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绝与生成:语文言说的扃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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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开始这个话题的时候,立刻陷入一个深渊——
  我表达的你也懂,可是我的表达你没有,这就是语言最妙不可言的可爱之处,也是语言最居心叵测的阳谋——作为表达实体的内容在宇宙时空的存在,由语言来承担的部分确乎存在巴别塔效应;也由此,人类难以集结自身的正能量从而企及天堂。然而,一个人的角色,总是首先由他的语言(词语性符号与非词语性符号即身体语言)呈现,并最终由他的语言完成建构。无可否认,语言就是一个精神王国。
  人的丰富,来自语言;人的间隔,也来自语言。语言在表达实在的同时,也遮蔽它。或者说,现实只有通过语言来呈现,但一旦经过了语言的覆盖,我们也就再也无法接触到那个现实了。这便是语言生发与破坏的两面。
  不,这也正是语言的作为——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语言的本质。
  一、语言的作为:意义世界的建构与传达
  从历史存在主义的角度说,没有一个朝代的立败兴废能够绕过语言。这樣说决非夸大其辞。统治者对于语言所能达及的影响十分清楚并深为敬畏,因而总不放过在语言上动些手脚。制度的刷新是一着,宣传控制是一着,再加上以统一语言来统一思想,以焚毁语言来禁绝自由等等。所以今天语文人自言对语言的成就,还真有些小天下的狂妄。语言的本质,并非来自教育,当然,语言的作为,也并非必须倚赖教育的成全。
  1.世界在语言性的理解中存在
  重新认识语言的职任与丰富,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语言哲学运动。语言哲学不是一项单一的哲学运动,它不仅是对20世纪上半叶整个西方哲学“语言”转向运动的整体描述,而且还是对所有与语言有关的哲学思想的总括。其中既有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分析哲学,也有现象学意义上的解释学语言哲学,同时还是有语言学意义上的结构主义语言哲学。
  在语言哲学的视野里,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伽达默尔更是建构了以语言本体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理解不是主体诸行为方式中的一种方式,而是此在自身的存在方式”。西方哲学传统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力图通过理性、观念来把握人的特征,但伽达默尔认为,与其他一切相比,语言才是最基础的东西,唯在语言中才有所谓的思想、观念等等。因此,伽达默尔把人定义为具有语言的存在。基于这样的语言学逻辑,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理,也正是由于作为具有语言的存在,人才能够被理解。一切理解都是发生在语言之中,因为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理解者才与被理解的东西形成某种关系。
  2.对话实现理解
  语言(Sprache)的原形动词为言说(sprechen)。“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如此,我理解的对象便不是“你”,而是你向我所述说的内容,是你的语言的指涉;而在这个语言发生的情境中所衍射的“你”,便因为语言而多了许多属性——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这是对一元论、“绝对真理”(黑格尔)的宇宙主体论的颠覆,因为只有在对话中,真理才是真实存在的,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发生的过程;而在对话之外,真理不能在语言之外独立存在。
  而由于语言的个体先验性和体验性,在承认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的同时,也带来语言理解的隔阂。也即,我们必须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
  3.私言说与避言套:被遮蔽的整体与被放大的个体
  2012年接近尾声的时候,“避言套”抢镜成为网络最红一词,这诚然是眼球经济下的语言创意,某个层面上也是对私言说安全性的一种忧虑。
  语言具有私性特征,这种私性特征是语言活性的必要保证。这种语言活性在自由社会中被最大程度地许可,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甚而至于有时表现为即被遮蔽的整体与被放大的个体。比如伦敦海德公园中的演说角,更是因其开放、自由的言说氛围举世闻名。
  原始形态的广场或者现代成熟形态的公园,都作为一个外在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公民自治的领域存在,民众独立性与主体性在此得到充分张扬;同时,舆论交锋、信息融汇又催生着公共精神的内核——独立个体所具有的整体意识、普遍性的共识和共同的价值。此时,语言的私性因为在整体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表现出相对惰性特性。比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所所呈现的群体性语言的不安全性与错误性特征。这种不安全性是“避言套”之所以创生的社会深层因由。
  总之,语言作为意义世界的建构与传达的重要依凭,我们须要依靠语言来生存。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发现一个事实:语言的作为远在教育之外,语文,只是路过语言——这种并非一体而是间隔的关系,我称之为语文教育的“扃鐍”;至此,语文言说自以为能的自信轰然倒塌。
  然而,正如“扃鐍”所涵盖的双面意义,隔绝之处必然启示着再生的机能,所有问题都能给予我们间离和超脱的机智。
