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我专程陪同红旗渠建设指挥部原政委杨贵来到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我搀扶杨贵缅怀伟人的一刹那，我看见老人流下了两行热泪……
　　杨贵1928年5月28日出生于河南汲县（现卫辉市）罗圈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8岁时在本村读私塾，14岁由于家庭贫困辍学回家和母亲一同参加劳动。当时地方上国民党反动势力当道，不停地向农民要粮要款，不交就抢，加上地主盘剥，闹得民不聊生。
　　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领导下，夏秋开始组织抗粮斗争，在共产党干部老陈和王建民的指引下，杨贵参加了游击斗争。
　　1943年春，杨贵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实行减租减息，被选为罗圈村农民抗日救国会副主席。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党支部书记，9月中旬被选为汲县一区农民抗日救国会副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贵历任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中共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3月杨贵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兼县武装部政委。
　　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杨贵列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59年10月杨贵任中共新乡地委委员，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林县武装部政委。1960年任林县红旗渠建设总指挥部政委，从此杨贵的名字就和红旗渠结下了不解之缘。
　　瞻仰完伟人的遗容，我们陪杨贵老人回到了他的家里。老人拿出了毛泽东1958年11月1日在河南视察工作时在专列上接见自己的照片，并给我们讲述了一代伟人心系人民的许多故事——
　　1958年11月1日，杨贵在新乡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那时地委的条件很差，招待所里没有澡堂。晚饭后杨贵和其他几个领导去附近的新华浴池洗澡。刚进入澡池一会，地区公安处的处长高雷便来到浴池的更衣室喊：“杨贵同志在里边吗?”“在里边，在里边。”杨贵一边答应，一边往外走。高雷说：“赶快穿衣服，有急事。”杨贵随便擦了身上的水珠，并很快穿好了衣服，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在车上，高雷才告诉杨贵说：“毛主席的专列在新乡火车站，主席要找地、县的同志们座谈。”来到车站，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带领杨贵和其他同志上了专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和大家分别握了手后，就开始座谈了。
　　毛泽东让大家汇报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全民办钢铁的情况。当杨贵汇报了林县、南乐县、清丰县联合钢铁指挥部的情况后，毛泽东问：“你们一天能炼多少钢铁?”杨贵说：“大体有二三百吨，绝大多数是硫铁，铁渣也不少。”毛泽东又问：“灰生铁有多少?”杨贵说：“不到10吨，而且大部分是回收的废铁和砸碎的铁锅。”毛泽东一边点头，一边把目光投向在座的各位书记：“这个情况可能有普遍性吧!”史向生说：“据了解，各个钢铁基地现在炼出的铁大致上都是一样的。”
　　毛泽东接着又问杨贵：“林县有多少人?”杨贵回答有60万，林县主要是山区。毛泽东又问：“林县有林吗?”杨贵说：“林县的山上土薄石厚，原有一部分自然林，这次大炼钢铁也砍了不少。”
　　毛泽东问：“你们办钢铁上了多少人?”
　　杨贵答：“地委让上15万，我们才上了五六万。”
　　毛泽东问：“五六万人怎么住?”
　　杨贵答：“住在野地里。今年庄稼长势好，是个大增产的年份，可惜不能全部收回来。”
　　毛泽东问：“怎么回事?”
　　杨贵答：“精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
　　毛泽东问：“五六万人住在野地里，生病的多不多?”
　　杨贵答：“目前还不多，但已有了苗头了。”
　　这时毛泽东脸上现出了忧容，不停的摇着手说：“天慢慢冷了，那么多的人睡在野地里，冻病了怎么办?不要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尽快撤下来!”这几句话毛泽东反复讲了好几遍。
　　其实地委、县委的领导都在为此事犯愁呢，只是迫于“反右倾”运动的压力，多数人不敢讲真话，怕被扣上“反对大办钢铁”的帽子。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大家解除了顾虑，除留下一部分劳力建设小高炉外，其他群众都愉快地回家了。
　　毛泽东还问：“公社会不会垮台?食堂会不会垮台?群众能不能吃饱饭?劳逸结合怎么样?”
　　毛泽东最后又再三嘱咐：“要让群众休息好，吃饱饭!”在场的书记们感到，毛泽东的心里时刻挂念着群众的冷暖。
　　在离开专列时，到会的书记们都依依不舍。
　　1959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二次郑州会议)。同时河南省委也在郑州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
　　杨贵参加了这次会议，住在河南饭店。
　　3月1日下午４点钟，杨贵被通知去交际处参加一个座谈会。当杨贵来到二楼会议室时，才知道这次座谈会是毛泽东召集的。
　　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把杨贵和其他两位同志介绍给毛泽东后，会议就开始了。
　　毛泽东说：“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农村人民公社问题。人民公社发展很快，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内部出现了不少矛盾，怎么解决呢?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参加会议的人分别谈了看法，尔后随意发言。毛泽东不断插话提问，气氛相当活跃。毛泽东指出：“生产关系要改进，权力不可过分集中，公社的体制要下放，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和三级核算，以队为基础。这个以队为基础，有的主张以原来的高级社，有的主张以生产大队，有的主张以生产队。看来，以生产队为基础比较适宜。”
　　听了毛泽东的指示以后，杨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公社化以后，有些地方搞平均主义，林县有的公社干部无偿把农民的猪赶去办大猪场。”
　　毛泽东听后说：“我们现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物资还不丰富，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要纠正平均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这时还用手里的铅笔打了个比方：“如果我有两支铅笔，你要我一支，我不会同意；我有三支、四支铅笔，你要我一支，我也不会那么痛快地给你；如果我有五支、六支甚至更多一些，你要我一支、两支，我才会同意给你。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还是要按劳分配，要清理‘共产风’平调来农民的东西，能退还的还是要退还给农民。”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风趣谈话，就好像服了清醒剂，脑子里亮堂多了。在后来解决类似问题时，自觉性当然也就强了。
　　1962年元月中旬至2月初，杨贵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于元月30日作了重要讲话，着重讲了健全民主集中制问题。
　　毛泽东博览群书，讲话引经据典，扣人心弦。他以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夺取天下，项羽拒谏饰非而“霸王别姬”的史证，教育大家多听反面意见。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如果总是不改的话，难免有一天要‘别姬’了。”在讲到自我批评时，毛泽东说：“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就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在讨论会上，杨贵和其他代表深深感到，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敢于公开检查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保留的呢?
　　这次会议原计划春节(2月5日)前结束，家在外地的人大部分都买好了年货，可是毛泽东认为有些问题尚未解决好，便婉转地在会议上与大家商量：“你们非得回去过春节吗?咱们一起过个春节不行吗?”这时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那好!大家就不要回去了，咱们一起过春节。”
　　谈到这里，我担心杨贵老人太累了，毕竟他已经是７６岁高龄，所以我建议结束这次专访。结束专访时，我看到杨贵老人还很兴奋，也许那是因为在他多次与毛泽东接触中，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印象太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