫困的人，在他们自己的眼里，显得格外贫穷” [4]422。事实上那些下层阶级一定恨透了米尔德里德。在穷人眼里，富人提供的屈尊俯就的义工服务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心理对立和仇视。
在第五大道上，赫然竖立的“无产阶级勿踏草地”标志牌将穷人排除在外。勒昂告诉扬克，富人阶级渴望买下橱窗里的奢侈品，仅仅是 “戴在身上晃里晃荡”炫耀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任何一件的价钱足够“一个贫困家庭买下饱餐一年的口粮”[4]440。以扬克为代表的普通工人阶层付出的多，收入却少，勉强够维持生存。震惊而愤怒的扬克不禁痛骂那些“坐在头等舱里”的那些上层阶级，“不过是不顶事的臭皮囊，我们比那批笨蛋更像人样”[4]415。
（二） 富人和富人之间的隔阂、争斗
米尔德里德和姑妈之间的隔阂也不小，姑妈作为伴护人陪伴她登船，但是对她所搞的那一套很看不惯，认为她所做的社会服务工作是出于“病态的激情”，是个“天生的吃死尸的怪物，长得也越来越像那个怪物了”[4]422。她对侄女一心想访问国际贫民窟更是无法忍受。米尔德里德厌恶地称呼她的姑妈“放在厨房里漆桌布上的一块冷猪肉丁”，恶意地喊她“老怪物”[4]422，可谓针锋相对。在姑妈的指责和两人的互相嘲讽争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上层社会富人与富人之间由于缺乏沟通理解而产生猜疑、隔膜、互相敌对。
（三） 穷人和穷人之间的倾轧、疏远
剧中，穷人和穷人之间也同样缺乏理解关爱、关系紧张、友情淡薄。在船上的日子，他们之间除了铲煤，就是喝酒、打架、互相讽刺辱骂。扬克代表着不作思考，没有话语权的工人阶级，对命运毫不质疑，并盲目认为自己是第一动力原则，对和他处在同一社会阶层的工友们缺乏友情和尊重。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扬克对弱小的同伴呼来喝去，颐指气使。将扬克带到纽约的勒昂是典型的劳工鼓动者，想让扬克了解与劳苦大众对立的资产阶级，但同属劳动者阶层的勒昂在关键时刻竟丢下扬克逃跑，全然不顾“兄弟”的死活。 随后扬克因为喝酒闹事被抓了起来，在监狱里他得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打算摧毁属于米尔德丽德父亲的那家钢铁厂，于是出狱后他主动请缨。不料他被“阶级弟兄”怀疑是资本家的内奸，被“自己的人”四脚朝天地摔到门外。这不能不说是个天大的讽刺！在寻求归属的过程中，他相继被自己的阶层所拒接，直到最后死在动物园的铁笼里。
三、 分裂的精神生态
工业化使人变成机器的奴隶，引起社会生态的变化，进而造成人类精神生态的异化。扬克的悲剧不仅在于没有亲人挚友、社会阶层的接纳理解，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心灵魂精神上的痛苦，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人性扭曲、归属茫然、信仰失落的精神危机。 （一）人性扭曲、无所归属
奥尼尔曾经这样解释扬克形象的创作动机，“我试图探索人在他那幼稚的骄傲和个人主义与社会的机械化发展产生矛盾，互不相容时，他的灵魂出现的混乱。”[6]322扬克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生活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高度组织化的生活中，人性被扭曲，总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强者，力量的源泉。直到米尔德里德的造访，扬克的自信心受到了挑战，他开始寻找答案，他的精神信仰被完全粉碎，极度的陌生感和孤独感扭曲了他的心灵，从原有的生活中失去了归属。直到最后，他虽然想退回到动物的层面上，将自己认同为猩猩的同类，却落得“颈断骨折”。这种“返祖”的失败实际上是现代人“错位”[7]6的象征，找不到精神归属的象征。
（二）信仰失落，伦理畸形
人类是自然性的存在，也是精神性的存在。剧中人们精神生态的错位还体现在信仰的失落和家园、家庭意识丧失的伦理困囿上。在他们眼中，“法律，见鬼去！政府，见鬼！选票，见鬼！上帝，见鬼！救世军，见鬼”！“基督耶稣”，“教堂”这些代表精神信仰的字眼被不屑的提到，甚至在扬克心中是“要推倒他”的力量[4]433-434。扬克将船底的锅炉口视作“家”，排斥嘲讽异性，足以说明在他的伦理意识中“家庭”和“婚姻”的观念已经发生异化，对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应有的伦理角色和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完全没有正确的认识，伦理意识畸形。
四、毛猿的喜剧和现代人的悲剧
该剧表现出了尤金·奥尼尔全新的悲剧观，是一部具有深刻哲理性的现代社会的悲喜剧。奥尼尔给《毛猿》取的副标题为“古代生活与现代生活的八场喜剧”，说明奥尼尔开始积极地探讨具有个人特色的戏剧风格，通过喜剧的形式来增强其作品的悲剧性。剧中主人公扬克反复出现的“思考者”姿态一方面构成了一种喜剧性的效果，另一方面是痛苦于自己无力改变命运的悲剧。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猿》一剧的副标题。作者要表现的不单单是某一特定人物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的遭遇，而是整个人类“无所归宿的悲剧”，是现代文明人对“找回归属的诉求”[8]49-50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追求归属，这既包括人与自然的亲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也包括人自己内心的和谐。
近年来，对奥尼尔剧作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维度和多层次的研究，也许正是从他的剧本中，我们真实体验到了这种现代人正在经历的“悲剧”情怀。借用《漫漫的旅程》中玛丽的一句心声：“过去不就是现在吗？ 过去不也就是将来吗？”即使当下，奥尼尔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曾经做出的敏锐洞察和不懈探索无疑会给我们以巨大的启迪和深深的思考。自然、人、社会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自然、人类社会和精神永远高于资本积累，公平和公正必须代替贪欲、压迫、歧视”[2]1
