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媛（1913—2009），江西吉安人。1930年参加革命，先后担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副主席等职。1934年入党，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担任战士。1935年，经特批与王首道在遵义结婚。
　　舞台上的女人
　　1935年红军进驻遵义城后，在第三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万人大会。王泉媛、李桂英、刘彩香等人早早来到会场，分别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教他们唱革命歌曲。遵义城里各行各业的人士手拿彩旗，高呼口号，场面热闹非凡。经过几天的反霸斗争，胆大心细的王泉媛看到贵州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阀豪绅的压榨敢怒不敢言的状况，于是自编自演了一出歌舞剧。只见她头戴黑礼帽，鼻梁上架一副墨镜，手里拄着一根文明棍，把当时贵州省省长、大军阀王家烈的形象摹仿得惟妙惟肖，一边表演还一边唱起自编的歌曲，让群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激发对这些军阀豪绅的憎恶，会场群情振奋。这个农民出身的女人，已经彻底抛却了封建宗法意识，战胜了女人的自闭与羞怯，第一次登台就将自己的表演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
　　后来到了甘肃，红军由于受到敌骑兵的严重骚扰，为鼓舞士气，她们为战士和当地群众举办了一场演出。王泉媛手持马鞭上得台来，先唱一曲自己现场发挥的小调：
　　马步芳在江北，阻拦抗日真可恶，压迫军民呀该灭亡；红军队伍为穷人，北上抗日打先锋，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咿呀哟嗨……
　　观众被她的歌声所吸引。之后，她开始演绎马步芳的军队欺压百姓的种种罪行，燃起群众对国民党军阀的仇恨，激起他们的反抗怒火。
　　两夜夫妻 半世隔离
　　中共中央为就地做好群众工作，组织了一个地方工作部，王泉媛等人陆续调入。这个工作部除了女人们，还有部长李维汉和从国家保卫局调来的王首道等等。她们每天分头走上遵义城的大街小巷，宣传红军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劣绅，并向广大群众分发斗争的胜利果实。于是，王泉媛和王首道之间便有一了段仅有两日夫妻生活的婚姻。
　　当时年仅22岁的王泉媛活泼大方，面庞清瘦俊俏。在地方工作部里大家都叫她小妹妹，她的嘴也很甜，总是“大姐”“大姐”地叫个不停，很是招人喜欢。
　　同在一个部门工作，又同住一个大院子里，王泉媛和王首道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慢慢地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情愫。虽然他们各自都在掩饰着，可还是被敏感的大姐们看出了端倪。这一天傍晚，忙完了一天群众工作的蔡畅、金维映和李坚真把王泉媛叫到一边，仔细地询问她对王首道的印象。也许是受王首道之托，也许是大姐们统一起来要促成一桩好事。当她们从王泉媛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以后，便不由分说，直接撮合了这段姻缘。
　　在长征路上，王泉媛和王首道之间的爱情是那样的简单，简单到没有任何仪式，就连时间也是那样的仓促，只有两颗相爱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就在这一天晚上，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支他在战场上缴获来的小手枪和8颗子弹。这是什么样的信物啊！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支手枪和子弹无疑算得上最富含义的物件了，他要她用这支枪在最危险的时刻保护好自己。王泉媛和王首道新婚在一起就一个夜晚，第二天就不得不各奔战场，随大部队撤出了遵义城。在长征路上结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中央破例特批的第一对。之后，由于连续的行军作战，王泉媛一直没有机会与王首道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先期到达的王首道得知消息后，派通讯员送信给她，王泉媛才得以再次和丈夫在木楼一聚。但这短短一夜的相信相偎，到了黎明便被出发的号角吹散了。这一别不是永别，却是他们短暂婚姻的句点。同年8月，王泉媛被编入左路军随张国焘出发，她一定不会想到今后的路如此坎坷，刚开始的新婚生活却因这一调动而改变，苦守47载却物是人非……
　　两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1982年夏天，王泉媛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大姐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得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要来看望她。听到“王首道”三个字，年近古稀的王泉媛泪如泉涌，嘴里不停地念叨“总算又见到了，总算又见到了”。整整47年啊，半个世纪的等待，就为那两夜的夫妻情，王泉媛怎能不激动？1994年，她到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给他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布鞋。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道：“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与藏民打交道
　　王泉媛第一次随一方面军过藏区的时候，就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专门学习了五天的藏语。随左路军再次进藏后，她所学的藏语派上了用场。当队伍号不到房子或筹不到粮食，她就亲自出马，用藏语敲开藏民家的门，一些事情经她用藏语解释一番往往会迎刃而解。
　　1936年2月底3月初，部队打下道孚和炉霍两县，王泉媛被组织上留下做地方工作。当时她每一天的工作都冒着生命危险，随时有可能遭到不明真相的藏族人和一些顽固势力的袭击。刚到那里时，反动土司到处造谣惑众，说共产党汉人派来了巫婆，如果不杀掉她，就会大祸临头。她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在当地找了个通司（也就是翻译），与他一起向群众讲解红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宗旨和政策，揭露反动土司妄想生生世世欺压黎民百姓的阴谋。王泉媛还利用自己懂得的一点卫生知识，为藏民诊病治病，用藏语与藏民亲切交谈。她的这些亲切举动得到了藏民的信任和爱戴，工作也得以顺势展开。不久，她就在这两个县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当贺龙、萧克带领红二、红六军团准备和左路军会合时，张国焘派去接头的同志一上山就被藏民杀害了。又是王泉媛带领通司去说服了藏民，去接应红二、红六军团，还顺便为部队搞到了几十袋粮食。见面后，贺龙大喜，亲切地说：“小鬼，你辛苦喽！这么多的粮食，为部队解决了大问题！”
　　九死一生
　　王泉媛归队后，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她饱受了敌人的折磨，历尽艰险终逃出牢笼，却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得沿途乞讨回乡。1942年回乡后，她下地种田，自食其力。新中国成立后，她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一直到68岁。“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被戴上“叛徒”“反革命”帽子。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始终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党的信心，不管心中有多委屈，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仍然对党一往情深。
　　1989年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第67号文件批复：“经研究，报请中央组织部和省委领导同意，按有关文件规定精神，王泉媛同志的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工龄从1930年4月算起。工资定为行政14级，并按套改后计发，从批准之日起执行。离休后，享受副地级干部政治、生活待遇。”被确认应该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王泉媛已76岁。
　　用9个数字可以概括王泉媛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周越华（1904—1977），女，原名周月华，湖北广济人。贺诚中将的夫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1934年参加长征，任卫生队政治指导员，并协助贺诚创建药厂和卫生学校，培养大批医护人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卫生部党组成员、计划检查局副局长、监察室副主任。
　　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周越华被编入红四方面军长征，任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在张国焘分裂党的危急关头，她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拥护、支持朱德等同张国焘作斗争。一天深夜，她和丈夫、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被一阵翻找东西的声音吵醒。经问询，来人谎称总司令生病，请贺诚前去看病。机警的周越华这时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张望，发现整座房子被人包围了。为此，贺诚与张国焘大吵了一架。周越华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她有着从不屈服的性格，面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行径，怎么可能坐视不理呢？越是艰险越能激发她的斗志。于是，她和贺诚就红四方面军的医务人员对待伤病员的态度问题起草了一个文告，要求改变工作作风，并对医务人员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