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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时断时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通道，中美之间事实上长期处于对抗和隔绝状态。“反对美帝国主义”一直是中国最基本的宣传口径。但毛泽东始终相信，中美两国迟早要交往的。为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他密切观察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寻求着中美破冰的时点。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珍宝岛的枪声，触动了毛泽东。6月，他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一个任务，请他们研究国际形势，提出建议。
四位元帅年龄都已在70岁上下。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在战争已经远离整整20年后，他们的战略思維聚集到了广阔的世界大舞台。在中南海武成殿，四位老帅连续开了6次国际形势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三份厚厚的书面报告。
在报告中，老帅们提出：国际对抗集中表现为中、苏、美三大力量的斗争。美苏均以中国为敌，又相互为敌。中、美、苏三大力量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苏联想利用中美矛盾，美国也想利用中苏矛盾。苏联是否发动对华战争，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如果中美联合，苏联动武的可能性很小。对美苏的斗争，要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正急于拉中国，我们可以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熟悉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叶剑英把这一“联美对苏”的建议，形容为蜀国丞相诸葛亮定下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设计。
四位元帅的建议，与当时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宣传，与中美关系长时期紧张对抗的态势，很不协调，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不合常规”，但却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一次与外交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同样有着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强烈愿望。在美苏争霸中，由于美国深陷包括越南战争在内的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潭，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为化解来自苏联的战略压力，美国需要拉上中国共同对付苏联，同时想在中国方向寻找到从越南战争脱身的突破口。
双方开始接近，小心翼翼地试探，过程也是一波三折。1969年12月，在波兰华沙的时装博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外交人员主动找中国外交人员搭话，传递美国想要修好的信息。此外，尼克松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传递口信：想来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会面。
在1970年的国庆活动中，毛泽东也向美国发出一个含蓄的信号。他把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同他一起观看国庆游行，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两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遗憾的是，这个东方式的含蓄信号并没有被美国人理解。
谁也没有想到，推动中美破冰的契机，竟然是由一个直径仅40毫米的乒乓球提供的。
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在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赛后到中国访问的愿望。外交部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提出拟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建议。对这个报告，毛泽东考虑了三天，最后关头，他深夜派人追回了本已画圈同意的外交部建议报告，改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国际舆论称这是“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
4月14日，美国乒乓球队和一群随行记者来到了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对美国队员们说：你们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尼克松从这场“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正式向中国方面传递口信，表示准备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认真商谈，并提议由他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特使，先期到北京会谈。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飞到了北京。基辛格此行是秘密的，在北京只停留了48个小时。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一次是公开来的，主要是与中方商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周恩来同他会谈了10次，还请他吃了一次地道的北京烤鸭。两位领导人会谈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两国贸易问题、越南战争问题，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
自1950年美国派第七舰队入驻台湾海峡，台湾问题一直是横亘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最大阻碍，两国在台湾海峡甚至一度游走于战争的边缘。
在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共同努力下，美国表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支持“台湾独立”，这意味着美国表态不再执行“两个中国”政策。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就尼克松访华达成了协议。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如期访华。在下飞机的一刻，尼克松紧趋前行，主动伸出手来与周恩来握手，敏感的摄影记者从不同角度定格下了这一历史瞬间。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表示：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当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表示：具体的问题，尼克松可同周恩来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涉及世界局势的走向和未来中美关系的定位。谈话中，尼克松说毛泽东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说他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地区。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又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这个公报除了申明中美双方在许多国际关系准则和一些具体国际事务中达成的共识外，美国方面还特别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它（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心情舒畅的尼克松即将离开中国时开怀畅饮，在即席讲话中感慨地说：“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令人遗憾的是，尼克松在1973年连任美国总统后，因“水门事件”在1974年8月被迫辞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加上美苏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谈判取得进展，斗争有所缓和，中美建交问题被拖延下来。直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78年12月，中美两国终于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此后，围绕美国对台军售问题，1982年8月17日，中美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成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石。
在尼克松1972年2月底离开中国半年后，一位曾经是侵华日军士兵的日本首相也来到了中国。