50。人类必须和自然共生求荣，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易于生存”[1]168的社会，建立合理的经济社会结构，尊重内心、注重精神，这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为寻求走出生态困囿的未来社会的构想。
参考文献：
[1] 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M]. 岳长岭，李建华，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2] J. B. Foster. Marx’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3] Arthur，Barbara Gelb. O’Neill： Life with Monte Cristo [M]. London： Lowe & Brydone LTD， 1962：500.
[4] 奥尼尔. 奥尼尔文集第二卷·毛猿[M]. 荒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08-461.
[5] 李咏梅. “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批评与生态正义——威廉·莱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哲学动态，2011（2）：55-59.
[6] 奥尼尔. 奥尼尔文集第六卷·奥尼尔论戏剧[M]. 刘海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89-366.
[7] 郭继德. 现代美国戏剧奠基人尤金·奥尼尔——纪念尤金·奥尼尔逝世50周年[C] // 郭继德. 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
[8] 邹惠玲，周丽萍. 奥尼尔晚期剧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解读[C] // 郭继德. 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43-50.
[责任编辑：吴晓红]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生态困囿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5-0066-04
尤金·奥尼尔（1888—1953），以“体现了传统悲剧概念的戏剧所具有的魅力，真挚和深沉的激情”而获得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的作品书写自然， 呈现社会现实， 刻画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毛猿》（1921） 就是这样一部代表剧作。本文尝试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该剧，分析剧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来揭示当时美国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人类所面临的自然恶化、社会隔膜和精神异化。
生态马克思主义源于20世纪70年代，它的形成大致经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酝酿，本·阿格尔的确立以及约翰·福斯特、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的发展几个阶段。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威廉.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控制自然”的观念使人们失去对自然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导致人们滥用自然资源。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他主张并不是简单地消除“控制自然”观念，而应给予其重新解释：“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在于科学和技术的革新。” [1]15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核心是论证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相应地，这一生态世界观给予当今人类最大的启示也就是告诉人们：人类摆脱生态危机之路就是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相对抗之路，必须超越金钱驱动的经济底线，必须实施自然的社会化，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构建以“普遍自由”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2]141-148。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剧《毛猿》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在文本解读中体现了丰富、前瞻的生态内涵，并成为当下提出走出生态困囿的指导思想。
一、 失衡的自然生态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点直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核心论证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人们奔波于物资的诱惑，向自然掠夺生态资源。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为物质利益关系，这一切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被打破。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变换裂缝”
