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企业家信仰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而对之展开探讨，更是不能拖延的事情。有人提出疑问：商学院老师谈论道德、信仰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偏”？有点“不务正业”？我觉得不是，并且与信仰相比，管理理论、管理战略与管理方法，反而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我对MBA学员提出“五好一幸福”的要求，具体是指：知识好、能力好、性格好、品德好、信仰好，做一个幸福的人。其中，信仰好是基础，没有好的信仰，很难做到品德好，性格好，有了好的知识和能力也难成大器，更重要的是，没有好的信仰，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幸福。
　　
　　走错了方向
　　人们议论“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也有理由这样议论，因为骇人听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从不把人当人对待的黑煤窑，丧尽天良的三聚氰胺牛奶、瘦肉精，到一个个的商业骗局，中国似乎在重蹈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很多覆辙，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追求。
　　某媒体早年曝光在安徽涡阳的两个镇数十个村庄大规模的加工劣质黑木耳，同时在河北大城县的某村庄家家户户用硫酸镁等有害物质加工黑木耳，相同的场景在黑龙江的木耳产地也在上演。吴思先生这样评价道：“家家户户公然伤天害理的景象，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壮观。一个人偷偷干点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不稀奇。一个村庄一片地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大干，我们就很有理由怀疑整个社会还有没有道德良心这种东西。”
　　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只是这信仰本身有些问题，现在人们信奉的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及“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进一步讲，人们信奉的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而“在商言商”，为了“先富起来”，为了“利润最大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唯独不信“为人民服务”、“诚实劳动”，以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作恶者昌，为善者苦
　　人们的信仰为什么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恶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二是不懂得坚持好的信仰的好处。我们先分析第一个原因，一个社会，如果作恶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人们就会变得对作恶的后果没有应有的畏惧，甚至是习以为常，同时，用偷工减料的、投机取巧的方法反而比诚信经营的人赚更多的钱并且没人来找麻烦，那谁还会去走正道呢？经济学早有一个经典定律可以总结这一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在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人把江湖关系与市场买卖关系、市场竞争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市场经济关系，滋生出一股股邪恶的经济势力。这些邪恶的经济势力是一定要攻击政治权力中枢、收买关键掌权人的。由于这些邪恶的经济势力的代表者多为私营企业主，所以他们成为中国新生的、整体进步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较落后的‘灰色集团’，甚至是‘黑色集团’……他们经过精密的计算，认定收买某人付出的成本低于他按市场规律做生意需要付出的成本，长久下去，就把江湖关系与党内关系、行政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党内关系、行政关系。”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是整体而言，我们看到的是普通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享有了更多的尊严，这使人们珍惜身处的时代，珍惜目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自觉投入到社会的建设之中。
　　可惜的是，当我们把发展经济放在了压倒一切的位置上时，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唯利是图、行贿受贿、狼狈为奸、官商勾结等行为过于宽容，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其身后严重的后果。我们忘记了一个社会是各种关系的综合体，生活其中的人们不仅需要吃饭，更要有尊严的活着。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纠正人们错误的信条是当务之急。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只要对恶行一定进行惩戒，就可以促进人们对善举的追求。诚然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也要意识到这只能解决一小部分问题，而如果要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认识的话，就需要让人们认识到、体会到坚持好的信仰的好处，在此基础上再去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就会得到人们更多的发自内心的支持和响应。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William Damon先生写了一本名叫《道德优势》（Moral Advantage）的书,探讨如何在企业经营中遵循道德原则又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他通过具体实例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鱼和熊掌”可以同时得到。他还做了详细的总结，给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如果一个企业家具有坚定的信仰并付诸实施，他的企业就会在产品和服务方面更加有创造性，因而取得更好的成就。如果企业家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的企业就会有更好的人际关系、更多的信任和更高的士气。而比较传统的遵纪守法和慈善行为，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好的声誉、安全和满足。