尼克松在日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访华，被日本视为“越顶外交”，佐藤荣作首相因此被迫下台。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上台。上台伊始，他就表示，要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在外交领域的首要任务。9月25日至30日，田中角荣如期访华。双方签署并发表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在尼克松访华和中日建交的震荡下，加上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纷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当局断交，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1970年11月6日，中国和意大利宣布建交。1972年3月13日，中国和英国宣布建交。1972年10月11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宣布建交。到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
重返联合国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大厦进行庄严的签字仪式。按照事先商定的順序，中国代表团被安排第一个签字，当代表团里最年长的代表董必武坐在签字台前时，人们发现，这位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成员，拿起的是中国传统的毛笔。
中国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成为联合国成员，并跻身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列。中国人当时真诚地以为，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从此能够以大国地位参与国际事务了。然而，后来的情形却不是这样。
1949年以前，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和中国共产党的内战，自身岌岌可危，中国的大国地位并没有像美、苏、英、法四国那样得到确认，在安理会不过是一个“等外大国”。
1949年9月30日，为新中国谋划蓝图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否认台湾国民党当局继续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资格。1949年11月15日和1950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两次致电联合国，要求联合国立即将国民党当局代表开除出联合国及其各附属机构。
新中国的要求，得到了苏联的支持。然而，在美国的操纵下，苏联提出的驱逐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代表、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多次遭到否决。在1950年9月举行的第5届联合国大会上，甚至通过了联合国暂时不能审议中国席位问题的决议，实质上是继续允许台湾当局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
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大会在1951年2月和5月先后通过了美国提出的中国是“侵略者”和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两个决议。
朝鲜战争后，中国对联合国失望了，没有再主动向联合国提出恢复合法席位的要求。从1951年到1960年，美国则年复一年地在联大提出并操纵通过“暂不审议”决议。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亚非拉独立国家进入联合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暂不审议”提案的表决情况对美国也越来越不利。
在1953年第8届联大会议上，60个会员国中支持美国的有44个。1960年召开第15届联大会议时，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增加到98个，而美国的支持票却从44票降到了42票。这意味着，新获独立加入联合国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没有支持美国的立场。这一年，美国提案只获得了8票的微弱优势。
1961年的第16届联大，违背美国意志通过了讨论中国席位问题的决议。这是对美国所设置的重重障碍的第一次突破。美国则变换手法，在这届联大上提出并通过了把恢复中国代表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处理的提案。根据联合国议事规则，凡属“重要问题”，必须要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的决议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在中国席位问题上，只要“重要问题”案成立，美国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少数来控制三分之二多数会员国的意志。
从1961年到1971年，美国又年复一年地提出并通过所谓“重要问题”提案。然而，这一提案的命运与“暂不审议”提案一样，赞成的票数也越来越少。新中国走向联大代表席的脚步越来越近。
不论是第三世界国家，还是一些西欧国家，越来越感到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第三世界国家在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斗争中需要中国的支持;西欧发达国家则希望能够打开中国市场，为本国出口商品找到新的出路。
1970年第25届联大后，一些长期追随美国反对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国家向美国表示，在下一届年会表决中国席位问题时，他们将改变立场，支持北京。美国政府随即再次改变手法，决定在继续提出“重要问题”提案的同时，提出“双重代表权”的提案。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但也不应当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这是一个主张“两个中国”的提案。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表示反对。
1971年召开第26届联合国大会前夕，基辛格正在北京秘密访问。周恩来对他说：中国不在联合国里面已经很久了，中国可以再等一段时间，但中国决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安排。外交部发表公开声明：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使很多原本摇摆于两种方案之间的国家，最终选择了支持中国的立场。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驱逐国民党代表的提案，作为反制措施，美国则与日本联合提出了“重要问题”和“双重代表权”提案。尽管美日代表在会内会外到处游说，但美日“重要问题”提案还是被否决了，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还未付表决即成为废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台湾当局代表为表抗议，宣布“退出”联合国，离开会场。一些亚非国家的代表则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在会场上载歌载舞地欢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苏关系经历的冷热交替，苏联对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坚定支持，到支持但不再提案，再到只支持、不发言、不提案的转变。尽管1969年中苏之间还发生过边境冲突，在联合国有三个席位的苏联，在第26届联大会议上，仍然投出了三张赞成票，支持中国恢复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当天，还没有离开中国的基辛格对中国陪同人员说，“明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差不多就能进联大了”。当投票结果传来，基辛格先是一愣，随即机智地自我解嘲，对助手们说：“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足。”
当晚，美国各大电视台以特大重要新闻插播方式报道，“在非洲等76个国家的支持下，红色中国获准进入了联合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
在太平洋这边的北京，毛泽东感慨地说：不要忘了，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这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
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意味着世界的大门向中国敞开了。中国从此真正全面、全方位地走向世界，这为邓小平在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创造了重要条件。
1960年5月27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过一个自称是“有趣的问题”：“50年以后，中国的命运将是怎么样的？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敏锐地追问：“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随即给出答案：“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沒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去，那就要被赶走。”“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