福斯特发展了马克思所提出的物质变换（metabolism），认为物质变换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依据人类劳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形成并动态地以异化的形式被再次生产”，而物质变换裂缝（metabolic rift）体现了“异化的自然和异化的劳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
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由于资本主义“反生态”的趋势必然造成资产阶级对金钱利益的贪婪追逐而与自然渐行渐远，消费模式的异化更是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
（一）人与自然的分离
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必然出现城乡的都市化进程，贫富差距扩大，人们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改变谋生方式，成为机械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奴隶。资产阶级为不断追求超级财富，过度开发改造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毫无亲密可言。
奥尼尔曾经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毛猿》象征着人失去了与自然界原有的和谐。”[3]剧本第一场中，奥尼尔就借老船员派迪之口用细腻的笔墨描述了往日海上的绚丽自然美景和舒适惬意的航海生活，刻画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机盎然的共存，深深地表达了对青年时代海上生活、和谐自然的留恋和不舍：“那些漂亮的船——桅杆高耸入云的快船，船上的帆扯的满满地！干干净净的甲板上照着温暖的太阳，太阳温暖了你的血，千万里闪闪发光的绿色海洋，贸易风像烈酒一样被吸到肺里。落日把白色的山顶染成火红色，云彩飞驶过它们”[4]416-417。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自古以来人类依赖它的资源谋生，捕鱼、制盐、航海运货，与大海关系密切。工业的出现污染和破坏了海岸的自然美景，打破了海洋的祥和与宁静。美丽蔚蓝的大海沦为现代工业的栖息地，机器的轰鸣遮住了大自然的天籁，劳动分工下人异化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而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被机械化。剧中人物老水手派迪这个角色的塑造体现了奥尼尔向自然寻求归宿，期待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望。大游船象征现代生活，派迪所回忆的帆船则是古代生活的缩影。在他口中描述的是一幅曾经有过的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领略到的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好感受，而这正是人类心中最原始的生态意识的反映。“船上都是好样的，健壮的人——那些人都是海的儿子，就好像海是他们的亲娘”[4]416，人与自然之亲密可见一斑！派迪忿恨地强调只有在过去而不是“这会儿”，人们在船上时“一条船才算得上海洋的一部分，人才算得上船的一部分，人和大海连接成一体”[4]417。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眼前被工业文明污染破坏的毫无生气的世界，人就被困在这整日见不到太阳的轰隆隆的邮轮底舱“铁笼”里。在这个地狱般的底舱，派迪发出悲哀的呐喊：“烟囱里喷出的黑污染了海，污染了甲板，看不见一道阳光，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煤灰塞满了我们的肺”[4]418。今夕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变化，天人合一的情景再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生态的恶化和失衡。人与生态自然的纽带被工业机器的利刃割断，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
与没日没夜地在船底卖命的扬克和那些普通下层阶级形成对比，在上等舱里“海洋风光美丽鲜明，甲板上的太阳光汹涌如潮，新鲜的海风吹过甲板”，而贵族小姐米尔德里德和姑妈置身于这风景如画的背景下显得“不合时宜、矫揉造作，既无生气，又不协调”[4]421。年轻的资本主义小姐，体态纤弱苍白，没有活力，以至于好像这种蔫蔫的病态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她那个家族的生命力在她受胎成形之前早就枯竭了”[4]421。在温和的微风和暖暖的太阳光下，她依旧觉得冷，并表示“我不大喜欢自然，我的身体从来就不健壮”[4]425。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她竟然觉得象征着工业污染的“盘绕在天上的黑烟”有意思，美极了！所以在她身上，看不到生命力，只是在消耗生命力中“所获得的浅薄的东西”[4]421。在表现米尔德里德代表的上层阶级这种远离自然的行为方式、这种与自然对立的不协调感实际上突出强调了人对于自然的隔膜、恐惧感和格格不入，而切断了与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联系。 （二） 消费异化
莱斯提出，“从消费的角度认识生态问题体现出其内在的生态文明思想，也奠定了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点。”[1]168“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异化消费，异化消费加剧生态危机，由高消费引起的高生产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的恶化[5]。