　　中国的乳制品市场上有两“三”：三元和三鹿，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两个品牌，如果单纯从企业的经济规模和营业收入来简单衡量，三元发展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三鹿，三元相对是一个区域性的品牌，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内各大乳制品品牌硝烟四起、大张旗鼓的全国布局时，三元并没有跟风，而是踏踏实实的做好北京这块本地市场，三元在北京有着非常好的口碑，任何全国性品牌的乳制品在北京市场上都不是三元的对手。三鹿掀起的三聚氰胺风波中，众多国内乳制品品牌牵连其中，却有两个知名品牌的乳制品与三聚氰胺无染，一个是瑞士品牌雀巢，另外一个就是三元。三鹿虽然长久以来凭着这种伎俩走在了三元的前面，却好景不长，最终让自己苦心经营的知名品牌成为“臭名”品牌，变得一文不值，三鹿集团也已破产告终，倒是这场乳制品全行业的危机，成为了三元的良机，人们更加信任三元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企业如何对待员工的。海底捞这个企业发展比较迅速，比较受消费者欢迎，原因很多，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相当多的餐饮企业员工因为工资太低，在北京只能住地下室；“海底捞”则能做到，让员工不住地下室。
　　青岛港务局的成功与“尊重员工，关爱员工”也是紧密相关的。局长常德传先生指出：我们发展得好的时候，为员工涨工资，发展得困难的时候，也要自我加压，继续给员工涨工资，这是青岛港的特殊之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在过去的20年中为员工涨了30次工资。在我们看来，涨工资是员工天大的事。员工靠工资吃饭，靠工资过日子。
　　中兴、华为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付给员工与跨国公司相当的工资，是一个基本原因。这些例子从另一面告诉我们，企业要挣钱，不必办成“血汗工厂”。高工资不一定没有竞争力，低工资也不一定带来竞争力。
　　
　　美好信仰的社会基础与内涵
　　理想的状态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坚定的信仰：或者共产主义、或者老天爷、或者上帝、或者佛祖、或者儒教，这样的话，或者因为敬天畏地，或者因为拥有崇高的理想，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理想的社会。问题在于，如前所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信仰超自然的力量，都敬天畏地；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崇高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探索美好信仰的现实基础究竟是什么。
　　分析这个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是，人究竟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独立的存在。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具有社会性，对社会产生影响，一个人因为是社会的一员，也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比如， 一个人做一些有利于他人的事情，他人会感受到这一行为的帮助和益处，会感激这一行为，进而对这个人产生好感。相反，如果一个人做了不利于他人的事情，就会损害到他人的利益，因而会引起别人的不满甚至是仇恨。所以，坚持美好的信仰，其基本内涵就应该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知识、能力的提高，现在要做到“恶行受到限制和制裁”更有条件了。人们更有理由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因为“时候”可以来的更早了，不一定要等到来世。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就可以成为加速实现“恶有恶报”的有力工具。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自身能力的增强，就可以减少对其他人或者组织的依赖，就可以更好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也有利于加速实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真理。在恶势力太强大、反抗很难实现的情况下，反抗会被压抑。但是，随着能力的提高和思想的觉醒，反抗就会越有效，“恶有恶报”就会来得更快。这也可以有效减少压迫，因为压迫的成本提高了。这也有利于促使更多的人建立和坚持美好的信仰。
　　
　　先做人，再做企业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理由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建立和坚持美好的信仰，包括企业家，因为这样做有好处；相反，作恶太多， 就一定会得到报应，而且恶报会来得更快。对于企业家来讲，可以说，这就要求，先做人，再做企业。
　　企业家要敬畏他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不敬畏他人，视别人为傻瓜，视别人为草芥，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反抗会越来越有效。
　　企业家要做个好人。不但敬畏天地，敬畏他人，不做坏事，而且主动做好人，做好事，就会受到他人的尊重、支持和帮助。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其他事情， 都会更为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