从那时算起，60多年过去了。当今的中国，发展日新月异，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中国不仅仍然奉行着毛泽东对蒙哥马利的承诺，而且还进一步把中国梦和世界梦，把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中国贡献的这个方案，引起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和关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在2017年2月10日的决议中，正式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了进去。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时断时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通道，中美之间事实上长期处于对抗和隔绝状态。“反对美帝国主义”一直是中国最基本的宣传口径。但毛泽东始终相信，中美两国迟早要交往的。为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他密切观察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寻求着中美破冰的时点。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珍宝岛的枪声，触动了毛泽东。6月，他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一个任务，请他们研究国际形势，提出建议。
四位元帅年龄都已在70岁上下。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在战争已经远离整整20年后，他们的战略思維聚集到了广阔的世界大舞台。在中南海武成殿，四位老帅连续开了6次国际形势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三份厚厚的书面报告。
在报告中，老帅们提出：国际对抗集中表现为中、苏、美三大力量的斗争。美苏均以中国为敌，又相互为敌。中、美、苏三大力量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苏联想利用中美矛盾，美国也想利用中苏矛盾。苏联是否发动对华战争，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如果中美联合，苏联动武的可能性很小。对美苏的斗争，要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正急于拉中国，我们可以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熟悉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叶剑英把这一“联美对苏”的建议，形容为蜀国丞相诸葛亮定下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设计。
四位元帅的建议，与当时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宣传，与中美关系长时期紧张对抗的态势，很不协调，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不合常规”，但却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一次与外交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同样有着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强烈愿望。在美苏争霸中，由于美国深陷包括越南战争在内的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潭，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为化解来自苏联的战略压力，美国需要拉上中国共同对付苏联，同时想在中国方向寻找到从越南战争脱身的突破口。
双方开始接近，小心翼翼地试探，过程也是一波三折。1969年12月，在波兰华沙的时装博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外交人员主动找中国外交人员搭话，传递美国想要修好的信息。此外，尼克松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传递口信：想来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会面。
在1970年的国庆活动中，毛泽东也向美国发出一个含蓄的信号。他把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同他一起观看国庆游行，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两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遗憾的是，这个东方式的含蓄信号并没有被美国人理解。
谁也没有想到，推动中美破冰的契机，竟然是由一个直径仅40毫米的乒乓球提供的。
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在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赛后到中国访问的愿望。外交部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提出拟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建议。对这个报告，毛泽东考虑了三天，最后关头，他深夜派人追回了本已画圈同意的外交部建议报告，改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国际舆论称这是“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
4月14日，美国乒乓球队和一群随行记者来到了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对美国队员们说：你们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尼克松从这场“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正式向中国方面传递口信，表示准备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认真商谈，并提议由他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特使，先期到北京会谈。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飞到了北京。基辛格此行是秘密的，在北京只停留了48个小时。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一次是公开来的，主要是与中方商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周恩来同他会谈了10次，还请他吃了一次地道的北京烤鸭。两位领导人会谈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两国贸易问题、越南战争问题，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
自1950年美国派第七舰队入驻台湾海峡，台湾问题一直是横亘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最大阻碍，两国在台湾海峡甚至一度游走于战争的边缘。
在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共同努力下，美国表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支持“台湾独立”，这意味着美国表态不再执行“两个中国”政策。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就尼克松访华达成了协议。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如期访华。在下飞机的一刻，尼克松紧趋前行，主动伸出手来与周恩来握手，敏感的摄影记者从不同角度定格下了这一历史瞬间。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表示：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当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表示：具体的问题，尼克松可同周恩来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涉及世界局势的走向和未来中美关系的定位。谈话中，尼克松说毛泽东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说他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地区。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又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这个公报除了申明中美双方在许多国际关系准则和一些具体国际事务中达成的共识外，美国方面还特别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它（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心情舒畅的尼克松即将离开中国时开怀畅饮，在即席讲话中感慨地说：“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令人遗憾的是，尼克松在1973年连任美国总统后，因“水门事件”在1974年8月被迫辞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加上美苏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谈判取得进展，斗争有所缓和，中美建交问题被拖延下来。直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78年12月，中美两国终于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此后，围绕美国对台军售问题，1982年8月17日，中美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成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石。
在尼克松1972年2月底离开中国半年后，一位曾经是侵华日军士兵的日本首相也来到了中国。