人类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必然带来相应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异化，阻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步伐，正如剧中反映的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引发了对消费文化的思考。剧中“私有小巷”五马路的场景的刻画对当时“廉价而荒唐的商业习气”有深刻的揭示，“豪华却庸俗的背景和街道本身的青天丽日极不协调”[4]438。五马路边的珠宝店和皮货店陈列着富丽堂皇的奢侈品，珠光宝气的的“钻石，翡翠，红宝石，珍珠”被制造成“华丽的冠冕，项链，项圈等等形式”，标着“惊人的价码”。橱窗里任何一件奢侈品的价格远高于船工们的血汗工资，“比炉膛口全班人马在地狱里熬油受罪，航行十次，挣的钱还要多些！”[4]440皮货橱窗里也不例外，“各种各样的贵重皮货挂在那里，可怜的无害的动物被屠杀了来制皮”，只是制成贪婪人类所消费的皮草，“来保暖她们的倒霉鼻子”[4]441。 这种过度消费必然加剧人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同时消费的异化最终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和断裂。
二、 疏离的社会生态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持久的社会关系就是金钱关系”[2]141。莱斯强调，“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控制自然的实质在于控制人”
[1]135。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取得的进步给人类创造了无比庞大的物质财富，也必然带来社会问题。由于作品创作时美国正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社会各阶层之间因为出身，职业，财富，教育背景、观念的差异而隔膜，疏离，怨恨，倾轧，造成社会生态环境恶劣，这也正是扬克悲剧的社会动因。正如奥尼尔在谈到这部戏剧的创作时，认为扬克的人物形象就是这样一个现代人，是每一个人：“他努力寻找归属，寻找一根线索，使他能成为整个生活编织物的一个部分”。而他创作这部作品的一个想法就是要表明“这根失去的线索，按字面讲，‘这根连接的线’，就是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6]323。
（一） 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仇视、对立
《毛猿》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对社会人际等级关系的愤怒，流落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怨恨和敌对在剧中得到无情的揭露，尤其体现在以米尔德里德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和以扬克为代表的所有下层社会。扬克工作的这艘大船不仅是艘邮轮，也是社会形态的象征和缩影。头等舱里的贵小姐米尔德里德·道格拉斯是当时上层阶级的象征，代表着权贵资本家。剧中对这位上层阶级小姐和她的姑妈有这样的刻画：前者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穿一身白色衣服，有一张苍白标致的脸，脸上明摆着一种瞧不起人的优越感”[4]421。后者浮夸自负，“衣着装腔作势，好像害怕靠一副面孔显示不出她的社会地位似的”[4]421。米尔德里德打算将下船舱穿过的白洋装直接丢到大海里，而这样的高档衣服多达五十套。这种优越感、身份认同和奢侈折射出资产阶级凌驾于下层阶级之间上不可一世的傲慢、轻视和剥削，他们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米尔德里德搞的在纽约东区的社会服务工作，“使得那些贫困的人，在他们自己的眼里，显得格外贫穷” [4]422。事实上那些下层阶级一定恨透了米尔德里德。在穷人眼里，富人提供的屈尊俯就的义工服务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心理对立和仇视。
在第五大道上，赫然竖立的“无产阶级勿踏草地”标志牌将穷人排除在外。勒昂告诉扬克，富人阶级渴望买下橱窗里的奢侈品，仅仅是 “戴在身上晃里晃荡”炫耀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任何一件的价钱足够“一个贫困家庭买下饱餐一年的口粮”[4]440。以扬克为代表的普通工人阶层付出的多，收入却少，勉强够维持生存。震惊而愤怒的扬克不禁痛骂那些“坐在头等舱里”的那些上层阶级，“不过是不顶事的臭皮囊，我们比那批笨蛋更像人样”[4]415。
（二） 富人和富人之间的隔阂、争斗
米尔德里德和姑妈之间的隔阂也不小，姑妈作为伴护人陪伴她登船，但是对她所搞的那一套很看不惯，认为她所做的社会服务工作是出于“病态的激情”，是个“天生的吃死尸的怪物，长得也越来越像那个怪物了”[4]422。她对侄女一心想访问国际贫民窟更是无法忍受。米尔德里德厌恶地称呼她的姑妈“放在厨房里漆桌布上的一块冷猪肉丁”，恶意地喊她“老怪物”[4]422，可谓针锋相对。在姑妈的指责和两人的互相嘲讽争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上层社会富人与富人之间由于缺乏沟通理解而产生猜疑、隔膜、互相敌对。
（三） 穷人和穷人之间的倾轧、疏远
剧中，穷人和穷人之间也同样缺乏理解关爱、关系紧张、友情淡薄。在船上的日子，他们之间除了铲煤，就是喝酒、打架、互相讽刺辱骂。扬克代表着不作思考，没有话语权的工人阶级，对命运毫不质疑，并盲目认为自己是第一动力原则，对和他处在同一社会阶层的工友们缺乏友情和尊重。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扬克对弱小的同伴呼来喝去，颐指气使。将扬克带到纽约的勒昂是典型的劳工鼓动者，想让扬克了解与劳苦大众对立的资产阶级，但同属劳动者阶层的勒昂在关键时刻竟丢下扬克逃跑，全然不顾“兄弟”的死活。 随后扬克因为喝酒闹事被抓了起来，在监狱里他得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打算摧毁属于米尔德丽德父亲的那家钢铁厂，于是出狱后他主动请缨。不料他被“阶级弟兄”怀疑是资本家的内奸，被“自己的人”四脚朝天地摔到门外。这不能不说是个天大的讽刺！在寻求归属的过程中，他相继被自己的阶层所拒接，直到最后死在动物园的铁笼里。