  二、语文言说的扃鐍:指向终极关怀的本体性言说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跨越宇宙本体论而至生存本体言说的时代,这是人的历史必然的轨迹,是教育行为须要面对的信仰与意义。提出“语文言说”,意在基于语言的立场反思语文的指向,反思语言(写作)教学与教学语言在人“生存”意义上的效应,即在终极意义上追问语文言说可能的质地与品相。
  1.绝对的价值差异性
  世界在语言性的理解中存在,任何一种语言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现象都是世界存在方式的一种理解与表达。这样,言说的本质就不是指向一元,而是多元;言说的基本姿态不是话语霸权,而是对差异的尊重:这样的言说可称之为生存本体言说。
  20世纪中国文化主潮,就是一个从宇宙本体言说到生存本体言说的过程。语文言说,应该了解并跟进这个过程。
  从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中国文学发出的最响亮声音是关于启蒙的呐喊。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呐喊;鲁迅的“拯救国民性”的呐喊;郭沫若的让中华民族来个涅槃的呐喊;曹禺的让电闪雷鸣把封建老屋子捣个稀烂的呐喊……惊心动魄,震撼人心。它们的力量,来自于先觉者对着昏睡的人群发出的急切而近乎凄厉的疾呼。所以,启蒙呐喊可视为一种旷野艺术。   3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潮,走上了救亡政治与阶级政治的宣传之路。文学作为政治宣传,其形态是面对着群情激奋的人们,发出那种超强度的、夸饰的甚或是偏执的鼓号。因此,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可称之为一种广场艺术。
  80年代,文学开始从政治一统化的不安全感中挣脱出来,走向一种消解宏大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独语和私言说。这是一场“反意义”的逃亡,或者说,这是一场卓有成效的祛魅的运动,改变了文学政治功利的工具性质,唱响了自我主体,因此可称为露台艺术。
  从旷野艺术到广场艺术再到露台艺术,文以载道责任的放下是一个方面,对言说的自由化和价值差异性绝对存在的认同是另一个方面。从人的角度来说,一元化的突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意味着对于非人性桎梏的反讽与弃绝,和对终极性意义的追求。
  理析这个文学言说的过程,再反观我们的语文言说,不得不感慨于教育隔绝之巨、教育视野之狭隘,感慨于语文人之无力。我们的语文言说距离我们时代太远。尤其是,当我们自以为在追寻经典的时候,我们忘了瞻顾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忘了用新经典精神来追寻我们当下的生活。
  2.终级关怀:理解和对话的语文意义
  今天,我们对新课程名词耳熟能详,却难能避免践行时的困惑。什么是学生主体?什么是教学对话与写作对话?语言的理解与写作生成是否必要经由对话?什么是对话生成?——对话生成结果的品质高低用什么来衡量?成绩还是生活?或是人的终极意义?
  如前述伽达默尔的阐释,“理解……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那么,达成理解的对话的意义是指向终极关怀的,其形式是灵活多变的,层次也是丰富多样的。
  不同的对话决定了不同的语文生活和精神特质。
  “主体——客体”的存在论方式是我国现代乃至当代语文教育的基本存在论方式。在它看来,语文教学(学习)的过程就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学习语言文字认识外部客观世界的过程。语文教育中一切神秘难解、精微古奥都被严谨而执著的科学认知与分析精神所俘获和修正。语文言说成为一种可以被科学地加以控制与调节的模式化的公共程序,语言也在这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压力下渐渐失去了诗意创造的生命活力,蜕变为口号式的、标签化的符号。
  “在场——不在场”存在论立场是对主客二分立场的一种超越。但它并不完全否定语文教育的认识论功能,也不完全否定逻辑在构造知识世界时的决定性力量,而是要努力把这种关于世界的对象性认识植入人与世界的对话关系之中来把握,把被知识的客观性所排挤到哲学边缘的人的主观创造精神召唤回来,把存在者从片面的知识镜像中带入到人的整体意识的能动的显现之中,带入到语言的无限敞开之中,从而构建了“交往——实践”的语文言说关系。在这种关系下,语文的知识世界不只是静止的命题陈述,而是人的情感与意志的生动表达;语文的想像世界不只是预设好的可能性,更是被实践不断创造并超越自身的可能性,它不只是个人思想内部的超越,而且还是主体间的共同超越。
  传统教学观以为,教师一言的课堂形式必然会带来广布性和单向性的形态性、方法性特征。所谓广布性,是指教学的基本形态,它是居高而往下流布的,从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所谓单向性,是指不重视接受方面的回流、反馈,主要的兴趣只在于以某种特别的姿态引起在场众人的惊异,以及这种惊异的效果。但是这样的观点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教学方式。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中国古代私塾教学严苛之下的教学成效,不能忘怀民国时期学人们的精彩绝伦、鸦雀无声的学术讲座,也不能无视西方重视课外实践与实验的非对话教学的实际价值,不能排拒与文本静默对话中生成的深刻感动。对话的本质意义在哪里?功利主义者以为是眼见为实的效果,而语言哲学以为:对话因其精神实质从而表现为生存本体言说,实现人的终极关怀。这是在说,思想的成熟与精神的塑立才是对话应该关注的方向。
  3.思与美的灵动性与涌流性
  孔夫子有弟子三千,而庄子却一个学生也没有,以经济社会的眼光来观照,似乎是一个言说的社会效应问题,好像孔子虽然是政治上的落败者,但他在民间的明星效应更好一些。这其实矛盾又荒诞,至少今天看起来是这样。另一个讽刺性意义的荒诞是:其时的门前冷落并未妨碍庄子在历史流转2500年以后成为今天的热点焦点。这个比况提出的问题是:言说的受众数量是否可以作为衡量言说成败的标准?