尼克松在日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访华，被日本视为“越顶外交”，佐藤荣作首相因此被迫下台。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上台。上台伊始，他就表示，要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在外交领域的首要任务。9月25日至30日，田中角荣如期访华。双方签署并发表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在尼克松访华和中日建交的震荡下，加上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纷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当局断交，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1970年11月6日，中国和意大利宣布建交。1972年3月13日，中国和英国宣布建交。1972年10月11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宣布建交。到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
重返联合国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大厦进行庄严的签字仪式。按照事先商定的順序，中国代表团被安排第一个签字，当代表团里最年长的代表董必武坐在签字台前时，人们发现，这位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成员，拿起的是中国传统的毛笔。
中国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成为联合国成员，并跻身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列。中国人当时真诚地以为，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从此能够以大国地位参与国际事务了。然而，后来的情形却不是这样。
1949年以前，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和中国共产党的内战，自身岌岌可危，中国的大国地位并没有像美、苏、英、法四国那样得到确认，在安理会不过是一个“等外大国”。
1949年9月30日，为新中国谋划蓝图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否认台湾国民党当局继续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资格。1949年11月15日和1950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两次致电联合国，要求联合国立即将国民党当局代表开除出联合国及其各附属机构。
新中国的要求，得到了苏联的支持。然而，在美国的操纵下，苏联提出的驱逐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代表、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多次遭到否决。在1950年9月举行的第5届联合国大会上，甚至通过了联合国暂时不能审议中国席位问题的决议，实质上是继续允许台湾当局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
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大会在1951年2月和5月先后通过了美国提出的中国是“侵略者”和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两个决议。
朝鲜战争后，中国对联合国失望了，没有再主动向联合国提出恢复合法席位的要求。从1951年到1960年，美国则年复一年地在联大提出并操纵通过“暂不审议”决议。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亚非拉独立国家进入联合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暂不审议”提案的表决情况对美国也越来越不利。
在1953年第8届联大会议上，60个会员国中支持美国的有44个。1960年召开第15届联大会议时，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增加到98个，而美国的支持票却从44票降到了42票。这意味着，新获独立加入联合国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没有支持美国的立场。这一年，美国提案只获得了8票的微弱优势。
1961年的第16届联大，违背美国意志通过了讨论中国席位问题的决议。这是对美国所设置的重重障碍的第一次突破。美国则变换手法，在这届联大上提出并通过了把恢复中国代表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处理的提案。根据联合国议事规则，凡属“重要问题”，必须要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的决议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在中国席位问题上，只要“重要问题”案成立，美国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少数来控制三分之二多数会员国的意志。
从1961年到1971年，美国又年复一年地提出并通过所谓“重要问题”提案。然而，这一提案的命运与“暂不审议”提案一样，赞成的票数也越来越少。新中国走向联大代表席的脚步越来越近。
不论是第三世界国家，还是一些西欧国家，越来越感到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第三世界国家在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斗争中需要中国的支持;西欧发达国家则希望能够打开中国市场，为本国出口商品找到新的出路。
1970年第25届联大后，一些长期追随美国反对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国家向美国表示，在下一届年会表决中国席位问题时，他们将改变立场，支持北京。美国政府随即再次改变手法，决定在继续提出“重要问题”提案的同时，提出“双重代表权”的提案。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但也不应当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这是一个主张“两个中国”的提案。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表示反对。
1971年召开第26届联合国大会前夕，基辛格正在北京秘密访问。周恩来对他说：中国不在联合国里面已经很久了，中国可以再等一段时间，但中国决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安排。外交部发表公开声明：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使很多原本摇摆于两种方案之间的国家，最终选择了支持中国的立场。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驱逐国民党代表的提案，作为反制措施，美国则与日本联合提出了“重要问题”和“双重代表权”提案。尽管美日代表在会内会外到处游说，但美日“重要问题”提案还是被否决了，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还未付表决即成为废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台湾当局代表为表抗议，宣布“退出”联合国，离开会场。一些亚非国家的代表则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在会场上载歌载舞地欢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苏关系经历的冷热交替，苏联对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坚定支持，到支持但不再提案，再到只支持、不发言、不提案的转变。尽管1969年中苏之间还发生过边境冲突，在联合国有三个席位的苏联，在第26届联大会议上，仍然投出了三张赞成票，支持中国恢复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当天，还没有离开中国的基辛格对中国陪同人员说，“明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差不多就能进联大了”。当投票结果传来，基辛格先是一愣，随即机智地自我解嘲，对助手们说：“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足。”
当晚，美国各大电视台以特大重要新闻插播方式报道，“在非洲等76个国家的支持下，红色中国获准进入了联合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
在太平洋这边的北京，毛泽东感慨地说：不要忘了，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这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
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意味着世界的大门向中国敞开了。中国从此真正全面、全方位地走向世界，这为邓小平在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创造了重要条件。
1960年5月27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过一个自称是“有趣的问题”：“50年以后，中国的命运将是怎么样的？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敏锐地追问：“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随即给出答案：“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沒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去，那就要被赶走。”“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
从那时算起，60多年过去了。当今的中国，发展日新月异，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中国不仅仍然奉行着毛泽东对蒙哥马利的承诺，而且还进一步把中国梦和世界梦，把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中国贡献的这个方案，引起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和关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在2017年2月10日的决议中，正式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了进去。