三、 分裂的精神生态
工业化使人变成机器的奴隶，引起社会生态的变化，进而造成人类精神生态的异化。扬克的悲剧不仅在于没有亲人挚友、社会阶层的接纳理解，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心灵魂精神上的痛苦，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人性扭曲、归属茫然、信仰失落的精神危机。 （一）人性扭曲、无所归属
奥尼尔曾经这样解释扬克形象的创作动机，“我试图探索人在他那幼稚的骄傲和个人主义与社会的机械化发展产生矛盾，互不相容时，他的灵魂出现的混乱。”[6]322扬克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生活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高度组织化的生活中，人性被扭曲，总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强者，力量的源泉。直到米尔德里德的造访，扬克的自信心受到了挑战，他开始寻找答案，他的精神信仰被完全粉碎，极度的陌生感和孤独感扭曲了他的心灵，从原有的生活中失去了归属。直到最后，他虽然想退回到动物的层面上，将自己认同为猩猩的同类，却落得“颈断骨折”。这种“返祖”的失败实际上是现代人“错位”[7]6的象征，找不到精神归属的象征。
（二）信仰失落，伦理畸形
人类是自然性的存在，也是精神性的存在。剧中人们精神生态的错位还体现在信仰的失落和家园、家庭意识丧失的伦理困囿上。在他们眼中，“法律，见鬼去！政府，见鬼！选票，见鬼！上帝，见鬼！救世军，见鬼”！“基督耶稣”，“教堂”这些代表精神信仰的字眼被不屑的提到，甚至在扬克心中是“要推倒他”的力量[4]433-434。扬克将船底的锅炉口视作“家”，排斥嘲讽异性，足以说明在他的伦理意识中“家庭”和“婚姻”的观念已经发生异化，对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应有的伦理角色和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完全没有正确的认识，伦理意识畸形。
四、毛猿的喜剧和现代人的悲剧
该剧表现出了尤金·奥尼尔全新的悲剧观，是一部具有深刻哲理性的现代社会的悲喜剧。奥尼尔给《毛猿》取的副标题为“古代生活与现代生活的八场喜剧”，说明奥尼尔开始积极地探讨具有个人特色的戏剧风格，通过喜剧的形式来增强其作品的悲剧性。剧中主人公扬克反复出现的“思考者”姿态一方面构成了一种喜剧性的效果，另一方面是痛苦于自己无力改变命运的悲剧。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猿》一剧的副标题。作者要表现的不单单是某一特定人物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的遭遇，而是整个人类“无所归宿的悲剧”，是现代文明人对“找回归属的诉求”[8]49-50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追求归属，这既包括人与自然的亲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也包括人自己内心的和谐。
近年来，对奥尼尔剧作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维度和多层次的研究，也许正是从他的剧本中，我们真实体验到了这种现代人正在经历的“悲剧”情怀。借用《漫漫的旅程》中玛丽的一句心声：“过去不就是现在吗？ 过去不也就是将来吗？”即使当下，奥尼尔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曾经做出的敏锐洞察和不懈探索无疑会给我们以巨大的启迪和深深的思考。自然、人、社会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自然、人类社会和精神永远高于资本积累，公平和公正必须代替贪欲、压迫、歧视”[2]1
50。人类必须和自然共生求荣，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易于生存”[1]168的社会，建立合理的经济社会结构，尊重内心、注重精神，这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为寻求走出生态困囿的未来社会的构想。
参考文献：
[1] 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M]. 岳长岭，李建华，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2] J. B. Foster. Marx’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3] Arthur，Barbara Gelb. O’Neill： Life with Monte Cristo [M]. London： Lowe & Brydone LTD， 1962：500.
[4] 奥尼尔. 奥尼尔文集第二卷·毛猿[M]. 荒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08-461.
[5] 李咏梅. “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批评与生态正义——威廉·莱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哲学动态，2011（2）：55-59.
[6] 奥尼尔. 奥尼尔文集第六卷·奥尼尔论戏剧[M]. 刘海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89-366.
[7] 郭继德. 现代美国戏剧奠基人尤金·奥尼尔——纪念尤金·奥尼尔逝世50周年[C] // 郭继德. 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
[8] 邹惠玲，周丽萍. 奥尼尔晚期剧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解读[C] // 郭继德. 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43-50.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