  我在勒庞的《乌合之众》找到这个问题的解答:“政治和语言的堕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这些避免分析与批判的观念(表达),才能在群体眼里具有自然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让群体肃然起敬、俯首而立……”勒庞所指出的,正是一个语言的诡计:政治演说者要达到他一呼百应的目的,一定会选择一套取媚于公众的世俗化言说系统,以便于最大程度地激起最大数量的群体的政治热情。
  但语文言说的目的当然不在一呼百应,所以语文言说并不需要迎合之态、降格以求。相反,因为“就终极意义而言,语言正就是人类的本质和寓所”,所以教育言說恰恰应是尊严、高尚、严谨、深度、优美、感动的;因为“世界体现在语言中”,所以教育言说还应是充满变化,富于灵动性和涌流性的。这种思与美的灵动性与涌流性所表现出来的言说风范,正是一种朴素、自然、和谐的胸襟与气度。
  在“语用学转向”的背景中,法国思想家福柯对作为行动与事件的语言即话语是非常看重的,他不无深刻地指出:“人类主体被置于生产关系和意义关系中的同时,他同时也被置入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当然,福柯话语理论中的权力主要是指体制性权力,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语话权力理论中的“关系性的概念”来反观我们的语文言说。既然对话存在“关系性”,必然要通过具体的控制和反控制来实现。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课堂呈现方式应该是言说者与言说回应者之间的双向性控制。从这个意义上反思,听得懂的语文言说能否作为言说品质的唯一前提就成为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前述言及,“听懂”是广场艺术的追求,最为浅易,甚至连浅易也谈不上,仅有口号性的简单僵硬的符号而已。比如希特勒,他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确立一个时代的整体信仰。我们今天教育言说的影响力,远不及他,你说他是不是优秀的言说者?当然不是。所以,我以为思与美的灵动性与涌流性可以作为语文言说呈现的形态和本质性规定之一种。
  的确,语文言说的难度的层级不是那么确定,这许是困境,但我以为更是活境,这就给了语文人更大更自由的言说空间。听不懂,可以意会,可以默会,可以追思,可以潜行,这是中国文字的妙处。但当下浮躁的对话态度总把对话窄化,以为对话只在于声音的对流;而在“听”里习惯了的奴性心态并不去审视与重视自己的反控制力量。听的难度某种程度上是来自于隔绝,来自于对话双方话语系统的不同。所以,听的陌生化,也有听的一方自己未曾进入言说者的话语系统的责任。因此,如果简单地把陌生化称作难度,这并不合理。“我们首先要向经典表明自己的价值”,赫尔曼·黑塞启示我们:听者首先要向言说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对话场域之内,听者与言说者的思与美的涌动是相互控制的,因而也应该是相互尊重的,绝不能因为听者本身的无知而否定言说的价值。这是生存本体性的另外一个维度的诠释。
  不是所有的开启都有圆满的回应,这样识认,语文言说才能获得一种心平气和的气度和冷静思考的可能。
  当然,课堂言说应有回应,只是如何回应,以何种方式回应。实际教学中,言说者多以为课堂的完成就是教学内容与任务的传达。其实这并不是课堂的全部。海德格尔说“语言本身在说话”,这实际上指出了教师资源的重要性。教师有问题,学生如何优秀?伽达默尔说世界体现在语言中,这是指出在语言中蕴含人类的各种世界观念和文化建构。因此,我们在语言中存在的含义是否可以理解为:其一,语言使我们获得了在世界中存在的共同性和理解的可能性;其二,语言不是一种把意识和世界联结起来、用来消除谬误和获得知识的手段与技术;其三,就终极意义而言,语言作为人类的本质和寓所,它是科学、历史、文明之母,是一切理解的基础,无论引领或是感动。
  ★作者通联:浙江温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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